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国时代，僻处一隅，且遭中原各国鄙视的秦国，最终能够以弱胜强，以寡胜众，统一六国，固然有诸多原因，但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鄢郢之战还是五国伐齐，又或是长平之战，这摧毁楚、齐、赵三强的大战，归根结底都是秦国强大以后锦上添花的战斗，对秦国的关键程度不及秦灭巴蜀之役。 秦灭巴蜀之役。来源/纪录片《宕渠古城探秘记》片段 01“金角银边草肚皮” 中原均势下的必然选择 公元前316年，秦国的张仪和司马错就秦国下一步扩张的方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此时，秦国西南方向的蜀国与巴、苴两国相攻，地处汉中的苴国向秦国求救，同时战国七雄之中的韩国向秦发动进攻。在此形势下，张仪的主张是攻打韩国，进入被韩国包住的周天子辖地，挟持周天子以号令天下；司马错则主张趁巴蜀相攻之机，消灭巴蜀，夺取一个富足的大后方，并且也可以将巴蜀建设为后勤基地，顺流而下进攻楚国，二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张仪（左）与司马错（右）。来源/电视剧《大秦帝国》截图 要评析谁的主张更加合理，必须审视当时国际战略的态势。 战国早期，继承晋国精华地带、地处中原的魏国实力最强，还作为三晋盟主还能够调动韩、赵两国的军队，魏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多次击败秦、齐、楚三个大国，但没能在优势占尽的时代消灭其中一国并建设为后方，摆脱地处四战之地的战略劣势，此后秦、齐、楚先后变法，缩小与魏国的差距，联合进攻魏国，魏国终于走向衰落，风光不再。 魏国衰落之后，因为地处中原四战之地，战略地位重要，遂成为齐、楚、秦三国争夺的对象，无论哪一家收服了魏国，都可以从中原向四面灵活地出兵。韩国实力一直弱于魏国，经常以魏国为靠山，现在魏国自身难保，同处中原的韩国自然也成为齐、楚、秦三大国争夺的棋子。 魏惠王时代，魏国与齐国“徐州相王”，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实际上魏惠王对齐威王卑躬屈节，以齐国为盟主；此后，魏惠王不满齐威王的傲慢，又试图拉拢韩、赵、燕、中山四国，进行“五国相王”，建立齐、楚、秦影响之外的“北部联盟”，然而很快失败，还得罪了齐国；随后，楚国为了控制魏国，干涉魏国储位，想要扶持流亡在楚的公子高继魏惠王之位，又向魏国发动进攻。 影视剧中的魏惠王。来源/电视剧《大秦帝国》截图 在遭受齐、楚两国包夹的危急形势下，魏惠王只好用秦国派来的张仪为相，投向秦国的怀抱，这大大地激怒了对魏国经营已久的齐、楚两国，张仪的对手公孙衍趁机组织齐、楚、韩、赵、燕五国形成了对秦魏两国的合纵，魏惠王在恐惧之下又赶走张仪，加入合纵。于是，楚国乘机率领楚、韩、赵、魏、燕的军队攻打秦国，楚怀王被推为“纵长”，发起五国伐秦之役。 五国伐秦之役，关东六国除了齐国之外全部参加，看上去声势很大，但攻秦对楚、燕两国而言利益不大，所以他们没有太出力，主力是韩、赵、魏三国的军队，结果三晋之兵惨败于秦将樗里疾之手，合纵也因此解散。 可以看到，自从魏国衰落以来，齐、楚、秦三大国就一直对中原的韩魏两国进行激烈的争夺，三大国中无论谁在中原获得优势，都会受到其他两大国的针对，陷入非常不利的战略态势，所以，经过多年的博弈之后，三大国在中原形成了均势。除非哪一国具有以一敌二的实力，否则贸然向中原进取，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战国时期一些大国（公元前350年）。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截图 此时，秦国如果听从张仪的建议，进攻韩国，甚至挟持周天子，实质上就打破了中原均势，无疑会遭到齐、楚两国的围攻，虽然未必一定会输，但是毕竟风险极大。如果听从司马错的建议，则一方面巴、蜀国力本不及战国七雄，而且还在自相残杀，消灭他们相对容易，“如使群狼逐群羊”，二来秦国是应苴国之邀前往救援，师出有名，而且巴、蜀两国僻处一隅，消灭了也不大会使天下人侧目，即如司马错所言“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齐、楚两国也深知此理，都在避免打破中原均势，将战略重心转移到边地。齐国打算消灭东北一隅的燕国，楚国则打算消灭东南一隅的越国。在如此明晰的战略形势下，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派兵夺取巴蜀之地。 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来源/电视剧《大秦帝国》截图 02希腊人与商朝人 被秦国打主意的巴、蜀两国是什么体制？巴、蜀两国地大兵多，蜀国一度攻入秦国的关中，巴国则曾经多次击败强大的楚国，这时为什么会比战国七雄要弱？ 蜀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即形成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 巴蜀大地。来源/纪录片《宕渠古城探秘记》截图 西北甘肃、青海一带的氐羌系民族，从史前时代开始，就不断经过藏彝走廊的大河河谷南下。“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其中从岷江河谷南下的一支极有可能是先秦蜀族的祖先蚕丛氏，岷江中游的宝墩文化显示出当地农业民族的特色，有可能对应文献中的柏灌氏，典型的三星堆文化则有可能是川东西迁的鱼凫氏与蜀地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 不同的族群在蜀地的交流与碰撞，推动了蜀文化的成熟，催生了璀璨的三星堆文化，并对此后一千多年的蜀文化产生了持续影响。此后，可能对应望帝杜宇氏的金沙文化一统四川盆地，可能对应丛帝开明氏的青羊宫文化则在统一四川盆地之后向四方扩张。蜀国被秦国消灭时，就处于开明王朝。 金沙文化在三星堆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变化，青羊宫文化则引入了很多楚文化的元素，传说开明王朝创立者鳖灵从荆楚漂流而来，得望帝禅让立国，有可能是川东善于操船的巴、楚族群篡权夺国，他们带来的船棺、漆器、失蜡法青铜器等楚文化器物改变了蜀文化的面貌，但楚蜀之人在文化上仍有融合与交流，三星堆文化的若干因素仍然流传下来，直到东晋时代，十六国的成汉出土的人偶仍然具有三星堆时代的艺术风貌。 蜀文化具有丰富的外来元素，如三星堆文化的黄金权杖、金面罩、青铜立人、青铜神树、太阳轮等器物，都具有古埃及文化、希腊迈锡尼文化、草原斯基泰文化等域外文化的特点。但从商代开始，蜀文化就不断吸收商朝的文化，到周代又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其观念体系已经发生转变。 商文化最大的特点是神权政治，以及全社会浓厚的巫教氛围，楚文化虽然受到周代以来中原较理性的礼乐文化的影响，但巫风仍然很盛，成都羊子山遗址的土台实为史前萨满的大祭坛，三星堆出土巨量的用于祭祀的金器、青铜器、玉器，都说明蜀国实行的是类似于商朝的萨满神权体制，虽然开明王朝晚期蜀国有意学习中原各国的政治体制，但时日尚浅，成果有限。 这种体制下，大量的社会资源用于酿酒，因为蜀王和各级巫师需要通过饮酒，在恍惚状态中升天，蜀王通过向天神祈福，保佑国家风调雨顺，无灾无难，战无不胜，这从三星堆文化的礼器不是中原的食器鼎、簋而是酒器罍，通过列罍来区分等级可以看出来，司马错说“蜀有桀纣之乱”，可能说的就是蜀王如桀、纣一般沉溺于巫教。同时，在蜀王与各级贵族分享神权的观念下，蜀王也较难利用外来的贱民打击本土贵族，实现中央集权，建立科层式的官僚结构，从民力中榨取大量的军政资源。 蜀国军队的战斗力不会太弱，在商朝末年参与了武王伐纣之役，春秋时代一度攻到秦国的都城雍城，战国早期还与秦国在汉中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但是，蜀国难以像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那样，可以近乎无限地从民间榨取资源，蜀国贵族们具有独立的军政实体，也未必会跟从蜀王作战到底，所以蜀军的续航能力不强，遭遇一场大败就可能分崩离析。 巴国与蜀国很不一样。巴人原本是湖北西部和长江三峡地区的渔猎族群，不过，他们没有像大部分狩猎采集者的发展路线那样直接演化成农民，而是利用在江河上的操船能力，成为周边各族的代理商。 巴蜀相对位置示意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截图 湖北西部和长江三峡地区多盐泉，盛产食盐，巴人通过帮助相邻的各族群运盐和其他货品，逐渐发展起来，随即自己也开始从事盐业，今日重庆忠县的甘井沟聚落群、巫山奉节二县的巫山—奉节聚落群都是巴人的产盐基地。随着巴人取代周边族群垄断了长江中游的盐业，食盐甚至被打上巴人的标签，称为“盐巴”。为了更好地产盐，商业逻辑还驱动巴人实现了细密的生产分工，比如甘井沟聚落群内，瓦渣地遗址就负责生产吃饭用的圜底釜，哨棚嘴遗址则负责生产晒盐用的尖底杯。 巴人的商业既然如此发达，社会和科技方面的进展自然也不会太慢，至迟在早商时期，巴人已经具备了冶炼青铜的能力，还拥有高超的造船水平，今日湖北宜昌下辖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香炉石遗址很可能对应传说中巴人之祖廪君建都的夷城，出土了丰富而高级的遗物，展示了巴人的高度文明。 香炉石遗址照片。来源/李江风等编著：《清江·地质·印象 长阳清江国家地质公园》，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8年 巴人作为商业族群，行商中要用武力保护自己的货物，成为类似于希腊人、粟特人一样的武装商人，战斗力比一般的农业族群强悍得多，历史上的巴人一向以善战闻名，他们以白虎为图腾，跳着巴渝舞出阵，令敌人闻风丧胆。 商朝晚期，武丁、妇好多次征伐巴方不克，后来举倾国之兵才获得胜利；商朝末年，巴人参与武王伐纣，发挥了重大作用，巴人在阵前跳充满杀气的巴渝舞，令商军士气崩坏，《尚书》称之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春秋时代，巴国与楚国长期对抗不落下风，且向西扩张，势力范围从湖北西部和长江三峡扩张到今日之重庆市辖区，在春秋末年建都江州，成为地区性强国；战国时代，巴国甚至联合蜀国，大破楚军，占领兹方（今湖北松滋），对楚国郢都形成威胁，迫使楚国修筑扞关防御巴国；秦灭巴蜀后，境内有白虎为害，无人能除，巴人应募，以白竹弩射杀白虎；刘邦从汉中反攻关中，与项羽争天下，巴人中的板楯蛮又为汉军立下汗马功劳，得到优厚的赋役减免。 巴人虽然如此善战，但到了战国中期，巴国仍然走向了没落。 巴国是多族群联合建国，国内矛盾错综复杂，作为商业民族，对内部的统合力也不强，楚军即使一时战斗力弱于巴军，也可以像波斯帝国凭借强大的国力玩弄希腊城邦那样，对巴国内部进行分化；巴国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有所扩张，但占领的地盘山地居多，在当时的环境下人口不会太多，人力有限；在战略上，巴国东西两面受到楚、蜀的包夹，发展空间也有限；加上巴国地理闭塞，到了战国时代没有像战国七雄那样进行改革。这些劣势加在一起，就令巴国在春秋时代的风光不再。 这就是巴、蜀两国灭亡前夕的情况，应该说，巴、蜀两国因为自身的缺点，相比于韩国来说要容易打得多，此外攻巴、蜀比攻韩、周还有诸多名望和外交上的收益，秦国在张仪和司马错之间，选择司马错的战略是合情合理的。 03得蜀则得楚， 楚亡则天下并矣 蜀国开明王朝的第九代国君曾经消灭汉中西部的两个小国，将其地封给弟弟葭萌，是为苴国。苴国本是蜀国的附庸，但随着其力量日益强大，对蜀国不复恭顺，为了防止蜀国的报复，遂结好巴国以为外援。苴国的种种做派令蜀国无法容忍，自然招致蜀国的攻击，苴侯不敌，投奔巴国，同时向秦国求救。
苴国位置。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截图 伐蜀的过程，《艺文类聚》载，秦国伪造会拉金子的石牛送给蜀王，蜀王信以为真，为了把石牛运到成都，派人疏通道路，将石牛运到成都，秦军随机从石牛道进军，消灭楚国。此说太过神异不可全信，其实秦、蜀在战争之余交往也不少，包括互赠财物（含石牛）、嫁娶宗女等，此外应该还有商业往来，蜀国随着与秦国交往日益密切，为此平整道路十分正常，秦国沿此道路进军也再平常不过。 蜀王并没有传说中那么昏庸，为了与秦军交战，北上葭萌，可能想利用日后剑门关一带的险要地势阻击秦军。秦蜀两军在此进行主力会战，蜀军战败，主力应该受到了极大损失，国内又无法压榨民力组织新军，蜀王逃到武阳，蜀国相、傅和太子逃到逢乡，都被秦军追斩。蜀国王室和重臣一战之下竟然被秦军一锅端，蜀地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对秦国再无抵抗之力，仍有力量的贵族纷纷投降，蜀国就此灭亡。张仪贪图巴、苴二国尤其是巴国的富裕，准备把这两国也灭掉。 此时的巴国，虽然战士勇猛依旧，但国势已经江河日下。一方面，巴国族群复杂，内乱频繁，甚至要向敌国楚国求救；另一方面，楚国经过战国式的改革，对民力的榨取能力增强，即使单兵能力不如巴国，但能够持久作战，巴国在战场上对楚国逐渐从优势转为劣势，同时巴国还因为跟苴国交好，得罪蜀国，与楚、蜀二国两面作战，更加陷入窘境。 巴国在与楚国的长期战争中，鄂西清江流域、黔中、巫山—奉节一带的三大盐泉全部被楚国夺走，经济受到巨大打击，都城也随之被楚国攻陷，有被楚国消灭之虞。随着巴、苴与蜀国开战，巴军又被蜀军大败，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这时张仪率领秦军，挟灭蜀之威，很轻易地就消灭了巴国。 秦灭巴蜀之后，完全实现了司马错的战略构想。
司马错伐蜀成功后，秦王敬酒。来源/电视剧《大秦帝国》截图 蜀国富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所以在蜀地，秦国虽没有立即设立郡县，而是将蜀国设为附庸国以作缓冲，但已经迁徙秦民万家入蜀进行同化，短短三十年后，在镇压了几次蜀地反抗秦国苛政的大起义之后，即将蜀地设为郡县。 巴国军队战斗力强大，且水军先进，大船很多，司马错希望“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将巴国建设成攻楚的兵站和水军基地。为了不损害巴人的战斗力，秦国给予巴人远优于秦人的待遇，除了交税和出兵之外，一切对秦民的苛刻管制措施都不用于巴人身上，而且还听任巴人酋长统帅本部人马，让巴军维持较高的组织度。 夺取巴蜀，最终的目标则是攻击强大的楚国，消除秦国南线的威胁，并且从东南两面包夹中原。秦夺巴蜀的同时，齐国一度灭燕但因为对赵、魏等国刺激太大，被迫把燕国吐出来，楚国对越国的总攻则还没有准备好，两国眼热秦国夺取巴蜀，遂结成同盟攻秦，秦国因为没有依张仪之计进攻韩国，得以与韩魏结盟，且有巴蜀的人力物力接济，最终战胜齐楚，把楚军逐出了汉中，彻底占领了巴蜀之地。如果依照张仪的建议攻韩取周，秦国这时恐怕就要面对齐楚韩魏的四国联军，日后的五国伐齐就要提前上演为四国伐秦了。 蜀地被秦国消化后，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陇西军十万，出巴蜀攻楚，沿途增补巴蜀军十万，以二十万大军夺取楚国的黔中郡，以此与楚国交换上庸之地，令秦国保障了汉水航道的畅通。次年，白起即沿汉水东下，发动鄢郢之战，消灭楚国军民数十万，造成楚国中衰，极大地保障了秦国南线的安全，让秦国得以集中精力应付强大的齐国和新兴的赵国，实现了司马错“得蜀即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的宏大构想。
白起发动鄢郢之战，消灭楚国军民数十万，造成楚国中衰。来源/电视剧《大秦帝国》片段 参考文献： 1《史记》 2翟国强《先秦西南民族史论》 3杨宽《战国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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