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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有这样一个故事，大致情节如下： 男主是个穷小子，家里赤贫的那种，一年吃不上几顿饱饭。十几岁他父母双亡，全家几乎死绝，男主硬是挺了下来。 机缘巧合下，他加入了农民军，经历重重险阻，几次死去活来，终于击败了众多竞争对手。这期间，经历了无数忠诚与背叛，仇恨与杀戮。爱与恨交织成网，人性的底线时时被击穿。 但男主嘛，总有主角光环护体，力量总比困难大。奋斗小几十年后，他终于实现了终极目标：制霸天下。从要饭的叫花子到天下一统，建立起自己的帝国，完成了别人做梦都不敢想的成就。 以上情节，妥妥地是一本爽文小说。开局一个碗，结局一个国，按照现在的套路，男主很可能是穿越回去的。 然而并不是。 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男主的名字，叫朱元璋，他建立的帝国名叫大明，驾崩后庙号明太祖。 朱元璋有啥能耐？开局就一个碗，能把剧本打成爽文的节奏，这份成就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此一家，不可复制。 故事还得从元末说起。 【红巾军】 虽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不过元朝有点特别。所有大一统王朝里，它是分得最快的。 自忽必烈1271年建立大元起，统治了才五六十年，它就开始合不动了。 几股力量不约而同地内外在使劲，要把元朝给掰碎。 其中，来自外部最强大的一股力量，叫做红巾军。 红巾军其实是个统称，大体上分为南派和北派。南派的祖师是彭莹玉，职业是游方和尚，所以也称彭和尚；北派的话事人是赵州栾城的韩家，他家更厉害，祖传的技能是造反。 这两派的信仰稍有区别，南派信奉弥勒佛，北派信奉明王。这可以看作是救世主在不同地方的不同称呼。重要的是两派在大方向上能达成共识，都认为现在大地被黑暗笼罩，光明即将来到。 黑暗是谁呢，就是元朝。 元朝显然不会被这几句话就给忽悠瘸了，要让世间重现光明，只有一个办法——起兵反元。 毕竟拳头硬才是真正的实力。 为了区别元军，起兵的弥勒教和明教教徒都用红布把头裹起来，这个标识非常明显，所以又被大家称为红巾军。 从至元三年（1337年）开始，南北红巾军先后发起暴动，会教友、攻州县，宣传弥勒佛（或明王）已经降世，是时候驱散黑暗了。 现实给他们好好上了一课，这些红巾军基本连本县都没出就给镇压了，就算有的打下几个州县，也很快被元军反推，结果无一例外是失败。 这并不奇怪，他们基本上都是农民，凭突然性和人数优势可以打官军个措手不及，等官府反应过来，就不是集结起来的正规军对手。 黑暗还很强大，那就再等等吧。 这一等，就等了十四年。 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起，红巾军再次起事。这次光明刺破了黑暗，江淮流域的红巾军像雪崩一样，从几个点迅速连成面。不过几个月时间，东、西、北面的红巾军就切断了淮水到汉水两面元军的联系，红旗插遍了江淮流域。 看来十几年时间没有白等，红巾军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磨炼出了坚强勇敢的意志，培养了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品质。 这都是瞎扯淡。 红巾军还是那些红巾军，本质并没有改变，战斗力也没啥提高。 那为啥突然又行了呢？ 因为对手不行了。 【元朝的统治】 大元朝从建立以来，就有个胎里带的毛病：内斗。 这可能是来自基因，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的内斗就从未停止，建立元朝的忽必烈这一系也概莫能外。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大元后，帝位传承就没有正常过，不是贵族们凭武力说话，就是搞宫廷阴谋。我们知道一个董卓就能折腾得诺大西汉王朝散架，元朝大概前后出了20多个董卓，能撑到这个时候，应该算是个奇迹了。 从1294年元世祖驾崩后到1333年末代皇帝元顺帝即位，这短短四十年里，走马灯一样换了九个皇帝，平均一个皇帝统治不超过五年。论精彩程度，够拍个好几百集的连续剧。 到了末期，内斗愈演愈烈，1333年之前的六年里，皇帝一年换一位，别说百姓，官员们都没反应过来，工资条上的大Boss就换人了。 哪个帝国也受不了这个，内斗的结果就是政局不稳，大臣们分成几派，将领们拥兵自重，大元的身子骨是越来越虚弱了。 元朝还有个自带的bug：蒙古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随后带来统治也充满了别样的风情。 成吉思汗能成为人类历史上军功最盛的男人，背后是蒙古铁蹄所到之处的杀戮与征服，中原只是其中的一个地区。这个历史，注定它在征服过程中受到的抵抗要比一般的改朝换代更为激烈。 让人意外的是，元朝的建立是血腥的，它的统治却是自由的。 不了解的人认为它的统治和建立时一样暴虐而残酷，这并不是事实。元朝的统治松散又开放，它允许多种信仰同时存在并受到保护，文艺界百花齐放，海洋贸易相当繁荣，甚至赋税之低也是在历史上数得着的。 当然这些都是表象，元朝贵族统治的政治理念和汉人完全不一样，他们懒得管事，大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完成征服后，皇帝派人去江南慰问豪族，叫他们不用怕，只要多多配合纳税就好。这些人姿态放得极低，根本没有钦差大臣的派头。 这类似于一种委任式管理，说穿了就是种懒政。元朝松散的统治给了地方很大的权力，里面的操作空间有多大，就不用多说了。 自由是有两面性的，身份地位越高，自由度越大，那么谁在地方上说了算呢？答案是地方官府和当地豪强。这是个贵族、豪绅、地主狂欢的时代，只要你把税帮我收上来，保证不造反，其他的随你。 在底层百姓身上，自由度大大降低，中央政府收一成的税，经过层层操作，到农民头上能增加数倍乃至上百倍。从元世祖到元文宗的70年间，盐课增加了20倍，茶课增加240倍，商税也增加近10倍。这些增加的赋税，只有少部分到了朝廷手里，多出来的都是经手人的利润。 其实这是少数民族建立起政权的通病，不止元朝，在它之前也是如此。 比如北魏，公开支持各个地方门阀大族自行处理民事纠纷、民间诉讼，这样就可以“不劳案牍”了，节省一大笔行政经费；比如后赵，地方官吏“但以缴赋为务，余皆不问”；再比如辽国，宋江在江州写反诗会被发配充军，在辽国这种事绝不会发生。你写个反诗、骂个街、喷一下契丹贵族都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你不真反，政府都懒得搭理你... 看上去很自由，实则这是政治文明低下、统治效能不足的表现。政府不管事，放纵土皇帝，吃苦头的就是百姓。 对蒙古来说，征服一个国家容易，要统治一个国家，实在太难了。 虽说不少元朝皇帝和贵族们也倡导汉化，接受中原的文化，学习儒家的思想，但毕竟时间未久，汉化的力度也不怎么强，效果不大。 更何况，元朝的政策明白告诉大家：我的汉化只是忽悠你们的，我才不想真正被汉化。 举个例子，比如科举。 对底层百姓来说，科举几乎就是有且仅有能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的机会，可谓国之重器，重要的不能再重要了。 元朝就没办过几次科举。有记载的开科总共只有四十八年十六次，就这十几次科举问题还很大。 本身，元朝已经按民族把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地位依次从高到低。 澄清一下，四等虽然地位有高低，不过其中都存在着贫富差距，蒙古人里也有穷人，底层蒙古人也会卖儿卖女；汉人里也有世候，他们的待遇和蒙古贵族也相差无几。穷始终是原罪，只要你是底层，一样过得生不如死，这点大元的统治是相当一视同仁的。 穷点还能忍，只要有机会出头，中国历代平民百姓就是如此，但凡有一点改变命运的希望，也不会想到造反。 希望再小也是希望，只要有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哪怕做做样子也行啊。 偏偏就不公平。 元朝的科举分成两榜，蒙古人和色目人一榜，汉人和南人一榜；蒙古人、色目人考两场，汉人和南人要考三场。 这还不算。 考题上，汉人、南人的考题要比蒙古人、色目人难很多。当汉人、南人闯过重重考验，终于得到提名时，却发现所授的官职正好相反：考题难的录取人数少不说，被授的官职还要比蒙古人色目人都低几个级别，且都是次要部门。 这就是明显的政治歧视了。科举制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促进人才流动，防止阶层固化。一个封建帝国，一旦阶层固化了，既得利益者会本能地想尽办法谋求更多的利益，当底层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蚕食，也就意味着帝国的大限将近了。 大元需要管理的是几千万人民，不是几千万只羊。羊饿了还会到处跑，人民饿了不光会到处跑，还会造反。 红巾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古代农民的特点是啥？勤劳、淳朴这些大家都能脱口而出，这些都对。不过还有一些是不便宣传的，比如愚昧。 元朝的文盲率，可能是历代最高的一个朝代。 唐朝有小三百年，人口8000多万，出了7000个进士。 宋朝三百多年，人口最多时候有一亿两千万，出了5万个进士。 元朝九十多年，人口接近一亿，出了...1000个进士。 元朝的百姓，绝大部分都是文盲，这和它对科举的不上心密切相关。 文盲并不等于愚昧，文盲率高却一定意味着愚昧度高。 这点，孔老先生早在《论语》里充满建设性地提了出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昧的百姓更好糊弄。 愚昧的百姓容易被政府糊弄，也同样容易被鼓动起来造反，尤其在他们快无路可走的情况下。 到了元朝晚期，元文宗在1332年驾崩，他哥哥元明宗当了七个月皇帝又崩了，继位的元宁宗更离谱，7岁坐上龙椅，53天后就病死。 接下来，就到了起义军们的主要对手——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严格来说，顺帝是他驾崩后敌人给他上的尊号，他本人一定不会同意，准确些的称呼应该叫元惠宗，这才是他的庙号。 这个庙号对大多数人有点陌生，为了读起来顺口，我们就让妥欢帖木儿吃亏一点，还是叫他元顺帝吧。 和元朝许多皇帝一样，妥欢帖睦尔即位的背景是元朝派系内斗妥协的结果，太皇太后卜答失里、权臣燕帖木儿家族和右丞相伯颜为争权互相争斗，不死不休，妥欢帖木儿只是个傀儡。 伯颜获得了胜利，他最大的成就是把元朝推向深渊，此人是个坚定的民族压迫政策执行者，科举考试是他取消的。在他主导下，汉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地方上甚至还没收汉人铁制农具及禁止汉人文化活动。伯颜还提出个耸人听闻的建议：由于汉人对政策反抗，我们应该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所幸妥欢帖木儿还没和他一样丧失理智，没有批准这份文件。 年轻的妥欢帖木儿不会甘心永远被摆弄，他联合伯颜的侄儿兼政治对手脱脱发动政变，罢黜伯颜，夺回了权力。扳倒伯颜后，妥欢帖木儿意气风发，他觉得自己的统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朝纲已正，是时候大展宏图了，因此他把年号改名为“至正”，这一年是1341年。 进入至正时代的元朝，非但没像元顺帝所盼望的迎来中兴，反而在衰落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内斗永不落幕，天灾此起彼伏，妥欢帖木儿的改革措施几乎全部失败，他也不再有至正之初的那种勤政朝气。中央政府收入锐减，吏治腐败达到惊人的地步，史载“上下诸司，其滥愈甚”。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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