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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团结旧的新闻机构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又做出指示：“采取争取、团结和改造的方针，除始终追捧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人员之外，对一般的旧报纸、刊物的新闻机构工作人员要进行适当改造。”据此，天津市军管会对天津的旧报纸分别做了不同处理。 天津市军管会旧址，图据网络 （刊于《天津日报·满庭芳》2月23日）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开始对天津各行业进行接管与改造，其中一项是对旧报纸的接管和处理，以便抢占舆论高地，形成对我接管的有利舆论。天津接管前夕，天津共有报刊“中外大小共计20家22种，内外文4种，中文18种，有地位影响较大对开报纸4种，其他多为4开或8开报，影响甚小。发行最多者为35000份，最少者仅有300余份”。 对于该项工作，中共中央很早就已经开始谋划。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处理办法的指示中就提到，对于报社旧有的编辑与记者要根据不同情形进行处理。天津解放后的1949年1月18日、1月19日和1月23日，中共中央又分别就天津旧有报纸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指示，指导天津的私营报业改造工作。同时为了更好地团结旧的新闻机构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又做出指示：“采取争取、团结和改造的方针，除始终追捧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人员之外，对一般的旧报纸、刊物的新闻机构工作人员要进行适当改造。”据此，天津市军管会对天津的旧报纸分别做了不同处理。 《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机关报，其社长、总编辑大都是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委员。该报因在抗战胜利后接收了天津华北新报社的全部财产和设备，后又购置了转轮机等设备，并附设有承印所，是当时天津市物资雄厚的一家报社。早在1948年9月，中共地下党秘密组织的“天津记者协会”就在报社内部开展了工作。当时的记协会员勾宪真后来在回忆中说：我“接受了共产党给我的秘密任务，即搜集和提供情况，保护工厂，配合解放军，以便利解放后对天津民国日报社的接管”。不久他又争取到了该报副总编辑姚仲文参加护厂工作，并发展了晚报编辑张虎刚、摄影记者关季衡、晚报记者董蔚章等加入，成立“民国日报小组”，在制止该报南迁及护厂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解放当天，在“地下记协”的安排下，姚仲文和张虎刚立即编写了《天津新闻记者协会号外》的新闻稿，并与《新生晚报》同时出刊天津解放的号外。由于顺利接管《民国日报》，使得《天津日报》能够充分利用该报社的旧有物资，迅速于1949年1月17日创刊，开启了天津报业的新纪元。 《天津民国日报》报头，图据网络 对于《大公报》的处理，早在发起平津战役的时候，有关部门就研究了解放后天津《大公报》的处理问题。当时决定的方针是按照私营企业对待，党和政府不予接管，但是也要对其反动政治立场给予揭露和批判，并决定在原天津《大公报》的基础上进行改组易名，继续出版。于是，天津解放后，《大公报》也和其他报纸一并被停刊接受审查。此事中共中央知道后，于1949年1月17日电告天津市委：“大公报拟从内部革命……改换名称……使平津解放后除党报外有一党外的民主报纸配合。” 1949年1月23日又复电天津市委：可暂时不要让其出版，希望改组后再考虑出版。在此背景下，《大公报》由毛泽东亲自改名为《进步日报》，于 1949年2月27日正式创刊，成为天津解放后第一家民营报纸。事后，黄克诚在自述中曾如此说道：“天津市原来有两家颇具影响的大报，天天要出版发行。我们对天津市实行军事管制时，曾研究了对这两家报纸如何办的问题，需要马上作出决定。《益世报》不能允许它再出版发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对《大公报》怎样办？我考虑在刚刚解放的城市里，对报纸还是控制严一点为好，以免出乱子，于是就决定《大公报》也停止出版发行。此事很快被中央察知，为此我受到中央的批评，说我不该不经请示而擅自决定天津《大公报》停刊。经中央批评后，天津《大公报》即复刊。” 1952年12月31日《进步日报》停刊，与上海《大公报》合并，于1953年1月1日仍以《大公报》的名义继续在天津出版，是一张以财经、国际宣传为重点的全国性综合类报纸，1956年10月1日起迁至北京出版，1966年9月10日停刊。 与对《民国日报》和《大公报》的处理方式不同，其他报纸大都经过审查后停刊，仅保留了几种报纸。《益世报》因有教会背景，且经常公开发表反共宣传，天津解放后即被查封。中共中央也认为已将其没收，不必改变。对于《新星报》，因在天津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禁停，天津解放后其负责人曾申请复刊，但是党中央特别指示：“《新星报》反共反新政权反苏言论甚露骨，以不许其复刊为妥。”《中庸报》等六家具有反动政治背景的报纸和《自由晚报》《天津夜报》等几家私营报纸经过审查，也只保留了《新生晚报》《博陵日报》《华北汉英报》以及俄文的《新语报》等几家私营报纸。 1950年2月的一期《大公报》，图据网络 对于报纸的接管和处理，1949年4月12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曾进行过初步总结，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认为：进城后所有报刊一律停刊待审，这样的处理是错误的。这在做法上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到群众的需求，容易产生劳资纠纷，也不利于我党的宣传工作。天津市委在全面总结接管天津的经验时也再次提到：“在处理民办报刊问题上，曾不分进步与反动一律停办，没有扶植进步报刊，做对我方有利之宣传。”不过，整体来看，面对天津解放初期的复杂局面，天津市军管会在处理天津旧报纸问题上尽管出现过一些偏差，但是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下，经过深入调查和核实，对天津旧报纸的接管和处理基本是成功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为后来全面接管天津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时任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的王阑西就曾评价说：“你们的工作，配合解放军解放天津、接管天津，起了很好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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