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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以来，因战争被劫掠以及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非法和不道德的方式，有超过100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有300批次、15万余件文物回国。国宝的流失与回归也折射出国家的治乱兴衰。 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拍卖场上很多中国文物被中国人拍下带回国内，国内的博物馆购置文物的款项也逐年增加，促使中国文物大量回流中国。迄今为止，我国目前主要通过依法追索、民间捐赠、商业回购、跨国诉讼、直接谈判等手段追回文物。 下面我们精心遴选了100件具有代表性的回流文物（二）进行展示。 26.春秋晋公盘此盘口径40厘米，总重约七公斤，浅腹平底，内底中央饰有一对精美浮雕龙盘绕成圆形。双龙中央，有一只立体水鸟。双龙之外，还有四只立体水鸟和四只浮雕金龟。再向外延，又有三只圆雕跳跃青蛙和三条游鱼。最外圈，则有四只蹲姿青蛙、七只浮雕游泳青蛙和四只圆雕爬行乌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圆雕动物，都能在装置原处作360度转动，鸟嘴也可以启闭，乌龟头也可以伸缩。内壁有七处铭文，每处三行，共183字。这些铭文，清晰呈现了“春秋五霸”晋文公时期的晋国盛世气象，传递了极为珍贵的历史信息。此盘是晋文公送给大女儿孟姬的嫁妆，他希望女儿嫁到出国后，能够做好该做的事情，成为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并将此器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2019年山西警方从境外追缴，现藏于山西青铜器博物馆。此盘雄浑多姿，是晋文公给他大女儿的嫁妆之一，装饰的浮雕龙、立体水鸟等圆雕动物都能在装置原处作360度转动，呈现出我国春秋时期青铜器的最高工艺水平，为研究晋国历史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依据，国宝级文物。 27.春秋子仲姜盘此盘口径45厘米，重12.4公斤，形体较大，器质厚重，整器风格质朴浑厚，圈足下置三只立体爬行猛虎，老虎身体侧面与圈足边缘相接。盘壁两侧设有一对宽厚的附耳高耸，其外侧装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有一条立体曲折角龙，盘内底铸有浮雕的鱼、龟、蛙等水生动物。内壁铸有铭文六行三十二字：“隹六月初吉/辛亥大师作/为子中姜沫/盘孔硕且好/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是晋国太师为他妻子仲姜所作的盘。此盘早年出土后就不幸流失国外，后被香港太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叶肇夫在澳门购得，1997年叶肇夫捐赠给国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盘纹饰精美，造型典雅，铸工精良，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与装饰水平，铭文精炼简要，并且有许多用语用韵异常精妙，整篇铭文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史料。最特别的是盘内所有的动物可以在原地作360度的转动，这是以前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弥足珍贵，国宝级文物。 28.春秋叠瓣龙纹大鼎此鼎通高63厘米，最宽处达79厘米，是为许灵公陪葬的一套七件列鼎中的一件。鼎外周壁嵌接六个造型奇特的怪兽形耳，怪兽头竖大耳，大尾上卷。鼎口沿处装饰细密工整的交龙纹，腹部饰四周垂瓣，内饰交龙形。迄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大鼎制作工艺和装饰都较为简单，而这件大鼎通体满饰花纹，甚至连鼎足底部亦装饰有兽面纹，整体装饰极为精彩罕见。传出土于河南平顶山市叶县春秋晚期许国国君许灵公之墓，后流失海外，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从海外回购，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此鼎气势雄伟，整体装饰极为精彩罕见，是迄今所知春秋时期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也是目前所见春秋时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美的青铜大鼎，是春秋时代青铜艺术的杰出代表作，国宝级文物。 29.春秋秦公鼎此鼎立耳折沿，浅腹略鼓，平底，兽首蹄足，颈腹饰兽身交连纹，立耳外侧饰鳞纹，腹内壁铭文6字“秦公乍宝用鼎”。《史记·秦本纪》载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诸侯。对于鼎铭“秦公”的认定，或以为是西周宣王时的秦庄公，或以为是幽王时秦仲和庄公，又或以为是春秋早期的秦襄公和秦文公。但该鼎形制与厉王时期函皇父鼎（甲）极似，时代相差不会太远，因此秦仲或庄公的可能性都存在。1993年出土于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墓葬，后流失海外，2009年美籍华人范季融、胡盈莹夫妇将其收藏的9件秦公、晋侯青铜器捐赠给国家，国家文物局于2015年向上海博物馆划拨这批文物。此鼎造型特殊，纹饰精美，带有明显的秦地风格，明确标明主人的身份为秦公，是研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秦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30.春秋鸱（chī）枭形金饰片这批鸱枭鸟形金饰片8件，可分2型：I型4件，高52、宽32厘米，鸱枭以金箔剪裁而成，钩喙、环目、长尾、屈爪，通身饰变形窃曲纹以为翎毛，使得鸱枭形象异常富丽，其中1件鸱爪与腹部脱离，2件鸱枭周边有双眼钉孔等距离地分布在喙、首、项、背、尾、爪、腹各部位；Ⅱ型4件，高52、宽32厘米，鸱枭以金箔剪裁而成，钩喙、环目、长尾、屈爪，通身亦饰变形窃曲纹，但在每只鸱身之窃曲纹余白中，刻出10个形状各异的镂孔，这些镂孔当时是否有镶嵌物已不得而知，其中1件屈尾遗失，在喙、首、背、尾、爪、腹等部位，有9处双眼钉孔。鸱枭形金饰片正面打磨黄亮，背面未经打磨，故色暗发涩。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墓葬，后流失海外，2015年回归祖国，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这批鸱枭均以金箔剪裁而成，制作工艺精到，纹饰图案精美，形态各异，造型生动，通身饰变形窃曲纹翎毛，使得鸱袅形象异常富丽，充分展示了秦人享国初年冶金工艺的非凡和秦贵族阶级的奢侈靡丽，实属罕见文物。 31.春秋曾伯克父青铜组器“曾伯克父”整组青铜器鼎、簋（鬼）、盨（须）、壶、甗（演）、霝（灵）器类同现，品类丰富，铸造精致、保存完整，均有铭文，达330字，是中国近年来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交易、实施跨国追索的价值最高的一批回归文物。这组青铜器是我国湖北随州地区春秋早期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文物，铭文显示器主为“曾伯克父甘娄”，锈色呈“新锈”状，缺少流传的历史痕迹，经过和同时期考古发掘资料比对，基本认定该批青铜组器应为湖北随枣一带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被盗出土文物。2019年从日本追索回归，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组青铜器鼎、簋、盨、壶、甗、霝器类同现，品类丰富，铸造精致、保存完整，均有铭文，多达330字，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曾伯克父器物群为目前考古发现所未见，对于研究春秋时期历史文化、曾国宗法世系以及青铜器断代与铸造工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2.春秋吴王光剑此剑全长77.3厘米，剑体长65厘米，剑格宽4.8厘米，剑体宽4.5厘米，重1公斤，剑身修长，剑刃锋芒犀利，剑格饰变形兽面纹，镶嵌物已脱落。剑体铸铭文为鸟虫书，字体很大，每字长度为2.5-3.2厘米不等，共二行八字：攻吾王光自作用僉（剑）。意思是它是吴王光，即吴王阖(hé)闾(lǚ)所使用的剑，也因此而得名。吴王光剑，1964年在山西原平县出土过一件。鸟虫书是鸟形或虫形的艺术字体，春秋中晚期以后这种字体常常作为青铜装饰的一部分在楚和吴越地区流行。春秋战国时期，征战不断，促成了兵器铸造业的大发展。兵器的产量、质量均有大幅提高。1972年安徽省南陵县三里乡吕山村出土，于20世纪90年代辗转流入香港，后由上海博物馆购回，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这把吴王光剑铸造精良，埋藏地下2000多年，至今仍青光熠熠，锋利无比，是吴王光剑中最长的一件，是春秋时期青铜兵器精品。 33.春秋吴王夫差剑这柄剑通长58.3厘米、格宽5.5厘米，造于春秋晚期。近锋处明显收狭，双刃呈弧曲形。中起脊线，两从斜弧面。剑格作倒凹字形，饰兽面纹，镶嵌绿松石，一面已佚。圆茎实心，有缠缑痕迹。茎上有两道凸箍，箍上有纤细的凹槽，遗存少量绿松石。圆盘形首，铸有多圈精致峻深的同心圆凸棱。剑首以不同成份之合金青铜分铸后再衔接剑茎而成。剑身近格处铸有铭文两行十字：攻敔(吴）王夫差自乍（作）其元用。吴王夫差剑已知存世量共有9柄，分别藏于苏州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山东博物馆等处。2014年苏州市政府出资从台湾古越阁征集，现藏于苏州博物馆。此剑铸工精致，历经二千四百余年仍完好如新，刃锋极其锋利，为当时镶嵌技术的代表之作，是目前国内外同类剑中品相最完好、最精美完整的一件，为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国宝级文物。 34.战国越王亓北古错金铭文剑吴越的王者所作剑是当时的极品，是我国兵器史上最珍贵的文物之一。越王“亓北古”，即越王勾践之孙越王盲姑“不寿”，“亓北古”古音与“盲姑”相近。此剑通长65.2厘米，格宽5厘米。此剑为复合剑；剑圆茎上有平行箍两圈，上有错金纹饰，刃一侧微残（有小缺口）。剑格正、背皆有错金鸟虫书铭文，正面有铭文一行10字，左右两边各5字，对称分布，做“戊（越）王亓北古”；背面亦10字在左右两边对称分布，作“自乍（作）元用之”；圆形剑首环列错金鸟虫书铭文12字“台戊（越）王亓北自乍（作）元之用之佥（剑）”。亓北古剑又称“盲姑”剑，距今有2400年历史，目前发现存世仅3柄，分别藏于海南博物馆、安徽的安庆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2007年国家文物局以400万人民币从海外征集，2008年划拨，现藏于海南博物馆。此剑器形完整，品相佳，以复合金属嵌铸剑身，是国内同类越王剑中仅有孤品，剑上32字错金鸟篆书体保存完整，历经2400年风风雨雨，铭文依然清晰可辨，色彩鲜明，是所有存世的越王剑中最长的一把，品相极佳，国宝级文物。 35.战国嵌错社会生活图画壶这对铜壶通体嵌错图画，器身图画从上到下分为四层，其中最上一层表现贵族射箭和采桑的情景。在“射箭图”中，一群腰配短剑、手持弓箭的贵族男子，正列队走上一座高台进行射箭训练，还有一些人在鼎和俎案前忙碌着，为这些贵族男子准备酒食，供他们射箭之余享用；“采桑图”表现了一群贵族男女两人一组，在桑林中一边采桑、一边嬉戏的情景。人物姿态多变，场面生动有趣。第二层图画由多个单元组成，表现贵族们射箭比赛、射猎飞鸟和乐舞等场景。天空中，鸿雁成行飞翔，下面三个人半跪着，正用带绳索的箭射向它们，三只鸿雁正中箭坠向地面。射箭比赛是在一座比较讲究的台榭中举行的，台前设箭靶，台上站立五人。台榭下有一大帐，帐内六人或跪或站，形态各异。第三层图画表现的则是陆战与水战的场面。在陆战图中，守城一方手持戈、矛等兵器在抵挡敌人的进攻，攻城一方，登上“云梯”向前冲锋。战事非常惨烈，一人已经身首分离。第四层也就是最下一层表现的是斗兽和对兽图案，其中斗兽图案共四组，每组由一位手持戈、矛一类兵器的武士及七头形态各异且高度抽象化的禽兽构成，颇为奇特。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从海外回购，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装饰这一类图画的青铜器，流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的三晋地区，但出土数量极少，这对铜壶通体嵌错表现“乡射礼”、“大射礼”等周代贵族生活的图画，内容丰富，是一对距今2400年的战国早期铜壶精品，极具历史与艺术价值。 36.战国青铜马
这三匹青铜马高15-18厘米，长22-24厘米，形态各异，一匹作仰头行走状，一匹作低头伫立状，还有一匹作低头觅食状。这三匹马的尾巴均打结，而且“肌腱隆突、四肢发达、背部丰满、臀部强健、马颈有力”。根据这些特征，有专家推断它们是成年蒙古战马的造型，很有可能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产物。1997年河北省邯郸市赵王陵二号陵被盗出土，后被倒卖至海外，1999年追回，现藏于邯郸市博物馆。这三匹青铜马造型生动，刻画细腻，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具有写实艺术风格的青铜马，比“马踏飞燕”还要早400年左右，对于了解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艺术等都具有突破性的作用，堪称“国宝”。 37.战国楚简《孔子诗论》
竹简是古人在纸张发明之前，用以书写文字的竹片。该《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完、残简有二十九支。竹简把《诗经》的类别称为“讼”、“大夏”、“小夏”和“邦风”，也就是“颂”、“大雅”、“小雅”和“国风”。该文字较为奇特，不为人所熟悉，关于其文字的释读尤其引人注目，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文字奇雄，不类齐鲁，奇诘古拙，形成一种丰富多变与绚丽婉转的艺术风格。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楚国文字在战国文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楚国文字与书法风貌，可以窥探到楚国文化“荆楚雄风”的艺术特色，此书不仅是早期书法作品的代表，也是十分珍贵的文化研究资料，为后人研究诗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国宝级文物。 38.战国竹简《金縢》
本篇简文原篇题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学界一般用《尚书·周书》中的篇名《金縢》做简称，文中记载了周武王病重，周公向祖先祈祷，请求自己代周王死去的情况，以及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周成王从误解周公直至尽释前嫌的史实。清华简《金縢》将周公代祷这一史实部分概括减削，更为细致地描述成王与周公之间的故事。笔削加工的结果，一方面体现在其整体的故事框架更为完整，这既包括主线的完整——从成王疑周公未能迎接周公，到成王悔悟改过迎接周公。同时也反映在一些细节的叙述上。如上下文的呼应，增加“就后”等过渡词，使得故事更为紧凑、连贯，经过这样的剪裁，加强了简本《金縢》故事的完整性，增强了其可信性。2006年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收购于香港，2008年捐献给母校清华大学。此简证实了战国中晚期已有成篇的“金縢”故事，然简本《金縢》在内容、文字上与今传本大有不同，此简未经“焚书坑儒”影响，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对于研究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有重要价值，国宝级文物。 39.西汉鎏金龙首形盖弓帽
这件西汉早期的器物是古代伞盖或帐构的弓帽，通体作呈“S”形的龙形，龙体中空，可套插伞骨，龙身上面设一倒钩，用来勾挂用作伞面的织物。此器通体鎏金，色泽华美，而且龙的雕塑手法极为精到，龙昂身上扬作飞翔状，双角斜立，两眼圆瞪，大口暴张，牙齿锋利，凶猛异常。龙身上刻有极细的五字隶书：“西方第十三”，当年帝王的大伞一般有伞骨二十八根(象征二十八星宿)，而它则是其中从西方数第十三根。它们上面刻有数位，可以避免在拆装大伞时发生差错。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从海外回购，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此器通体鎏金，色泽华美，龙的表现力极佳，可能出自西汉景帝华盖上的装饰，堪称是目前所见汉代艺术水平最高的龙。 40.西汉人形足高柄灯
这件西汉铜灯的最上面是圆形灯盘，灯盘内心安放一个蜡烛纤，可以插放蜡烛，外圈则是油灯，外壁上设置一个龙首形的小流嘴，浸泡在油里的灯捻通过龙口伸出，点燃后就成了油灯。这件铜灯以底座下有三位擎盘小人，他们屈体下蹲，作双手用力向上擎举状，十分生动。三人皆扁平脸，头发向上盘起形成发髻，身上仅穿一条“丁”字形短裤，身体表面呈现大面积文身图案，形像极似今天日本相扑选手。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从海外回购，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此灯为油灯与烛灯结合体，结构复杂，是中国已知唯一一件汉代两用灯，底座下的三位擎盘小人最具艺术性，是日本国技相扑源自中国的重要实物证据之一。 41.东晋王献之行书《中秋帖》卷
此帖纵27厘米，横11.9厘米，纸本行书，原为五行三十二字，后被割去二行，现仅存三行二十二字：“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爲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无款署，有明董其昌、项元汴，乾隆等人的鉴藏印跋。《中秋帖》结字中宫较紧致，其点画的弹性和相互间的张力都明显要小。此帖笔画全连，“复”“不”之间的连带，不太畅达；“不得”两字，略嫌拘束，当得起“神韵独超，天姿特秀”的赞誉。用墨浓重，转笔圆转外拓，起笔或藏锋或侧锋，提按自然，整幅字的笔画偏于丰肥，但又有个别瘦劲的连笔和字做补充，显得疏密得当、粗细变化。其用笔婉转流动，一气呵成，有“一笔书”之妙。清吴升《大观录》云：“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据当代书画鉴定家研究，大多认为是宋米芾所临，故同样宝贵。清宫旧藏，后流出宫外，195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将《伯远帖》及《中秋帖》在香港购回，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帖行草相杂，书法古厚，墨彩鲜润，字距布置紧密，运行流利，连断往复。整幅字守中线，行间透气，齐头平脚，气韵贯通，雄浑奔放，气吞万里，是著名的古代书法作品，再现了晋人书法那种天然去雕饰、秀媚洒脱的时代风貌，曾被乾隆皇帝誉为“三希”之一，国宝级文物。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东晋琅琊临沂人，王羲之第七子。幼年随 42.东晋王珣行书《伯远帖》卷
此帖纵25.1厘米，横17.2厘米，纸本行书，5行共47字，是王珣给亲友的一通书函，是王珣怀着痛切心情与人倾诉，它的书写保持了书法家的自然、随意状态，常被后世看作通向永远动人心脾的“神韵萧散”晋代书风的不可多得之至径。其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有“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其书法虽为行书，却有隶书遗意，结体在扁长之间。个别字如'胜’、'实’、'获’、'群’等与王羲之《姨母帖》的唐摹善本中的书字颇为类似。书势微向左倾斜，为的是取得险峻端庄的艺术效果，这是王珣书法独具的特色。清宫旧藏，后流出宫外，195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将《伯远帖》及《中秋帖》在香港购回，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帖风神俊朗，潇洒流利，在王氏家族书风的基础上自具面目，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同列为三希堂法帖，亦被称为“天下第四行书”，此帖与陆机《平复帖》为现今仅存的两件晋代名人法书，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奠定了王珣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其书法艺术和文物历史价值却难以估量，国宝级文物。 王珣（350—401），字元琳，小字法护，琅邪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东晋大臣、书法家，丞相王导之孙、中领军王洽之子。初任桓温掾属，与谢玄俱为桓温所敬重，隆安元年（397年），迁尚书令。于司马道子征讨王恭时为卫将军、都督琅邪水陆军事、假节，平乱后加散骑常侍。隆安四年（400年），病卒，年五十二。获赠车骑将军、开府，谥号“献穆”，后改赠司徒。有文集十一卷，工书法，其代表作《伯远帖》是东晋时难得的法书真迹。 43.北魏正始四年弥勒三尊像
这尊为背屏式佛三尊造像，主尊佛居中，体貌丰健，法相庄严，嘴角含笑，外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立于莲台之上。佛两侧有翔龙吐出莲茎和莲叶，其上托出莲台。二胁侍菩萨站于莲台之上，面相清秀，略显微笑。背屏上方雕六飞天，最上方两飞天双手捧塔，其他四飞天分别执箜篌、笙、排箫等乐器，正边奏边舞。像下方座前为铭记，其他三面分别浮雕佛教故事“太子比武”及伎乐、供养人等图像。像下所设方座的正面有78字的刻铭，明确标明它是北魏正始四年(507年)由一位名叫法想的比丘尼发愿雕造的弥勒佛三尊像。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从海外回购，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这尊造像保存十分完整，在目前所见的山东青州北朝造像中是时代最明确且最早的一尊，所雕造的弥勒佛形象也是中国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弥勒佛之一，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肚弥勒佛有很大差别。 44.北魏永熙二年张令妃造佛三尊造像
这尊背屏式造像原来一尊完整的一佛两菩萨三尊像，现仅存右下半部分。通过残存部分，造像背面刻有大面积的线刻画与发愿文，位居右下角的十行发愿文，明确标明其造于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背屏背面的线刻画，内容颇为复杂。其中上栏上方残存山峦，山下有河水流淌，山水之间有一巨兽长尾飞扬。上栏底部中央刻一猛虎追逐一兽。上栏右侧也残存两身坐佛像。下栏中央刻上下两身坐佛像。 45.北魏高树龛释尊佛首
此佛首是古阳洞高树造像龛释迦佛的佛首，高32厘米，由青灰色石灰岩雕成。整体看来，它面目清秀，棱角分明，似威严而实慈祥。其头部饰波纹高髻，脸形瘦长，修眉细眼，鼻梁高挺，颈下连一截斜披袈裟的襟缘。古阳洞是洛阳龙门石窟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是北魏孝文帝为其祖母冯太后营建的功德窟。1907年至1921年间，佛头被盗，先被运往法国，后流落比利时，20世纪70年代末被美国收藏家购藏，1991年，美籍华人陈哲敬先生购得，经过对造像风格、残迹尺寸勘测，发现与龙门石窟古阳洞高树龛释尊盗凿接口完全吻合。2004年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由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征集回国。2005年10月，包括高树龛释尊佛头在内的7件文物回到老家洛阳，现藏于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此佛首保存完整，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风格转变期的雕刻，艺术价值高，其特殊性在龙门石窟是独一无二的，显示出了精湛的雕像技艺和高超的艺术水平，是北魏后期龙门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秀骨清像的优秀范例。 46.东魏蝉冠菩萨像
此菩萨像通高120.5厘米，外形精美，头后有巨大圆形头光，戴高冠，嘴角微翘，面含笑意;上身穿袒右衣，双肩覆搭披帛，帛带于胸前打结后分向两侧，下垂至小腿侧再向上折，最后各自绕两手肘下垂，两肘外侧下垂的帛带已残缺;下身穿着长裙，裙袂处分布密集皱褶。菩萨身躯修长，衣服稍薄而贴体，衣褶密而不厚，整个形体已显轻灵之意，而无北魏时期厚重之感，是一尊典型的东魏时期作品。中国早期佛教接受了本土民间神仙思想和道教观念，常常把佛和菩萨视为神仙，因此菩萨冠上装饰蝉纹也就不奇怪了。1976年出土于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龙华寺遗址，1994年7月初被盗，蝉冠菩萨像被盗后流转到英国文物市场，1995年被日本美秀博物馆花费巨资购得，成为该馆的展览文物。在国际诸方友人的协助下，中、日双方经过了多回合的谈判，2008年入藏山东博物馆。此菩萨外形精美，头后有巨大圆形头光，是一尊典型的东魏时期作品，这种佛教蝉冠在世界范围内十分罕见，是佛教造像中国化的一个例证，因此弥足珍贵。 47.东魏佛三尊造像
此造像的主尊立佛位居正中，两目微张，弯眉细长，双唇微闭，嘴角微上翘，面含微笑;双手施无畏、与愿印。佛两侧各倒悬一龙，龙嘴衔莲茎、莲叶，上托莲台。二胁侍菩萨头戴宝冠，面形方中带圆，面露微笑，身着长裙，手持法器，立于莲台之上。更难得一见的是，二胁侍菩萨的装饰、两侧龙及龙所衔莲茎、莲叶等均有明显差异，寓变化于统一之中。佛、菩萨、龙及飞天等形象，皆以高浮雕技法雕刻而成，刀法圆润浑厚，除顶部残缺、仅余两身飞天外，其他皆保存完好。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从海外回购，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此造像雕刻细腻，工艺技法极高，为已知个体最大、保存最完整、艺术水平最高的东魏青州背屏式造像之一，堪称是举世罕见的艺术精品。 48.北齐天保七年释迦牟尼佛像
这尊汉白玉石释迦牟尼佛是北齐天保七年（556年）赵郡王高叡为其亡伯（献武皇帝高欢）、亡兄(文襄皇帝高澄)所造，所用工匠当为国内或宫廷中的雕塑高手。佛像面相浑圆，细眉，长眼，双目垂睑下视。身着袒右袈裟，披偏衫，薄衣贴体，最为难得的是佛像底座上还有题记，既有确切纪年，又有造像者及为之造像人的姓名、官职，还有所造佛像的佛名。原藏于灵寿县幽居寺塔，佛首1996年被盗，后辗转被信众转赠给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星云大师痛心于佛像身首分离，遂发愿将佛首无偿捐回大陆。2015年5月23日，星云大师捐赠佛首仪式在台湾举行，这座佛像终于身首合一，现藏于河北博物院。此佛像衣纹稀疏作双阴线，线条细而流畅，底座刻有题记，包含确切纪年。造像者及为之造像人的姓名、官职，还有所造佛像的佛名，这是现存的一个孤例，也是研究北齐政治、军事、官制、佛法、书法、雕塑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是21世纪初所见北齐时期雕刻最为细致精美的圆雕作品，国宝级文物。 49.北齐供养菩萨立像
中国隋唐以前的佛和菩萨像还是超凡脱俗、与人间保持很大距离的神，然而这尊北齐汉白玉质菩萨像则与众不同。这尊圆雕菩萨像，头扭向左侧，头后有圆形头光。面相丰圆饱满，双眼细长微鼓，嘴角内凹，露出微笑。双肩宽厚，胸部挺起，除了袈裟衣边外，不雕衣纹。手臂丰满圆润，双手置于颈下右侧，作合十状。身体有明显的转体动作，足踮起，立于单瓣覆莲圆座上。并且运用了玉器工艺中的“俏色”做法，将菩萨的袈裟衣缘等部位保留了原有的粗糙的石皮，以此较好地体现出袈裟的质感。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从海外回购，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此立像姿态活泼优美，令人感到亲切，这一姿态奇特的菩萨像在中国隋唐以前的菩萨像中尚属仅见，雕刻技艺十分高超，而且还运用了玉器工艺中的“俏色”做法，在石刻佛教造像中更属罕见的孤例，国宝级文物。 50.北齐思惟菩萨像
思惟菩萨表现释迦牟尼为太子时，在菩提树下静坐禅悟场面的思惟菩萨像，一直是最优美、也最受喜爱的佛像造像题材之一。因其姿势复杂，用圆雕艺术形式表现思惟菩萨像殊为不易。这件菩萨头戴五尖式宝冠，肩上有圆饼状饰物。上身裸露，腰系轻薄贴体的多褶长裙。上身微向前倾，右上臂支在右腿上，右下臂残缺，左脚自然下垂，成功表现出思惟禅悟的意境。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从海外回购，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此菩萨体态健壮匀称，形貌端庄俊美，虽雕饰简洁，但手、足等部位质感强烈，造型与艺术水平极为高妙。在目前所见北朝时期青州造像中，圆雕思惟菩萨像迄今仅发现两尊，这尊艺术水平更为突出，尤显难得和珍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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