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苏鲁豫皖地区东汉石室墓中出土的仿木作浮雕石柱为依据，提出汉代地上建筑中应该已产生了宋代以后盘龙柱的初步雏形，但其形制和装饰工艺尚未完全定型，仍处于多样化发展阶段。同时，汉代中国本土艺术中的龙蛇之类神兽形象、以及编带包覆柱体的装饰工艺皆与后世盘龙柱有着一定渊源关系；而在滕州发现的螺旋柱实例，则表明当时地中海地区建筑文化的输入性影响，也可能会是盘龙柱形式的潜在来源之一。
关键词：盘龙柱、东汉石室墓、龙蛇形象、螺旋柱、石柱
盘龙柱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极具特色的一种立柱装饰形式，它往往出现在一些较高等级的殿堂建筑环境中，并以华丽的视觉效果和生动的象征性寓意吸引着观者的目光，从而成为建筑空间中的视觉焦点之一。尽管留存至今的古代建筑盘龙柱实物多以明清两代为主[1]，但也不乏宋辽金时期的遗迹和相关文献记载，从而表明其并非后世某一个别时期或地区建筑工匠的独创，而是一种有着绵延承续千年历史的传统构件。但由于中国早期木作建筑实物遗存的缺失，有关此种特色化立柱形式的来源和意义等问题，目前在建筑史学界对此仍少有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另一方面，伴随着近几十年来两汉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在以苏鲁豫皖地区为代表的东汉石室墓葬及石祠中已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石质仿木作立柱。其中有些则以表面浮雕的形式，反映出与宋代盘龙柱似有关联的形态特征，进而使之成为探究后世建筑中盘龙柱形式起源问题的有力支撑，也为今人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一. 《营造法式》和宋代建筑中有关盘龙柱的记载和实物遗存 有关盘龙柱的明确文献记载，最早可见于《营造法式》（成书于北宋元符三年，即公元1100年；正式刊印于崇宁二年，即公元1103年），书中涉及到的有关盘龙柱的信息共有两处：一则在“卷三·石作制度·重台钩阑·望柱[2]”条目下，尽管并无明文提及，但在后文与之对应的“卷二十九·石作制度图样”望柱形制图样中，清晰地画出了“剔地起突，缠柱云龙”的形式（图1 左）；另一则在“卷二十·雕作制度·混作”条目下，曰：“雕混作之制有八品：……八曰缠柱龙。盘龙、坐龙、牙鱼之类同。施之于帐及经藏柱之上，或缠宝山，或盘于藻井之内[3]。”并在后文“卷三十二·雕木作制度图样·混作”中，绘制了缠柱龙的标准样式。（图1）
（图1）营造法式_陶板书内图样：（左）望柱缠柱云龙；（右）混作缠住云龙 《法式》中所说的“剔地起突”相当于现代雕塑概念中的高浮雕，而混作则指完全立体的圆雕，并且前者为石作，后者为木作。与之相关的实物遗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太原晋祠圣母殿（建于北宋天圣年间，即公元1023~1032年；并于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重修），该殿东向，面阔七间，重檐歇山顶，四周施围廊，是《营造法式》所谓“副阶周匝”形式的实例[4]。其正面8根檐柱（图2.1），皆为木雕盘龙柱（一说盘龙柱雕于北宋元祐二年，即公元1087年），且与《法式》中“混作缠柱龙”形制非常接近。另外，还有正定隆兴寺北宋转轮藏的浮雕盘龙承檐柱（图2.2），但很可惜的是，其浮雕装饰已皆在近现代的动乱中被损毁，文中所用图像资料为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于二十世纪初造访河北正定隆兴寺时所拍摄。
（图2.1）太原晋祠圣母殿前8根盘龙檐柱，（下）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浮雕盘龙承檐柱（图2.2）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浮雕盘龙承檐柱 上述文献和实物资料都表明，此种“雕龙缠柱”的形制，至少在北宋《营造法式》的时代已非常稳定成熟，且应该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装饰传统。然而建筑中盘龙柱的形式在成熟之前，理论上也必然需要有一个（包含审美观念和技术做法两方面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只是因为前代相关木作建筑实物和专业文献记载等直接依据的缺失，让研究者对此问题的思考和辨析缺少充分的基础。因此，包括仿木作石雕建筑构件、砖石刻绘及壁画等形式在内的间接性图像材料在研究中的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若从这一视角沿着历史追溯，北宋以前建筑中盘龙柱形象较为清晰的案例，如河北邯郸北齐南响堂山第1窟的门洞两侧“槏柱[5]”，各以浮雕形式刻出盘柱而上的龙，二龙再于门上拱梁中心位置交颈回望，（图3上）从而可将盘龙柱的使用向前推进约五百年。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几十年来在汉代考古领域的发掘整理，尤其是苏鲁豫皖、浙江、四川等地区东汉石室墓中一些仿木作石柱和汉画图像的发现，为我们追溯中国建筑中盘龙柱的形式来源问题提供了更早且更多的材料和启发。
（图3）（上）河北邯郸北齐南响堂山第1窟的门洞两侧盘龙柱；（下左）浙江海宁中学东汉画像石墓前室北壁线描图，（下中）墓内前室东耳室北壁西侧盘龙柱拓片，（下右）墓内前室东耳室南壁西侧盘龙柱拓片自西汉中期出现、东汉兴盛的汉画像砖石墓葬中，包含了十分多样化的图像信息；其中与建筑有关的图像始终是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界，了解和研究汉代建筑营造活动的重要途径[6]。在1973年浙江海宁县海宁中学发掘的东汉晚期画像石墓内，前室东西南北四壁的门洞两侧，各自分别以线刻浮雕形式，刻画出一对立柱（共计4对8根），其柱体较细，上下略有收分，柱下为龟形柱础，上承一斗二升栾栱，柱身有各有一龙（或蛇）盘绕，研究者习惯称之为“蟠龙[7]”或“虺龙[8]”。（图3下）尽管画面柱高仅有105厘米[9]，柱体的粗细比例也不适于作为建筑物的结构性承重部件，但从其门洞两侧的规律性分布可以知，这类盘龙柱在墓内建筑环境中，无疑（和北齐响堂山第1窟门洞类似）也是作为槏柱出现的部件，并且具有强烈的装饰性视觉效果。只是周边画像石上刻有大量神兽祥瑞，而且绕柱龙蛇的姿态与柱身并不贴合，因此从图像逻辑上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定这里所表现的，就是建筑中实际存在的装饰性盘龙柱，抑或只是有神兽盘柱而踞的画面效果。但无论上述哪种可能，海宁该案例的发现说明汉代建筑图像中，存在着和后世盘龙柱有明确形式关联的直接证据。三. 与后世建筑中盘龙柱存在相似形象的东汉墓内仿木石柱 东汉中后期石室墓中，除了在画像石上以平面图像再现建筑形象之外，以石作部件模仿地上木作建筑构造和装饰细节的做法，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墓葬建筑环境中。仿木作石柱便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类构件，并在墓内常以梁下中柱的形式出现，上下各有石质（栌斗状）柱头和形式多变的柱础；柱身或有收分，（截面）多以方形、圆形和多边形为主，再辅以浅浮雕或线刻花纹作为装饰。其中，在山东（以鲁中地区为主）已发现多处柱身刻有密集人物或动物浮雕的案例，如平阴孟庄汉画像石墓M1前室及中室之间的圆柱[10]、1960年出土的泰安大汶口汉画像石墓西前室后室间中柱、东西二前室间中柱[11]（图4左）、安丘县董家庄汉墓后室中隔梁下浮雕圆柱[12]（图4中）、2014年出土的济阳县垛石镇白杨店汉墓内圆柱[13]（图4右）等。而1992年发掘的徐州铜山县班井村1号东汉墓，整体为砖石混合结构，共分前后两室，两室之间隔梁正中可见一石质中柱[14]，柱身浅浮雕盘龙形象，可认为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盘龙柱典型实例之一（图5左）；另外还有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保存的一件石刻壁柱，柱身浮雕二龙相对而立，呈现出与盘龙不同但又有相似性的样式（图5中）。而临沂吴白庄东汉画像石墓的前室中过梁下，可见一上下收分明显的石质中柱，柱身以高浮雕结合透雕手法，刻画了极富动感的翼龙、翼虎、兔、（鹳或鹤）鸟的形象[15]（图5右），从而形成与盘龙柱观感接近，但更精致且丰富的视觉效果。（图4）（左）泰安大汶口汉墓中柱，（中）安丘董家庄汉墓后室中隔梁下浮雕圆柱，（右）济阳白杨店汉墓内浮雕圆柱 （图5）（左）铜山县班井村1号墓中柱，（中）徐州汉画馆馆藏双龙壁柱，（右）临沂吴白庄汉墓前室中柱综合上述案例的情况可知，至少在东汉（中晚期）苏北和山东多地的砖石室墓内，已明确出现了浮雕龙柱的基本做法，但其具体的装饰形象与题材并不统一，造型工艺也不稳定，因此应该仍处于相对多样化的早期雏形阶段。但是，这一判断实际上也包含了两种可能：一者后世建筑中的盘龙柱就是起源于东汉墓内石柱的装饰做法，即“雕龙饰柱”从汉墓内的一种石作构件元素，逐步演变应用于后来的地上殿堂建筑装饰中。尽管此种可能性还无法完全被排除，但从中国古代墓葬“阴宅”与生者“阳宅”之间“事死如生”的固有关系而言，多为地下墓葬模仿地上建筑的构件形式，很少见到地上建筑主动效法墓葬的“反向借鉴”情况，所以并不太合理。另一种可能，则是东汉墓内柱身雕龙为饰的形式，本身来自对当时地面（木作）建筑柱上类似装饰手法的模仿和再现，即汉代实际建筑中已存在类似盘龙柱的基本雏形，抑或与之有关的某些柱身装饰形式，才在东汉中晚期被借鉴到墓室的营造之中。这一推论虽较前者显得更合理一些，但也意味着在汉代木构建筑实物遗存缺失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观察分析更多的案例，进而在审美观念和技术做法两方面探究盘龙柱这一装饰形式的真正来源。四. 浮雕包覆装饰柱身的东汉墓内石柱 从技术角度而言，传统建筑中的盘龙柱尽管有着不同的样式，但都可归纳为以饰物包覆缠绕于柱身的做法。所以寻找此类装饰工艺在汉代的遗存，也是追溯盘龙柱起源的另一潜在途径。除上文列举苏北山东各地出土，明显以雕龙为饰的石柱外，该地区其它（大致）同期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些形制比较特殊的案例，例如：在（约）1974年发掘的兰陵县东纸坊村九女墩东汉画像石墓内，曾出土一件柱身浮雕仿带状编织物的（辟邪）兽础石柱[16]（图6），柱顶稍残，（辟邪）兽形础一侧刻一高鼻深目，头戴尖帽，单膝跪地的胡人形象。柱身浮雕包覆的带状物似模仿某种具有一定韧性及弹性的材料，或为竹皮、竹片、麻或皮革等质地；再进一步仔细观察每条带状物则会发现，其表面皆以线刻形式描绘了鳞纹和背脊上的鬃毛或背鳍，且在柱顶带状物的末端，雕刻成略似张口的“龙首”形象，只可惜此处已残，其头部具体样貌无法辨认。因此，柱身整体浮雕包覆形象所模仿的原型，推测是由若干条刻为龙形的纤维质料（如竹材）构成的一个编织层，来对（木作）柱体起到保护和装饰性作用。
（图6）兰陵县东纸坊村九女墩汉画像石墓出土（辟邪）兽础浮雕编带石柱及局部 如果仅凭这一件石柱就做出上述推论，其依据显然是不够充分的。但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积竹木柲”实物，就是在长兵器木杆上加竹片并缠丝封漆的做法[17]。而在柱体表面浮雕束竹的石柱和明器陶质案例，则可见于苏鲁豫皖、洛阳和川渝各地（表1）。其中有些甚至还很清晰的刻出了束竹表面的竹节和绑扎所用的绳索，说明汉代必然存在以竹材包覆柱面的做法，有学者也总结其工艺做法有着本土起源的特征[18]。表1 各地出土东汉至西晋时期石雕束竹柱基本信息简表 
其它与后世盘龙柱具有更为直接联系的案例，可参见徐州贾汪区北部出土的一件散存石柱[19]，其柱上部顶托一大栌斗，柱体截面为圆形，上下具有收分，柱身表面同样浮雕仿带状编织物包覆效果，且编带交织叠压关系明显，编带之间亦有浮雕（但具体形象不可辨）；带上亦线刻鳞纹，曾有学者在对其仔细观察后撰文认为是“柱身上雕刻相互盘绕的9只龙[20]”。（图8）此案例无疑可与兰陵九女墩墓出土的浮雕编带石柱相对应，说明当时实际建筑中很可能的确存在以（竹材？）编带包覆柱体的做法，并且编带常以表面线刻鳞纹的形式以呈现“龙蛇”之类的形象，从而成为后世盘龙柱在装饰结构和制作工艺方面的潜在来源。
（图8）徐州贾汪出土浮雕包覆编带“九龙”石柱及局部 在墓葬环境之外，汉代传世文献中尽管目前尚未见到直接描述有关柱身装饰细节的记载，但于地上实际建筑环境中融入龙蛇一类神兽的意象，应该在当时高级殿堂的营造中并不鲜见。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在铺陈（仰观）灵光殿的屋顶框架结构时提到：“云楶藻棁，龙桷雕镂。……虬龙腾骧以蜿蟺，颔若动而躨跜。朱鸟舒翼以峙衡，腾蛇蟉虬而绕榱[21]”。三国时何晏的《景福殿赋》则在描写景福殿建筑的栏杆时写道“楯[22]类腾蛇，槢似琼英。如螭之蟠，如虬之停。[23]” 说明其以龙蛇类神兽形象施于栏杆的用法，应该与宋代《营造法式》中石雕“缠柱云龙”装饰望柱的做法颇为接近（区别在于望柱为栏杆立柱，楯却是指栏杆的横木）。而两文中提到的“龙”、“虬”、“螭”、“腾蛇”皆为与龙有关的神兽（只是在现代汉语中一般皆被简单地统称为龙）；而“蜿蟺”、“躨跜”、“绕”、“蟠”等动词，又都有盘曲之意。所以，据此推测汉代建筑中存在以盘曲的龙蛇形象包覆柱体为饰的做法，或曰后世盘龙柱的基本雏形，至少从逻辑上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汉墓石柱上盘曲的浮雕龙蛇形象除了前文提及的单龙、双龙相对，以及鳞纹编带的形式外，还存在龙蛇身形相互扭结裹缠于柱体的情况。在1979年发掘的徐州新沂瓦窑东汉晚期画像石墓前方的（东向）约3米位置，曾出土一件青石圆柱[24]（图9左），柱体上下有明显收分，柱下有素面圆形柱础，“柱身浮雕六条龙，头上尾下，相互缠绕。[25]”徐州博物馆库房中保存的另一件体量较为短小的（圆形截面）汉代残石柱（图9右）柱身表面，亦可见浮雕带状（身体？）纹饰，只是扁带的穿插交缠比较混乱，除在柱身中部可见三个比较清晰的怪兽头面部形象外，暂还不能确定为龙，但也应是属于龙蛇一类的装饰形象。 （图9）（左）新沂瓦窑汉墓出土的浮雕六龙缠柱圆础青石柱；（右）徐州博物馆馆藏浮雕兽首及带状纹饰的残石柱 这两个石柱案例中浮雕于柱体之上的龙蛇形象，尽管并不像兰陵九女墩石柱和贾汪石柱上被编织的那么有规律，但无疑也可以进一步加强上文对汉代建筑中可能采用的，以盘曲龙蛇作为柱身装饰推测的合理性。同时它们的存在也从客观上表明，至少在东汉晚期的这个阶段，后世所谓“盘龙柱”的成熟模式尚未真正地定型，柱身龙蛇神兽形象的出现，仍以体现当时建筑装饰领域中的某种装饰与观念意义为主要目的。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建筑史概念中典型的盘龙柱除必须要有龙的形象之外，还要同时具备明确清晰的螺旋“盘曲缠绕”于柱体的形式结构，正是此两种要素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共同构成了后世传统建筑中盘龙柱的固定模式。但在上述列举的各个案例中，除铜山县班井村1号墓中柱（浅浮雕单龙）略有接近之外，余者皆不具备，或者螺旋缠绕的视觉效果方面非常不明显。事实上在现存汉代（及以前）各种建筑图像中，柱身表面装饰呈现螺旋盘绕结构的情况尽管比较罕见，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例如，在前文提到的兰陵县东纸坊村九女墩汉画像石墓中，还出土了另一件（被当地学者习称为神兽“天禄”的）兽形础石柱[26]（图10），柱的顶部残损，柱身浮雕螺旋盘绕式的栏杆、树木、翼兽和手持丹药的羽人形象，一说该图像所表现的是“升仙”内容。而对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来说，该案例表明在山东及苏北地区的汉墓环境内，螺旋形构图已在极个别石柱的表面装饰中有所应用，且手法较为成熟。只是一方面类似的螺旋形装饰在两汉及先秦建筑构件、甚至陶器、青铜礼器等物品中间都极少出现；同时，该石柱在所属墓葬内的位置与组合关系等信息可见有限，因此两方面都尚不足以支撑为何在当地“忽然”出现螺旋柱的这种现象所需要的深入分析。 
（图10）兰陵县东纸坊村九女墩汉画像石墓出土（天禄）兽础浮雕螺旋图像石柱及局部滕州博物馆库房中保存了一件上承栌斗，柱身饰螺旋凹槽线纹的石柱，具体年代和出土信息皆不明确，因此多年来很少有学者能对之展开专门研究。但新近发现的滕州市羊庄镇前毛堌村汉画墓[27]，却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和理解带来了新的启发。目前该墓内仍有大量淤土，从笔者实地对其考察并请教相关专家[28]的结论而言，可将之归于一座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墓。该墓比较特别的是其前室分间（拱形）过梁下的中柱（图11），石柱上承大栌斗柱头，柱身下部没于淤土中，可见部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为非常清晰而有规律的螺旋造型纹理，可见螺旋形棱边；下段为直棱边，棱边截面近似三角形，部分棱间凹槽底部为平面，部分凹槽为凹陷的弧形，两段中间有一水平凹槽带作为分隔。虽然以往在各地也曾发现过东汉时期带有柱面（浅）凹槽和棱边的石柱，如1964年出土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造于元兴元年（105年）的“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墓表？）石柱[29]、沂南县砖埠镇里宏东汉墓中的“凸棱式”多边形石柱[30]、1959年在徐州市郊贾汪镇发掘的一座汉末晋初石室墓，前室与中室间地栿两端和中间的石柱[31]，以及前文提到的临沂吴白庄汉墓前室东西过梁下的两根中柱等，但滕州出现先后两例带有螺旋形凹槽装饰的石柱，却是国内汉代考古领域非常罕见的形式，并且带有明显的异域建筑风格痕迹。
（图11）滕州市前毛堌村东汉墓内前室螺旋纹饰多边形中柱 做出这一初步判断的前提，是因为客观上中国本土的建筑器物，自华夏文明早期至汉代并没有形成螺旋盘绕式的装饰传统。而就世界各地考古发掘的情况而言，目前已知最早在实际建筑中明确采用螺旋柱做法的是后亚述时期（公元前911-公元前612年）的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附近）里迈圆丘（Tell Al Rimah）遗址[32]，神庙的墙壁上可见以砖砌方法塑造的并列壁柱共计277根，其中50根大柱砌成（仿棕榈树干的）菱形花纹，以及我们所关注的螺旋线图案[33]（图12）。这种螺旋线式的柱身装饰手法，在西亚地区一直有所传播和延续，并形成了一种具有特色的建筑文化传统。例如，在距离土耳其南部港口城市安塔利亚18公里的佩尔格（Perge）古城遗址中，已出土不少罗马时期建筑物的大理石螺旋柱残件（图13），而且从外观上与滕州发现的螺旋柱是比较接近的。由此令人不禁联想相隔万里的西亚与华夏两地之间，其建筑做法也许存在交流和借鉴的渠道。
（图13）土耳其安塔利亚佩尔格（Perge）罗马古城遗址中的残损螺旋柱 如果参考汉晋时期苏鲁豫皖地区，尤其是鲁东南至苏北一带的各类出土文物，则可发现西来文化因素以直接舶来品、或间接异域风格等方式呈现的现象并不鲜见。近年来，更有很多国内外学者从佛教造像、摩崖石刻、器物形制等不同角度展开研究，认为鲁东南至苏北沿海地区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登陆口岸区[34]；同时，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考古发掘，如2001年在斯里兰卡发现的西汉初年丝绸残片[35]，也进一步揭示出当时东西方海运交流的密切程度。因此有理由推测，西方建筑风格和技术的传入很可能是当时东西方文化和（包含工匠在内的）人员往来交流的组成内容之一。若再进一步具体到后世建筑中盘龙柱的形式来源问题，则不应排除汉代本土柱身装饰中常见的龙蛇一类神兽形象，与西方传入的螺旋式装饰结构相结合，进而在日后逐步融会、演化，并最终定型为宋辽金时期盘龙柱的可能性。在缺少唐宋以前直接可靠的文献记载和完整建筑实物遗存的情况下，对中国古代木作建筑领域任何一种具体营造技艺或装饰形制的溯源研究都会是充满挑战的任务。但这样的工作却是我们真正深入全面地认识与理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历史上由于各种外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以及木构建筑内在不易保存的材性特质，自先秦以至唐代的早期建筑活动仅遗留了地表下的遗址和房基可供研究；所幸在两汉厚葬之风的影响下，时人在对自己地下幽冥世界的营造中不经意间保留了很多与实际建筑技术和装饰有关的细节信息，成为今人追溯唐宋之前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基础和资料宝库。传统的建筑史学界更习惯于强调中国古代建筑与营造活动的独立性和特色化技术观念，但通过本文对汉墓石柱装饰的分析，可见在汉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至少不能排除外来因素输入性影响与本土建筑装饰题材、工艺等方面融合的可能性。但目前与上述推测有关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现象层面，更为直接有力的支撑材料还非常不充分。况且在人类造型艺术领域，也存在时间、空间、族群都毫无关联的两个或多个文化，出于共同的认知思维结构“不约而同”地创造出某种相似的形状、图形、甚至一些写实形象，只是其背后所包含或代表的意义各有差异。所以，确定东方盘龙柱与西方螺旋柱之间的关系，仍需其它更多层次的佐证。而东汉距北宋也有着近八百年的时代跨度，在此期间中国社会整体结构和各方面思想文化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作为一种建筑装饰做法的盘龙柱，尽管在形式表象上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延续性，但其所具有的内涵和意义无疑也会随之改变，而这些都已超出了本文所能够涉及的范围。因此，笔者谨以此文抛砖引玉，诚望由之引起学界对此领域的重视和思考。
[1] 明清时期的盘龙柱案例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沈阳故宫大政殿（建于1625年）正面一对盘龙柱、崇政殿室内宝座前一对透雕金龙柱（设计制作于1747年），四川平武报恩寺转轮藏首层盘龙檐柱（约建造于1440-1460年之间）等等。 [2]“望柱，即勾栏两旁的立柱，亦称'扶梯柱。’位于地栿之上，栏板之间。”引自：王效青《中国古建筑术语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2页。另：“望柱，古建筑石作构件，在勾栏栏板两端，于两侧固定栏板，下由地栿承托，是组成勾栏的主要部分。” 引自：李剑平《中国古建筑名词图解辞典》，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214页。[3][宋]李诫《营造法式》, 邹其昌点校，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4]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196页。[5]《说文》曰：“槏，户也。”即窗户。“槏柱”本为宋式建筑构件名称，意为“窗旁的柱子”；后引申指代门洞与窗边的立柱，本文使用其引申义。——笔者注.[6]“所谓（与汉代建筑有关的）直接遗物，就是山东、河南、辽宁、四川诸省的汉墓、墓祠、墓阙，和山东方面几种汉墓画像石及散存各处的汉砖、瓦、石人、石兽，和墓内残存壁画等。……汉代建筑式样见于画像石、明器、墓砖、和其他遗物中的有住宅、厅堂、亭、楼阁、门楼、阙、望楼、捕鸟塔、及墓祠、坟墓、仓囷、羊舍、猪圈等等。”引自：鲍鼎、刘敦桢、梁思成《汉代的建筑式样与装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4年第五卷第二期，第 1-27页。[7]岳凤霞、刘兴珍《浙江海宁长安镇画像石》，《文物》1984年第3期，第 47-53页。[8]黄雅峰《海宁汉画像石墓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页。[9]潘六坤《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5期，第 1-20页。[10]刘善沂、刘伯勤、乔修罡等《山东平阴孟庄东汉画像石墓》. 《文物》.2002年第2期，第 38-52页。[11]程继林《泰安大汶口汉画像石墓》. 《文物》.1989年第1期，第 48-58页。[12]安丘县文化局《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济南出版社，1992年，第21页。[13]邢琪、房振、郭俊峰等《山东济阳县白杨店村汉代画像石墓发掘简报》. 《东南文化》.2015年第6期，第 43-49页。[14]梁勇、孟强《江苏铜山县班井村东汉墓》，《考古》1997年第5期，第 40-45页。[15]临沂市博物馆《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齐鲁书社，2018年，第173页。[17]“这种植物茎束还可以用为武器的杆、杖，各有专名。……近来湖南和河北在汉墓中发现积竹武器柄，木心，外包竹片，再缠紧漆封。”引自：傅熹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18]陈轩《东汉束竹柱与瓦棱柱的初步研究》，《考古》2019年第5期，第93-101页。[20]杨孝军《江苏徐州出土的汉代陵墓石雕》，《四川文物》2009年第1期，第80-85页。[21]楯，指栏杆的横木。栏楯合称，即建筑周围的栏杆，该名称可确定在汉代已使用，依据可见1958年南阳出土东汉“张景造土牛碑”碑文。同时，汉代的栏楯也叫做“衡”——《史记·袁盎晁错列传》“百金之子不骑衡”，裴駰集解引三国魏如淳曰：“衡，楼殿边栏楯也。”唐司马贞索：“《纂要》云：宫殿四面栏，纵者云槛，横者云楯。”[22][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梁]萧统编选，王友怀、魏全瑞注析《昭明文选注析》，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71页。[23][三国]何晏《景福殿赋》，[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29页。[25]王恺、夏凯晨《江苏新沂瓦窑汉画像石墓》，《考古》1985年第7期，第 614-626页。[27]滕州市羊庄镇前毛堌村位于兰陵县东纸坊村西略偏北方向，两地直线距离约64公里。[28]笔者对滕州前毛堌村新发现汉墓的了解和考察，仰赖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杨爱国老师的指点，滕州汉画像石馆李慧馆长、燕燕燕副馆长，滕州市文物局文物保护室吕文兵主任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特此感谢！[29]该石柱现保存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其8号柱正面刻铭“永元十七年四月□令 改 元 元兴元年□十月鲁工石 巨 宜造”，对“鲁工”二字可能存在三种解释，其中之一且比较合理的是“来自于山东的工匠”，即该石柱的形制可能与山东地区当时流行的造型风格有关。[30]杨爱国《汉代的多角石柱》，《形象史学》2017（上半年）总第九辑，第26-43页。[31]尤振尧《徐州贾汪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第32-33页。[32]该遗址位于摩苏尔以西约30公里处，并处于摩苏尔和辛贾尔两地之间。[33][英]丹·克鲁克香克（Den Cruickshank）《弗莱彻建筑史》（第20版），郑时龄、支文军、卢永毅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82页。[34]“既有的考古发现表明，山东汉代既是丝绸之路输出物品的来源地，又是输人物品、信仰等的到达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引自：杨爱国、王海玉、孙洋《汉代山东与丝绸之路——以考古发现为主的观察》，《海岱考古》2018年总第11辑，第498-523页。[35]“2001年，斯里兰卡Rambukkana的Delivala Stupa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中国古代丝绸，澳大利亚国立大学Judith Cameron教授主持了鉴定工作，通过碳14鉴定，这块丝绸制于公元前2世纪，距今已有2200年历史。”引自：[斯]查迪玛（A. Chandima）《斯里兰卡藏中国古代文物研究 ——兼谈古代中斯贸易关系》，山东大学，2011年，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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