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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常见同一张方子，两个医生开出来会有不同的效果；同一味药物，在不同的医生手中会呈现不同的作用。很多有临床实践经验的医生恐怕都会日思夜想这个问题，我从事临床工作以来，时常被这一问题所困惑，通过四十多年的不懈探索，我终于对这个博大精深、复杂多变的问题有了一个肤浅的认识。药物之所以能够出现某种效应，除与药物的性味归经、配伍有直接关系外，与药物在方剂中的使用剂量恐怕关系也很大。白术与茯苓都是健脾去湿药，配伍在一起协同作用会增强。但随着配伍剂量的改变，它们所起的疗效就会有所偏差。我们知道，白术健脾去湿偏于健脾益气；茯苓健脾去湿偏于健脾利水。在二者配伍当中，如果白术用量大与茯苓，它们就会呈现健脾益气的效应；如果茯苓用量大于白术，它们就会呈现健脾利水的效应。附子与干姜都是温里药，都能回阳救逆、温里止痛，一个温先天，一个暖后天，二者常相须为用。但附子偏于温补肾阳、温经散寒，以走见长，回阳救逆，温经止痛方剂中常用；干姜偏于温脾阳、暖脾胃，以守见长，温脾散寒，暖胃止痛的方剂常用。附子用量大于干姜它们就偏于温经散寒止痛、回阳救逆；干姜用量大于附子它们就偏于振奋脾阳、暖胃止痛。大黄苦寒，泄热通便，逐瘀通经，本身既含有具有泻下作用的蒽醌；也含具有止泻作用鞣酸。既可泄热通便；又能健脾止泻。但不管是便秘还是腹泻，我们都在方剂中加入30 g大黄行吗？一个脾胃虚寒，肠鸣泻泄的病人，不管你配伍再多的温脾止泻药，再多的收敛止泻药，若加上30 g大黄，不闹出医疗事故那才真是见鬼了!柴胡既能解表透疹，又能疏肝解郁，还可升举清阳。不管是治疗风热感冒的方剂，发表透疹的方剂，治疗伤寒邪在半表半里少阳证的方剂，疏肝解郁的方剂，还是升举固脱的方剂，我们一律加上10 g柴胡，能起到理想的效果吗？肯定不能。“若开方用药这么简单，是个人只要识几个字，读几本医书，记住几味药，他就是名医！就没有看不好的病！”如果我们治疗一位脾胃虚寒泄泻的病人，在温脾止泻的基础上，配入少量(３～５ g)具有健脾止泻作用的大黄，且与药同煎，将其具有泻下作用的成分挥发掉，保留其收敛止泻的成分，这个方子的效果可能要比单纯温脾止泻要好得多。 柴胡在解表透疹、和解少阳的方剂中用10～15 g都可以，但用于疏肝解郁就得少用。古人认为：药物的使用剂量对药物的功效有很大影响，某些药物，特别是具有升散作用的药物用量宜轻，用量轻质量就轻，质轻轻如羽毛，轻扬疏散。我在临床一般都是用柴胡用量的二分之一(5～6 g)。柴胡若用于升举固脱，用量还应减少，古人认为：用量越小，轻浮之力越大，升提之力也就越大。  通过四十多年的临床摸索，反复参研历代名家的用药规律，我逐渐按感悟到：用于发散解表、疏肝解郁、开窍醒脑的药物在方剂中用量宜轻；用于补益气血、滋阴补肾、重镇降逆、平肝潜阳的药物在方剂中用量宜重。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量。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医教学主要通过以师带徒的方式进行。许多老中医为防止“教会了徒弟，饿坏了师傅”悲剧发生，往往在给徒弟授课时把其他东西都告诉你了，就是不告诉你所用药物的份量。就是告诉了你份量也不告诉你份量与功效之间的关系。致使许多中医奋斗一辈子也追赶不上师傅的技术水平。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当归补血汤是补血剂，治疗血虚浮阳外越的发热证。其组方原理是根据“气血同源”、“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气”的道理，用大量黄芪补脾肺之气，以资化源，使气旺血生。配以少量当归养血和营，则浮阳秘敛，阳生阴长，气旺血生。组方理论依据是“阳升阴长”；组方要点是黄芪用量大于当归。但具体比例用多少呢？是9:8、2:1、还是10:1？李东垣先生在《内外伤辩》卷中将其比例定为5:1。千百年来，还没有发现那个比例的疗效能能达到或超过这个水平。现在许多杂志介绍的医疗方法观点新颖，疗效超群。但你实际一用，就会发现疗效平平，“不过如此”。其中的奥秘也许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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