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字辰伯，原名吴春晗，1909年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市苦竹塘一户较富裕的农民之家。中学时代吴晗就曾靠节约下的零花钱买书读完《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表现出对历史学的情有独钟。1930年夏，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求学的吴晗完成了学年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颇受好评。稍后，担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的著名学者胡适辞职到北平后，吴晗亦随之离开上海来到北平。在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吴晗撰写出《胡应麟年谱》，这考证成果有力地支持了胡适的观点，也奠定了吴晗的明史基础。1931年，吴晗先后报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后以文史、英文100分，数学0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4年5月吴晗发起组织“史学研究会”，在史学界逐渐崭露头角。毕业后，吴晗留清华任教，胡适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废话，多读些好书”的教导，对其一生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9月，吴晗受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之聘，来到云南，出任云大教授，讲授明史。在到昆明之前，吴晗已阅读过有关云南的地方文献，对云南的历史掌故、风风土人情、气候物产有了一定了解。抵昆后，吴晗和云大文学教授施蛰存同住翠湖边的云大教授临时宿舍，每遇空暇就约上李埏等学生到昆明郊外闲逛，看山川形势，访名胜古迹。抗战爆发后，全民共赴国难，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吴晗眼见国家危机日甚一日，心情忧愤。1938年，母亲、弟妹、女友袁震先后来昆投奔，吴晗遂移居护国门内白果巷4号。吴晗一家住楼下及厢房，楼上供朋友过往时住。著名学者顾颉刚、张荫麟等都先后在此居住过。1939年9月，日机开始轰炸昆明，城内不安全，吴晗举家迁往离城10多公里的东北郊中央社会研究所落索坡工作站。10月，吴晗与袁震在昆明结婚。此后，吴晗的经济负担除了全家的日常生活费用和袁震的医药费之外，还要接济在昆的师友。李埏在《心丧忆辰伯师》一文中回忆当时没有钱买学习急需的《四库提要》，还是吴晗师买来送给他的。在云大任教的3年，吴晗利用课余时间，写出了《明代之粮长及其他》《投下考》《记<明实录>》《明代汉族之发展》等具有独特见解的学术论文。1939年，原北平史学研究会成员大都来到了昆明，史学研究会遂恢复活动，还替昆明《中央日报》编过一个学术性的专栏——《史学》，吴晗常以“燕啸”为笔名发表学术文章。随着日寇的步步紧逼，日机频繁轰炸昆明，吴晗一家的生活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之中，而通货膨胀更使他时时陷入贫困交迫的境地。吴晗常常在家里、课堂上发牢骚，阐发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吴晗在后来的《自传》里曾说过：“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一九四〇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对蒋介石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文章里，在讲坛上，写的说的都是这些，因为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但比较敏锐，和青年合得来，常在一起，我的思想有了转变。”这是他对云大3年生活、思想状况的真实描写。北大、清华、南开3校内北平沦陷，于1938年辗转来昆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吴晗与许多师友又相聚于昆明。1940年夏，吴晗受聘联大任教授。同年，即与李广田等10余教授到四川叙永分校，为学生们讲授中国通史。分校校址设在万寿宫及一所破庙内，条件极差。吴晗的通史课以万寿宫大殿为讲坛，听课的人比较多。他将历史分为若干专题，新颍的讲法激发了学生们的史学兴趣，特别是讲到“抗战救国”一章时，他慷慨激昂地大谈全民抗战，不当亡国奴，当时的学生回忆吴晗讲课：“史实的叙述侧重在每个制度形成发展和失败的原因，常提到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暴动反抗，对李自成、岳飞、文天祥、王安石给了很高的评价，黑板上的字迹挺拔，讲课的声音宏大而急促。”（王一：《闻一多与吴晗》）可见其影响之深。1941年叙永分校撤销，返昆途中，吴晗偕袁震专程去重庆拜访袁的老师董必武，董必武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及延安的情况，这对吴晗后来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昆后，吴晗既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做家务、照料病中的妻子。回忆当时的情况，吴晗说：“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好友、植物学家蔡希陶曾以“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吴浦月：《怀念我的大哥吴晗》）一联赠吴晗，生动地描写出吴晗藏书已归联大，而家人生活陷于困顿的窘况。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失利与败退，国民政府极端腐败无能，横征暴敛；广大人民生活日趋贫困，饥寒交迫，即使是大学教授，一月的薪水也只敷十天半月之用，许多教授不得不到处兼课或兼以副业维持生计。这一切深深地刺激着吴晗。1943年7月，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吴晗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这是他思想政治上的重大转折。吴晗加入民盟后，又动员闻一多先生加入了该组织。不久，民盟昆明支部改组为民盟云南省委员会，楚图南任主席，闻一多任宣传部长，吴晗任青年部长。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通过民盟和进步的学生建立了联系。吴晗实际上成了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费孝通曾经回忆说：“他本身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个知名的教授，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之中，熟悉周围的人和事，同大家有共同语言，便于利用师生关系、朋友关系联系各种类型的群众，传达贯彻党的意图和方针政策，也能及时地把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感情的发展变化及时汇报给党，供制定战略策略的依据。”（费孝通：《信得过的人》）1943年以后，吴晗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和闻一多一起，深受广大进步青年的爱戴。1944年7月，在昆明市纪念抗战7周年的时事报告晚会上，吴晗、闻一多等近20位知名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剖析抗战以来国民党的政策，揭露和抨击了反动统治造成的严重后果。在1944年10月的双十节形势讲演会和同年12月25日举行的云南护国运动纪念晚会上，吴晗的出席和演讲，起到了激发民众的重要作用。基于“我们是中国人，有责任挽救国家”的思想，吴晗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激烈言辞经常在公开场合发表。1945年，为避免反动派的注意，吴晗筹备组织了联大“民主青年同盟”，决心接受先进政党的领导，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此外，吴晗还大力协调、筹集资金，支持民主青年同盟创办地下印刷厂。之后许多中共重要文件和昆明学生运动中的重要决定、宣传材料都是由该印刷厂所印制。1945年11月25日，联大进步学生组织时事晚会，吴晗及大批联大教授均出席。虽然反动派开枪捣乱会场，但晚会仍然得以坚持到最后。第二天，昆明全市学生开始罢课，吴晗写了《抗议非法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一文，全力支持学生罢课。12月1日特务杀吿潘琰、于再、李鲁连、张华昌四名师生，酿成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吴晗拍案而起，在组织教授们罢教的同时，更拿起笔写下杂文《“一二·一惨案”与纪纲》，矛头直指蒋介石，经过进步师生们的努力，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联大于1946年3月17日举行四烈士公葬典礼，吴晗走在出殡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和青年学生们一起高呼：“我们要踏着烈士们的血迹前进！”将昆明的民主运动推向了最高潮。
△ 1946年2月17日，由昆明学联、文协等十团体发起在西南联大举行群众大会，吴晗教授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复员北返。吴晗太太袁震病重急需手术治疗，于1946年5月偕袁震乘飞机离昆赴重庆，6月初到上海为袁震治病。7月中旬，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特务杀害的噩耗传来，吴晗满怀悲愤写出《哭公朴》《闻一多先生之死》《论暗杀政府》等文章，在上海《文汇报》《民主》《群众》等报刊上发表，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8月底，吴晗和袁震回到了阔别9年的北平。在昆明期间，吴晗先生除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之外，还出版了明史专著《从僧钵到皇权》《明太祖》，结集出版了1943-1947年前的杂文《史事与人物》，其中许多杂文是抨击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同时，他还是民盟云南省委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的主编，创办和指导过《时代评论》《渝风》等刊物，在有关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如匕首投枪般的文章。昆明这块云南的热土，联大这座战时的民主堡垒，促使吴晗先生走出书斋，逐渐觉醒，大胆地批判、否定过去，最终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这一切对其后来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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