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刊于《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原文注释已删去） 摘要：金元之际，战争的破坏和文脉断裂的严重危机，促使一批士人自觉担负起了传承中原文脉、重建文化秩序的历史使命。元好问首先提出了“元气”命题，包涵着他对于天地山川元气、文学艺术元气、人才元气、国家元气的系统思考。此后郝经、王恽等人继续发挥，并在其中融入了新的元素，更加突出“元气”对于中原学术和文学传统传承重构的重要性。元朝统一后，南北文士又自觉将“中州元气”上升为“国家元气”，为元代始终以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学传统为主导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元气”论；金元之际；元好问；文学传统  金元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中国北方在女真族统治一百二十年后，又遭遇了另一个非汉族政权的严重破坏。与历史上以往的改朝换代相比，无论是对有生力量的杀灭还是对文化设施的破坏，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惨烈。“虐焰燎空，雉堞毁圮，室庐扫地，市井成墟”的民生破坏与“庙学尽废，人袭于乱，目不睹瑚簋之仪，耳不闻弦诵之音”的文化危机，使金元之际一批有着责任意识的文士,以及在他们熏陶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文士，不再认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出处观念，而认为在“天下已乱，生民已弊”（郝经：《上紫阳先生论学书》）的情况下，士人应该挺身而出，如孟子所说的“不待文王而犹兴”，自觉担当起拯救天下生民、接续中原文脉、重建文明秩序的历史使命（见郝经：《辨微论·厉志》）。这一时代特点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元气”一词被极大重视和反复强调。 “元气”在哲学领域，本指天地混沌未分时的原初之气，万物皆因其而生。如王充《论衡·言毒》中说：“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这“万物”也包括人。《论死》中说：“元气恍惚，人在其中。”唐代柳宗元发展了这一理论，他在《天对》中称：“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认为元气是自然的本原，万物在元气中交错运动，从而变化万状、生生不息。金元之际面临着文化断裂的危机，“元气”论中浑融一体的完整性与诞育万物的生生性，都切合了文士们对当时“乾坤破碎无元气”（郝经：《送董巨源》）的文化焦虑，因而他们在诗文中反复强调“元气”的重要性。金朝灭亡后，元好问最早提出了“元气”的命题。检《四库全书》本《遗山集》，“元气”一词共出现了21次；加上失收的《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中的一处，共计22次。他的这种反复申说，极大地影响到了他的弟子后学郝经、王恽等人。根据《四库全书》本统计，“元气”一词在郝经《陵川集》中出现了55次，王恽《秋涧集》中出现了48次。一个被元好问充分关注过的词语在他们的诗文创作中出现如此多的频次，一方面可以看出元好问对他们影响之深，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在元初时代条件下所具有的特殊性。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灭亡后，较早南下任职的张之翰也认识到了“元气”与文学风貌之间的关联，他在《跋草窗诗稿》中提出南方诗风萎弱的主要原因，“亦由南北分裂，元气间断，太音不全故也”。可知对于“元气”的探讨，在元初是一个基本问题。 元好问未仕于元，但在金元之际影响巨大；郝经、王恽、张之翰都是元初重臣，他们在政治、文化、文学方面的影响，对整个元代的社会风尚和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考察他们对“元气”前后相继的思考和呼吁，会发现其中有着丰富的内涵指向和深刻的逻辑理路，其实构成了元初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   元好问频繁使用“元气”一词，基本都在金亡前后。我们很有必要首先来具体考察一下元好问所言说的“元气”的具体语境。其诗句如： 宿云淡野川，元气浮草木。（《㶏亭》） 太行元气老不死，上与左界分山河。（《涌金亭示同游诸君》） 元气遗形老更顽，孤峰直上玉孱颜。（《华不注山》） 两峰突兀何许来，元气淋漓洗秋碧。（《双峰竞秀图为参政杨侍郎赋》） 异色变惨淡，元气开洪蒙。（《南湖先生雪景乘骡图》） 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别李周卿三首》） 岂知大人先生独立万物表，太古元气同胚胎。（《啸台感遇》） 其文句如： （赵秉文）人知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为中国百年之元气。（《赵闲闲真赞二首》） （杨鹏之诗）荡元气于笔端，寄妙理于言外。（《陶然集诗序》） 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 地天而人，泰山微尘。不以元气，纲维之奚取于藐焉之身？元气维何？由孝而仁。（《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风俗，国家之元气；学校，王政之大本。（《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 由以上引句，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元好问“元气”论的内涵。 一是天地山川元气。元好问认为，元气存在于天地之间，草木皆由元气所浮。这一元气观上承王充、柳宗元等人而来，认为天地宇宙的运行带来自然风雨的变化。然而在元好问的论述中，他更强调“元气”论中的人文内涵，即由物质元气所派生出的浑融饱满，同样可以生生万物的人文世界。以此为出发点，他认为山川之间皆藏元气：巍巍太行山，李白曾游览赋诗的济南华不注山，都蕴涵着元气。有了这样的元气，天地山川间可以诞生豪杰，可以产生传奇，可以赋予诗人以灵感神会和千古佳句。 二是文学艺术元气。元好问在写于金亡当年（1234）的《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中以文章为天地之元气，他日可备史官采摘，这也是他有意识地以碑志文作为存史手段的开始。他重视文字的作用，充分认识到文字所构筑的生生不息的世界，承载着记录文献和传播思想的重要功能。这和金亡后他对青年才士王恽、雷膺所说的“文章千古事业，如日星昭回，经纬天度，不可少易。顾此握管銛锋虽微，其重也，可使纤埃化而为泰山；其轻也，可使泰山散而为微尘”（王恽：《遗山先生口诲》）的精神意旨是高度一致的。也正基于这一认识，他才会在金亡后奔波二十余年采集史料，写《壬辰杂编》、编《中州集》以保存文献，也才会为金亡前后几十位忠臣义士撰写碑志。在诗学领域，他认为金代诗歌最具“元气”的人物是“死生于诗”的杨鹏（一作杨云鹏），杨鹏的诗“荡元气于笔端”，是以精妙的艺术形式，对他所经历的时代饱满淋漓的书写。杨鹏在金亡后流寓东平二十年，每有诗必寄元好问，元好问曾为他的《陶然集》作序。正是有感于金元之际如杨鹏这样饱含元气的诗学精神的缺失，元好问发出了“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的诗学感喟，当然这是对李白“大雅久不作”和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之说的化用，但表达的时代焦虑却比李、杜更为深切。元好问在题画诗中反复强调“元气”，同样可以看作是他对文化元气的呼唤。在他看来，图画中的双峰竞秀、瑞雪盈天，都是天地元气所凝结，而借优秀的画家之手得以传达。元气存在于图画之中，可观可感，也可以传达人们对于饱满浑融的时代元气的想象与向往，形成某种心理慰藉。当然在元好问之前，唐人已多以“元气”论诗文书画，如杜甫论画，“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颜真卿论书法，“摆元气而词锋首出，轧无间而理窟肌分”。元好问在诗法上有所传承，而这些形象的描述在易代之际又生发出特别的意蕴。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元好问为元代诗学确立了杜甫这一最具“元气”的典范，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杜诗学”的概念（翁方纲《靳绿溪州牧朴园图》有“慨想杜诗学，义自遗山剖”之句）。他在《杜诗学引》中概论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云：“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指出了杜诗饱满的元气、浩瀚的气势、灵动的诗情，当然也包含对杜甫心怀天下的民生意识、弘毅的人格精神等的高度认同。 三是人才元气。王充认为人禀元气而生，魏晋嵇康在《明胆论》中进一步论述道：“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指出虽然禀受同一元气，但所受有多有少，因而人的才性也就有了智愚昏明之分。元好问同样认为，优秀的人才并不易得，一方面由浑融饱满的天地元气所诞育，另一方面则更得益于人文元气也即文化积淀的涵育和培养。他评价“主盟吾道将四十年”（《闲闲公墓铭》）的赵秉文为“中国百年之元气”；他感叹隐居河南苏门山啸台的如孙登这样的“大人先生”，独立万物之表，高昂的人格精神同样是太古元气所孕育。他的这种重视人才元气的观点，和他在《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中，希望保护和任用五十四位“藉学校教育、父兄渊源、师友之讲习”而长成的“天民之秀”的精神意旨同样是高度一致的。 四是伦理元气与国家元气。应该说，这是元好问“元气”论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元好问认识论中“元气”的根本，直接指向维系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伦理纲常、礼乐文明。他在《博州重修学记》中说：“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认为自蒙古大举入侵，州县残破，人民流离死亡，到贞祐二年（1214）金室南渡，这些维系社会文明秩序的重要元素就已经丧失殆尽，而南渡后的二十年到金亡后的近十年，作为国家基本形态的社会文明秩序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他反复强调“风俗，国家之元气”，认为风俗醇厚，民知礼义，长幼有序，才能最终形成国家元气；而形成良好风俗的途径就是教育，这也是他在几篇庙学修建记中反复申说这一观点的原因所在。当然，以“元气”论国家纪纲不始于元好问，如比元好问略早的南宋作家杨万里在《张魏公传》中引述张浚之言说：“国如身也，元气充则外邪远。朝廷，元气也。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财用，皆壮元气之道。”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上，中国古代有着国家情怀的儒家知识分子有着相似的认识和相通的声气。 《中州集》书影 金朝立国一百二十年间，通过最初的“借才异代”、一些区域所延续的北宋学术传统，以及中后期世宗、章宗等帝王的提倡，科举制度的推动，中原文士承前启后的努力等，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导、多民族文化交融互汇的学术与文学特点，也积淀了一大批卓有影响的学人文士。如民国学者吴梅所总结的，金国“百二十年，其中文人学士，何虑数百”，而“考其著述，往往原本六经，多见道之语”，道出了金代文学的成就及得中国学术与文脉之正的特点。从大安三年（1211）蒙古大举入侵到金亡（1234），中原陷入战乱二十余年，北方百年积淀的优秀人才在战乱中大量死亡，仅与元好问有交且在《中州集》中收录有作品者，就有李汾、王渥、李献能、马天采、王郁、冯延登、雷渊、冀禹锡、李献甫、高永、麻九畴、崔遵、辛愿等等，而北方文坛领袖赵秉文、完颜璹也在金亡前二年（1232）同日病亡。元好问正是站在传承斯文命脉和重建文化秩序的立场和高度，提出了他对于元气的系列思考，表达了他的时代沉痛和文化焦虑。提出这样的命题，意味着他非常明白：在金元之际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天下文士非常需要充分认识“元气”对于重振纪纲礼乐、保持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重要性，从而能够整合力量，树立信心，培养人才，恢复时代与文学中的精气神。 金朝灭亡时，郝经十二岁，王恽八岁，虽然尚在童年，但亡国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与父辈师长对金朝亡国的痛惜感怀，对他们影响至深。随着逐渐长大并受到元好问、刘祁、杨奂、王磐等前金文士的指授，他们先后成长为朝廷重臣和新一代的学术文学骨干。面对元初文化接续和秩序重建的历史使命，他们自觉顺着元好问的思路一路向前，并以个人的学识禀赋和地位影响，对元好问的理论加以完善和进一步发扬，形成新的影响。先看元好问所关注的几个方面。 其一，天地山川元气和文学艺术元气。对于这方面的内容，王恽对元好问致敬和模仿的痕迹较为明显，很多都是对元好问诗句的直接化用。如以下诗句： 至今元气老不死，粲粲碧华浮两胁。（《舒辟剑歌》） 洪蒙元气东山作，苍江屈注倒景悬。（《趵突泉歌》） 诚心公道即天心，元气洪濛开太极。（《贺雨诗》） 草木浮元气，河山拥草庐。（《田间》） 草木变衰元气活，乾坤开霁老阴藏。（《闻诏》） 文章元气古无间，玉堂人物今翩翩。（《匹纸歌》） 稍作比对我们便会发现，《舒辟剑歌》中的“元气”句化用自元好问《涌金亭示同游诸君》“太行元气老不死”句；《趵突泉歌》《贺雨诗》中的“元气”句化用自元好问《南湖先生雪景乘骡图》“元气开洪蒙”句；《田间》《闻诏》中的“元气”句则化用自元好问《㶏亭》“元气浮草木”句。而“文章元气古无问，玉堂人物今翩翩”，正是对元好问《息轩秋江捕鱼图》诗之三中“玉堂人物今何在，纸尾题诗一慨然”的隔空回答。这种致敬和模仿，体现的是王恽对元好问思考过的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或者说是同一问题在下一个时段中的被重视和被呼应。在这种致敬和模仿中，元好问的诗风也得到了传承。  元好问雕像 元好问曾游览过的济南华不注山，郝经和王恽后来也都有游览，并各自有诗。继承元好问对华不注山“元气遗形老更顽”的诗化表述，郝经《华不注行》诗云：“魂兮不来天自老，元气崔嵬山自好。”王恽则发挥元好问的诗意，将元诗的七律扩展为一首浩荡雄浑的七古《华不注歌》。这是诗学上的继承，更是精神的继承。此外，与元好问自命为“诗人”相比，郝经属于典型的义理之士，因而他对于元好问“日觉元气死”的诗学感喟，在继承中又增加了“学术元气”的元素。其《寓兴》诗云： 实学湮沉伪学张，四科一并入文章。词源更不穷西汉，诗律惟知效晚唐。风雅义迷元气死，天人理昩正心亡。何当倒换银河水，净洗云孙织锦裳。 郝经认为，正是因为“实学”精神没有得到更好的传承张扬，才导致了脱离现实的“伪学”横行，也导致了世道人心的沉沦。“风雅义迷元气死”一句，正是化用了元好问的“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那么如何传承正脉？郝经《读党承旨集》诗云：“一代必有名世人，瑰伟特达为儒宗。接续元气大命脉，主张吾道追轲雄。”他认为，唯有出现“瑰伟特达”的“儒宗”，才能接续天地“元气”，使“吾道”直追荆轲，雄浑之脉不断。 其二，人才元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郝经、王恽眼中可以代表“元气”的人才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卓越的人才。如郝经认为韩愈、苏轼等人就是中华文化的元气所钟，他在《唐十臣像歌》中写道：“昌黎高冠何昂昂，泰山北斗元气傍。天衢摇曳云锦裳，斥去老佛擅文章。”韩愈高冠昂昂，更是精神昂昂，坚守道统，摒斥佛老，拯衰起溺，无疑是士人追慕的元气典范；郝经又在《东坡先生画像》中，评价苏轼“李杜韩柳皆包并”“融会变化集大成”“书法淋漓元气湿”,将苏轼置于艺术与人格精神的置高点。 二是金代优秀的学人文士。如金中期的党怀英，诗文书法俱佳，郝经《古篆行》评价其古篆：“屠龙谁意复有人，元气堂堂元不死。”虽是评书法，但对金代饱满的文化元气充满了敬意。又如泽州刘昂霄，元好问在《刘景玄墓铭》中评价其人云：“承安泰和以来，王汤臣论人物，李之纯玄谈，号为独步。景玄则兼众人之所独，愈叩而愈无穷。”并在铭诗中称其“君起太行，学自为家。元精当中，散为雯华”。郝经读到了元好问所撰碑铭，对其人格肃然起敬。在《读乡先生刘景玄碑》诗中，化用元好问《涌金亭示同游诸君》诗中的“太行元气老不死”句，称赞刘景玄“太行元气果不死，弊世有此魁杰士”。其中既有对刘昂霄的致敬，也有对元好问的致敬，更有对中原杰出人才的景仰。郝经《原古上元学士》诗是对金代优秀文学之士的集中点将，诗云： 浚发自蔡党，高步出辽夐。……诸公继踵作，互执造化柄。黄山与黄华，双凤高蹭蹬。清风玉树鸣，千古一辉映。有若闲闲公，光彩璧月恒。云烟恣挥洒，乾坤快歌咏。亹亹金声铿，矫矫银钩硬。杨冯李雷麻，嶷崿胥倡应。五行连丽天，四海望而敬。伟哉遗山老，青云动高兴。文林刬荆棘，翰府开蹊径。 这里提到的金代诗人有蔡珪、党怀英、赵沨、王庭筠、赵秉文、杨云翼、冯璧、李汾、雷渊、麻革、元好问十一人。这是金世宗大定之后最能代表金代本土特色的诗人群体。在郝经看来，元好问之前的几位诗人，蔡珪、党怀英的诗境呈现出高、远、深的特色，赵沨、王庭筠既高且清，赵秉文诗则快意挥洒又神采蕴藉，而杨、冯、李、雷、麻诸人又是金代诗性天空中璀璨的群星。历数前面数十人，最后推出金诗的高峰元好问：如果前面诸人的位置可以用“高”来形容，那么元好问则可形容为“伟”。由这段诗论，也可以看出郝经对于金代优秀诗人和诗学风尚发自内心的神往和不吝高词大句的褒扬。但这也恰好说明，这就是郝经心目中的好诗的标准，雄劲快意，豪迈健朗。这种点将式的诗风总结，对于元代诗学继承金代雄健高迈的诗学风格有着重要影响。  
郝经（1223年——1275年） 颇有意味的是郝经对赵秉文、元好问的评价，都冠之以“元气”。通过元好问为赵秉文所作墓铭和赞语，郝经对赵秉文的学术和文学才华及其文化贡献有着深刻的认同，在《闲闲画像》长诗中，评价赵秉文为“金源一代一坡仙”，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赵秉文这样的“泰山北斗”，才使“中华命脉屹不偏”，并说：“此老始终元气全，大儒岩廊笔如椽。”郝经曾在《寿元内翰》中评价元好问云：“百年元气一杯酒，千丈光辉万卷书。”又在《祭遗山先生文》中说元好问“收有金百年之元气，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而“百年元气”原本是元好问对赵秉文的评价，郝经将这一评价移用给了元好问。这一评价，也奠定了其后中国文学史对于元好问诗学贡献的基本论调，为元代诗坛树立了一座可供瞻望追慕的高峰。 三是金亡后为保存中原文化奔走努力的第一代文士，其中很多都是郝经、王恽的师友辈。王恽在《西岩赵君文集序》中说到金朝灭亡后，“斯文命脉不绝如线，赖元、李、杜、曹、麻、刘诸公为之主张，学者知所适从”，并认为元好问所编《中州集》是“元气”所在，他日当有续之者。王恽所列的元好问、李治、杜仁杰、曹之谦、麻革、刘祁等人都是元初文学名流，也是注重保存中原文献的前金名士。元好问之外，李治撰写《敬斋古今黈》，刘祁撰写《归潜志》，曹之谦金亡后任职平阳经籍所，在元好问去世后首编《遗山集》，也是第一个对元好问所编《唐诗鼓吹》发表评论的诗人，贡献卓著。杜仁杰诗、词、文俱佳，还是著名的散曲作家，所著《庄家不识勾栏》成为后世关于元杂剧剧场研究的重要文本。麻革是“河汾诸老”之一，也曾在平阳经籍所任职，他与其他几位亡金文士的文学活动，为保存文化、传承文脉做出了贡献。 元好问《遗山集》 当然，元初参与文化救亡的文士不止于此，许衡、姚枢、商挺、魏璠、张德辉、王鹗、王磐、杨奂、徐世隆、徒单公履、高鸣、杨果等人都是救亡的重要力量，他们也和元好问有着或深或浅的交往。杨奂通过东平戊戌（1238）选试后，被耶律楚材荐为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在官十年，颇有治绩，并大量起用前金流亡文士。王恽在《送紫阳归柳塘》诗中写道：“海内共知元气在，井边已仰德星光。”认为杨奂这样受金代百年文脉培植的前金文士，是天下士人共仰的星光。郝经则在给杨奂的《上紫阳先生论学书》中，说杨奂的《韩子辨》《正统例》《还山教学志》等书，“洋洋灏灏，若括元气而翕辟之，其事，其辞，其理，皆有用者也，非世之逐末之文也”，更强调他在学术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海迷失后二年（1250）刘祁去世后，郝经作《浑源刘先生哀辞》悼之云：“元气索莫真宰藏，南山家世两渺茫。”认为这些前辈名公的逝去，使天地元气流散、宇宙真宰隐藏。姚枢是较早出仕元廷的文士，多次谏言忽必烈“不杀”，为抢救中原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值得天下文士感念的，就是从蒙古军队的俘虏中保护了赵复，带来了程朱理学的北传和元初最早的南北文学交融。至元十七年（1280）姚枢去世后，王恽在《祭中书左丞姚公文》文中称其为长白山与辽江“元气”所蕴育的杰出人才：“长白之英，辽江之浏。元气絪緼，锺此特秀。”高道凝（字圣举）是元好问极力称道的中原人才，元好问曾对弟子魏初说：“今之能文者若李之和、高圣举，人莫识也。”（魏初：《赠高道凝》）在他出仕之前，元好问有《病中感寓赠徐威卿兼简曹益甫、高圣举先生》诗云：“不是徐卿与高举，老夫空老欲谁传。”曹益甫即曹之谦。徐威卿即徐世隆，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五十四位中州名士之一，后官至翰林学士。元好问将传承文脉的希望寄托于他们。郝经有《送高圣举之关西》诗云：“斯文不坠浮云外，元气常存劫火中。”希望高道凝能够在新序未建的元初，保存斯文之“元气”，这正是对其师元好问推奖人才以振起文脉之心的承续。 对“人才元气”的思考和呼唤，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张之翰在送别东平康晔的弟子，翰林学士周砥致仕归乡时，作《送周学士致政南归》诗云：“朝廷养老非为名，正要元气相支撑。”指出了这批老臣对于国家建设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又如魏初在写给金末名士雷渊之子雷膺的《寄答雷按察》诗中说：“中州元气文章伯，四海今知有使君。”雷膺和王恽曾一起在苏门山跟随王磐等人读书，又一起受元好问指授，中统二年（1261）同时被王鹗、王磐荐入翰林国史院，后多次外任，政绩卓著。雷膺流传诗文不多（《全元诗》仅收二首），但由魏初“文章伯”的评价以及王恽与他的诸多唱和，颇可窥见他的诗学功力。魏初把雷膺视为“中州元气”，可知当时士人对“人才元气”的期许已经扩大到了第二代文士。 其三，伦理元气与国家元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郝经、王恽的伦理元气与国家元气论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是在元好问的国家元气指向仁孝、风俗、教育的基础上，郝经、王恽继续思考和发挥。如郝经在拟作《赠张巡扬州大都督制》中，评价唐代张巡“精忠贯日，今孰可侔？实祖宗之神灵，乃国家之元气”，高度赞扬张巡的忠义精神。王恽基于对颜真卿书法“如忠臣正色立朝，群奸魄褫；又如元气赋物流形”（《跋中兴颂》）的认同，在《对鲁公问》中提出了“忠义者，国家之元气”，倡导士人秉承儒家的忠义传统。这是对元好问“由孝而仁”的国家“元气”论的发展与具体化。在《辅提刑正臣挽诗序》中，王恽则继承元好问以教育、风俗为国家元气的思考，在《睢州仪封县创建庙学记》中说：“前人以庠序为国之元气，诚知言哉。”他所说的“前人”，自然包括元好问。 二是认为元朝立国之初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恢复元气。海迷失后二年（1250），郝经二十八岁，在保定贾辅府中作教师，他在给友人的赠别序中，写到了对元气丧失原因的认识： 今而天地自若也，山川草木亦自若也，何独至于人而有变也哉？人之性自若也，其气其形亦自若也，何独至于今而有变也哉？学校之不兴，流俗之所移，留而不反，仆而不振，溃乱而不救，颠覆而不支，疾日弥留，无有为药而起之者，卒至于元气死而人道丧也。（《送柴梓桑序》） 天地、山川、草木都一如既往，为什么生于其中的人改变了呢？人的本性和气形也都一如既往，为什么现在和以前不同了呢？郝经认为，是教育缺失导致的风俗移易，文明秩序的混乱，以及没有出现救世的良方，造成了“元气死而人道丧”的现状。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他认为士人应该作“不待文王而犹兴”的豪杰之士，勇于自任，济世行道。在写给平章政事赵璧的自荐信中，他希望朝廷能重视天下有才之士，“天下之士，没蒿莱、局塾隘有年矣”，只有重用人才，才能收拾破碎的山河，重建文明秩序，“挽回元气，春我诸华”。在郝经的“元气”论中，施仁政、重民生是重要的内容。他在《荆公配享小像碑本》诗中评价北宋王安石新政，“却将孔孟作申韩，刻剥生灵坏元气”。认为王安石新政的破坏性主要在于改变了儒家的仁爱本色，而以申、韩之法刻剥生灵，损伤了国家元气。六年后（1256），郝经受召北上，觐见忽必烈于沙陀，开始实现他扶植元气的理想抱负。在建国之初，他在向忽必烈所上的《立政议》中，再次提出，“夫纪纲礼义者，天下之元气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宪宗九年（1259）在蒙古三路攻宋过程中，由于宪宗蒙哥汗在西线战场突然去世，恰好江淮制置使贾似道求和，郝经上《班师议》劝忽必烈回朝夺取王位，于是在与贾似道签订和约后，忽必烈班师回朝。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派郝经出使南宋朝落实和议。郝经肩负着和平解决南北问题的使命，为使两国生民免遭涂炭，率团使宋。由于贾似道担心自己私自求和之事败露，将郝经拘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十六年。在写给南宋皇帝与官员的移文中，郝经也反复说到“元气”的重要性。如《再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中说，希望南北息战，“回生意于寒原，泮冰天于雪国，发为阳春，再立元气”；又在《上宋主请区处书》中说：“今当天人厌乱，硕果不食，接续元气、迓衡弭乱之时，政陛下恢弘正大……以天下为度之日也”。被拘期间，看到暗夜中的烛光，写《烛芝行》诗云：“只应腊尽将回春，再立元气开乾坤。发为阳和盟二君，亿万性命从今存。”他认为，元气之大者，莫过于天下的亿万生灵，只有和平解决南北问题，休养生息，才能挽回天地元气。 三是更加重视物态中的文化意义。金亡之后，社稷丘墟之悲与文化断裂之忧，使元好问对于能够记载历史和有文化意义的器物，多赋予深沉的悲悯情怀和兴亡感叹，如他写作《故物谱》记录家藏旧物即有这种文化心理。到郝经、王恽这一代文士眼中，一些见证历史沧桑、富有文化意蕴的建筑物，也多被认为是“元气”的代表而加以珍视和书写。如郝经《含元殿瓦砚记》，写一方用唐建含元殿的瓦所做的砚台“将淋漓元气，含弘四海”；《龙蟠若木山子赋》写金宣宗南渡时被“播弃泥壤”的禁园奇石“龙蟠若木”，“茁元气乎一春，露太初之面目”；《赵州石桥》写建于隋代的赵州石桥，“晴虹不散结元气，海撁缥缈缠蜚烟”。再如王恽《铜方爵歌》，说铜方爵“元气淋漓开太始”；《谢赵主簿惠古瓶》，描绘这古瓶“贮藏元气閟重泉，土晕苔滋碧颈圜”。应该说，这些“物”都被极大地意象化了。 而最被意象化的，要数山东曲阜孔子庙庭中的桧树。金亡十二年后的蒙古乃马真后四年（1245），元好问游历山东，至曲阜拜谒孔林。在金末元初文化几近断裂的情况下，孔子及其故里所代表的中原儒家文化的意义，同样被赋予了符号化的象征义。孔子庙庭有三株相传为孔子所植的桧树，其中一株几度荣枯，人们多认为桧树的荣枯和世运的兴衰密切相关，因而游历者也对这株树有着一种特殊的敬意。偶有被风吹落的枝叶，人们总是会捡拾而去，进一步加工，雕为孔子像等艺术品，赏玩供奉。元好问也得到了几枝，他在《手植桧圣像赞》中写到，虽然只有“把握许”，但他极为珍视，“就刻之为宣圣、颜、孟十哲像，且以文楷为龛”。所谓“文楷”，是孔林相传为子贡所植的楷树，因风雨吹落的枝叶，人们也常加工为器物。元好问认为，“像出于手桧为难，其得于煨烬之余又为难”。这“二难”的表述中，其实包含了他对于中原儒家文化和金朝文明的双重追怀。蒙古宪宗五年（1255），郝经应忽必烈之召北上，途中也游历了山东，拜谒了孔林。看到孔子庙庭经过战火焚烧后，“青蛙乱聒颜氏井，饥乌落日啼白禽”（《楷木杖笏行》）的残破现状，感到无比痛心。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就在他游历曲阜八年前的蒙古定宗二年（1247），象征着盛世气运的孔子手植桧复萌了。他深切感觉到了其中的文化意义，在《手植桧孔子像》诗中写道：“元气不死生意足，不须金身骇氓俗。”又在《手植桧复萌文》中总结其意义说：“桧于名而植于实，以道德为元气，以仁义为株跋。”这是存在于元好问价值体系中，但元好问未曾说出的，郝经明确道出其中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儒家的道德仁义。王恽曾见到一个用手植桧雕刻的酒盅，他的《赋手植桧酒钟》诗云：“元气蟠根柢，斯文见盛污。”认为元气存在于桧树的根柢之中，而文化的盛衰则可从桧树的荣枯中得到印证。在元好问、郝经、王恽前后相继的题咏中，手植桧的文化意义被极大地强化了。对于士人无比珍视手植桧的原因，郝经在《楷木杖笏行》诗中一语道破：“岂为区区徇枯木，亦如告朔存饩羊。”“告朔存饩羊”典出《论语·八佾》，子贡想把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羊废去不用，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它的意义不在于一只羊，而在于保存一种古礼。元好问在《博州重修学记》中也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以是学为告朔之饩可也。”对于恢复礼乐文明的社会秩序，郝经和元好问的思考是一脉相承的。 从金朝灭亡后元好问首先提出“元气”的重要命题，到郝经、王恽等人的进一步发展，三四十年间，两代人前后相继的思考和阐述，使这一命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明晰和深化，也使元初北方文化秩序的重建和文学风格的传承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灭亡，在南北文士的流动中，对前所未睹的自然山川的新鲜观感，对前所未见的文人学士的认知打量，对异域文物古迹和前代名流的追慕怀想，以及对于当时四海为一、车书混同的俯仰感叹，都使他们切实感受到了元气的存在。前引张之翰提出南方诗风萎弱“亦由南北分裂，元气间断，太音不全故也”，就是这一感受的在文学领域的阐发。总体来看，“元气”论在南北交融中发生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 其一，北上的南方文士通过感受北方山川风物的浑厚苍莽和人文气象的朗亮浩荡，受到“中州元气”的感染。至元十三年最早进入北方元廷的江西人程钜夫，诗文中就多述及“元气”： 至人宴坐处，元气含冲融。（《次韵肯堂学士冬日红梨花二首》） （司马光）问学深探古人赜，德化直与元气并。（《温国司马文正公墓碑老杏图诗序》） （陈赓）神可与元气游，名可与天地终。（《故河东两路宣慰司参议陈公墓碑》） 这里我们感受明显的，是元好问、郝经、王恽等人所反复咏叹的天地山川元气和人才元气。冬日他与北方文士王构（字肯堂）等人在红梨花下宴坐欢谈，感受着由天地和人文共同营造的浑融元气。南北为一的时代特点和纲纪日振的新朝气象，都强化了他的这一感受。在他的人才元气论中，人格醇厚、学行笃实的北方先哲，正是天地元气所培植塑造的杰出人才。如山西夏县北宋先贤司马光，学问高深，品德高尚，程钜夫认为他可与天地元气相颉颃；又如金末“河汾诸老”之一陈赓，佳名播扬，精神高迈，他认为可与天地元气往来并相始终。陈赓在金朝即有文名，与其弟陈庾、陈膺被元好问誉为“河东三凤”，入元后任河东路山西道中书省参议。程钜夫在朝任职多年，不但上奏忽必烈取回江南仕籍，为江南文士争取待遇，而且多次往来江南求贤访士。由于为南北融合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程钜夫也成为南方文士心目中“吾道元气”的化身。如南宋遗民刘壎就在《与程学士书》中说：“盖南北人士，倚以为吾道元气者，执文盟之牛耳，微公，其谁归？”这是“元气”论在南北交融背景下的进一步深化。而程钜夫也吸收了北方文学的刚健之风，所作诗文皆正大平易，成为较早改造宋诗萎弱积弊的南方文士。 其二，北方文士携带着“中州元气”南下，南方秀美的自然风光以及千年农耕文明积淀的精致的生活方式，对他们形成了新的冲击，他们也切实感受到了山水与人文之间浩荡的天地元气。如较早南下任职的元好问弟子魏初在阆州（今四川阆中市）发现了一块名为“青崖”的石刻，“青崖”是他故乡弘州（今河北阳原县）一座山崖的名字，使他产生了天下山川同一元气的想法：“不知阆之崖与吾乡之崖，一而二者耶？抑海内一家，山川脉络同一元气，二而一者耶？”而在杭州的一次雅集，使他对元气产生了更为奇异的感受： 古今一天地也，人物一元气也。元气一，古今不可以二。故山阴兰亭之集，春夜桃园之宴，竹林七逸，洛下九老，虽巨细不同，其托物兴怀，自得天地之妙者，岂以古今有二哉！（《山庄雅集图序》） 南北士人的风云际会使魏初对“元气”的思考上升到了宇宙本体论的层面。他认为，在邈远的时空中，天地古今未变，天地间的人物同禀天地元气而生，应该也有相同的气质不随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变。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此时的雅会，与古代王羲之的兰亭盛会，李白的春夜桃李园宴会，魏晋嵇康、阮籍等人的竹林七贤雅集，以及白居易等人的香山九老雅会，在同一元气的统摄涵育中，有着相同的本质和意义。而在与南方文士的雅集唱和中，南北断裂的文学“元气”也逐渐呈现出融合之势。 其三，南方本土文士对天地元气的思考与南下文士所携带的“中州元气”相交融，形成了更为深沉浑厚的人文元气。时任浙西道廉访使的徐琰，是元好问校试东平时所选拔的才俊之一，也是著名的元曲作家，即将卸任北归时，方回在《前参政浙西廉访徐子方得代送别三十韵》诗中写到，如徐琰这样“重名三翮鼎，古韵九成韶”的一代名士，此后“终须坐廊庙，未许老渔樵”，因为“世道存元气，天时正斗杓”。在方回的理念中，朝代的兴替并不能改变天地元气，而这元气同样存在于人间的世道人心之中，是用以评判个人价值的恒久标准，不以时移事易而有所变化。正是在南北文士对于天地山川元气、人才元气的共同感受与协力构建中，“中州元气”在潜移默化逐渐向国家元气转移。 元中期以后，有着南方学术背景与文学底蕴，又在南下北方文士培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文士如虞集、杨载、揭傒斯、袁桷等人相继北上进入朝廷，带来了元中期文治的煨兴。这一时期，对于天地山川元气、人才元气的呼唤，都不再如元初元好问、郝经、王恽们那样迫切，但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元好问们的思考所形成的影响。虞集在给邹县尼山书院所作的记文中写道：“古初开物，天作兹山。太和氤氲，元气融结。流形降神，笃生大圣。以立三极，位天地，育万物，与日月四时，贯通于无穷。”虞集认为，天地元气融结而成此山，此山又诞育出维系天地元气的圣人。历代前贤建书院传授孔孟之道，使文化元气一直涵融在天地之间不至中断。 虞集（1272年——1348年） 虞集生长于江西，北上后，文学风格受到北方传统的较大影响，如与他同在朝廷的袁桷即说，虞集“亲受承安、贞祐之传，故其诗清切俊迈，足以振数百年之远响”。所谓“承安、贞祐之传”，也就是金代章宗、宣宗时期，或者说是南渡前后的金中期和金后期。金中期的主导诗风是以蔡珪、党怀英、赵沨、王庭筠等人为代表的典雅劲健、格高韵远，金后期的主导诗风是以赵秉文、李汾、元好问等人为代表的典重雄浑、苍凉悲慨。袁桷又指出，金代诗风是通过“不改其度，出语若一”的北方“儒先”传递下来的。这一看法颇能看出元好问、郝经、王恽们前期努力的余绪。虞集晚年回到南方后，回忆自己在京师受到北方诗学濡染的情况时说，当时朝廷“大抵皆东鲁大儒君子”，也就是金亡后严实父子在东平收留前金文士、兴办教育所培育的文人才士，他们“气象舒徐而俨雅，文章丰博而蔓衍。从而咏之，不足以知其深广；极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岂非龟蒙、徂徕之间，元气之充硕，以发挥一代斯文之盛者乎？”（《曹文贞公汉泉漫稿序》）。虞集认为当时布列馆阁的山东文士，如山东境内的龟蒙山、徂徕山，元气充硕，而他自己正是受到了这样一批东鲁文士的影响。正是在前后相继的思考和实践中，“元气”论不觉已贯穿了金末元初近百年的时间。 金元之际总体上是一个“文倡于下”的时代，从卫绍王开始，由海陵王完颜亮、金世宗、金章宗等一路延续下来的帝王重视文治、倡导文学、亲自参与创作、引导文学风尚的文治时代结束了。卫绍王之后的金宣宗、金哀宗，由于战争压力和个人才性，在文学风尚的引导上都再无作为，金亡后半个多世纪，蒙古统治者都无暇顾及文治，而这也正凸显了元初士人呼唤和扶植“元气”的重要意义。元好问等一批前金文士对“元气”的思考和努力渗透在秩序恢复、人才培养、文学风格等多个领域，并通过在政治格局中卓有影响的第二代文士发扬光大。虞集曾论及元代词学发展历程说：“元裕之在金末国初，虽词多慷慨，而音节则为中州之正，学者取之。我朝混一以来，朔南暨声教，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他对于元好问词学开“中州之正”的贡献有着充分的认识和高度的致敬。可以说，从元好问提出“元气”命题，到郝经、王恽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再经过南北文士的传播与深化，以及虞集等青年一代的主动吸收和完善，到元中期基本可以“结题”。这一命题对于元初挽救中原文化、接续斯文命脉，以及中国文学传统的传承构建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元代始终以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学传统为主导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张勇耀，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副编审。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元好问学会理事。出版有《孔天胤评传》（商务印书馆，2017），主持点校《孔天胤全集》（三晋出版社，2018）。论文《元初南北诗坛的交融》刊发于《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安师大文学院学术论坛”，有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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