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横《台湾通史》(1922)记：“当是时，百事俱兴，农工路矿，次第举办，而多借才异国。铭传乃为树人之计，（光绪）十二年先设电报学堂于大稻埕，以习其艺；十六年又设西学堂于城内，聘西人为教习，择全台聪慧之子弟而教之。以英、法之文，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之学，又以本国教习四名，分课汉文及各课程。学生俱给官费，每年约用一万余两，成效大卓，台湾教育为之一新。
图一，刘铭传画像 这里所记，有两个失误。“先设”的是台湾西学堂而非台湾电报学堂；“先设”的时间是光绪十三年（1887）而不是“光绪十二年”（1886）。 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1996）记：刘铭传于“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先后聘请洋教习2人，汉教习4人，于西学余暇兼课中国经史文字，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第一期招收20余人，至1891年共培养60多人。1890年，大稻埕设立电报学堂，拔取西学堂之优秀学生18人，转入电报学堂，为电报局培养技术人才”。
图二，台湾西学堂
图三，台湾西学堂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洋务派设立的第一个新式学堂是创于1862年的北京同文馆，第二个是创于1863年的上海同文馆（全称“上海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后改名为“上海广方言馆”）。第三个是创于1864年的“广州同文馆”，第四个便是创于1887年的台湾西学堂（同年创立的还有“新疆俄文馆”）。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1936）谓：“有了某种教育思潮才能产生某种教育”。台湾西学馆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办理的，其课程设置、教习聘用及生徒培养方向莫不以此为要义。 台湾西学馆在台湾开风气之先。 兹举例而言之。 福州船政学人王元稚（1843—1921）在台居留二十年，历任凤山县学教谕、台湾府学训导、台湾县学教谕、台湾府学教授，并曾入道署先后为台湾道夏献纶纂书、为台湾道刘璈办理文案。王元稚在台期间“攻算学代数术，晨夕弗辍，竟能通之”。 1903年，台湾进士许南英受委担任广东乡试同考官。是科试题之策论“富国”、“筹边”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新学”。作为同考官，许南英颇以“新学”功底自许，其诗有“新学吾何有，从公今复来。若凭文取士，终觉世无才”句。许南英《窥园先生自订年谱》于“光绪十三年（1867）”之“台湾大事”记有“设立西学堂”。其哲嗣许赞堃（即许地山，著名现代作家和现代学者）的《窥园先生诗传》谓：许南英“对于新学追求甚力，凡当时报章杂志，都用心去读，凡关于政治和世界大势底论文先生犹有体会的能力。他不怕请教别人，对于外国文字有时问到儿辈，他底诗用了很多当时底新名词，并且时时流露出对于国家前途的忧虑，足以知道他是个富于时代意识底诗人”。 王元稚、许南英都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潮影响下、在台湾西学堂开创的学习风气里养成的学贯中西的学人。 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谓：台湾作为新建的行省，“后来居上，成为全国洋务运动中的先进省份”，“刘铭传则是台湾进入近代化的实干家和集大成者”。 今年是台湾铭传大学创办60周年。铭传大学卓越的办学业绩是对刘铭传的最好纪念。 汪毅夫 2017年2月26日记于北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