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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中国文化史上的超级巨星，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所处的两宋时期，堪称中国文人的黄金时代。 宋自太祖开国以来一直重文抑武，在政治体制上实行皇帝与文人共治，士大夫地位之高，为历朝历代之冠。 政治上的清明和文化环境的宽松造就了两宋时期文化璀璨、人才辈出的盛世景象。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这是最好的时代，但是于苏轼而言，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 祸从口出惊才绝艳的苏大学士，在诗词书画上成就斐然，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被誉为“古往今来第一大才子”。 然而，他的一生却命运多舛、仕途坎坷。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最后甚至被流放到蛮荒的儋州(今海南)。但是要说他最大的劫难，无疑要数“乌台诗案”了。 所谓“乌台”，指的是北宋的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故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苏轼曾因诗作获罪，羁押乌台监狱近半年，史称“乌台诗案”。 虽然名曰诗案，但它的导火索却非苏轼的诗词作品，而是一份谢表。 按惯例，北宋官员上任前要向皇帝上表，以谢圣恩。苏轼当时由徐州调往湖州任知州（地方行政一把手），于是就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 本来，例行的谢恩就是走个过场。说上几句为朝廷鞠躬尽粹之类的套话，再拍拍皇帝陛下的马屁也就是了，但苏轼却偏偏出了幺蛾子。 因为反对激进的变法，这些年他备受革新派的打压，仕途上很不得志，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感大约是很强的。因此，在上表的时候，苏轼是有情绪的。 人一旦有情绪，下笔的时候往往就不受控制了。 于是，苏轼的谢表中，就有了这么一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下他算是摊上事了。 因为，“新进”、“生事”这个两个词，在当时是很有些忌讳的。 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保守派与变法派斗争激烈，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曾在写给王安石的长信里用“生事”二字来指责变法，这个词后来就成了攻击变革的习惯用语。 而“新进”一词则是苏轼本人的原创，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曾经热烈拥护王安石的吕惠卿把王安石给卖了，使其罢相，实锤了“巧进之士”的名声。因此“新进”这个词自此变成了贬义，在不少人心里已经等同于人品低下了。 这就难怪革新派的何正臣，在看到苏轼的谢表时要拍案而起了。他觉得，苏轼这厮是在暗讽革新派都是些惹事生非、投机取巧之人。这简直就是无耻的人身攻击嘛。 那就上奏参他吧，不能轻易放过了苏某人，任由他侮辱咱们革新派。 按说苏大才子不过是说了几句风凉话，这在开明的宋朝压根就不算个事儿。要知道在仁宗时期，别说挖苦同僚，大臣们指桑骂槐，糟践皇上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 更何况，神宗皇帝本人还是苏轼的粉丝，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常常对苏作爱不释手。所以，吃瓜群众和苏轼自己一样，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次他要栽大跟斗了。 因为，老苏这一回点儿确实有些背，踩了一个大大的雷。 简单地说就是，他在不合适的时间，对不合适的人，说了不合适的话。 当初神宗皇帝矢志变法，但却举步维艰，朝堂内外阻力巨大，最后不得以选择妥协，终止了部分新法。就连皇帝陛下最为信任的，变法的灵魂人物王安石也下野赋闲去了。 但是神宗显然是不甘心的。 变法失利后，他又在元丰年间（公元1078 ～公元1085）搞起了改制。而苏轼上表谢恩，就发生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 不管是变法还是改制，反对者一点没有要消停的意思。神宗此时正需要杀一儆百，为革新扫清障碍。苏轼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实在是个绝佳的打击对象。 因为苏轼当时已是文坛领袖，声望很高。他的身边汇集了大批文人，在舆论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把苏轼拎出来敲打敲打，能够对保守派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好了，目标已经锁定，这回就借苏轼给保守派点颜色瞧瞧吧。 但是单凭《湖州谢上表》里的一两句话肯定是打不倒苏轼的，还得再整点黑资料。 别人的材料收集起来可能不易，但苏轼可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文豪啊，要查他的黑历史还不是信手拈来? 那就弄几本限量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来，大家加加班，仔仔细细的读吧，务求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舒亶同学(时任监察御史里行)经过四个月的潜心钻研，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终于找到了苏轼的“祸心”。他上奏弹劾说：
不等皇上表态，国子监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要求对苏轼处以极刑。 神宗皇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本想敲打敲打苏轼，没想到盒子一打开就有点失控了。皇帝要办的是公事，大臣们却是在报私仇。 总结起来，李定一共给苏轼罗列了四项罪名：不学无术;无视朝廷;蛊惑人心;诋毁皇帝。 这样的人不杀，何以谢天下? 皇上心想，不管怎么说，苏轼讥讽、反对新法算是坐实了，那就批捕吧。
沈括的落井下石此时，苏轼的好友，驸马王诜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急忙派人送信给南京的苏辙，苏辙立刻派人通知了苏轼。 所以，在抓捕他的钦差皇甫遵到达之前，苏轼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将公事安排妥当了。 为免连累友人，大量的信件和手稿也付之一炬。(这才是乌台诗案最大的损失)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到达湖州知府衙门。 苏轼此时已是六神无主，皇甫遵还没发话，自己就忍不住率先说道：“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未置可否，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不至于此”。 等到衙门里的人都到齐后，皇甫大人这才慢悠悠的命人打开公文。 还好，这只是一份普通公文，说是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着人立刻传唤进京。 苏轼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一半到地上了。 在赴京途中，苏轼越想越怕，行经太湖等水域时，甚至想跳水自杀、一了百了。但又怕弟弟会因此遭殃，只好作罢了。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的监狱，两日之后开始正式提审。 审讯者常对苏轼通宵审问，在巨大精神压力下，他对大多数讽刺新法的指控供认不讳。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上报了审理情况。案情报告洋洋洒洒，其中苏轼的交代材料就有数万字之多。 李定、王珪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却有些举棋不定。他本无意杀苏轼，何况太祖当年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他并不想在自己手里开这个先例。 这时候，唯恐苏轼死不了，他的故交沈括亲自为李定等人给送上了大量的弹药。是的，你没看错，就是那个大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 沈括同志当年到杭州出差，受到了苏轼的热情接待。吃饱喝足后，他还带走了苏轼近期的诗文，表示自己回去后要好好学习学习。 乌台诗案爆发后，沈括感到，自己机会来了。 搬倒苏轼，就是我的进身之阶。 于是，沈大学者拿出当年苏轼所赠的诗文集，废寝忘食地专研起来。 科学家就是科学家，沈括的考据功力不是李定等人能比的，他很快就找到几个大Bug。他立刻把那几首问题诗挑出来，用朱笔勾注后送给李定。 其中就有这么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沈括在注解里说，这分明是在讽刺皇帝无识人之明，扬言自己要去找别的“龙”嘛。 李定一看大喜过望，皇上不是要谋反才能杀大臣么？这下证据来了。 在他的建议下，宰相王珪直接上书皇帝，指控苏轼有谋逆之之心，他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好在神宗并没有跟着他上纲上线，反而冷静地回答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狱中绝笔苏轼下狱之后深感凶多吉少，由于不能经常见面，他与负责送饭的长子苏迈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被判死刑，就改为送鱼。这样他就能早点收到消息，也好有个心理准备。 有一天，苏迈因要出京借钱，便委托一个远房亲戚给苏轼送饭。不过，他却忘了将约定之事告诉对方。要命的是，当天送饭时，那人偏偏就给苏轼送去了一条鱼。 苏轼一见，大惊失色，以为自己命不久矣。于是他以极度悲伤的心情，写了两首诀别诗，送给给弟弟苏辙。
当然，苏轼此时写诗，除了要向感情深厚的弟弟告别外，也是有他的小九九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诗写好之后，按例必定是要上呈给皇帝的。 所以，他在第一首诗里罕见地拍起了马屁，称神宗是圣主，希望能打动他。而且，他想，要把诗呈给皇上，总得耽搁一两天吧。到那时，说不定到时皇帝会改变主意，收回成命了……
逃出生天作为当时的文化名人、超级大V，苏轼的案情引起了举国关注。 同情苏轼的人自然不在少数。 他的弟弟苏辙上书神宗，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抵罪。 而在苏轼曾经为官的湖州、杭州等地，老百姓们焚香念佛，祈祷苏轼能够平安出狱。 庙堂之上，大臣们也纷纷为苏轼求情。比如宰相吴充就对神宗说道，曹操尚且能够容得下祢衡，难道陛下就容不下苏轼吗？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劝谏皇帝说，哪有盛世杀才子的道理? 就连苏轼口中的“新进”章惇，也积极营救苏轼，为此甚至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 不过，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仁宗的皇后，苏轼的超级粉丝曹太后。 曹太后临终前，对前去探望他的神宗说：当年苏轼兄弟俩同中进士，仁宗非常高兴，曾对我说，今天为赵氏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辅，你怎么能杀了他呢? 你不用为我大赦天下，就赦免苏轼一人吧。 宋朝以孝治天下，太皇太后的临终遗言还是很有分量的，乌台诗案自此尘埃落定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谕，将苏轼贬黄州，任团练副使。不得擅离驻地，无权签署公文…… 乌台诗案虽然有惊无险，但它却深深地影响了苏轼的创作方向和风格。自此以后，他的作品少了对时政的针砭，多了对人生的感悟。也正是在贬谪地黄州，他写下了大江东去的千古名篇。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个人的不幸，实在是中华文化之大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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