前言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经济条件及其历史变迁的方式对育儿习俗以及良好教养方式的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父母总是尽最大可能为孩子在社会上立足做好准备。父母试图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为他们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准备。而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一是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 如果我们现在思考,自己受到的教育和我们子女的不同之处,最显著的差异是我们对孩子日常生活的参与和干预比我们的父辈想象的更多。 高度不平等、高教育回报率以及学业成就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我们会采取和父母不同的行为,以及采用更为密集的教养方式。也就是“直升机父母”,即父母一直“盘旋”在孩子上空,监督孩子的一举一动。 育儿经济学 人们基本上是为了实现目标而优化其行为。经济学是关于人们如何做出选择的学科;社会学是关于为何人们缺乏选择的学科。 首先要了解育儿有三种主要的教养方式:专断型(authoritarian)、放任型(permissive)和权威型(authoritative):
(后面我们会用“密集型教养方式”(intensive parenting)来指代结合了权威型和专断型元素的教养方式) 父母和孩子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如果要挑出最重要的一个,那么就是如何在当下的乐趣和对未来的投资之间做出权衡。父母采取何种教养决策背后的基本动机,在于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之间的平衡:
是什么决定了父母会选择不同的教养方式呢?是什么导致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流行的教养方式的差异呢?
“直升机父母”的兴起 今天,“直升机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一词被广泛使用,它指的是在过去30年中变得十分普遍的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儿童抚养方法。向密集型教养方式转变的趋势不仅仅意味着监视与保护孩子,还意味着插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孩子选择的活动,甚至孩子的交友与恋爱。父母的干预已逐渐扩大到成人范围,并且父母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他们孩子的教育中,甚至远远超出了高中和本科阶段 证据表明,与几十年前相比,毫无疑问,今天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是为什么?是今天的父母更加聪明、更有思想,或许甚至比他们自己的父母更有爱心吗? 我们的理论是,父母会对激励的变化做出反应,特别是对于他们孩子成年后生活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是什么让父母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行为? 通过父母与子女互动的时间来衡量育儿强度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发生在一个以不平等加剧、教育回报率提高以及抚养子女的重要性上升为特征的时期。结果,父母越来越担心孩子的学业表现,并通过更加密集的教养方式以及选择有利于孩子取得学业成就的教养方式来应对。因此,“直升机父母”的兴起可以理解为父母对变化的经济环境的理性反应。 经济不平等的增加除了促使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也改变了父母的行为。特别是,父母越来越相信他们孩子的成功将取决于教育成就。在一个利益攸关的世界里,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吸引力正在逐渐消失。中产阶级的父母开始推动他们的孩子采取成人风格、成功导向的行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直升机育儿”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当代社会中的教养方式 根据我们的经济激励理论,在更加平均的社会中,比如北欧国家,父母应该表现得更加放任。与之相对的,“虎爸”“虎妈”和“直升机父母”应该在高度不平等国家更为常见。 育儿经济学也预测了它们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在不平等程度上升较快的社会,父母应该更倾向于密集型(特别是权威型);在收入分布变得更为平均的社会,父母应该更倾向于放任型。如果所有社会都变得更加不平等,那么在不平等增长更快的社会中,密集型教养方式应该会更快得到普及 但不应该将宽松的教养方式与忽视的教养方式混为一谈。我们的论点并不是美国父母或中国父母比欧洲父母更好或更糟。不同的教养方式有利有弊,其适用性因经济环境而异。 不平等、再分配和教育回报率——都与父母对孩子经济前景的预期有关
不平等、教养方式和育儿陷阱 在不平等程度上升、隔离加剧的时期,穷人可能不仅在收入和就业方面,还会在育儿方面落后。也就是说,当中上阶层的父母们面对不平等的增加和教育回报率的上升时采用了密集型教养方式,而弱势群体进行相同规模投资的能力可能正在恶化 经济学家用“贫困陷阱”(poverty trap)来描述贫困同时是一个人或社会无法摆脱的持续的糟糕结果的原因与结果,也就是说,贫困导致了贫困。 同理,育儿差距可能是“育儿陷阱”的根源。更密集的、成就导向的教养方式可能现在在其他方面占据优势的群体中已经成为某种习俗。 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共同抚育他们的孩子,在育儿上花更多时间,并且采用有利于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或提升阶层的教养方式。与之相反,在已处于弱势的家庭中,父母面对着越来越紧迫的约束,这些约束让他们无法采取同样的成就导向的做法(财务和时间)。 因此,育儿差距增加了来自弱势背景的孩子所要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可能成为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障碍。育儿差距可能是“育儿陷阱”的根源。更密集的、成就导向的教养方式可能现在在其他方面占据优势的群体中已经成为某种习俗 在过去几十年中,所有父母都增加了对养育子女的投入,但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增加的幅度更大,这表明育儿差距已经扩大了。 为了衡量育儿陷阱的风险,我们需要考虑育儿差距的潜在根本原因
不平等加剧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社会中的育儿差距。反过来,育儿差距将产生更多的不平等。这预示着下一代之间机会差距日益扩大的令人不安的前景。育儿差距变成了育儿陷阱。 避开育儿陷阱的政策:
学校系统的组织 教育系统是不同国家教养方式决策的一个有力决定因素。在有些情况下,教育制度强化了经济基础对教养的作用。 1)中国和美国都是收入不公平、教育回报高、社会保障薄弱的经济体。我们认为这些特征促使家长采用密集型教养方式,其中美国偏向权威型,而中国倾向于专断型。在这两个国家,教育系统增强了家长采用密集型教养方式的激励。在美国,具体的作用渠道表现为顶尖学校录取名额的激烈竞争,这些名额的分配不仅取决于考试成绩,也取决于学生的课外活动经历。在中国,教育系统对教养的最大影响渠道是高风险考试,尤其是高考。 2)在芬兰和瑞典等其他国家,我们观察到的是高度社会平等与低压型学校相结合,学校强调团队合作和水平型教学模式。因此,经济环境和教育系统共同激励家长采用放任型教养方式。 3)最有趣的情况是当两个因素(经济基础和教育系统)对激励的作用方向相反时。我们讨论了两个这样的例子:法国和日本。在法国,高风险考试和垂直型教学方法等制度激励家长敦促孩子学习。这解释了为何虽然法国经济不平等程度不高,但法国家长仍然更倾向于采用权威型和专断型教养方式。日本的情况也是低不平等程度和高教育系统风险,日本家长鼓励孩子独立,但是总体上比中国家长要求更宽松,而且对勤奋和服从的重视程度更低。然而,日本媒体经常讨论“说教妈妈”和“魔鬼父母”现象,这表明日本的育儿文化具有一定的密集型教养方式的特征,这在低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并不常见。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了对家庭教养模式而言,经济不平等程度和教育系统都很重要,且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总结 我们有理由担心在不久的将来,经济趋势会扩大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之间的育儿差距,因而加强社会不平等程度,进一步限制社会流动。然而,这些结果不是无可避免的。正如我们在本书中从始至终所强调的,尽管社会的经济条件是家长教养行为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但是政府政策也能起到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已经提到过,像美国、德国和瑞典,这些富有国家受到经济发展和技术变化的影响是类似的,但其制度、社会和教育政策上则有所不同,这些国家中的父母的教养方式也因此有所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高不平等性和低社会流动性看作对政策制定者的一个挑战,他们需要调整制度和政策来应对经济变化带来的挑战。准确地说,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认为完全解决不平等问题就是终点。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益的,因为这能给企业家和创新者提供激励。而且在一个重视个人自由的社会中,个体结果的部分差异应该被接受。但是当谈到育儿上的不平等时,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自由主义不是最好的状态,一些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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