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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家、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1913～1994）的文字引人入胜，读完《细胞生命的礼赞》，再来读《水母与蜗牛》。他在给一家医学院毕业典礼上所作演讲《我们周围最年轻的和最聪明的》中，有“我们或许是地球上所有动物中特有的忧患动物。我们担心着未来，不满于现状，不能够接受死亡这个想法，不能够稳坐钓船，我们因忧患而伤心”。就觉心中有什么被触动了。人一向就是特异的多愁动物，有着几乎尚未开发的忧虑能力：这是使人区别于其他生命形式的特有禀赋。无疑，在人的大脑深处，有一个神经中枢来协调这一功能，就像专司饥饿感和睡眠的中枢一样。忧虑乃是人类功能中最自然、最自发的。现在是承认这一点，甚或是学会更好地忧虑的时候了。人是忧患的动物。这一特征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大多数人容易忽视这一活动，生活在忧虑的薄冰上，但从不深钻下去。我觉得，他的论述是基于西方人，尤其是英美人士的基础之上所作出的。因为，中国人对于忧虑的认识、感受与开发，是即早且深的。不过，古人最早使用的只是一个“忧”，即担忧、发愁。“杞人忧天”的故事大家都是知道的：“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列子·天瑞》）以前认为这是缺乏根据的不必要之忧虑。以我今日所知的十分有限的天文学知识，我想说，这位杞人，他一定是目睹了诸如陨石坠落之类的事，而当时又缺乏必要之科学知识，他不知道，地球外围有一层浓密的大气层，可保护地球不受伤害。正因如此，他才担忧“天地崩坠”，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行星撞击地球并非完全不可能之事！这名杞人，超越同时代人太多，反而成为被嘲笑的对象，类似之事，何可胜道也哉！如果说杞人是最早的天文观测者的话，则写下《黍离》的那名周大夫无疑是位诗人了。他出差路过宗周故地，看到昔日的宗庙宫室尽毁，种上了禾黍，悲从中来，吟出了：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经·王风·黍离》）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在列举了“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之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之后，得出“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的结论（《孟子·告子下》）。三国时的曹操既是诗人，又是政治家、军事家，他之所“忧”，当然是军国大事了：人生苦短，忧思多多，唯有以酒解愁了。那他的忧思具体又是什么呢？他寄语那些在月明星稀之夜南飞的乌鹊，“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要作高山、大海，像周公那样，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礼贤下士。他在向天下贤士伸出了橄榄枝，相较于孙权、刘备，他网罗的人才也是最多的。北宋大诗人苏轼，少年得志，一生却入狱、屡次被贬，可谓饱经沧桑，故而他写下了“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石苍舒醉默堂》）的诗句，这绝非泛泛之语，而是饱经人生沧桑后的经验之谈。正如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所言，“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中的幸福和痛苦一样多，所以二者抵消了”。这句话正好可以拿来为此诗句作解。你看，自那担忧天会塌下来的杞人，为宗周的庙堂变农田而悲伤的故周大夫，到以忧论道的孔、孟，再到渴求贤才的曹操，有感人生苦多乐少的苏轼，我们的古人就将托马斯的“人是忧患的动物”阐述得淋漓尽致！我赞同贝宁勋爵的看法，生活中的幸福和痛苦一样的多，正因如此，人便不能不忧患。昨日，有位八零后感慨，自己这一代人赶上了独生子女政策与填鸭式的应试教育，赶上了“三鹿”毒奶粉、“苏丹红”咸鸭蛋、地沟油、高房价、pm2.5，却没赶上“七零后的风口时代。刚刚起步的房价，满是机遇的领导层”；也“没有90后的不被拘束的独立人格，不婚不育保平安的魄力”。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一代人有一代人所要面对的独特问题，所要忧虑的东西，尤其是近百年的中国人。看那50后60后所经历之种种......改革开放后之沧桑巨变，恢复高考，知青返城，下岗待业，两地分居，50后、60后所经历的忧虑岂能少于80后？而今日，无论50后、60后，还是70后、80后、90后，我们共同忧虑新冠疫情下之个人健康、经济与社会发展前景及国际交往等诸问题。汉末无名诗人发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之感慨。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这固然是一种考虑与打算。但由“忧”而“虑”，我们就还可以有其他较为长远的考虑与打算。郁土微信相关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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