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颂斋(颂读容)[1]。一八九四年九月五日生于广东东莞莞城镇。容庚一生治学所在有两个领域:金石和书画。他在金石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完成的,由于客观环境的局限,一九四二年之后其兴趣逐渐转向书画。其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北京时期(一九二二—一九四五)和广州时期(一九四六—一九八三)。金石学成就完成于北京时期。其所自许的是金石研究,书画只是怡悦性情的业余爱好而已[2]。 栾书缶(附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释文: 容庚学术生涯与容庚研究 容庚成名作《金文编》初稿写于一九一三至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二年是改变容庚命运的一年。此年他与三弟容肇祖决定前往北京求学。当年夏天他携带《金文编》初稿往天津拜谒罗振玉,得到罗的赏识,进而把他推荐给马衡,就读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从一名中学生成为研究生,这也是容庚一生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一九二五年毕业,《金文编》被评为优秀论文,于当年七月出版。一九二六年三月被聘为燕京大学襄教授,一九二七年破格晋升为教授,一九三一年工资增至最高的三百六十元。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被内务部函聘为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鉴定清宫廷藏器,摩挲铜器数千件,为后来《商周彝器通考》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二七年三月受聘担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即主编)。《燕京学报》一九二七年创刊,一九四一年出至第二十九期,因太平洋战事停刊,一九四六年复刊,一九五一年六月第四十期后休刊。共出版四十期,一年两期,容庚主编二十三期,主持学报近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六月,容庚、商承祚、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周一良、孙海波等十二人拟议成立金石学会,次年九月一日正式成立,改名为“考古学社”,编辑出版《考古学社社刊》六期。一九四六年被聘为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担任《岭南学报》主编。《岭南学报》创刊于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七年停刊(共出版二十四期),一九四七年一月复刊,至一九五二年六月出版十二期。一九五二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实际上被撤销,容庚任中山大学教授。 一九四二年又是改变容庚命运的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占领燕园,解散燕京大学。一九四二年流亡的燕大师生在四川成都华西坝开课,是为成都燕京大学。容庚选择留在了北平,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任伪北大教授,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容庚一生中的最大失误[3]。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远在美国,由傅斯年暂代。傅斯年对伪北大教职员一概摈弃,不予录用。容庚虽作过抗衡,但于事无补。一九四五年十月燕京大学复校,容庚想重回该校,但未成功。容庚面临失业。一九四六年二月由李宗仁介绍至广西大学任教授,七月受岭南大学之聘,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从此逐渐远离了他挚爱的金石研究,在金石研究上亦再无建树,在郁郁中渡过了他人生的后三十年[4]。 容庚与学生们 对于容庚的研究,除台湾有两本硕士论文外,主要是纪念性文章和容庚弟子的回忆文章。曾宪通《二十世纪青铜器学的奠基之作—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重排本前言》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5]。曾宪通为纪念容老一百年、一百一十年、一百二十年诞辰编纂过三本文集:《容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容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容庚杂著集》(中西书局,二〇一四年),在推动容庚研究方面,曾宪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国权、曾宪通、张振林、孙稚雏、陈炜湛等先生都曾对容老的学术成就作过深入研讨。二〇一〇年易新农、夏和顺撰著的《容庚传》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一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容庚学术著作全集》,收入专著二十四种,论文集一种。容庚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二〇一四年在东莞召开“纪念容庚教授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十届年会”,会议收到多篇对容庚论述甚为深刻的论文。夏和顺整理的《容庚北平日记》(一九二五—一九四六)于二〇一九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据悉,夏和顺近年在整理容庚的上千封信件。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有容庚著述手稿及经其抄写、批校的他人著作,约二百种。其中不仅有容老主要学术著述的稿本(初稿本、清稿本等),如《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丛贴目》《颂斋书画小记》等,还有大量的序跋、金石书画目录、学术文章、课程讲义、研究计划、藏书目录、购书鬻书记、文博调查资料等。这批资料,多数未曾出版过,如《金石书录》《西清三鉴疑识目》《各地博物馆藏器调查资料》《商周彝器资料摘抄》等。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以及校图书馆都收藏有容庚著作稿本和其阅读过的书籍的批注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资料能纳入整理计划。这些新资料的陆续面世,对容庚的研究,乃至对民国学术史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 笔者主编的《容庚青铜器学》一书,二〇一五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总结容庚青铜器研究成就的学术著作,也是青铜器学术史上第一部专人研究著作。该书对容庚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进行了提炼和归纳,对容庚的青铜器著作进行了深入的整理和校订,兼具学术性和工具性。 容庚 行书兰亭集刻帖考稿本(部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容庚研究的当代意义 对于推动当今学术发展的意义。容庚研究是中国青铜器学术史和古文字学发展史以及民国学术史研究的题中必有之义。 容庚擅长于文献考据,而短于理论,从学术史的角度,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对其著作进行深入解读,从丰富的材料中提炼其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以期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容著的学术价值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商周彝器通考》和《金文编》是容庚金石学研究的代表作。《金文编》是其成名作,我们今天编纂文字编,除了要承继其建立的基本范式外,更重要的是光大其学术创新的内在思想和核心精神。文字编编纂一直是学界非常重视的事,但在编纂体例上形成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又演变成为一种惰性,所以容庚《金文编》迄今仍无法完全被替代。《商周彝器通考》是容庚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中国青铜器学的奠基之作。该书有上下两编,上编是青铜器通论,下编是青铜器的分类与定名,著录铜器器影九百九十一幅(少数为全形拓本),有数十件铜器器影资料是该书首次公布,有些器今已不知去向,《商周彝器通考》在铜器著录史上的价值需要给予充分肯定。该书对青铜器的说明,语言简洁、精确,信息量大,就我们看到的图录说明而言,迄今仍堪称典范。李学勤先生说:“通论青铜器的专著,最有名的应推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这部书虽早在一九四一年问世,但从内容的广博精审来说,迄今还罕有比肩者。”[6]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通论》(容庚、张维持合著)一般认为是《商周彝器通考》的缩编本和通俗本,这个定位是不准确的。《殷周青铜器通论》在材料的运用上,停留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水准;从整体的理论体系构建上,它也未能超越《商周彝器通考》;但从内容上对《商周彝器通考》的订补、理论上的局部提升角度而言,它无疑反映了容庚青铜器思想新的发展动态。 据于省吾先生《〈商周彝器通考〉序》言,容老继《商周彝器通考》之后,欲作《商周彝器款识通释》,“于金文之国名、地名、人名、女姓、宫室、年月、典礼、官制、韵读、吉语诸端,咸在分章考证之列”。此书之编纂一直未能实现。到了一九七八年,容庚给刚被录取的研究生张桂光写信,希望他能继为此事。据张桂光说,“现书稿已具规模,进入修改补充阶段,争取今年定稿交付出版,以慰容老于九泉之下”[7]。数年已过,尚未见到书,不知进展如何。现在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已很深入,完成容老《商周彝器款识通释》的条件已经接近成熟,应该有一部类似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那样深入、对一千多年来的金文研究进行集大成式总结的著作出现。 民国期间,容庚发起成立考古学社(出版《考古学社社刊》六期),并长期担任《燕京学报》主编,很多学者的论文或专著的发表、出版,都得到过容庚的帮助,比如郭沫若、张荫麟等。容庚是民国学术界的核心人物之一,所以围绕容庚的研究,其实就是整体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缩影。容庚交游广泛,据闻,《容庚传》作者夏和顺搜集的容庚书信有两千多封。笔者曾设想《容庚学术年谱》和《容庚的学术圈》二书的编撰,《容庚北平日记》现已出版,如果容庚书信以及收藏在中山图书馆的容庚手稿、批注本能够顺利出版(其中《金石书录目》批注本及《商周彝器通考》修订资料极具价值),二书的编写就有了比较好的资料条件。 容庚以目录学为阶梯、全面占有材料的治学方法,对今日学人有指导意义。《商周彝器通考》一九三三年拟定编纂计划,一九三八年六月开始正式编纂,一九四〇年三月,完成初稿,修改后于十一月付印,一九四一年三月印成,历时八年。但此前作了大量工作:一是编集金石书录,摘录序跋、凡例及各家评语,每书为作提要,略述其体例、版本得失[8]。二是重编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对宋代著录的金文进行了全面清理,并撰写《宋代吉金书籍述评》,对宋人的铜器研究进行考辨。三是鉴定清宫藏器,铜器分类定名以及辨伪思想均在这个时期初步完成。四是编纂铜器图录,建立坚实的原始资料基础。《商周彝器通考》的成书,经历了六年的前期实践和资料准备(一九二七—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拟编《商周彝器通考》计划后,又经历了五年后期的资料搜集和分析研究准备(一九三三—一九三八);最后又花了三年的时间,进行精心的编写(一九三八—一九四一)。[9]其不易之如是也。李学勤先生在为拙著《容庚青铜器学》所作序言中说:“容庚先生的青铜器研究,首重继承前贤的既有成果,他对宋代以来所有著录论作,一一进行了精当的分析评价”“至于当世公私藏家的青铜器,容庚先生更尽可能亲自寓目研究……业已流散境外的器物,他也尽力捜集材料……容庚先生在青铜器研究方面经验之丰、积累之厚,实非一般可比。” 容庚主张每读一本书就写一篇书评,以掌握其主要内容,并评价其得失优劣。《宋代吉金书籍述评》和《清代吉金书籍述评》就是他一书一评的真实记录,我们可以借此了解容老治学功夫的艰苦与细致。 容老的治学次第清晰可循,可以树为今日青年学人学习的榜样。他的治学方法,可以对治今日浮躁的学风和学术根基不稳的弊病。 容庚之笃对于今天师生关系重建有启示意义。容老常说:“没有罗振玉,就没有今日我容庚。”罗振玉推荐他到北大读研究生,改变了他的命运,一九二五年毕业,罗氏又为之出资印行《金文编》。他把一九二二年与罗振玉的那次晤面喻为千里马之遇伯乐,他说:“吾生属马,而命亦属马。少跅弛不羁,南粤多山,无以展其逸足。乃北至冀北之野,得伯乐一顾,范以驰驱,日致千里,曾为人所矜赏。世无骅骝绿耳,则驽骀称先。”[10]他在一九四七年所撰的《甲骨文概况》中说:“十一年夏,余初至天津,挟《金文编》稿本谒之于嘉乐里贻安堂。倾谈三四小时,态度恳挚,如春风夏雨,使人乐而忘倦。翻稿数过,谓彼所欲作而未成者,属余务竟其成。时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初立,推荐余于马衡先生。马先生不余识,以问黄节先生。黄先生乃介余往见,余之得入所读书者,罗先生力也。尝假录其《殷虚书契考释》重订稿,并观其所藏甲骨,装治成箱,彬如秩如,不觉生羡。以后舟车南北,道出天津,必往修谒,十四年《金文编》成,印费无所出,复为余印行。媿余专事金文,于甲骨文尚茫然无所知也。”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九日,罗振玉逝世于旅顺家中,容庚撰挽联云:“撢殷墟之瑰奇,精鉴远过刘原父;睠楚国而憔悴,孤忠高似屈灵均。”[11]罗氏之孙罗继祖在回忆文章中说:“容感公扶植,解放后以所得《金文编》再三版稿酬遗我祖母,以志不忘前惠。”并说:“三人者(按:指唐兰、商承祚、容庚),解放后皆成名而容庚行最笃。”[12]“笃”就是我们常说的“厚道”之义。每读至此,想慕其为人,不胜唏嘘。 读容老各书自序和行文中穿插的各种人事记录,别有一番情味,容老的性情、喜与忧、悲与愤以及不同时地的心境在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展露,诵之令人心感。某某提供了拓片或照片,某某提出了什么样的见解,容老都会在文中记上一笔,一位严谨、笃厚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 注释: [1]田炜.容庚先生的名、字、号[N].南方周末,2020-09-10. [2]参陈炜湛.忆容庚师[J].语文建设,1993(11).另参容庚.倪瓒画真伪存佚考.容庚文集[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3] [11]易新农,夏和顺.容庚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5,11. [4]容庚.颂斋书画小记(自序二),曾毅公《甲骨缀合编》序.颂斋述林[G]//北京:中华书局,2012. [5]容庚.商周彝器通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李学勤.青铜器入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4. [7]张桂光.入容门前几件小事的回忆[C]//古文字论坛(第二辑).上海:中西书局,2016. [8]容庚.金石书目录·序.容庚杂著集[G]//上海:中西书局,2014:78. [9]张振林.容庚青铜器学·序言. [10]黄光武.容庚先生晚年趣事[J]//东莞市中山大学校友会编.展翅(总第四期),2014-10. [12]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参易新农,夏和顺.容庚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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