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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行“一夫一妻多妾”婚姻制度的封建社会中，出于繁育子嗣、彰显社会地位和家庭财富、满足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需求等诸多目的，男子多会在正妻之外纳取一位或多位妾室。只不过，这些妾室和正妻相比较而言，有着诸多方面的不公平待遇：  古代妾室形象 1、妾室不能入家谱，“有妻有妾者，书妻不书妾”。就算是生育有子嗣的妾室，也只能记录为“侧室某氏出”，基本不会留下生存过的痕迹。 2、妾室和丈夫并非夫妻关系，更非夫妻关系。古代妾室不能称呼自己的丈夫为“夫”而只能称其为“君”，也就是说，妾室和丈夫之间只是主从关系，等级明确、尊卑分明。 3、正常情况下，妾室只是正妻的仆从，庶出子嗣也只是嫡出子嗣的仆从。于家庭中，正妻拥有绝对不容撼动的内政领导地位，和丈夫共同、平等拥有家庭财富和仆从。 4、于家族范围内，妾室不被认可，家族祭祀等重大事务也无参与权利。如果妾室生育子嗣，也只能称呼自己“姨娘”，称呼正妻为“嫡母”。 也就是说，古代妾室只是一个毫无法律地位、家庭地位、家族地位可言，仅依附于男性所需而存在的底层群体。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妾室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其是男人的私有物品则更为妥当。  清代皇室的正妻形象 除了这些于家庭和社会地位、权利上的不公平待遇，古代妾室还有着三种更为悲惨的的命运： 赠送作为男人的私有物品，妾室虽然有人，并也基本失去了为人最基本的权益，更无独立人格可言，她们只是男人的特殊财产而已。因此，妾室往往也会被当成特殊的礼物相互赠送。除了达官显贵和富家子弟有此豪爽表现外，文人墨客之间也经常因为脾性秉性相投而赠送姬妾，增进友谊。 一代文豪苏东坡于仕途不顺、惨遭贬黜之际，将自己的妾室全部慷慨赠送，甚至连身怀有孕的妾室也用来换取了“良驹”；《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的描述中，赠送妾室几乎成为晚清时期官员攀附、结交上官的常用手段；甚至在官方正史中，也有着“穆王送所爱贾姬于谢榛”的记载。 在封建社会发展至鼎盛状态的乾嘉时期，闲来无事的文人墨客们，就像农村百无聊聊的二流子一样，时常举行聚会、宴席，美其名曰“以诗会友”，其实就是聚拢在一块讨论生理需求那点事。酒足饭饱以后，或投其所好、或刻意结交而赠送美艳妾室就成了他们之间最常见的“临别相赠”。“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真可谓至理名言也。  古代文人聚会景象 买卖在《中国香艳全书》的记载中，“买卖”乃系古代妾室最为主要的来源之一。从本质上讲，从古至今的婚姻虽然带明显带有买卖性质，但类似妾室这种更类似于物品交换，而非嫁妆、彩礼交换的买卖，无疑是对古代女性人权和尊严的肆意践踏和侮辱。 古代妾室买卖之盛，甚至出现了专门培养、训练、买卖妾室为业的行当。明代人文学家王士性在其所著《广志绎》一书中，曾经详细介绍过这一特殊行业：
 扬州瘦马形象 清代文献《清稗类钞》对此行业也有着“蓄姬妾家，俗称养瘦马，多谓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的记载。清朝乾嘉时期，商业发达，因经商而遍游天下的富商们也往往“多购为姬妾，筑屋别居”，一解思乡之苦，二解生理之需，三解生意之难。 除了单纯的满足需求；彰显财富、地位等主观原因产生的妾室买卖活动，因正妻未能生育人而客观产生的妾室买卖则更为常见。《清史稿·列传女》就有着了“南阳民王全以二十四金鬻李归，将以为妾”的正史记载。除了官方正史，诸如《金瓶梅》中“二房李娇儿被张二官儿使了三百两银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时人家谱中“年四十余无子，女则成群，乃破产娶妾生子”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足见明清时期妾室买卖活动的盛行。  出租在妾室的诸多命运中，当属被丈夫“出租”给别人或生育子嗣、或照料家眷、或满足生理所需的行为最为不齿，这不单是对女性的侮辱和践踏，更能直接表现出“妾室物品化、私有化”的本质。 清代文学家徐柯所著《清稗类钞》中记载了多个地区的“租妾”风俗：
在“租妾”活动风行的时期，提供妾室的“丈夫们”往往会以更优惠的价格、更优质的服务赢得“租客”青睐。比如，如果“租客”没有住所，“即宿其夫之家，不必赁屋别居也”；如果“租客”对妾室生出感情，“则更出僦价，乃可续好”。童叟无欺的价格、租客至上的服务，甚至还有着照顾租客感情延续的“售后服务”，如此风俗，也难怪会出现“为之妻者，或生育男女于外，几不明其孰为本夫也”的荒唐状态。  后记在封建制度和传统恶俗，尤其是“程朱理学”主张的“灭三妻四妾之人欲”的观念影响下，古代妾室更无家庭影响和社会地位可言，逐渐沦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受此观念影响，妾室往往就会被男性用来赠送、买卖甚至出租，受到毫无底线的践踏和侮辱。有鉴于此，不由让人庆幸现今社会之“男女平等”思想、“一夫一妻”制度对女性权利的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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