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个体能动性摘要： 制度主义认为结构比个体能动性（agency）更重要。然而，如果没有利益集团的干预，制度并不能发展或运作。本文为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个体能动性角色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根据最近研究在联盟（coalitional）分析上的转向，并借鉴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见解，本文认为能动性在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盟（social coalition）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种联盟既能稳定制度，也能挑战制度。没有这样的能动性，就不可能建立、维持或改变任何联盟。同样，没有联盟的支持，任何有争议的制度都不可能长存。然而，由于集体行动的困境，这样的联盟是具有挑战性的。这种联盟视角赋予了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以强有力的角色，另外，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存在能动性，制度仍然保持稳定。此外，本文还提出了几个可供探讨的命题，以确定哪些行动者（actors）可能发展出能动性。 作者简介： Patrick Emmenegger，圣加仑大学政治学系 文献来源： Patrick Emmenegger 一、引言 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的稳定性、创造性和变革性的时间展开置于制度的中心舞台。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而不是能动性，同时将(物质)利益置于人类认知之上。尽管现有研究认为，在该领域中应该尝试发展更多“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方法，但目前，在概念层面，能动性的地位在历史制度者的分析中仍不清晰。本文并不试图通过解释社会行为来比较制度和能动性孰轻孰重，相反，本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概念框架，从历史制度主义出发，在其他制度主义的叙述中为人的能动性提供更多的空间。因此，在本文中，能动性被理解为是在特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些条件取决于制度的结构。与所有的制度理论一样，本文提出的概念框架认为制度高于能动性。 讨论分为六个部分。第二部分探讨了将能动性嵌入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困难。第三部分借助制度创业（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的研究，用“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方法处理棘手的理论问题。第四部分回顾了关于制度构成的研究，探讨了哪些行为者可能发展出能动性，并且着眼于制度稳定性的来源，强调社会联盟在解释制度的稳定和变化方面的关键作用。第五部分指出，由于集体行动的困境，运用更加以行为者为中心的、动态的视角来理解制度稳定性可以弥补社会联盟视角的不足。最后一部分为结论，讨论了采用更多“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历史制度主义方法的好处和成本。 二、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 制度主义方法是针对行为主义视角的主导地位而创立的，它主要关注的是解释制度如何构建人类行为，而不是能动性如何塑造制度。历史制度主义的传统观点强调“粘性”的制度约束和路径依赖。传统制度主义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导致制度变迁的外生关键时刻（exogenous critical junctures）是相对较短的时期，在此期间，行动者的选择影响最终结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之外，留给能动性的空间很小。新近的历史制度主义者则认为，制度变迁比关键时刻框架所暗示的更为普遍，若制度不再被认为是稳定的，那么解释变动中的制度的稳定性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因为这种稳定性涉及到对社会现象的因果解释）。相关学者也更加注重向制度主义框架中注入能动性，试图以一种更加动态的方式理解政治。 然而，在概念层面上，能动性被理解为促使行为者摆脱结构性约束的动机和创造力，这种说法仍然存在明显缺失。作为对其新制度主义话语的补充，本文旨在为历史制度主义注入更多的能动性，提出更多具有探讨价值的命题，同时承认历史制度主义框架的局限性。 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是有目的地利用资源来创造新的、转变或捍卫现有制度的行动者。这样的行动并不意味着强调制度创业的观点必然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制度企业家仍然受社会影响、是社会性地嵌入的，但他们利用现有结构提供的制度空间来追求某些利益。
（一）能动性嵌入悖论 部分学者批评关于制度创业的文献淡化了制度在社会行动中的构成性作用。原因在于能动性嵌入悖论：行动者的信仰和行为受到现有制度的强烈影响，他们如何能够打破这些相同的制度并进行创新？那么，能动性嵌入悖论是否仅仅是因为社会学家对制度定义过于宽泛？事实上，关于制度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涉及文化认知要素，这些要素涉及共同的认知框架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则，它们使行动者了解世界的运作以及什么符合行动者的利益（即制度对社会行为的构成性作用）。为了避免诉诸行为主义，在探讨能动性时，历史制度主义必须要问，哪些行为者可能会对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采取一种精打细算的立场。基于对文献的回顾，本文给出了增加能动性产生可能的四个因素。 （1）强调制度的领域。制度化程度较低的领域更容易改变，因为惯例和常规尚未获得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则性地位。 （2）能动性的潜力可能会随着制度领域的位置而变化。一个领域的边缘位置或两个领域的重叠区域能够使行动者对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或什么是他们的利益产生不同的观点。这是因为这些行动者较少处于涉及文化要素的区域。 （3）能动性可能是与其他领域相互作用的结果。相邻领域的变化可以扩散到稳定的制度领域，从而打破固有认知和规范。稳定的制度领域因此变得暂时不稳定，这就为能动性创造了空间。 （4）制度是历史战争的政治遗产，因此反映了基础性的冲突。一旦建立（或改变） ，制度就变成了“强制和再分配的武器”。 （二）可塑性悖论 可塑性悖论（the paradox of plasticity）提出了以下难题。学者们越是关注塑造制度的因素，特别是能动性，他们就越是质疑制度塑造政治的力量。因此，当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担心所有强大的制度都没有给能动性留下空间（能动性嵌入悖论）时，历史制度主义者开始担心过多的能动性可能会使制度看起来过于流动（可塑性悖论）。 五、集体行动的困境 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困境是指个体将从某一行动中获益的情况，但是相关的成本使得任何个体都不可能采取这种行动。然而，集体行动的困境是调和能动性嵌入悖论与可塑性悖论的关键，因为这种联盟视角允许能动性在制度主义方法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上一部分给出了能动性可能产生的四个因素，但由于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现有联盟的存在，能动性的存在并不自动转变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但是，一些行动者仍致力于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盟。是什么因素增加了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本文认为，有三种因素:资源、技能和机会。 第一，物质和社会资源的可获得性促进了联盟。财政和组织资源允许行动者进行动员，利用信息进行运动，或获取专业支持。然而，完全基于资源的制度创业是罕见的，因为机构挑战者不太可能获得这样的权威地位。 第二，行动者必须是有能力的，这种社交技巧被定义为诱导他人合作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关注其他已经存在的制度挑战者，但也关注前面提到的外部支持者（往往不依附于任何特定制度）。外部支持者缺乏能动性并不排除挑战者可以动员他们的可能性。建立联盟也是制度机会的一个功能，制度允许行为者根据现有资源并通过一定能力动员一个足够强大的联盟来建立、改变或稳定现有制度。 第三，外部冲击往往由邻近制度领域的变化引发，可以暂时扰乱原有的制度，从而创造出一个关键时刻，在此期间，行为者调动（挑战者）联盟的能力大大加强。 本文旨在将历史制度主义中个体能动性的角色概念化。它认为，着眼于建立联盟的微观基础是提出关于能动性命题的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此外，这种关注还可以解决两种悖论（能动性嵌入悖论和可塑性悖论）的难题。 在制度稳定性方面，本文认为社会联盟稳定了制度，并从联盟视角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变革不会自动转变为制度变革。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观点则解释了为什么制度变革常常以外生关键时刻的形式发生。 “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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