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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制度在于“制衡” 今天的文章，以近代法国为例，向大家揭示专制的产生过程。 专制主义（Despotism）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在欧洲兴盛于17世纪，并于1650-1720在法国达到顶峰。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誓要将其涤荡，可它的幽灵却从未在历史上散去，其本质也鲜为人知。 亲历17世纪英国内战的霍布斯，在其代表作《利维坦》中认为，人类天然具有互相争斗的倾向，为避免社会陷入厮杀，必须要有一个“利维坦”（传说中震慑人心的巨兽），通过绝对的威慑来管教人民，维护秩序。 （《利维坦》封面） 这个“利维坦”在现实中是国家，而代表国家意志最好的人选则是君主。因为君主等同于国家，故只有君主可以理性地维护好共同体的利益。君主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支配力，这样国家就会强盛繁荣。 霍布斯的观点和2000年前的法家不谋而合（可参考文章：），反映出东方政治文明的早熟。遗憾的是霍布斯并不熟悉东方史，不知君主的理性并不可靠，应用法家的秦国强盛一时，却“二世而亡”，法国也走向了同样的命运。 1 在开始叙述史实前，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专制的对立面是什么？很多人，甚至是学界都认为是民主。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在有些情况下不能制衡权力，相反还会通过赋予统治者合法性来增强其权力。 群体受限于信息不对称和非理性，容易在危急时刻被“克里斯玛型”政客利用。希特勒通过阴谋制造“国会纵火案”来煽动民意，解散了德国共产党并获得国会的绝对优势议席，一步步实现了个人独裁。 （纳粹自导自演的国会纵火案，被诬陷为反对党的阴谋） 法国大革命期间，被汹汹民意推上台的雅各宾派，并没有表现得比法国王室更加宽容。在和平盛世，民主是专制最大的对手，可到了群情奋起的危急时刻，民主常常失灵，从而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以史为鉴，想要限制绝对的权力，其根本在于制衡。而要实现制衡，就必须存在无法一家独大的多种政治力量，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之下为各自群体的利益文明博弈，通过协商来达成一致，这种制度设计就是共和政体。 共和是专制最大的阻碍，而法王就是通过削弱了能对其形成制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获得绝对的权力。在17世纪之前，法王要面对三种可以对其形成威胁的政治力量，分别为天主教会、封建贵族和城市工商阶级。 三种政治力量的产生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用了足足1000多年，篇幅所限无法细说。在君主专制于路易十四时代完全确认前，这三股力量对王权产生了极大的限制，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特有的“三级议会”。 法国三级议会分别由第一级教士、第二级贵族和第三级市民组成，其产生源自于法国王室对外战争和税收的需要，是王权向三种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16世纪前，王室征收的税额，理论上要通过三级议会的批准。
2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三种力量的“基本盘”。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任何政治力量都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封建贵族的力量来自于其土地和臣民、教会的力量来自于天主教皇、工商业者的力量来自于贸易。 三种力量所依附的都不是王权，即使国王不存在了，他们的利益也不会受损，因此能团结起来反抗法王。黎塞留和路易十四看到了这点，于是他们的策略便是摧毁这些人所依附的经济基础，让其依附王权。 （法国“商鞅”黎塞留） “屁股决定脑袋”，依附什么，人就会听命于什么。时代给予了法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首先，14世纪的黑死病、15世纪的“三教皇之乱”、16世纪的宗教改革，极大削弱了天主教的影响力，法王在宗教冲突中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使各派不得不争取王室支持来打击对手。 更重要的是，法王通过使民族教会独立于天主教廷，获得了对境内主教的任免权和征税权。自此之后，法国的教会高层，彻底沦为了唯法王是从的官僚。一旦王权可以对该势力的任免升迁和财产行使权力，这股政治力量就被王权吸收了。 法王用相似的套路处理掉了封建贵族力量。在法国，贵族名义上是受国王所封，然而其职位却可以世袭而国王无法干预。在自己的土地上，封建贵族有极高的自治权，包括独立司法、组织军队和征取税收等。 但封建贵族同样被时代所打击，火器的应用让依仗骑兵的封建领主优势不再。商业的繁荣让城市比封地更有吸引力，不少贵族选择出租土地和放弃军事训练，在城镇居住或者经商。16世纪末的法国内战，使不少武力尚存的封建领主元气大伤。 对于依然不肯离开封地生活的贵族们，法王开出了极其诱惑的筹码请这些人来巴黎做官。路易十四在巴黎郊外斥巨资修建了凡尔赛宫，成为欧洲最骄奢淫逸的场所。法王邀请贵族们入住凡尔赛宫，并为他们的一切娱乐买单。 （欧洲最奢侈的王宫——凡尔赛宫） 当这些贵族离开封地，虽然还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可他们却丧失了领地的治理权。领主去凡尔赛宫享乐，封地上的事务便无人管理。于是，法王顺理成章地派去了代表自己意志的总督，接管“无主之地”的司法与行政。 没有了独立的司法和行政权，自治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这些被法王收买的贵族成为了“佩剑贵族”，沦为宫廷中的摆设。而法王大量任用底层贵族、平民到重要官位，甚至直接售卖贵族头衔，进一步削弱了传统贵族的影响力。 1673年，路易十四剥夺了12家地方法院向国王递交谏书的权利，并解散了贵族的私人军队。从此，由法王任命的官僚在税收、军事、司法、行政等各个领域行使着法王的意志，法国的封建时代彻底终结。 3 这三种力量中，最难驯服的是城镇工商业阶级，它们也在后面的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航海开启了全球贸易的时代，法王自然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若对工商业者打压太狠，将有损国力。对他们，法王采取的是拉拢。 刚才提到，法王把贵族头衔兜售，并给予为官、免税的特权，使一大批没有社会地位的工商业者，借王权实现了“阶级跨越”。这更进一步激化了传统贵族对新兴贵族的仇恨，使两者更难团结起来制衡王权。 法王还深谙“重商主义”对强化统治的作用，该理论鼓吹王权对经济的直接控制。相比自由贸易，它虽然低效，但有个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资源会更集中到权力者手中。法王给依附于自己的商人提供“特许经营权”，把不服从的人排除出贸易体系之外。 法属东印度公司就是法王特批的国际贸易垄断者，尽管其经营效率低下，年收入还不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半。但法王凭借垄断贸易，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并用这些财富扩充军队，加强自己的统治。 这一套复杂、精密，而又逻辑严谨的手段成功施行后，法王成为了欧洲权力最大的君主。征税、宣战根本不需任何人批准，这一套法国版的“商鞅变法”，短期内让法国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力量，路易十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太阳王”。 （自诩太阳王的路易十四） 权力失衡的法国，开始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路易十四开启了“齐宣王”模式，向西班牙、尼德兰、英国、德意志邦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最终，拥有更为发达的商业、制造业的不列颠显示出了更强的持久作战能力，法国在丧失大片殖民地后，屈辱求和。 路易十四也成为了自己野心的牺牲品，战后的法国不再是欧洲霸主，税收的亏空使王室财政陷入崩溃边缘，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铺好了前序。在临终时，路易十四企图烧掉自己的回忆录，并写下了自己的一生的悔悟：“我太爱荣耀了”。 回看欧洲近代史，凡是转型成功、顺畅的国家，无疑都遵循了“制衡权力”的规律。欧洲之所以是现代体制的发源地，正是因为其丰富、均势的政治力量，使共和的产生成为可能。而现代的两院制、宪制、宗教宽容等一系列制度设计，都源于势力均衡所产生的共和。  关于作者 仝麟阁，95后前财经记者、投资公司董秘，发表文章累计超过70万字。百万级报道数篇、千万级报道作者，人民大学经济系在职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现居广州潜心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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