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偶像。 苏轼通达时入居中枢，为帝王师，为文坛领袖；落魄则屡遭迁贬，以致万里投荒，潦倒无依。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人生中最沉重的经历，苏轼经历了无数的磨难，最终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他的旷达、坦荡，还有诙谐的个性，值得后世敬仰。 苏洵给儿子取名为“轼”，就是希望他人生在世不可以太直露，应该有所外饰。然而，苏轼终究不懂外饰，他真挚坦率，每与人交谈，无论亲疏都吐以肺腑之言，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历尽风波。但是，正是这种心灵本质，成就了他的人品和文品，使他和他的作品具有永不衰减的魅力。 世事惟艰力难任 苏轼，他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一旦踏上仕途，他的生命便不再属于自己，他的人生之路就必然随着朝政的更迭演变，蜿蜒曲折地向前伸展。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不断的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发表意见，非议新法，并完整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新法的不满，但这些文章都如一片划过水面的碎石，不一会儿就悄无声息了。但倔强坚持的苏轼依然要尽谏诤的责任，他继续上书，但依旧如石沉大海。苏轼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新法，也令神宗皇帝很不高兴。 一次次徒劳的争辩，使苏轼对政治渐生倦怠。回想十年前初次入仕途，是何等奋发昂扬，满以为凭着自己的热情和才智可以干一番匡时济世的大事业。如今身历其中，才发现年少时孜孜以求的理想就像海市蜃楼，渺不可寻，现实政治恰如儿戏一般荒谬。 神宗既已对苏轼产生不悦之感，惯于罗织罪名、排斥异己的小入便觉得有了可乘之机。苏轼深感人心险恶，再也不愿在这是非之地下去了，于是上疏请求外任。神宗无可奈何地摇一摇头，批示“通判杭州”。 惟有悯农心尚在 苏轼到任徐州不久，黄河大堤决口，徐州城南面两山横截，大水无处流泻，完全汇于城下，一直向上猛涨，水位高达两丈八尺，超过城中平地一丈有余。 苏轼在稳定好慌乱的百姓后，立马冒雨前往禁军营地请求支援。苏轼整天身披蓑衣，脚穿草鞋，拄着木杖，视察每个最危险的地方，亲自指挥抗洪抢险的艰苦战斗。连续数周，他过家门而不入，晚上住在城墙之上，随时处理突发事件。 在这种可怕的日子里，苏轼不仅身劳力瘁，而且忧心如焚。但是在救灾的现场，在众人的面前，他永远以乐观自信的形象出现，鼓舞着人们不懈地奋战! 这场大水历时七十多天，直到七月初五，才渐渐消退。事休整之后，他又未雨绸缪地筹划着加固防水工程，以防明年洪水再来。 只要苏轼在任，他就一直在为百姓考虑，他深入人民中间，走进每一座村庄，遇见每一位农夫，都忘不了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 对于苏轼来说，徐州的生活还是比较顺心遂意的。三月，朝廷令下，苏轼移任湖州知州。临行的这一天，他骑马出城，发现城门内外、官道两旁，已经密密麻麻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父老乡亲。歌管凄咽，哀声一片。人们争相拦马拉缰，苦苦挽留位贤良的知州不要离去。他们衷心感谢苏轼领导他们战胜洪水，保全了生命、子孙和家园。 柏台霜气夜凄凄 苏轼因为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卓越才华以及广播的学识、无与伦比的性格魅力，使他成为全国上下妇孺皆知的人物，神宗平日也喜欢读苏轼的文章，但神宗对苏轼的喜爱令某些嫉贤妒能之辈不由得妒火中烧，他们怕苏轼被皇帝重用，便想尽办法诽谤苏轼，从他的诗文中找出一些表示苏轼“愚弄朝廷”、“斥责乘舆”的蛛丝马迹。 不久，厄运逼近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投入牢房，李定诸人找出近百首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作品，一首首审问，他们或软磨，或硬，或恐吓，或威逼，三番五次，轮流展开心理攻势，直到苏轼承认他们的曲解，否则就没个完结。 从八月二十到十月中旬，将近两个月的审讯，苏轼在精神上和体上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这小人无所不用其极，动辄大声辱骂甚至扑打，为目不足，继以夜审。 十二月二十八日做出终审判决，从轻发落：苏轼贬官黄州。囚禁整整一百三十天之后，苏轼终于从那有如百尺深井的幽暗监牢里走了出来。 百日系狱并没有磨去苏轼一身豪气，虽然因作诗招祸，虽然明“平生文字为吾累”，却仍然不肯放弃诗笔，仍然自喜“诗笔如神”，池还要继续倔强地吟咏人生，指斥时弊，这就是他对这场延续数月的冤狱的回答。 吟啸徐行迎风雨 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抵达黄州。他的正式官衔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川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放下行囊之后，苏轼独自闭关在小屋里，又不免回想起这一年来惨痛的经历。这场从天而降的祸事，使苏轼对外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战栗。苏轼很少说话，也不和人往来，更不去人家里拜访。虽然出狱已近半年，受创的心灵依然悸痛不已。于是，苏轼开始寻求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救赎，他开始静坐默修，学习佛学，并从中进行自我反省与批判。即使被贬谪，苏轼还是随时准备为国民奉献自己，这种崇高、伟大的人生信念，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绝不是残酷的政治打击所能动摇的。 在黄州这样偏僻的小城，生活是极端的枯寂乏味，但是，苏轼不会让自己长久地沉浸在郁闷忧思之中，很快便想方设法地自寻其乐。他每天布衣草鞋，不论远近，出入于荒山大江、修竹古木之间，与田间的农民、水滨的渔父、山野的樵夫、市井的商贩随意地聊天说笑，无拘无束，偶尔碰上个极不善言辞的人，实在无话可说，他也要没话找话，求人家说个鬼故事听听。 旷然天真的普通人的生活，使苏轼紧张的心理得到缓解，趋于平和。久而久之，苏轼在那里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还开垦了一块在黄州东门外的荒地，将其取名“东坡”，他也自号“东坡居士”。这个自号意味着苏轼对白居易晚年“知足保和”思想作风的仰慕，意味着苏轼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佛老思想成为他在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 苏轼在自然的怀抱中，在躬耕东坡的收获中，在静心的书斋生活中，度过了贬谪生涯的最初两年，完成了他的信念重组，从最艰难的境地里走了出来，从最怕的精神危机中走了出来，巨大的挫折促成了他思想的成熟，深邃细密的人生思考又丰富了他的性格内涵，使他在人生境遇的最低谷迎来了思想艺术的第一个高峰，给中国文学史掀开了辉煌灿烂的崭新一页！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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