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头题字：陈宝华  1987年岩峰于青年书店
岩峰，原名杨岩峰，山东宁阳人。1985年在古镇大汶口创办青年书店，三年后到磁窑新华书店工作。1991年应聘至泰安市文联，任《泰山文学》责任编辑。1995年始，先后任《黄河时报》编委、《泰山鲁班》常务副主编、《京周刊》总编、《中国民族报》“艺术世界”主持等。迄今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千余篇（首），并多次获奖。“玫瑰系列”组诗曾在诗坛引起广泛好评，被誉为“玫瑰诗人”。出版有诗集《太阳泪》《野玫瑰》《独对玫瑰》《八月的爱情》《咏叹》《幻影》《挽歌》和散文集《樱桃园》《隔膜》《在信仰的高原》等。作品被收入多种专集和年选。现居泰山。
题记：献给岩峰君，献给我们的青春岁月，以及那些有梦、也迷茫的青年朋友和一去不返的美好时光……1985年，走出中学校门一年拐弯的我，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作为农村女孩子，已开始有人上门提亲。但社会在前进，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让那时包括自己在内的农村青年热血沸腾，按捺不住自己，急于加入到那个时代的先进行列中去。当时，父亲因工伤已提前退休，从城里回到镇上的家里，一年多后，养好了伤的父亲，在镇子中心摆了一个摊位，和母亲开始做起小生意。暂时不知做什么的我，就开始帮着家人做起了生意。除了在家里忙活准备工作，偶尔会去替父亲回家吃饭，这是在母亲没有时间去替父亲的时候。而父亲有时候也会在摊位上吃饭，就是说，能不用我去看摊就不用，他们的理由是：女孩子脸皮薄。的确，每次站在摊位前，我都会感到脸红，难为情。那是整个大汶口文化古镇上唯一的、也是传统的、正式的书店。他们的经营方式就是，读者一律站在柜台外，和柜台里的店员交流方式是：你看准了哪本书，告诉店员，他就给你拿过来，放在你面前的柜台上，或者隔着柜台，递到你的手里。你想大体翻完了一本，再去让店员递给你另一本，就从心里感到不好意思，仿佛是在“指使”别人——老麻烦别人——这显然是传统思想在作怪。但是多年来，也就习惯了。每当我坐在摊位前的时候，一抬头就会看到新华书店，也会看到上下学的学弟学妹们，内心五味杂陈。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大学的愿望破灭的时候，想回校复习都不可能。几次给曾经的高中班主任写信，想通过他给校长看过我的信之后，允许我回校复习。我实在不知道，一个人不上学之后，应该干什么，又怎样继续未来的路。而几次未果后，我给校长——那个来自《水浒传》中的梁山人的后代，写了最后一封信，只有一句话：“我会在十年之后让你目瞪口呆而视之！”大话就这样说出去了，却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又怎么干？那时的镇子上已开始出现第一批万元户，上我们家来提亲的人当中，就有这样的万元户，信心满满，有种“穷汉乍富，腆腰凹肚”的意味，走路都是横着的了，根本不把旁人放在眼里，以为有了钱就了不起。而我人虽不大，但是过激地认为：我永远不可能像姐姐一样，刚刚走出高中校门后不久就跨进了婚姻的大门，从此重复着老一代农村女人的命运。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开始只要有时间又方便的话就走进新华书店，买书，像《你也能成才》、《人生箴言录》、《人生絮语》、《给少女的信》等思想方面解疑答惑之类的书，买杂志，像《中国青年》、《黄金时代》、《青年一代》、《家庭》、《八小时之外》等等。周围没有人能告诉我，我得通过书本先知道一下：人生是什么？然后再决定怎样迈出走向未来的第一步。农闲时做生意，农忙时就去下地，其它世间，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尤其是夜晚，劳动了一天之后，自己在自己的闺房里，努力从书本和杂志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探索人生，考虑着未来的路怎么走。我觉得这对迷茫的灵魂是一种最大的安抚。一天晚上，刚刚吃过饭不久，我正在自己房里读书呢，邻居家一个比我小两岁、初中毕业的女孩小霞来到我家，告诉我说：“姐，你不是喜欢看书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南门里才建了一个'青年书店’。咱俩抽空一块去看看吧？其实我也喜欢看书！看一天才三分钱！”那时做好了靠不上别人、只有自己努力奋斗的我，并没有将小霞的话放在心上。我所不知道的是：在老家的那个镇子上里里外外，“青年书店”的成立，实在是一件文化盛事，是初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们的一盏指路的明灯，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四平八稳的古老的镇子上的一股温馨的清风。也许这一点，在书店主人自己那里都没有预料到，那个不大的“青年书店”在南门里，离老镇委也就二三百米远，都在东西公路以南，与公路北边的镇中心小学面对面。它虽然只有一间民房大小，拥挤得很。但它的历史开启作用，给那时的镇子内外的青年——自然也包括我在内，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因为我自己读书，又没有其它出路，加上有一天镇子上来了一位美丽、尚显稚嫩的初中毕业小女生，自己还想上学，却硬是被家人给换了亲。她精神失常了。于是紧紧地拽着比她大了一半的所谓的丈夫的衣角来镇上要小麦，那猥琐的男人说小麦值钱，卖了好给她治病。那小女子白嫩的肌肤，紧闭的双唇，怯怯的眼神，细碎的步子，让我感到她的年少美丽和可怜，以及换亲的可恶！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我，让我立刻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主妇》，加上那时自己内心的迷茫，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一时困惑，未免消极。我由此第一次动笔把这事写成了一篇小小说，未免没有自己的一些情绪在里面。我拿给中学里也爱好文学的曾经的高中班主任张鲁代老师看。张老师并没有给我所期望的肯定和鼓励，说这太有些灰暗，消极，应该看到生活的光明面；年纪轻轻的，打起精神来往前走就是！同时张老师透漏给我一个好消息：我们镇子上的文化站和城里电大分校联合建了一个电大班。因为我们镇子周围的青年听说城里有专门针对青年的电大，国家承认学历，对于户口之类的也没有过分要求。不少人专门骑着自行车去城里的教育局和电大分校询问，也想去上这没有围墙的大学。只是，因为城里到镇子上三十公里的路程，电大分校的老师很是人性化，说好天好地的还行，若是赶到刮风下雨，尤其是冬天，赶到下雪怎么办？天又短，来来回回不安全，还有可能耽误上辅导课，再说当天来回一百二十里路，太辛苦；来询问这事的又不少，再加上大汶口镇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古镇。干脆，让镇里顶名，再办一个班吧！这样好管理，大家也都方便。再扩大一下宣传力度。张世明老师是在辛苦中从城里读了电大，然后回到镇子上，和镇文化站站长卢宗盛老师一拍即合：这是好事！据说张世明老师曾经在家写过剧本，也写过散文和诗歌，后来有学生学他文章里的句子：“啊，蓝天，真蓝！啊，白云，真白！”不知是真是假，后来成为电大班的班主任；卢老师，原先在镇中心小学当教师。自学读函授，后来拿到文凭就去文化站当了站长。我由此成为电大班的一名旁听生，因为我之前没有听说过电大招生的事，所以没有参加考试。按规定，一年后若是这一年中应考的全部课程及格了，就可以转成正式生。无意之中还想着：转成正式生，是否把农村户口也一块转了？电大班的位置就设在镇委大院的后院里。和“青年书店”都属于镇子上的南门里，也是由此，闲来就和电大班的学员一起自然地就走进了岩峰君的“青年书店”。那时的我刚满二十一岁，也才知道岩峰君二十二岁。他说他家是“CY”的，或许有点自卑吧。文文静静的他，有些偏瘦，瓜子脸，皮肤不黑，也算不上白，有点微黄。一头青年式发型，却是自然卷曲的。明显的是戴了一副肉皮色框架的近视眼镜，话不多，有些文文弱弱的。乍一看到他的样子，竟然一下让人想到大作家“茅盾”的一张照片。从有意无意的谈话中，知道他认识我们镇上文化站的站长和我们电大班的班主任老师。而他也加入了我们文化站里的“汶漪文学社”。毕竟男女有别，因此我们的交往受着一些传统道德约束，而因此有些拘束，放不开。然而毕竟是都爱好文学，在新时代的到来里，我们都跃跃欲试。而那时我们没有领路人，只有想着自己摸索。在这摸索的过程中，有几个同路人，便是不幸中的万幸。一起前行，总比孤独更令人振奋一些。而未来究竟如何，我们谁也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曲里拐弯地我和岩峰君之间还产生了一点误会。有一天，电大班主任张世明老师，到了电大班对我说：“青年书店的杨岩峰让我给你捎过来一个信儿，你借人家的鲁迅的《两地书》，都超过一个星期了，你得给人家还回去。人家说不卖，只借。”这个“信儿”让我一时发懵了。我何时借过这样一本书？张老师说：“那你没借，又会是谁呢？人家说就是我们电大班的。个头不高，胖乎乎的，好看书。这体貌特征就是你呀，一点儿没错啊！”我还是一头雾水。努力想了又想，接下来极力为自己辩白。张老师说：“你和我说没用，我们一起去，叫他辨认，那才算！”显然，张老师已经认准就是我了。而且他对于任意毁约——哪怕只是口头的毁约，也非常生气，更是因为我当时的态度：死不承认！我向来遵循母亲从小的教诲：人心要实，火心要虚。所以一向是个实实在在的人，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他这样冤枉我，或者根据猜想，的确让我心里有点堵得慌。我从心里下定了决心：等上完辅导课，一定和老师亲自去青年书店，为自己洗白！但是在即将上课的时候，同学银铃儿来到电大班之后，兴奋地告诉我：“我去青年书店了，那里的书可真多！我还了一本鲁迅的《两地书》。”的确，她和我的个头差不多高，我们电大班经常参加学习的那几个应往届高中毕业的女生，不知怎么长得个头都差不多高，这很令人费解，又是极有意思的事情。不知是不是缘分？银铃儿的家在镇子西面十八里地外，属于另一个乡，后来嫁进了济南市里。她平时住在镇子上的二姐家，此后不久有时也会吃住在我们家。因为在镇子上去电大班参加辅导课比较方便。从此后，隔三差五，就会有女同学在我们家吃住，一时间，我们家那个不大的四合院，就成了她们的“客栈”，后来摆放她们的自行车。嗬，我要去“青年书店”证明自己清白的想法，由此烟消云散！而老师的“冤枉”也不辨自明。但是自此后，我和银铃儿同学，却是经常结伴去青年书店了。岩峰君告诉我们说：他之所以办这个书店，却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寻找一批具有共同爱好的朋友。说这话时，岩峰君仿佛是一个能指点江山的“政治家”了，激情澎湃，近视镜后面不算大的双眼，少有地放着光芒。但是内心多少又有那么一点虚弱。那时并不解，现在想来，22岁，初出茅庐。整个社会刚刚开始活跃。而我们那茬人，正准备着加入进那时代的洪流中去。而加入的方式就只是想通过“文学”。然而没有强大的后盾支撑，没有高学历，甚至没有一个人来指点，全靠自己探寻……岩峰君有时候也会不在书店。我们到了那里，一问：“杨岩峰没在这里吗？”那一个来帮忙的就很有些“酸”：“请问二位，恁找他有什么事呀？可不可以告诉我呀？如果恁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转告他。”我们自然没有什么事，只是青年书店是他办的，我们要去那里，就是奔着他去的。他那时候发了一个征稿启事，说小说诗歌散文都可以投稿。他正办着一个油印杂志，名字叫《晨曦》，浪漫又充满希望的名字。我是从一个本家弟弟那里得到的，他叫存业，后来教学时我们又成了同事，他也同样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得到的这一本是第四期，本色的白纸封皮上是素描的婀娜的垂柳，有一对上下翻飞着的春燕，显出春的热闹和朝气。近处还有一位头发到腰际的青年女子的背影——她面朝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翘首以盼。寓意明显而深刻。打开首页的目录，仿佛孤独的岩峰君在一个人唱着现代文学史上的“双簧”戏，从诗歌到散文甚至小说，那名字有：杨帆，远航，岩峰，好像还有“张扬”等等，差不多的意思，都该归于他自己。看似热闹的背后，有着寻找的孤独和寂寞，却又有着独属于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的孤傲。又有一次，当我和银玲儿走进书店的时候，终于看见了岩峰君，只是他旁边多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在帮他打理书店。以年轻女性的细心和敏感，我相信我和银铃儿一样，内心忽然都有点失落了。只是不便考虑太多，岩峰君看上去对我们冷冷的，或许怕引起他身边年轻女子的不快吧，而我和银铃儿也怕产生误会。只是心想：那女子真有福气！再一次出现在青年书店，时间应是在1988年的春季，当我和银铃儿再次走进书店时，岩峰君又不在那里了，那年轻貌美的女子也不在。依然是之前曾经来帮忙的青年男子在。问他杨岩峰在吗？他礼貌而谦和地回答说：“不在，回家结婚去了。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能和我说一下吗？我好转告给他。还是那话——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那一刻我们彻底失落，好像只记住了眼前那个人前面那句让我们惊讶的话，而没把心放在后面这些话上，甚至有点厌烦他近乎职业性的刻板的询问。而至于是什么心理，现在想想仿佛是现今的追星一族，我们心中的身边的偶像，一下有了专属，便让我们内心一下迷茫起来，失落中似坠云里雾里。一下理解了：难怪有那么多名人都选择隐婚，多年之后才从蛛丝马迹里看出端倪！本来就晚熟的我们，从没想过这么早就被家庭所禁锢，自然不会懂得更多，想得更多，也就慢慢接受眼前的现实。后来我的一个亲戚，非要给我介绍什么对象。还说我的母亲如何不易，让我作为女儿一定要孝顺我的母亲才行。而孝顺母亲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答应了她所给我介绍的那个人——一个苹果园的会计。亲戚的家在镇子东北方向十八里地之外。那亲戚不远的本家，有一个年轻人，也和我同姓，他是师范学校毕业，正在镇一中当老师。作为一个农村青年，能有这样的机会端上正式教师的饭碗也很不容易的。可他偏偏也喜欢文学，一直都想辞职，专搞文学。但是真要辞职，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上肯定是要受影响的，又正准备成家中。所以那时候还在徘徊着。亲戚为了给我更多的吸引，就把这一中教师夸到天上去，说他也喜欢写稿子，人家全国各地都有给他寄来的信（稿件），那么多！如果我要是答应了她给我介绍的果园的那个人，她作为一中那教师的本家“大奶奶”，她也完全可以把我介绍到那个教师家里去帮忙收发信件。而现在是他的一个学生在帮他处理。其实，我之所以顺利去了这个走路都像扭秧歌、眼皮子都会说话的专业媒人家，最初也是想亲眼看看那个老师，到底收了全国多少信件和稿子？他是怎么写稿子的？而至于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则完全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当我随着我的亲戚走进一中教师那个贫寒的家里的时候，那位老师还没有从学校回来，只是在他一贫如洗的屋子里，我看见了一位我的亲戚所说的他的学生，正在给他整理全国各地的来信来稿。因为我的到来，那个初中生一时还吃了醋，不久就离开了。当我在我的那个亲戚家小住的时候，我还在想：在她口里那么厉害的、想辞掉教师职业而想专门搞文学创作的中学教师，到底厉害在何处？家中那么多稿件和来信又是怎么处理的呢？不曾想，我和我的亲戚到那中学教师家去的当天晚上，他和他的母亲就到了我的亲戚家。他的母亲穿着一件本是蓝色、却洗得掉了颜色、进而白不白、红不红的补了大大补丁的大襟上衣，上衣前怀里下方，还补了一块深蓝色的拐尺状的大补丁，特明显。头发还窝着香蕉卷儿，却不知有几天没有梳头了，成缕的白发，搭在额前。只要一坐下去就开始打瞌睡，仿佛永远睡不醒，又好像完全没有脑子。即使我亲戚家的那个大大的黑白电视，将声音放到最高，也不耽误她对着电视机沉沉地低着头睡去。电视上正放着武打片《陈真》，只有武打动作伴着口里发出的声音过响的时候，她才被猛地惊醒过来，于是她就一下抬起头来，寻一下声音的来处，最后迷茫地看一下电视机，立刻又低头下去睡了。她看上去比我的亲戚要大许多，可是她按辈分还要叫我亲戚为“大婶子”，只是她那样好像是吃了安眠药一样地发困，让她大婶子也不停地撇嘴了。亲戚告诉我，她就那样，说是去她家看电视，可每次去了就低头瞌睡，白天也这样，还不好意思撵她。我看见她的样子，想着电影上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再看看那个中学教师，满脸上唯一令人瞩目的是他高高的鼻子，其它四官都集中在那高高的鼻子周围。他对他母亲低头就睡的状态仿佛也很是厌恶，不停地扶扶眼镜，皱皱鼻子，再看看他母亲，就发出一种无奈的“啧啧”声，可是面对我和亲戚都在场，他也不会有更强烈的发作。而我对他想辞职而专心搞文学的想法，也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了。而他之所以到我的亲戚家来，是拿了一个中型的那时通行的黑提包，里面装了半包全国各地来的信件和稿件，他委托我在我回到镇子上的时候，亲手转交给青年书店的杨岩峰君。无异，这位中学教师是在借用岩峰君的书店，来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是文学的光环在吸引着他。只是岩峰君的太阳在流泪，而我们那时的心里只有微弱的明明灭灭的星星。“我到镇广播站交了一份广播稿，高个儿李编辑是当兵复员的，脸色白中带黄，很有礼貌，且富有朝气，令人肃然起敬。他答应给我改改，说能播就播。他又拿出一张'稿约’来，那是我们这文化古镇上除了新华书店之外，唯一的一家属于个人的青年书店负责人'张扬’（小杨）发的。李编辑在往外拿这张'稿约’时已经先介绍了小杨和他的书店的大体情况，我也很畅快地啦起我所知道的小杨和他的书店等有关情况，他惊讶于我对杨的'熟悉’，只是说：'他让我写稿，关于文学方面的咱还不行，就是写点新闻。’我说：'我就觉着新闻不好写，写着写着就成了散文、小说语言了。新闻比较直观，小说、散文思维、想象、描写比较多。’小杨正在筹办一个叫《东岳文学》的刊物，准备四月中旬出版第一期，属于月刊，小杨是向李编辑约稿。我从广播站出来，随到青年书店去看看，杨没在那里，另一青年正辅导一位大概是高中生或刚高中毕业、戴眼镜的女孩写作。我环视了书架、柜台上的书，让那青年给我留下一本《复活》，大体翻了翻，说等带好钱再过来时取走，这次没带钱，同时和他要了一张'稿约’，准备回去写稿投稿。那青年似在卖弄学问，而那戴眼镜的女孩则毕恭毕敬：'要不，把身边改成身旁吧？’给我'稿约’后那青年问我：'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书店看上去并不景气。是否小杨作为书店掌柜再去寻求其它出路了呢？”那时知道的是他出了《太阳泪》的诗集，还听说过马启代老师的点滴情况。那么大的文化古镇上，还有写报告文学的我高中时候的班主任张鲁代老师。那时我也曾参加过的“汶漪文学社”仿佛还在。因为我们上电大学的是新闻专业，毕业时写论文，想写人物通讯，就一下想到了青年书店和它的主人杨岩峰的创业经历。我和银铃儿列好提纲去采访岩峰君，见到他的时候，正遇见镇上一个他的亲戚用一块大毛巾包着一碗水饺给他送到书店里，我和银铃儿怕水饺凉了，就站在柜台外等他吃完水饺再采访他。他那顿饭吃得都有点不舒坦，看上去他也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傍晚的书店里，光线极暗。他对我们的初次采访好像有点不太容易接受，一再说自己没有什么成绩；而我们初次采访就吃了闭门羹，内心在忐忑着。在想拒绝、却终于经不住银铃儿的软泡硬磨后，岩峰君终于答应看看采访提纲，回答几个问题。我想，银铃儿比我“闯实”，没准发展锻炼一下，她应该是一个好记者。从初次见面时的感觉他像大作家茅盾，到此刻感到他太过冷漠，不好相处。令我们、至少是令我内心特别沮丧。后来才想他也可能依然是有些“外乡人”的拘束吧，像我们那时所有的爱好文学的青年一样：敏感、多情，混到一般般，而心事很重。我们是失落的。就以为能够办起书店来的人，肯定比我们厉害得多！我们是不被他看得起。当1988年8月月底，我电大毕业后走进家乡的小学去做了代课教师后，以为自己没有了上电大时的课业压力，完全可以从青年书店里借书来充实自己，并计划将那书店里所有名著都借来看看，那样就会更有利于自己搞文学创作了。谁知，再登门借书时，竟惊异地发现：青年书店锁了门！不知岩峰君去了哪里？一时令人有些郁闷惆怅。看来“志同”简单，要想“道合”，则没有那么容易。无异，他在用自己的书店，想给自己找到一条出路，而我们这些围绕在他周围的青年，也都想从他那里借一缕微光找到自己未来的路。但他不是月亮，更不是太阳。我们都不是。我们只是自己的永久的星星，只有自带着一缕微弱的光芒，在自己的位置上一个人继续默默地奋斗着，继续在自己的轨道上寻找未来的光明之路了……而生活是现实的。2015年我因故去省城，顺便去了同学银玲儿那里，她住在婆家30年前的楼房里，好像是“三孔桥”那边。因为她回来时从她姐姐那里打听我，我回去时从我姐姐那里打听她。而由于我们两个间的情谊，彼此的姐姐也成了好友，就互留了电话。但再后来因为换了手机，不小心弄丢了联系方式，回老家的次数因为老人的去世，也越来越少。那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家外不远处摆了一个卖馒头的摊位 ，说这些年一直做着小生意，工作在棉纺厂的丈夫下了岗，每月只发基本生活费。她兼着卖报纸，好像是专门销售《齐鲁晚报》。她专门挑出来两张有文学作品的报纸给我看，并送给了我。我看到上面有“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征文启事”，回到家，就写了一篇《父亲早年的一次经历》。在随后的报纸上登载后，还是她告诉我的。得稿费一百元，不枉此行，应该感谢她的。回来后不久，她还专门打电话告诉我说报社给她专门建了报亭 ，从此后不用再在外面风餐露宿了，她很知足。因此特告知我一声，是多年风吹日晒终于结束后的欣喜。她由此供着儿子读大学。并借此向我表示感谢，关于读电大时她在我们家吃住，也让我将她的谢意转告给我的母亲。我们借机回忆起了我们的青春岁月，有谈不完的话题……只是此后，竟然在20年的时间里，没有杨君的任何音讯。1993年的10月1日，我因为发在省电台“青年一代”节目中的一篇文章，有了嫁进城里的机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个读了点点书的农村“老闺女”，在已经没有了爱情的时候，能够嫁进城里，仿佛也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同时为了疗救自己电大时的一段情感挫败带来的伤痛，我遗憾自己嫁得还不够远。在异地他乡，只是租房就是十五年的时间，六次大搬家。我遗憾丢失了许多书，却唯有从前的日记都留了下来，值得庆幸，偶尔翻阅，暂时舒缓自己的寂寞。我是一个对生活并没有太高要求的人，只想岁月静静的，偶尔发点小文，用写日记的方式自己和自己说说话。也为了将来有一天我手中的文字还能够有点用，更不至于在脱离开社会这日新月异的生活之后，让自己早早麻木。也依然想着相夫教子。岁月因静而好，孤独而漠然里，反思着自己的过往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教训，也在茫然中一步步走向未知的日子。但到底自己是农村人的身份，岁月看似“安静”，却是暗流涌动。还不只是因为没有经济收入所产生的矛盾，更多的是我不被这个嫁过来的家庭所接受，更因各自家庭文化背景不同和家教各异，导致两个人的三观不同。而随着孩子的成长，因教育孩子的观点不同导致矛盾越加严重，家暴，让从小被宠、特别自尊的我几乎自杀，只是因为孩子的一声呼唤，我活了下来。我想到了我的母亲，我还有我的责任。而曾经在我潜移默化和循循善诱的专注教育下，孩子和我感情深，学习成绩也好，孩子父亲每一次无事生非的打骂与苛刻要求，加上2016年就是不让孩子参加高考：说，如果考不上一流大学，还不如不考！你能保证考上一流大学了吗？重压之下，孩子能敢有这样的保证？只有被剥夺考大学的权利，我只有拿着准考证，在一旁急得跺脚，都不能让孩子接过准考证去参加考试，这让我生不如死，彻底感到自己的无能！我才知道自己这么多年以来的相夫教子，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而我什么都不是！始终欠着孩子一个好大学，是我这一生永远都难以弥补的遗憾和怎么也救治不了的伤痛。曾经以为，我作为家庭主妇，能把孩子教育成才，也算实现了我的部分理想。而这一切随着孩子失去读大学的机会，也都化为泡影。孩子若是不聪明、不帅气、学习曾经不好，或许我还能够忍了，认了！但是答案正好相反。那年高考时间过后，我回到了故乡的镇子上。我只有加紧重操旧业，继续以文字抚慰润泽心灵。之前在无数个寂寞的夜晚，我把给母亲写的文字已整理到四十多万字，自己的青春日记也整理了七十多万字。让自己出成绩，得到社会认可，找回自尊。同时有可能的话，为孩子的成才尽上我的最大努力来创造点滴的条件。不然我会真的活不下去，或者变疯。那次我回老家时，去我们镇子的商业城一个初中同学开的照相馆照相，目的是为了参加《人民文学》杂志“非虚构”征文。在照相回来的路上，走到离聚心亭不远，天气正当热，我碰见了电大的同学木子李，高高大大的他戴着黑边近视眼镜，赤着背，穿着短裤，一副发福了的“中年大叔”的样子，骑着电动车心无旁骛。他曾经在电大时把我所有的作文都背过了，并主动借给我他的复习资料，借给我调频收音机听课。那是在刚入电大时。由此被别有用心的人说成是他和我“正在谈恋爱”。而在我的心里，我们始终都是好同学，我始终相信：男女之间会有真诚而纯洁的友谊。当他骑着电动车从我眼前就要瞬间而过时，我叫住了他。而他对我依然毕恭毕敬。不知为何，看见他，我心理上仿佛一下遇见了救星，从电大毕业后，我们都没有联系。他看见我也自然高兴。我却说着我的孩子没能参加高考错失上大学的事，并且说着说着竟抑不住地哭了起来。我当时没有感觉，其实我那时已经有了祥林嫂的唠叨了！他似乎想给我一些安慰，说：“你说你一个人找那么远干吗去？又都不了解。我们这些同学碰见了，说起你来都感到可惜！”等我站在离他不近不远的烈阳下哭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失态了，努力地、又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不好意思，我失态了！”然后幽他一默：“不找那么远怎么办？找你去？你们一个个都早早地结了婚！”他是1988年考完电大最后一场试之后结的婚。当时我在学校教学，他妻子的表姐——曾经是我小学的语文老师，打听电大有没有这样一个木子李，我才知道的。只听说他那时在中学做英语代课教师。他说：“都过去了，孩子都这么大了！”然后细数几个同学的现状，感叹时光的无情。他便说：你要不是走那么远，在这边继续写的话，没准早就出名了！你还记得齐老师吗？齐老师通过写作先去了城里的文化馆，后来又提了，当主编去编杂志去了。你可以和他联系。我有他的电话。然后我顺便问了一句：“原先开青年书店的杨岩峰你还记得吧？”他说记得呀，怎能不记得！听说好像是去了北京闯荡去了，身体有点不大好。然后将齐欣老师的电话给了我。齐老师曾经是我初中时的语文教师，我电大毕业后教学时的校长那时是我的数学老师。只是我这二十多年就像一个人生活在孤岛上，与齐老师也没有联系，消息不通。后来在过教师节的时候，通过电话向齐老师问好，过年的时候拜年，从齐老师那里才慢慢知道：岩峰君和齐老师都在做《泰山文艺》杂志的编辑：齐老师是小说主编，而岩峰君是诗歌和散文的责编。偶尔有合适的散文和诗歌，我投过几次稿给《泰山文艺》。大约岩峰君编辑过我的两三篇散文和几首诗歌吧，和我要过两次地址，寄过来样刊。自此，兜兜转转，当年那些自卑又孤傲、为理想而奋斗过的“小年轻”，能够知道现状并联系着的，也只有岩峰君了。而告诉我齐老师和岩峰君消息的木子李，在那次商业城遇见之后不久，听说在城里准备考律师资格证的他，出了车祸，早早去了天国……而告诉我这消息的，也是当年那个说木子李正和我谈恋爱的人。她说这消息时，是我2019年回老家去，为刚刚去世两年的母亲做祭奠，她是领着另一个人来我们家买东西。她是笑着告诉我这一消息的，看得出她有一点幸灾乐祸，也是想看我的什么热闹。只是她那样说、这样做，都在证明她轻易地实现了当年的愿望，并且圆满。而我告别了我的爱情，走向他乡异地，也实现了我自己悲壮性格的圆满。只是梦里还会有伊人相遇，是悲是喜，都为那段青涩的时光画上了句号。而青春时候的爱情，足够我用一生来回忆。恰如我那时的理想。今天岩峰君的微信公众号“岩峰工作室”常发些诗歌创作经验谈之类的文章，分享过来，我只要有时间都会在第一时间仔细学习拜读，感到深刻，文字厚重，成熟大气，颇有几分鲁迅先生的杂文遗风。偶尔也学着写几句“诗歌”的我，常感到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到底是年纪轻轻就开过书店的人，并且这些年一直笔耕不辍。往往读着读着，字里行间夹杂着的三两句过往的话语，就会让我想起我的青涩的青春岁月，想到那个虽然存在时间不久、但绝对惊艳的青年书店，曾经助燃过我们内心的理想火焰，想到如火如荼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后期，我们那些来自农村的青年们的奋斗和迷茫的点点滴滴。唯祝福彼此！以爱书爱写文字开始，文字又与我们各自的生命永远相伴……2021、11、3，周三初稿，2021、11、5——6，周五、周六，再次修改
侯桂珍，曾用笔名程海燕，网名塘中水仙、村姑丽雅，大专,有散文诗歌随笔故事小品文等散见于《家庭》、《妇女》、《祝你幸福》、《泰山文艺》、《泰山文化》、《泰山诗人》、《感动人生》、《新老年》、《黄河文艺》、《齐鲁晚报》、《山东工人报》、《快乐老人报》等报刊电台，以及多家文学网站、微平台，天津散文研究会会员，泰安市作协会员。四十八万字的《我为母亲立个传》曾是执手天涯网精华作品，现进一步修改后五十万字在逸飞文学网站连载，引发关注；七十万字的青春日记体自传小说《我的青春不遥远》（又名《岁月深处》）进一步修改中。获第三届“漂母杯”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征文优秀奖，“感恩中国·全国孝心故事征文大赛一等奖、'新中经贸文化交流协会”诗歌优秀奖、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散文征文三等奖等。曾做过网站综合版主编、散文版副主编，现为逸飞网站“水仙家园”版块首版，“签约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