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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荔扉名范，号荔扉，字端人，别号金华山樵。大理赵州（今弥渡县寅街镇）人。生于清朝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6岁始学诗，至12岁接受庭训。17至19岁，随父到晋宁学署，此间曾向画家王綍学画，向大观楼长联作者孙髯学诗，于晋宁宁殷氏竹园与临安（今建水）知府，当代名士王文治和诗，并与名士石峯谈艺致远斋。23岁与苏檙、彭翥结紫薇诗社，两年中有《紫薇山房删稿》一卷。23岁（公元1774年）乡试，中亚元（举人第二名）。中举后曾多次北上应考未中，于38岁时，选任剑川州学司训。51岁时，出宰安徽望江，任望江县令时，“治望江八稔，两旱两水，运楚糈，办京粮，备极劳瘁，民胥有生。”后潜心著作，并“怜才好士”至61岁时，以“生有文章惊海宇，死无骨肉送泉台”终于望江。 师荔扉一生，古代名人多有评论，他为官清廉，恤民爱土，有惠政。《清史稿》传中评道：“公明慈惠、甚著贤绩，士民讴歌之。”〔《清史稿》卷七十“文苑传一”〕他的上司、两江总督费渣说他“非凡尘俗吏。”〔费湻《滇系》序〕所著《滇系》一书，闻名全国，被誉为“史氏一家之美”（姚鼐语），所集刻诗书文献，为“滇中一人而已”（方树梅语），“论诗有卓识，观其所景慕之人而先生之志节可知”（刘文典语），一生做诗五千余首，“为一时宗匠，海内知名者”（张葆光语）。“先生之学，博大精深，有体有用，吾尝谓先生为史地学家而兼经济者，非仅以词章见称于当时，若仅以词章目先生，浅之乎目先生矣。”（方树梅语）“先生著作之宏富，己刻者都三十五种”（赵藩语）。说到先生之为人，有人评论说：“荔扉官虽冷，囊虽虚，而富于诗，信于朋友，风流自赏，菽水承欢……”（袁文揆语）先生之老师也作歌赞道：“……风流文采属师君，塞翁得马非福，失马非祸随时节，此间张叔，盛览虽寂寥，难得吾徒佼佼在佣铮在铁。”（檀萃语） 众多的评论表明，师荔扉是一位历史上有贡献的人物，是“当代名才，吾乡老宿”。（吴怡语）连家乡弥渡流传着的“天下才子数三江（江苏，江西，浙江），敢在三江当才子”的俗语，无不饱含着家乡人对他的景仰和以此感到自豪。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是我们继承和发扬先进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公正的态度研究历史人物对历史的贡献和价值，使之“古为今用”，仍是我们地方文史工作者的一份责任。 师荔扉以他的一生，踏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被历史所公认的，为官，为文，为人的光明磊落的人生之路。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人物的一生也是可以供我们借鉴的，问题是必须对他的著作、事业、思想等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掏出那些闪光的金砂而为我们所用。本文就是想对师荔扉作一个评价，但因资料缺乏，学识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见谅！ 一、史家的一生 师荔扉在史地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滇系》《南诏征信录》和被称为“一部廿四史”的一百零八首《咏史诗》。 《滇系》是一部76卷本（共40册）的巨著。主要内容是云南的事，包括疆域、职官、事略、赋产、山川、人物、典故、艺文、土司、属夷、旅途、杂载等部分。每个部分，又选择从古至清的有关记载、文献、当代文章，全面介绍了云南古代史事。《滇系》名之为《系》，而不是严格的地方志体例，但仍用了方志“横排竖写”的写作方法，在有的地方也像司马迁《史记》一样，写完一段之后，来个“师范曰”，用其解释和说明，兼有评论，其中有资料的汇编，也不乏自己论述，正因如此才称之为《系》，这是与作者生活实际分不开的。试想一个远离家乡万里之遥的史家，凭他的精力和财力，收集编纂了这样一部巨著，是何等的艰难，因此他只能扬长避短，采众家之长，让志、史、记多种形式兼有，而成为《系》。《系》能“纲举目张，简而得要，其首志疆域，辨职官，非《广志》、《南中志》之仅夸方物也，其次刊典故，徵艺文若《黔书》、《闽小志》之不加区别也。以系命名纂四十册，持论确而取义精。《云南通志》迄今虽未增修，而得是编，以补多年之阙略。”〔费湻《滇系》序〕因此“纂云南事类成《滇系》一书，撰论古今之是非，综核形势之利病，兼系文物博政故实。”〔姚鼐《滇系》序〕才成为“史氏一家之美”。〔姚鼐《滇系》序〕 《系》之编辑源于作者，作者认为“古帝王体园经野，划井分疆，则疆域其首重矣；有土必有官，有官必有事，有事继之以职官，即继之以事略，礼乐兵刑，非财不立，衣食养育，非财不成，赋产恒次之；赋产出于山川，山川钟于人物……”在师荔扉看来，这些都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彼此互相依存。这是从国家的高度，提供一方之史事。“内容广博丰富，它为后人提供了不少关于云南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宝贵资料。”〔《云南风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滇系》一书在二百余年间，成了云南为官者、研究者不可不读之书。艾芜先生在他的《艾芜文集》中说道，他在缅甸仰光时，“有些书，比如《滇系》，我就找来看过，里面记的民歌，就使我很有兴味，其他有如云南的风土人情，山川湖泊，我也喜欢研究。”〔《艾芜文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正如洪亮吉在论述云南铜政的利弊后说的：“考古证今，由近溯远，其陈列利弊，搜罗隐显……非生长其地，熟其山川井邑，又通达事务，周知治术者，能若是乎。” 先生的《咏史诗》共吟古代历史人物108人，云南清末民初文献学家方树梅说：“一部二十四史，上自帝王，下至巾帼，共108人，其前后次第皆有微意存乎其中，与泛泛然零乱无序者有上下床之别。”〔方树梅《师荔扉年谱》〕名教授刘文典先生说，师荔扉的《咏史诗》“论史有卓识，所谓《咏史诗》与夏存古，贾长沙，王子安，李长吉并列”。〔刘文典《师荔扉年谱》跋〕他本人在《自序》中也说：“承欧宋之后窍，如之何其可也，牵一发而全身具动，举数人而一代可该，扶史之精，发史之覆，且补史之阙，如之何其不可咏也。” 《咏史诗》是一卷史的诗，同时也是一卷诗的史。古往今来完整简明地将史写为诗或诗写为史的并不多见，但从刘文典先生的“有卓识”和“与夏存古，贾长沙，王子安，李长吉并列”。可以看出，师荔扉的《咏史诗》是有分量和有质量的著作，对我们以诗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历史人物，应当是有借鉴作用的。 师荔扉的第三部史学著作是以大理地区《南诏征信录》历史为主的，虽已失传，但从一些记载中仍可看出作者写书的目的、经过、影响。著该书时的本事应是：“壬子（公元1792年）春，杨孝廉南村捡示，盖堂借钞羡门（胡蔚）者，范遂录存，时复参以已意分为三册，其大旨则用《通鉴》编年体，人物古迹，记事则仿《襄阳耆旧传》《洛阳伽蓝记》《宋故宫录》之例。支离者引而近之,附以《德化碑》《征刻滇诗启》，其易名曰《南诏征信录》。实而有据，确而不诬，滇人之求知者，可借以问津。”清末民初的文献学家对《南诏征信录》寄以希望说：“若得而梓行之，则杨升庵《滇载记》、倪辂《南诏野史》诸书可不读焉！”〔方树梅《师荔扉年谱》〕 荔扉先生以云南为范围史事为内容的《滇系》，以国家二十四史人物为主线的《咏史诗》，以“实而有据，确而不诬”经过订正的地方断代史《南诏征信录》，是凝结了大量心血的三部史书。赵藩先生用“著作宏富”来概括，是十分准确的。而有关书评介同时代人白族学者王崧的《云南备征志》时说：这部书与师范的《滇系》各有特色，人们的评价是：“《滇系》是文士之书，《备征》是史家之体；荔扉（师范）之学，志在经世，乐山（王崧）之志；重在考古。”两书在云南文献中的地位并存不朽。〔《大理风物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85〕可见，同时代的两位大理地区的学者，对云南文献的贡献是值得我们自豪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二、诗的一生 师荔扉一生写诗五千余首，可以说铸成了他一生的伴侣，成了他与长辈、师长、朋友、家人交往的纽带，是他读书万卷，行路二万余里的记录和情感的流露。他创作、辑录出版的诗集、诗话等数百卷，是他对祖国大好河山，对家乡的人事风物，对已逝去的历史的真诚感慨。 师荔扉六岁学诗，十七岁在晋宁段氏竹园与当代名土王文治和咏竹诗，画家王绅看到他的才华，以诗评道：“绝胜人间最高树，蓬莱山上矮松枝。”后来他又向大观楼长联作者孙髯，“学习做诗之法”于圆通山咒蛟台。与钱南园等一大批当时名士交往，互赠诗歌。又与乡友苏棚（砚北）、龚锡瑞（簪崖）、彭翥（竹林）组成“紫薇诗社”，两年后有《紫薇山房集》成书。在剑川任学司训时，游剑川石宝山、集庆观、金华山，追寻先贤李元阳、杨升庵等足迹，和师生一起游剑湖，谈诗论艺，数年后，成了《金华山樵前集》18卷，《金华山樵后集》10卷，《二余堂涛稿》12卷，《抱瓮轩诗稿》3卷，《师荔扉先生遗集》（李根源，赵藩，方树梅等编印）辑刻望江先贤诗四十三家成《雷音集》12卷，集录《历代诗词》60卷。他的《荫椿屋诗话》被认为是“白族地区的第一本诗话”。〔张文勋主编《白族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他的一生“晦明风雨则有诗，困危疾痛则有诗，登山临水，折柳投桃则有诗。盖风耳之所摇，目之所摄，足之所经，心之所游，无不于诗发之”〔《二余堂诗稿》自序〕，正如他后来在诗中所说的“精神都为吟诗费”（怀乡诗）“肯赋新诗为写真”（读谷西阿先生诗后八首之一）。师荔扉的诗，写大好河山，写人民疾苦，写自己的悲惨遭遇，写亲情，写友情，写师生之情，写历史，写文物，写地方物产，写花鸟虫鱼，无所不包。在《登岳阳楼》一诗中：“帘卷春帆白，窗悬社橘香。胸中云梦在，过此向谁量？”写出了对大好河山的热爱和赞美。在《采榆树》一诗中有：“朝采榆树，暮剥榆皮，根如可食，掘已多时；提筐泣坐树旁路，此处全空向何处？风吹榆叶入黄土，一夜安能长成树！”写出了灾荒年，人民采榆吃，剥榆皮，掘树根充饥的悲惨景象。在《怀乡诗》中他感叹到：“乡情宦味两难分，已愧沙头白鹭群，手版未抛身是客，朝朝拄杖看浮云”。写出了他罢官之后，贫不能归的心情。特别是他拟杜甫之《七歌》的形式，写下的哭诉父母、妻儿、兄妹、朋友的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长歌，更能全面了解诗人的处境和辛酸。“可怜五月儿上路，十月我父家中故，归来负土悲重泉，推胸空哭墓门树。”“身上衣犹手中线，梦回时见慈母面，异乡闻诉已隔年，菊花秋老阳曲县。”“我生手足多难言，试一言之心烦冤，王家姐来余家妹，双鬓苍苍各守寡。”“才不才各言其子，一子今乃先父死，随妇殉母计亦多，终刹抱恨重泉里。”等等亲人的遭遇几乎达到了人亡家破的处境，这本不该是两代官家所碰到的灾难，但灾难实实在在降临在师荔扉身上，真惨不忍听。师荔扉在《哭钱南园侍御》诗中有：“魂兮好归去，故乡山水清，泪若黄河流，欲哭声难成。”诉说了对好友的深情和自己的伤感。在他最好的白族诗友被他誉为“苍山二十峰”的杨履宽（粟亭）逝世后，他写道：“志墓痛难抛老母，盖棺犹幸有孤儿，遗书未就惊伦丧，自是人间第一悲。”在他与大理回族诗友沙琛（雪湖）相遇在金台书院时说：“不必愁漂泊，书能读等身，讲堂趋弟子，客路老诗人。”这是对诗友的真诚鼓励和期望。 师荔扉的诗文，《白族文学史》评说为：“师范的诗，明白晓畅，质朴感人。”这和他的论诗主张是分不开的。他在《偶作》二首里，强调诗必须“内美”，诗要能够“独立”，这就要求内容要充实，艺术要创造。白族学者赵藩在《识语》中说：“师范才大硕学，故所为古近体诗韵轩昂，迥别凡响。”〔转引自李孝友《云南书林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严汝昌评价其诗说：“范才大学博，故其诗风雨争飞，鱼龙变化。”赵本杨谓：“范五律格高气洋，力深思沉，俨然少陵（杜甫）家法，明人中直可抗衡龠州，匪独方驾四溟（指“后七子”之一的谢榛，别号四溟山人）。”张履程称：“范古体深稳流畅，近体沉郁顿挫，开合动荡，俯拾即是，著手成春。”对于师荔扉之文，赵藩先生也有卓识的评论：“先生之文，无所不能。析理也精，纪事也核，致用也切实，敷情也挚纯，长篇巨制固精力弥满，小文短札亦妙趣横生，正不必日学某派仿某篇，要自成为荔扉之文，一真而已”。 师荔扉诗文的成功，不单在于他对传统诗学的继承，还在于故乡精神家园的养育。从《滇系》中所录的《山歌九章》看来，说明他很早就关注了家乡的民歌，并且参加过民间的许多文化活动。他在《元宵偶作》一诗中说：“公事本无私事毕，也随儿女闹元宵。”好一个“闹”字，道出了作者不是去看，而是去参与了家乡传统的花灯展演。试想想，生长在二百年前的历史学家、诗人的师荔扉亲身参与民间活动，是他后来文学基奠的基石，成为其诗歌的独有特色。如在他的《口占》一诗中的“汪汪何敢望西江”。“汪汪”二字正是弥渡方言。以至二百余年后尹宜公先生（赵华）整理名曲《小河淌水》为其填词的“月亮出来亮汪汪”中的“汪汪”二字是地道的弥渡方言一样，说明作者的家乡是作者的精神家园，在作品中无不流露着家园的精神一样。在他少年时（据说是七岁）的人生最早的一首《唤母》诗中，就显示了幼年的才华。据说他与母亲回外祖母家，少年荔扉有早起的习惯，他到母亲床前吟道：“暖妈请听鸡咕咕，赶快起身打扫屋。早起三光事事顺，迟起三慌件件输。”虽是后世传言之作，亦可看出作者的非凡才智。正如美国文学大师桑塔亚那说的：“凡是有头脑的诗人，都会不可避免地把哲学引入他的诗歌，因为哲学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他的生活。”〔乐爱国，陈海明译：《人性与价值——桑塔亚那随笔精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我谓先生之诗，在“少陵之法”“髯翁说诗”“同邑石丹崖（石峰）谈艺（谈诗）致远斋”。后以自信和崇高的理论为自己必要的素质而通过实践，成为了“一时宗匠，海内皆知”的诗人。雅俗继白居易之风，深沉效杜少陵之法,而形成自己的风格，绝、律、歌、谣无一不备。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在师荔扉这座诗的富矿里到底能得到些什么？ 首先，在民族人才的培养中，我们可以看到师荔扉以诗启发、引导、教戒学生的作品。一首《初至剑署感赋》是作者送给剑川白族学子的见面礼：“湖山尚清美，天放散人来。书且从容检，花需次第栽，冷官虽免俗，小邑即生才。”然后同样用诗鼓励大家：“乾坤何处无林杰，谁肯横经坐月明。”（《甸尾塘望剑川城即柬学中诸友》）在希望学子成材，为国家效力的诗中，他写道：“他时奏对红云里，曾向金华作外臣。”（《去剑前一日率题》）在回顾了李元阳和杨升庵等文士在剑川的文人佳话后，他“寄语溪南诸秀士，重培佳树得春多。”（《绝句二首》）此绝句后来被沙溪父老刻为木匾，挂于兴教寺中（现在石宝山石钟寺）。 更可贵的是，我们可以在他的不少诗歌中了解到历史、文物、风俗、物产、古木、花卉等许多今天早已失去的古代信息。如：大理的崇圣寺中的三塔、铜钟、雨铜观音、玉手碑、胜概楼等，还有龙首关、龙尾关、天生桥、感通寺、三月街，以及我们今天已不太知道的唐梅寺、金台书院，剑川的金华山、石宝山、满贤林、剑湖，洱源的九气台、茈碧湖、二贤墓，祥云的九鼎寺、水目山、清华洞、晒经坡等无不留下诗章。就物产方面有大理弓鱼、昆明金线鱼、感通寺龙女花、祥云黄豆腐、水目寺松花糕、弥渡紫芋花、早菌、桑花、面条鱼、米花糖等入诗，不但记述了地方名特小吃的特色，有的还记录了工艺流程，对今日开发地方名特产品，无疑是有借鉴作用的。此外对花卉、古树名木的记载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与众多名人学士的交往中，仍然在诗歌中有记述，诗歌成了他们之间交流的最佳工具。而数百年后，在我们研究地方历史的时候，当年记录的诗歌，竟然成了惟一的佐证。如：在对大观楼长联作者孙髯的生平研究中，惟一能证实的只有师荔扉。《大观楼长联及其作者》一书的作者余嘉华先生认为：“师范是一代学者，对云南文化史料的辑存尤为热心，他本人曾多次见到过孙髯，因此上述记述，是较为确实的。”〔余嘉华《大观楼长联及作者孙髯》，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 总之，师荔扉的作品和他的诗学主张，是我们应当深入研究的，无论从地方史、诗学史等方面进行探索，还是在挖掘地方传统文化资源的今天，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的收益。因此看师荔扉的诗歌，仅从“一时宗匠，海内知名者”（张葆光语）去看远远是不够的，还是应从“经世”的角度去发掘师荔扉诗歌的更大价值，恐怕更符合作者的愿望。因为在他一生的主张中，“经世”是他作品的灵魂所在。 三、为官之道 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师荔扉到安徽望江县任知县。他在县衙大门上写了一副楹联云：“政简入琴堂，常对一泓秋水；心清在茅屋，平分万户春光。”表明了他为官之道的鲜明态度。他在一首诗中说：“士由农出士方真，我是田间垦获人，别却犁锄呼作令，问心何计活斯民？”在《感遇》一诗中也说到：“我心亦民心，民安我亦安。中恕有大道，何论猛与宽。”表明了他做官的心态。上任后他“整励风俗机要，尤熟水利边防，搜刻望江者先辈遗文，以风后进，事上不受眨属，总督委员过境索需，范面呵之，又杖藩司厮役之不法者……在任八年，公明慈惠。甚著贤绩，士民讴歌之。”这就是《清史稿》对他的最好评价。连他的上司两江总督费涪也说他：“克著循声，非风尘俗吏。” 在他任内，望江遭受饥荒、干旱、水灾，在处理这些事件的经过中，他的诗中都有记述。他在《月牙侧》《采榆树》《大麦黄》《喊滩阅》等诗中，记下了人民在灾难中挣扎的悲惨景象，并呼号道：“月牙当知之。”一首《大麦黄》活画了如杜甫《石壕史》中老妇哭诉的形象。《甲子六月八日同景山明府助水泊大湾咸作》一诗中，诉说了：“田庐半漂荡，烟树远浮沉”、“冒水浮菱茨，沉波失稻梁”的悲惨境况。面对这样的处境，他“无术起疮疾”。只有感慨道：“大息前年账，空冯案牍稽，回狼堪一饱，狐鼠互相欺，剜肉惟填壑，因公转济私,与民今发誓，忍死不言饥。”写出了他因官卑职小，不能救民于水火的心情，同时也谴责了贪官污吏的恶劣行径。 在任期间，他重视地方文化，设小亭云馆和七客寮，接纳八方名士，与地方诸生整理地方先贤作品，保留文献以利后人。张葆光先生说：“弥叹先生之留心人才，不遗余力如此，夫振兴文教而欲立之标准，莫若以其乡先辈倡之，不虑岐趋，争自濯磨矣！”〔张葆光《二余堂丛书》序〕所编刻《二余堂丛书》10种，《雷音集》12卷，集望江等计人43家，诗文各6卷。《小亭云馆芝言》10册，收93人诗作，这是一个七品县令留下的地方文献，虽在中国文化最发达的三江（江西、浙江、江苏）地区，如此的县令，当时也并不多见。甚至到了他解官后60岁时，地方绅民为他祝寿，他仍以诗报之：“编纂未完催校拙”，（自注说：时凝纂邑志）又“愿将介寿樽中酒，酿作田间岁岁春。”直到此时，他仍记挂着地方文献，心存民众生计。 他在《客解》一文中说，有人问他：“公之治望（江）已八稔（年），两旱两水，运楚粮，办京粮备极劳卒，克底厥绩，民胥有生，至敦大体而讳言功，销大案而无德色，今之人诽其能之。”他却谦虚地说：“是皆令所当为也？”又有人问他：“公去家万里，年六十，孤孙稚弱，无把茅敝风雨，无负郭供憎粥，而官堂箫然，其何以谋归？窃为公恤焉。”他却说：“…穷则吾所固有……何处不可为家。”其实在他弃官客居望江之时，已是生计艰难了，而他却安贫乐道，当他接到好友丁仙坡从西江寄给的生活费时，还口占诗云：“渴鮒所需惟斗米，汪汪何敢望西江。远分清俸相料理，柴满荒厨水满缸。”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人间穷猎犬，只将文字作缠头。”（《云城纪事》） 师荔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尽职尽责。为官清廉之处，已做到“旋卒于官舍，家无余财，连自己的身后事也只有托付朋友。望江名士为他的死发出感叹：“生有文章惊海宇，死无骨肉送泉台。”这是何等壮观，何等凄凉。据说他的好友将他的灵枢起运回滇，离开望江时，满城绅民阻道哭送。师荔扉走了，留下给望江人民一个“才子”“清官”的形象，留给望江的是那雷音塔中和“师楼”中数万片刻书版片，和那一部部至今为人珍视的文献古籍，望江人民记着师荔扉,每逢生日、忌日，都到“师楼”师荔扉画像前送上三炷清香，寄以一缕怀念。表达了生者对死者一分最真诚的心愿，也是历史的评价。 师荔扉作为封建王朝的基层官吏，能到这种境地足难能可贵了，“民众歌之”是人民对他的最好回报。师荔扉作为历史学家、诗人，有大量作品是写家乡云南的，在他纂完《滇系》在一篇《学校考》后附言：“全系告成，四年积劳，今喜得释，然须已渐白，目已渐昏，投溷覆瓿，吾惟听之，若谓乡人说乡事，尚非越俎，区区之心，或可告无罪于桑梓也。”云南文献学家方树梅有一段话，说出了师荔扉对云南家乡的热爱和对人民的牵挂。方说：“先生之学，博大精深,有体有用，吾尝谓先生为史地学家兼经济者，非仅以词章见称于当时，若仅以词章目先生，浅评目先生矣！”〔方树梅《师荔扉年谱》〕试想一位云南文人身在万里之外，纂辑云南文献巨著，艰辛之处自然难以言表，先生留下的《开金沙江议》《论滇省利弊》、《论钱法》《论云南经费》《缅事述略》《论盗》等多篇文章，在今日读来，也实有可以为鉴之处。比起存史，经世更会有益。想到这些，云南在古代历史上又能有几人。在望江，他是一位“土民讴歌”的好县令，在云南，他是“当代名人，吾乡老宿。”（吴怡语） 师荔扉清正为官，严谨治学外，还是一位以诚信待友的人。他走遍天下，交友数百，结下了诚挚友谊，传流千秋佳话。 在他交往的人中，有他的师长者，他敬仰至诚，得到了教诲和至爱，无论是向大散文家姚鼐“求序”“求志”（请求写序或为父求墓铭）。向大观楼长联作者、云南名士孙髯求“学诗之法”还是向业师石峰“谈艺致远斋”，与业师屠绅的交往，屠绅有歌赞道：“此间张叔盛览虽寂寥，难得吾徒佼佼在佣铮在铁。”在与当代名士王文治接触，或学画于王绰门下，除显露出对师长的尊敬外，还初露了自己的才华。 在同龄人中，青少年时就结下了紫薇诗社的友人龚锡瑞、苏檙、彭翥，他们同学习，共志向，用诗作沟通的纽带，伴随终生，留下了一卷友谊的结晶《紫微山房删稿》。后来所交的“都门九友”，他在诗序中写道：“九君者，皆不以为老丑而晨夕过从，互相慰勉。古欢今雨，虽交有新旧，而情无厚薄。”九友中包括白族学者王崧，回族诗人沙琛，还有洪铭、严烺、方学周、朱奕簪、文钟运、张鹏升、龚锡瑞，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当代的诗人或学者。师荔扉死后，万里之外灵柩归弥的恩人就是九友之一的张鹏升。 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五君咏》序中说：“今年秋，侨寓会垣（昆明），旧友毕至，乃于素所爱暮者，度得五人，各记数语其后，序次以齿。”他们是袁文揆、李光华、罗觐恩、赵蘧、杨晓园，都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云南名士。在他的《雪夜怀人诗》82首中，以诗吟寄了82位友人的情谊。这82人除云南外也包括大量江南各省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朋友，他交友之广，待友以诚，重情重谊，深得当代和后世人所景仰。在他的《七律六章》（抄四）中，记述了朋友们的成就，记述了他们相处之亲密，方树梅先生在《师荔扉年谱》中说：“论前哲逮当时名流，可作滇中掌故读。”到后来，师友们先后离开了人世，使他这个“生平意气重接纳”的人又“落落人间几知己”，最后感叹到：“总角交游更谁在，回首骚坛双泪悬。”他是怀念诗友的陨落，更是感慨诗坛的损失。直到今日翻捡古代文献，乾隆时代的云南，群星辉耀，留下的文献和人才之多，不能不说是云南历史上的一座高峰。而这座高峰，正是像师荔扉这样的各民族文人的业绩所堆砌而成。 在众多的朋友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著名的书画家，“铁面御吏”钱沣。师荔扉与钱沣的交往是从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开始的，当时钱沣29岁，在科考中以《月中桂树赋》为文，一举夺冠，此时18岁的师荔扉开始认识了钱沣，从此相识之后或几年一见，或隔年一见，“见必以诗相质，所唱和不下百篇。”〔《钱南园遗集》，七卷本卷首《原则钱南园遗集》跋〕钱沣《和师荔扉》诗中有：“一时豪隽交欲遍，于中领我情独厚。”当钱沣仕途不顺，几乎心灰意冷之时，师荔扉以《题南园学使留饮即事赋呈》一诗,表示景仰，给予鼓励，诚心劝谏。南园读后果然决心复出，一举成名于天下。在南园为父奔丧时，荔扉正好病住昆明客馆，南园多次探视，并亲为其煮药。后来荔扉在诗中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义居师友间，亲者兄弟行。”南园在京逝世,师荔扉闻讣痛哭景忠庵。挽诗中有“魂兮好归去；故乡山水清。泪若黄河流，欲哭声难成”。对钱的评价是：“堂堂真御史，落落旧词臣。”《忠愍祠后拜南园先生柩》，南园生前诗赞荔扉说：“是人如天马，作驹已汗血。”可见两人相互了解至深。 钱南园逝世后，师荔扉收集钱之遗作，用自己的资金，编印了《钱南园诗存》二卷，《补遗》一卷。表达了对友人最诚挚的纪念。甚至钱南园之子17岁时考取生员，荔扉曾致信祝贺。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钱子嘉榴赴处州就亲，师荔扉亲自差人欲接至望江，虽未果也可看出师荔扉对友人后辈的关怀、爱护，一直在尽一个长辈的职责。〔《二余堂文稿》卷一，《贺钱孟子嘉柵游泮书》及《师荔扉先生诗集》卷二十〕 更值得一提的是生死交情的好友张鹏升，为了朋友的所托，万里归柩。除《生死交情》一卷之外，尚有云南历史上留下的千秋佳话。张鹏升运送师之灵柩回乡，颇有感慨，写下了《师荔扉先生枢还滇感赋》一首，诗云：“早负才名走四方，得官拢自滞雷阳，生名著述终传世，老死风尘总恋乡。万里难归穷臣骨，一书已断故人肠。妻孥寄托寻常事，不觉交情忆范张。”〔范、张指师范和张爲升。这里意思是要看朋友的交情，可回忆师范和张鹏升。〕 师荔扉归葬后，号称“滇中铁面御史”的乡友谷西阿题写碑记，张登瀛作了墓志，万本龄书丹。一副墓联代表了家乡乡亲的心意刻于他的墓旁，青山绿树惜诗人。 师荔扉去了，一个中国穷得不能再穷的县官，一个“生有文章惊海宇”的历史学家、诗人，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一座矿山。在云南后世的名家也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如：赵藩、唐继尧、许印芳、方树梅、由云龙、艾芜等，就《白族文学史》《云南风物志》等现代书籍也从各个角度给了应有的评价。师荔扉的思想、著作，充满着一种“经世”的特点，如果以史为鉴的话，倒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最后，我想用一件有关师荔扉和他的后人们的一件趣事，来作《师荔扉评传》的结尾。那就是在这位穷得不能再穷的县官，历史学家、诗人，离开人世之后，清朝末年，他的后人们中竟出了一位有名的大有钱人“师百万”。而岁月翻去了百年之后，人们只知道为后世留下精神财富的师荔扉，而不知道拥有万贯家财的“师百万”。这鲜明的对比，在历史的检验后，留给我们的问题，不正是等待着我们去深思吗？ 作者简介：盛代昌，男，云南省弥渡县文史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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