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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创作的文化人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46年。 本尼迪克特在二战结束后写成《菊与刀》。《菊与刀》共13章：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受教育。 全书夹叙夹议，抛开了对樱花、茶道、武士道等煽情描述，更多是对家庭关系、精神信仰进行白描式的对比，诸如美国人和日本人看待健康、物质、战争宣传、家族关系等的不同观念。《菊与刀》直接影响了美国对日政策，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的成功也证明了《菊与刀》对日本人所做研究的成功。 鲁思·本尼迪克特：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1887年出生，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留校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 日本人以何种信念生活，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 然而正是所有这些矛盾之处构成了描写日本的基础。这些矛盾是真实存在的。菊与刀都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 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 战争中：为天皇效命，视死如归，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对待伤员伤损弃之，对任何结果都有一种好像已经在预料范围内的把握 日本等级制度：各就其位，长子特权，性别、辈分、年龄决定等级制度的地位，决定的考量因素是对家庭荣誉的维护 双重统治，天皇和贵族没有实权 将军幕府—大户（领主）—武士—农—工—商 行为细节皆有规范，地位皆为制定 日本阶层之间的流动性（通过联姻等方式） 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给每个人分配相应的权力并限定它的有效范围。日本奉行的格言是：万物各就其位。 日本人的信仰：神道，神社 日本军队威信高，与百姓关系密切，人民军队。涉及等级特权，无法容忍越权 不忘恩情的习惯，记恩，亏欠感同时也会使人肩负起巨大的责任，意味着要报答互惠的真情。 恩暗示着对债的回报，因而也意味着爱。 当恩用于第一位的且最宏大的债即皇恩时，意味着无限的忠诚，带着最深切的感恩之心接受皇恩，也就是欠了天皇的债。 父母之恩，是孝道的基础。 人们用毕生精力去回报恩情，时间并不会减免他们所欠下的债务，恩情只会随着年月增长而增长 恩情的力量超越了受恩者个人的意愿 通过孜孜不倦恪守等级制习惯，日本人使自己的内心极为尊崇道德上的报恩 日本的“爱”，特指上级对下级的喜爱之情 若令恩情变得沉重，会让自己陷入麻烦 美国人觉得爱、仁慈、包容都是无价的，因为它们是无条件给予的。但是在日本，这些情感的给予都有附加条件。每一个收获爱、仁慈和包容的人都成了亏欠者。正如同日本俗语所言:“只有天性极为包容(到了几乎不可能的程度)，才可受恩。 恩是一种债务，且必须被偿还 一个人身上背负的债务(恩)不是美德，他的报恩行为才是。一旦他为了感恩积极奉献自己，他便拥有了美德。 日本人格外注重家庭，日本家庭强调的是履行义务和回报恩情 天皇成了一个超脱一切政治纷争的符号。就好像人们对星条旗的忠诚高于且超越所有的党派政治一样，天皇也是“不容违背”的。 日本的至高象征就是一个人，并且日本人最大限度地仰仗这一点。他们可以去爱戴他，而他也会有所回应。日本人会因为天皇“关心他们”而感动得欣喜若狂:他们会献上自己的生命，来“使他放心”。 遵纪守法就是对皇恩最大的回报 日本人觉得美国人是一个目无法纪的民族，美国人则觉得，日本人是一个只懂顺从、缺乏民主观念的民族。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这两个国家公民的自尊关联着不同的态度。在美国，一个人的自尊取决于他能否掌控自己的事务:在日本，自尊则取决于他能否回报他所认可的施恩者。但这两种态度各有难处:美国人的难处在于，尽管某些法规对整个国家有益，却很难让民众接受;日本人的难处则在于，需要一生都活在恩情的阴影之中，很痛苦。每个日本人都在尝试如何既不触犯法律又规避掉自己背负的义务。他们也会欣赏某些形式的暴力、直接行动和私人复仇，而美国人则不会。尽管日本人具有以上这些特质，和其他一些可能被激发的特质，他们依然不会去质疑他们肩负的“忠”。 日本人的防御心根深蒂固 日本人的一生中都会尽量减少直接的竞争 更多的是把矛头指向自己。人们有两种选择:把它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实现“不可能”的目标，或者任由它噬咬自己的心灵。 但这种厌倦并非因为他们的理想太过远大导致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实现抱负。恰恰相反，当日本人有追求时，无论这个追求有多么不切实际，他们的厌倦都会完全地、绝对地消失。日本人特有的厌倦、苦闷，其实是一个民族由于太过敏感脆弱而生了病。他们对被人拒绝心怀恐惧，并把这种恐惧压在心底，在生活中止步不前。 一个近代日本人会对自己做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基于他们的信念，一次处理得当的自杀可以洗刷他的污名，重建人们的记忆。美国人严厉谴责自杀，并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视为一个人走投无路、向绝望屈服的表现;但日本人尊崇自杀，认为它是有意义的光荣之举。在某些情况下，自杀是履行对名声的义理、最令人尊重的方案。 合格的自我约束可以提高一个人驾驭自己生活的能力 无我—自我约束的最高层次，达到一心 日本人道德准则公认的第一信念是：只有通过自我约束、才能使自己更具价值。 正因为这种深植于心的双重性，日本成年人可以在对浪漫爱情的沉溺和对家庭义务的绝对服从之间自由切换，一方面履行无比极端的义务，一 方面又沉溺于享受和安逸。不断强调谨慎的训练使他们行动懦弱，但同时他们又勇敢得近乎鲁莽。他们可以在等级森严的情况下表现得特别顺从，但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控制。他们可以彬彬有礼，但同时又高傲自大。他们可以接受军中严苛的纪律，但又叛逆不服。他们可以极端保守，但又被新方式吸引，这一点在他们不断吸取中国习俗和西方知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总会有其他人干涉他们的意愿，但也总有一些“自由地带”可以让情感冲动得到满足。日本人以享受自然情趣而闻名，比如赏樱、赏月、赏菊、观新雪、在家中挂虫笼以听虫鸣，以及咏和歌、修饰庭院、插花、品茗等。这些都不像一个深怀担忧和攻击性的民族会从事的活动。他们在享受这一切时也并不会带着阴郁消沉的情绪。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前的快乐时光中，日本农村和其他现代民族一样闲暇时乐观快活，工作时勤劳奋勉。 为了避免被世人排乐和非议，他们必须放弃刚懂得享受的个人乐趣，并为了人生正事压抑这些情感冲动。少数人未遵守这种模式，他们因此冒着失去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者的生活准绳不是“扬善避恶”，而是做一个“符合期望”的人，为世人的“期待”放弃个人需求，避免“令世人惊诧”。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才是“知羞耻”且无比谨慎的善良之人，会为家庭、家乡和国家带来荣耀。由于背负着期待，日本人变得非常容易紧张。一方面这种紧张令日本实现了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强国的远大志向，另一方面也为个人带来了巨大压力。日本人高度谨慎，既担心失败，也担心自己做出了巨大牺牲依然被人小瞧。他们时而会被激怒，富有攻击性，但并非像美国人那样是因为原则或自由受到了挑战，而是因为受到了侮辱或诋毁。 在向更大的心理自由度转变的过程中，日本人的某些传统品德可以帮助他们平稳过渡。其中之一便是自我负责。日本人把身体比作刀，“自我负责” 即对“身体的锈迹”负责。正如同佩刀者有责任保持刀的闪光锃亮一样，每个人也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自己的软弱、犹豫和无能，并接受由此带来的一切理所当然的后果。在日本，对“自我负责”的阐释远比在自由的美国严格得多。刀不再象征攻击性，而是代表了一个敢于自我负责的理想的人。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中，“ 自我负责”是可以起平衡作用的最有效品德。日本的育儿方式及行为哲学已经使“自我负责”作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深人人心。今天日本人也提倡西方意义中的“放下刀”，追求和平。但在日本意义中，他们依然关心如何使易生锈的内心之刀远离锈迹。在他们的品德术语中，刀是一种可以在更自由、更和平的世界中延续下去的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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