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民国初年的工笔花鸟画既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下艰难地维持着自我，又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逐步对西方因素进行取舍、吸收及融合。  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面对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是拒绝抵制还是全盘接受，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五四”运动之后，一部分艺术家们认识到了西方艺术的优势，逐渐开始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探索、自我蜕变。  其中，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画家代表改良派，分别以写实画风、印象派的光色和塞尚的现代绘画理念等来嫁接中国传统绘画。  而以齐白石、潘天寿、于非闇、张大千等为代表的传统派画家，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在笔墨、颜色中继续保持中国传统绘画注重意境、情调、笔墨的特点。而于非闇就是二十世纪在中国工笔花鸟领域有重要突破的画家。  面对环境的变化，于非闇适时调整自身的位置和状态，在保持随类赋彩的同时，借西画观念，融汇民间色彩语言，丰富了色彩的表达。  这种表达包含着自身独特的色彩抒情性表达，不是简单地叠加色彩来增强视觉冲击力，而是在注重中国绘画文化的传承性、注重“气韵生动”的美学意境以及“澄怀观道”的认体方式的同时，向现代色彩语汇的转化，为我们带来了具有时代面貌的作品。   从于非闇少年成长的历程来看，他是在残留的封建文化体制下，以文人士大夫的模式培养出的新型文人。于家四代久居北京，长期浸染于京华的市井百态中，旗人的许多赏玩雅好，比如诗文书画、栽花种草、钓鱼豢鸽等，他都津津乐道地将其玩以至艺。    他自幼爱读书写字，随祖父、父亲学习书法、篆刻，家中的书画真迹以及祖父辈的文艺熏陶影响着于非闇的审美风格。他早年曾拜师宫廷画师王润暄、齐白石，早期的画作以“清”“淡”为主，画面气息高古典雅，色彩冷逸孤标，气息格调、设色构图都与古人相仿。  长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同时，他也同样受到西方绘画潜移默化的影响。二十世纪初，立足于科学基础上的写实与写生代表着时代的潮流。于非闇在满蒙高等师范跟随日本教员学习西式画法，这对于于非闇的艺术观念的形成亦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于非闇自我风格的确立，是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新中国“反映现实，表现新生活”的政治文艺号召后，他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化的焦虑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画面气息高古妍美、雄浑劲健，色彩艳丽典雅、浓厚古朴，画面中饱含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 于非闇对经典作品的学习积累、对中国画颜色的精研以及对色彩孜孜不倦地探索，最终形成其色彩妍美浓丽、富贵堂皇但又不失高古典雅、硬朗卓绝的“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 这一风格的形成，既有其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觉维护、继承、复兴传统的一面，亦与他深居北京，受家庭文化氛围、北京地区“直追唐宋”的审美风尚影响以及个人在艺术方向上的选择息息相关。 他“质延古意，而文变今情”，在在时代要求下不断推陈出新，对传统绘画进行改良，以谋求中国画的新发展。在平衡中西观念的过程中，将外因内化为文人致力于挖掘中国本土文化精髓的动力，使其工笔花鸟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