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流失祸之端1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收集 据司马迁的《史记》所载，尧、舜、禹皆因为尊道贵德敬畏大道，遵守民主选举而择贤禅让。可是，当禹将君位禅让给益的时候，天下人竟然不跟从益，却去朝拜禹的儿子启，高喊着：我们君主的儿子啊！我们君主的儿子！因此夏禹死后，禹之子启杀益而夺取首领的位置，开创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离道失德弃仁的时代。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代。从那时起，整个中国就逐步远离大道，只敬畏崇拜血肉之躯却握有权力的人，父传子，家天下，“欲与天公试比高”，就在神州开了先河，“神州”的本义开始黯然失色。
历史发展至此，“天下为公”突然演变成“天下为私”，“神州”骤然蜕变成“人州”。这个社会健康剧变病症的病因到底在何处呢？几千年来智者们众说纷纭，观点多样，莫衷一是。有的诿过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有的在精神文明中寻觅，有的从人性中进行猜想。但是遍观各种分析，却都似乎难以切准这个社会健康演变的脉搏，难以说明白、道清楚其中的病因。
我们如果能够把握住社会健康演变的脉搏，那么寻找社会健康骤变的病因也就不难。近代社会的人们钻在太极白中研究万物，不肯抬起脚来向前迈进一步。只研究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研究社会健康演变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哲学界历来对社会发展力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的认为是科学技术，有的认为是资本，有的认为是精神文明。然而睿智的老子却说：“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绳，曲因其直，直因其常”（《文子·道原》）。什么是“一孔”，什么是“一门”呢？如何“一度循轨”呢？老子又告诉我们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德道经》）。道和德才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万物都是道生德养，社会也毫不例外。离开道德必病患，远离道德必沉疴，丢弃道德必丧亡。“天下为公”之所以沦为“天下为家”的病根，就在于整个社会已经开始全面离开道德。
大道本身是虚，是态。道生一，这个“一”在老子的心中就是德。然而老子指出这个“一”中又含有“孔”、“门”、“轨”。，这个“孔”、“门”、“轨”又是指的什么呢？这是在强调这个“一”具有一体两面性。这个德一的另一面，就是黄帝所阐释的“道生法”的“法”。“德”与“法”都是“一”，都是道所直接化生，“德”与“法”是“一”的一体两面，同样都是生二、生三、生万物不可或缺的元素和基因。
关于这个“法”，由于黄帝在他的《四经》中，已经用一万一千余言将道法与常法阐释于老子之前，所以老子在他的五千言中也就未作详论。老子在自己的五千言中只有两处五次提到了“法”：“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德道经》）。指出道法和常法的关键，是要引导人们——特别是“人之王”自己，要法于天地的无私，法于道的大公，法于自燃而为万物照明镜。老子同时尖锐地指出：“法物兹彰，而盗贼多有”（《老子·德道经》），离道弃德而只知一味单纯地运用常法刑律治世，是舍本逐末，法规刑律越彰显，就越说明社会乱象丛生，盗贼猖獗。
同样，由于黄帝所处的时代是“失德而后仁”的历史转换时期，社会刚脱离“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德道经》）的状态，社会人心所急需的是用“法”来维护人们不要离道失德。因此《黄帝四经》侧重于论道法和刑法，对德的阐释就并非重点，他在一万一千言中用“德”字，使用了45次。《黄帝四经》中，同样是高度地重视德与常法（刑）的主次关系的。他高度强调：“先德后刑，顺于天”，“不靡不黑，而正之以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视其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缪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等等尊道贵德、以刑相辅的至理明言。他甚至强调和揭示出：“王天下者有玄德，有玄德独知王术，故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玄德，只有修身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后才能具备。具备玄德的王者才能真正懂得帝王之术。真正懂得王术的王者轻松驾驭天下，但是天下人并不知道其中是道法显于王身的秘密。
这些重德、修德、守德的叮咛告诫，虽然都极为关键而重要，但是与整部《四经》中阐法的细腻和广度相对比而言，仍然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关于“法”，我们必须了解和掌握，在中国文化中它是分为“道法”和“常法”两大系统，其中常法中又包含刑法。这些概念如果不掌握好，也就难以解读《黄帝四经》和中国文化史。
“道法”，又分为“道法则”与“道法术”。“道法则”，是虚相结构环境中的法律，也就是老子所讲的“孔”、“门”、“轨”；而“道法术”，则是辅助修身者接近道境和进入道境的技术方法。中国的根文化是道德文化，尊道贵德，修身证道，天人合一，一直是2500多年前中国文化的主流。修身文化流传至今，在这个离道失德已经处于智治时期的社会中，我们的修身文化内部，其实同样如同禹传启时期一样，对这个道生一的“一”，始终存在着两大流派。一种流派重德一，一种流派重法一，而且重法一的流派最容易兴旺发达，人们趋之若鹜。然而重法一的流派，由于抛弃了“一”的另一面，不论在社会上如何具有市场，却鲜有能真正进入道境者。
在黄帝时代，人们之所以能够仅凭道法进行修身就能进入佳境，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大环境还是尊道贵德的时代，人心淳朴，信德丰厚，少私寡欲，德性未朴散为五常，所以容易依法修而进道境。今人的心境就连三王时代都差之甚远，不修德心又怎么可能仅凭法修而直趋佳境呢？！以史为镜，也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
几千年以前，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在世时也仿效尧、舜，荐举益为继承人，并且“任之政”，但是，诸侯们皆去益而朝启。天下人竟不跟从尊道贵德修身而贤明的益，却去朝拜禹的儿子启，高喊着：我们君主的儿子啊！我们君主的儿子！禹虽然传位于益，但是禹之子启杀益而夺取了首领的位置。
当时各部落的首领和民众，为什么不拥戴禹举荐的伯夷和后来确定的益，而相反选择禹的儿子启？因为自从黄帝创立法道文化以后，历经数代，人们以法论道，研法证道，日渐趋向唯重其法而不以德为贵。法显德隐，人们离道失德越来越严重，最终弃德而单纯重法，这就是病症之所在。疾患，就发生于对道生一，对这个“一”的一体两面整体性的把握片面追求和盲目追随于法而弃德。
历史记载中，据说启的耳朵上挂两条青蛇，驾两条大龙，曾经三度登天，窃取了上天神曲《九歌》和《九辩》，在千仞高原上为自己演奏。 道德流失祸之端2 从这段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民众弃伯夷、离益而拥戴启的一些端倪。启的行为是三次驾龙上天，私入天界进行偷窃天宝。这种偷窃行为本身就是丧失德性之举，应当被当时社会所不耻。但是，他能乘龙上天的法术本领却掩盖了他失德偷窃的耻辱，他为一己之私而在千仞高原为自己演奏，反而成了他通天本领的炫耀。由此为发端，人类的私心贪欲就开始公然窃取天道的荣耀利己利私。“失德”与“自私”这两种背叛大道的行为，在世人只重眼前利益的心灵中，完全被法术本领所取代，掩盖了背道失德的可耻行为。
禹的时代，人们的尊道贵德，从启的行为之中，其实已经昭示着整个社会已经渐行渐远。已经陷入一生二的阴阳漩涡之中旋动不已。脱离仁治社会时期，滑入义治社会的时代从此就开始了，“天下为公”也就蜕变成为了“天下为家”。
在古代唯道独尊，天道独尊，蜕变成汉代的“独尊儒术”以后，在“唯儒独尊”长达几千年的洗脑过程中，在人们丢失了修身法宝，就一直都不愿意正视自己民族的根文化。对道德根文化既陌生、也盲目，对于文史中记载的一些史实的真实性也就常常嗤之以鼻，那么对于证道的方法论也就知之甚少。
黄帝的法道文化，其实内含“心法”和“法术”两种方法。只有以“心法”修身为帅，“法术”为辅地修身，才是完整的修身方法。从启的行为分析，他只是一位重法术修身而丢心法修身的人，他不是神，而是一个充满私心贪欲的凡人，他以法术窃取天道的荣耀为炫耀。他如果不凭借龙作为乘御的工具，也就根本无法上天偷窃，启是依靠法术招龙乘御上天完成偷窃。据史载，禹的父亲鯀为了完成治水的重任，也曾经上天偷窃过一种名为“息壤”的物品，用于拦截洪水。古希腊的记载中，也有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帮助人类生存的故事。中国的鲧盗天帝的息壤为人类治水，被天帝派祝融殛于羽山。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被宙斯锁于山上，让鹰啄其肝脏。鲧与普罗米修斯都是为人类牺牲自己。
对于天帝和宙斯为什么不让偷窃天宝用于人类，人们一般都难以站在道○的高度去分析其中的根本原因，只知站在人类本身集体利益的小范围内进行甄别，赞美他们为人类牺牲自己的美德，因而也就更加加重人们心灵上本质性的离道失德。夏启的盗《九歌》与《九辩》，因为纯粹是为了一己之利、个人之贪欲；虽然不见人敢于赞美其行为，但是在当时，人们羡慕他的本领那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史载的故事并非全然都是神话，我们分析一下龙的消失，也许能明白其中一二。
龙，在古代应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动物物种。这就像中国人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的来源一样，都是选取客观存在的动物。而且作为古代氏族的图腾标示，不可能选择子虚乌有构想的图案而确定，其它部落不可能承认虚无缥缈图腾的共识性。中国龙之所以在上古时期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与人类和睦相处而存在，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类敬畏天道，从不敢杀戮龙这一带有特殊灵性的动物。龙突然从历史中消失，就是因为人们的离道失德。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龙存在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距今约10000多年的洪荒年代，先民们就对龙顶礼膜拜。在三皇五帝时代，龙与人共存，和睦相处的信息就广为存在。人文始祖伏羲氏号称“龙师”，前面我们曾引据《竹书纪年》的记载，伏羲氏族系本身就是“龙族”，有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等，而且都以龙为本部落的图腾标志，在渊源上各氏族皆自认由龙所“生”，由此而开启龙的“传人”纪元。修之身而进入相应阶段层次者，都不会否认龙的存在性和“龙的传人”的客观性，因为人类的脊柱骨和脊椎间隙组织内分别携带储存着龙纪和鱼纪的信息基因，在内证中能够被启动并且呈现全息图像反应。
龙，《说文》：“龙为长麟虫，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龙的这些特点充分反应出：东方的龙，只可能是因为历史上某些特殊原因造成它们的消失，但并不是物种的真正灭亡。“龙”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甲骨文中有36个不同写法的“龙”字。甲骨文和金文上的“龙”字都属于象形文字。罗振玉释作“龏”，郭沫若释作“龚”，该字呈双手捧龙之象，具有崇敬龙的含义，明确表明龙的形象与先民对龙的尊敬。《博雅》说，有鳞的叫“蛟龙”；有翼的叫“应龙”；有角的叫“虬龙”；无角的叫“螭龙”。《瑞应记》说，黄龙是神精，是四龙之长。《述异记》说：蛟千年化龙，龙五百年化角龙，千年化应龙。这些记载说明，龙的种类繁多，不一而足；龙的层次有落差，品有高下。所以有人认为龙有“六大区系，九种原龙”，这个认识比较有见地。
龙，在尊道贵德、修身治世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它能幽能明，隐显自然，通达于天地之间，遨行于宇宙与法界之间，所以它是那个历史时期修身有成者往来于幽明天地之间的坐骑，是人界与法界交通的工具，也是天人交流的信使。迄今，修身界仍然保留着许多与龙进行交流的方法，包括招龙、升龙、降龙、止龙等乘驭的诀窍以及如何辩识天龙与地龙，哪一种是可以供给乘驭的种类，乘驭时身上绝不能携带任何金属等等密传技术方法。黄帝当年“穷道尽真，遂升龙以高跻，与天地乎罔极也”（《抱朴子内篇》），乘龙升天，而只留下衣冠冢。黄帝乘龙上天这段记载，到底是指肉身的升天，还是单指当时人们神运观察到的场性现象？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也不应当轻易否定前一个现象存在的可能性。
龙，有天龙与地龙之别。传说中的天龙，具有司水布雨、利益农桑、调节气候的功能，具有镇邪伏魔、保境安民的职责；地龙则具有滋养地灵、孕育人杰的本领，所以古人把龙看作是人类生产、生存的恩赐者、护佑者。当人们因为离道失德，普遍丢失了修身方法，不能直接感格天道以后，人们就以时隐时现的龙为瑞符、吉祥，于是龙成为千古吟诵歌咏、膜拜推崇的主要题材。
《九歌》中对龙的赞颂令人景仰，《云中君》的“龙驾兮帝服”，《湘君》的“驾飞龙兮北征”、“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大司命》的“乘龙兮辚辚”，以及《河伯》的“驾两龙兮骖螭”等等，无不把人们引入龙的世界；唐宋时期的赋中还有“龙赋”，例如白居易的《黑龙饮渭水赋》、王安石的《龙赋》、宋欧阳修的《百子坑赛龙诗》、陆游的《龙挂》等，都着力描写龙的神奇与威武。
龙有善龙与恶龙之别，物种并不相同。东方的龙与西方的龙，也不是同一概念。西方传说中的龙（Dragon），是一种类似巨型爬行动物，是一种身有双翅、嘴生獠牙、口中喷火的恶兽。它作为西方神话里财富的守护者与和平破坏者的形象而存在，是邪恶和暴力的标志，也是战争的象征。圣经《启示录》中的龙，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在英语国家文化里具有“恐怖”和富有“恶性攻击”的涵义。西洋龙无论在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精神实质上，都无法与中国龙所具有的悠久、祥瑞、和谐、尊贵和繁荣等因素媲美。中国龙无论从其基本概念、历史渊源，文化效应、民族心理影响方面，都与西洋龙差别甚大，它们是神性与邪性、吉祥与灾殃、和平与暴力、进步与倒退等的本质区别。在对一个社会文化的影响方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道德流失祸之端3 西方人以“Dragon”称呼中国龙，这是他们错误的解读，没有深入中国历史进行全面研究，更缺乏中国修身文化实践的底蕴。我在德国运用《老子·道德经》传授东方修身的方法，指导纯粹的日尔曼民族血统的人进行修身实践。其中有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当他从自己体内证出整条脊柱呈龙的形象飞出体外时，他充满了惊恐与不安，他搜遍网络上所有东方、西方有关龙的图形画片，与自己体内所出现的龙形进行对比筛选。他发现自己体内的龙形不是西方《圣经》中和西方传说中的龙形，心理才稍微平静下来，但仍然要求我作一次专题性解答。我指出了东西方所讲的龙存在的三点不同之处，并且解释了其中的历史原因和生物进化原理。他非常激动地拥抱感谢，恐惧顿失，并且对修身充满了信心，此后他又在自己的五脏中验证出了五条颜色完全不同的龙形全息图像。另一位国家歌剧院的著名女歌唱家，不仅同样内证出自己体内的龙形全息图，而且在怀孕期间内视到自己胎儿的龙形全息图像，她兴奋地将自己的孩子起名为“小白龙”。
这些发生在西方白种人身上的修身内证实例，充分验证了中国道德文化的无比科学性和普适性。我们民族完全没有必要随声附和于西方对中国龙的强名，不必被自己的愚智和浅薄所戏弄，更不应该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残酷的自戕和践踏。国内不断掀起甚嚣尘上的“去龙化”、“去中医化”等现象，都是因为我们离道失德太远、太久，“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道德经》）的文化教育被长期抛弃所造成，这些现象都令人无限感慨。
中国龙的显与隐，与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存与失息息相关。龙的显与隐，在历史上似乎发挥着一种信风球的标示作用。它的显，预示着整个社会的离道失德还并不明显；而它的隐，却昭示着整个社会开始急剧地离道失德了。那么曾经与人类长期和睦相处的中国东方龙，为什么逐渐从社会的视线中消失了呢？
司马迁是一位严谨而具有文化良心和责任感的学者，他虽然畏惧于汉武帝的淫威对汉史不能禀笔直书，但是对既往的历史却撰写得极为认真。特别是对有关龙的现象，他居然作出了颇为详细的记载。前有夏启驾双龙上天偷窃，后有家天下的孔甲烹龙肉以为美味。《史记》上的记载说，夏朝第八代帝王孔甲，骄奢淫逸，亵渎神明。那时，天上降下一雄一雌两条大龙，孔甲非常喜欢，找来一个叫刘累的人进行驯养。后来雌龙死了，刘累为了取悦于孔甲，就将龙肉做成肉酱献给孔甲食用，没想到孔甲吃了还想吃，眼睛就盯上了另外一条龙。谁知那条雄龙灵性识人心，当孔甲想捕而杀之以食其肉时，它早已经不知去向。
周太史也曾经读到过历史上的一份记录，记录上说：夏朝衰微的时候，有两条天龙降于朝廷，赖着不走。夏帝陈列了玉帛，取了天龙的唾液，用木柜子收藏起来，天龙这才离去。这木柜子辗转经历了商朝又传到了周朝。周厉王好奇心起，打开来看，不料龙涎如黑漆流了遍地，涂抹不去。厉王叫宫女们赤裸身子对着龙涎大声鼓噪，那龙涎就变成黑色的蜥蜴，蹿来蹿去，碰到了后宫一个侍女，这位侍女就莫名其妙地怀了孕，生下一个女婴急忙扔掉了。这女婴被褒国一对夫妇捡回家，长大后容貌出众，献给朝廷，名字就是褒姒。读到这里，周太史掩卷长叹：祸成矣，无可奈何！
从以上史录之中，我们不难看出整个夏朝以龙为表象，演绎着整个社会急剧地离道失德、对大道的敬畏向“忠信之泊，而乱之首也”（《老子·道德经》）的典型转折。昭示着“家天下”的专制与独裁，必将导致天道与人类远隔，“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老子·道德经》）的自以为是，以人代天，必将造下无边恶因。驾龙偷窃，杀龙食肉，裸体亵渎，只是整个迷失尊道贵德大恶因中的一个小环节。以此为契机，整个家天下的封建社会时期，就陷入了无边的苦难之中。这个苦难的根源，并非单纯是由龙而引起，深层的本因是整个社会不再唯道独尊，而是背天离道，远弃修身，家天下为私。
周幽王宠爱的妃子褒姒，天生沉鱼落雁之容，妩媚娇艳，只是她从来不开笑口，这令幽王伤透了脑筋。直到有一天，幽王别出心裁，令人无事生非地点燃烽火台，让诸侯们率领大军风风火火地赶来却不见入侵的敌寇，褒姒脸上才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从此幽王就不时地点燃烽火，褒姒果然笑口常开，这烽火却也失去了它的信用。后来，当申侯发兵来攻时，尽管烽火连天，却不见诸侯救兵的影子。周幽王和褒姒皆死于山下。这就是历史非常著名的“烽火戏诸侯，一笑能倾国”的故事。
据《史记》记载，一笑倾国的褒姒就是龙因为要报复而投的胎。后人受汉儒们的文化影响，似乎都将国家败亡的责任诿过于褒姒和龙。《河饬》一书和电视剧的作者更是如此。这公平吗？不公平！即使褒姒是那条龙的灵魂托胎而来，那也只是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必然，谁也无法抗拒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公平公正。“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老子·道德经》）。万物皆是道所化生，众生平等，杀他者必被杀，欺他者必被欺，辱他者必被辱。只有尊道贵德，众生平等，才能规避于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循环往复。“家天下”，既导致整个社会尊道贵德彻底远离，同时也是皇权独裁专制腐败的温床。这才是一笑倾国祸患的病根之所在。正如黄帝所言：“背天之道，国乃无主。”（《黄帝四经》）
“尊道贵德，信仰大道，修身证道”，是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基石。商朝成汤伐桀的时候，曾经写下《汤誓》说：“不是我这个小子敢于作乱，因夏桀无道，我畏惧上天的怒气，不敢不去征伐他”。周朝武王伐纣前，曾两次向天道祈祷，他说：“纣王罪恶深重，自绝于天，毁坏天地人的正道，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一举成功进入都城时，百姓们夹道欢迎，武王只传下一句话：天道赐福你们！五帝三王时代，兴兵不以杀戮为事，而以天道为先，兵力最多不过两三万人。孔子极为仰慕和称赞的周公，他辅佐年幼的成王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咛教导成王：呜呼！敬哉！上天不可欺瞒，君臣不得放肆。呜呼！跪拜磕头了，大夫们！
“天下为公”之所以蜕变成为“天下为家”，其根本原因就是整个社会的离道失德、尊道修身的迷失。家天下的专制独裁和腐败，反过来又加速着整个社会离道失德的渐行日远。尊道贵德信仰的崩塌，在于人心私欲贪婪的不断膨胀，社会缺乏稳定的教育制机进行持之以恒的道德教化工程，修身实践体道未能普遍推行于世。人心的欲望失去大道的规范制约，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必然狂奔、猛突、践踏，直至不可收拾。
周幽王背天之道，在腐败中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从此中华大地的诸侯们各霸一方，展开了一场炎黄子孙们头一次最为惨烈的、长达五百多年漫长岁月的窝里斗、家里反，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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