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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从轻与认罪认罚从宽的正当性根据相同。 认罪认罚案件可以实体从宽的正当性依据何在？换言之，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为什么可以从宽？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德国的认罪协商制度有相通之处，德国法学界对认罪协商制度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认罪协商与实体刑法的责任主义原则是否存在冲突问题。实体刑法上的个人罪责原则和程序法上的职权调查原则，被视为阻止类似辩诉交易制度在德国兴起的两个因素。尽管如此，“德国刑事诉讼程序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不可阻挡的动力，发展出一种新的程序性结案方式”，“这种新的程序性结案方式，在德国被称作协商、协议、谅解，甚至被称作交易。”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刑法理论将其概括为罪刑均衡原则，属于责任主义原则的内容之一。罪刑均衡，也称罪刑相当、罪刑相适应，其基本含义是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轻重应当与其所犯罪行的轻重相当，简而言之，犯多大的罪应当承担多重的刑。罪刑均衡原则起源于因果报应，是一种朴素的正义观，贝卡利亚指出，“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既然罪刑均衡原则要求犯多大的罪就应当承担多重的刑，那么，认罪认罚案件为什么可以从宽？现代意义上的罪刑均衡早已走出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应刑观念，而走向了报应与预防折中的并合主义。根据并合主义原理，刑罚正当化根据是报应的正当性与预防目的的合理性的结合。对被告人施加刑罚以其具有罪责能力为前提，不得对没有罪责能力的人施加刑罚，罪责为刑罚的合法性奠定基础，也为刑罚划定了上限（责任刑）；但是刑罚的裁量还必须考虑预防犯罪的必要性（预防刑）。“预防目的使刑罚具有必要性，罪责原则限制其合法性”。因此，量刑就是裁量责任刑和预防刑，具体裁量刑罚时，先根据影响责任刑的情节裁量责任刑，然后，在责任刑之下根据影响预防刑的情节确定宣告刑。这里的预防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而一般预防又分为消极的一般预防和积极的一般预防。消极的一般预防是为了威慑一般人不实施犯罪，而积极的一般预防是为了积极地强化人们对刑法规范的忠诚和对法秩序的信任。裁量预防刑时可以因预防必要性降低而从宽处罚。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由于其认罪并愿意接受惩罚，其预防必要性明显降低。事实上，与赔偿、刑事和解、诉讼时效等一样，“许多程序性条件中，特殊预防的需要被明显地减少了”。因特殊预防的必要性降低，所以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刑罚处罚。同时，通过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减轻、免除，激励一般人对刑法规范的忠诚和信任，进一步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 合规计划为什么能够成为企业犯罪减轻刑罚甚至不起诉的依据？这与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正当根据高度契合。因为建立并有效实施了“合规计划”的企业，其预防的必要性降低，从而影响预防刑，进而减轻甚至免除刑罚处罚；同时，通过刑事责任的减轻、免除，给予企业合规以压力和动力，从制度合规逐步形成合规文化，进一步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对于企业、单位来说，虽然没有自然人一样的肉体和灵魂，但是企业作为一个组织体，企业文化、企业文脉类似于自然人的灵魂。一个合规的企业文化，其再犯可能性降低，预防必要性降低，进而导致量刑中的预防刑降低。“如果个人刑法要求个人只在他或她的行为应受谴责的情况下才受到惩罚，那么公司刑法也应该对公司提出同样的要求”。美国在制定《组织体量刑指南》时，之所以将合规计划作为减轻处罚的因素，就在于其有利于企业犯罪预防。时任美国量刑委员会主席的威尔金斯指出，“大幅度减轻的潜力将成为促进公司行动的一种激励，从而导致预防和发现组织体的犯罪”，即奖励该企业为防止和发现其代理人的犯罪行为而采取的行动，但对不守秩序的企业给予重大惩罚，这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即奖励好人，惩罚坏人。或许怀疑论会质疑该目标是否有效实现，但常识认为，这种方法不仅有控制的潜力，而且有减少组织犯罪的潜力。可以看出，认罪认罚从宽与合规计划从宽的正当性根据都是因预防必要性降低而减少预防刑。 节选自李勇《检察视角下中国刑事合规之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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