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饮食文化

史前广西饮食文化发展态貌

古代的广西，是“地深昧而水险”、“人迹所绝”的“瘴乡”僻险之地，其充满神秘色彩的“断发文身”、“凿齿”、“鼻饮”、“鸡卜”、“裸俗”、“人祭”、媚神信鬼、崇拜图腾等奇俗广为世人乐道，但对作为岭南民族文化重大组成部分的古代广西饮食文化却少有关注。事实上，作为古代民族文明史的初曦，与这块古老土地的人类文明一样，其内涵丰蕴，成就灿烂。史前的广西古地，也是岭南百越民族饮食文明的一个重要摇篮。

岭南自有“交趾”（《墨子·节用中》）、“南交”（《尚书·尧典》）等最早文字记载之时，今两广时属五岭之南。虞舜时代全国为十二个州，岭南为“扬州徼外地”，未归入中国版图。至禹时全国划九州，岭南仍为“荆州南徼外地，属荒服”（顾祖禹《谈史方舆纪要》）。商周时两广属南方“百越”之地的“南越”。周武王时“南越”也只是“藩服”而已，未有行政建置。直至秦统一后，广西才纳入版图统一管理。古籍记载百越民族中的“南交”、“桂国”、“南政”、“交趾”、“瓯”、“欧骆”和不少青铜铭文常见的“南蛮”、“南国”等名，是含今广西在内的古代南方地名或族名的泛指。史前生活在广西区域的人类，实际上没有确切的族名。但战国末期不少史籍提到“西瓯”和“骆越”，应是活跃在这一区域的的晚期智人发展而来的两个分支，他们是广西真正的土著--壮族的祖先。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他们开创了史前广西辉煌的饮食文化。

旧石器至中石器时代广西食文化史踪

地质变迁史上的“燕山运动”把广西的地板形成高山和大小盆地，后经漫长的变迁形成广西今天低山、丘陵下有大量山地平原和江河湖泊的喀斯特地貌。远古的广西，有一望无际的丘陵山地和沃野连绵的江河流域与冲积平原，气候温暖潮湿，自然界有取之不尽的食物资源。原野上拔地而起的石山内有无数的喀斯特溶洞，非常适于人类生存。因此，广西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息繁衍。50～60年代，考古学者先后在广西柳城、大新、武鸣、巴马等地发现的巨猿下颌骨和大量牙齿化石，证明广西曾是巨猿的故乡，这种不会制造工具但可直立行走并能用天然木棒石块取食的最近人类的“生物人”的存在，提示了瓯骆故地人类文明的渊源古远。70～90年代初在百色盆地发现的大量旧石器，佐证了广西距今70多万年前就有早期原始人类的活动。之后不断发掘的几乎遍布广西各地的100多处旧石器遗址便是广西古人类文明的见证。广西古人中的“柳江人”甚至比“山顶洞人”和“资阳人”更原始，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发现的最早的新人化石。人类文明的发韧，表明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饮食文化史迹的存在。

桂北、桂中、左右江流域是早期洞穴遗址发现较多的地区，它表明这些地方是壮人先祖活动最频繁的区域。从柳江通天岩、来宾麒麟山、桂林宝积山、柳州的莲侗、隆林那来洞、都安九山和百色等多处典型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器、动物化石、烧骨、炭屑、灰烬、烧火遗迹等遗物考证，择洞“穴居”、制石采猎、“伐木杀兽”（《商君书》）、以火熟食是该地区这一时期原始社会生活的典型特征。他们使用经单向直接锤击而成的粗糙的砍砸器、刮削器、敲击器、石核、石片等打制石器获取和加工食物，石器既是劳动工具又是切割加工食物的用具。上述遗址伴石器同出的大量动物群化石，显现了当时食原料状况：华南豪猪、板齿鼠、竹鼠、猪獾、灵猫、果子狸、豹、貉、野狸、虎、鬣狗、中国黑熊、大熊猫、猕猴、金丝猴、长臂猿、亚洲象、剑齿象、巨貘、中国犀、野猪、水鹿、鹿、麂、水牛、牛羚、苏门羚、羊、雉、龟、鳖、鳄和少量的螺、蛳、蚌、蚬等软体动物是他们食用最频繁的品种。植物性食源没有留下遗存，但从当时的地理气候和植物分布状况可推知有亚热带的天然浆果、坚果类果实和幼芽、嫩叶、块茎、块根、菌耳之类。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鸟兽虫鱼草木之实”（《淮南子·修务训》）是旧石器时期壮族古人的主要饮食内容。熟食为主间有生食是这一时期食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柳州白莲洞、来宾麒麟山、田东定模洞等多处遗址的用火遗迹和炭烬层中的烧骨，证明了烧、烤之食在当时存在的普遍性。古壮人在洞穴内燃起火堆，以石刀等利器分割兽肉，叉串于木棒上烧烤，或以树皮、草叶、湿泥包裹煨烧，或置于灼热石片之上燔炮，然后以木叉、竹条取食。至于饮食则以自然界瓠壳或动物颅骨作勺舀饮，或“污樽饮”。从出土的炭屑可考证，块茎块根类淀粉食物及油类丰富的坚果以火烧食的比例很大。而动物肉类亦有“茹毛饮血”（《礼记》）的情况。考古发现广西各地出土的史前人类牙齿都有较大程度的磨损，大部分上下臼齿的牙尖磨损程度达二级以上或三级，有的已磨去大片并露出质点凹窝。这是牙齿使用频繁的结果，与经常性的生吃生啃密切相关。此外，壮人今且尚存的嗜食鱼生、虾生和饮生血之俗，也证明了远古时期在熟食条件并不完备的环境下存在生食是很自然的事。

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之间的过渡时期，从武鸣苞桥A洞、芭勋Ｂ洞、腾翔Ｃ洞、桂林Ｄ洞、东岩洞、来宾盖头洞、柳州白莲洞中层（二期）、柳江陈家岩、崇左矮洞等遗址的文化遗存看，广西中石器时代的采集渔猎经济较旧石器时代更为发达。打制石器除大量的刮削器、砍砸器、锤钻器、尖状器、石核外，还出现了少量的磨刃切割器、穿孔砺石、石镞、石磨棒和鹿角磨制的利器及骨镞、骨锥等，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加工谷物的磨盘、磨棒的出现说明谷食（野谷或训种谷）的存在。谷食的出现，必定存在“烹谷之器”，由于未发现陶片，排除陶烹的存在，用竹筒、瓠壳、动物头骨之类的自然之物烹食，或以动物皮盛水投入灼石进行“石烹”成为可能。为此，熟食方式除“干烹”（烧、烤、烘、炙、炮、燔等）外，还可能存在“水烹”。磨刃石刀、骨刀等利器已有可能将兽肉切割得更加薄细，因此熟食内容与熟食方式有了更多的开发。另外，这一时期水产之食十分突出，上述遗存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的“含介壳的文化堆积”，就是古人将大量的软体动物取食肉后丢弃的贝壳层。石镞、骨镞和能缚在木架上使用的小燧石器的出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捕捞业的兴起。这一时期哺育动物食源更加丰富，獾、竹鼠、香狸、猕猴、水牛、羊、鹿、麂、野猪、豪猪等现生种是他们最常食用的品种。中石器时代是采集渔猎经济发展最典型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食文化萌芽发展蓄育了生基。

新石器时期广西食文化的萌芽 

新石器时代是欧骆故地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广泛分布在桂林、柳州、梧州、钦州、玉林、河池、百色、南宁等地区的400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证明广西原始居民的活动区域进一步扩大。他们以母系氏族为村落，择洞“穴居”或“依树积木”“巢居”（张华《博物志》）在洞穴附近的开阔山地、依山临水的江河流域和海滨岸地上，以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开创新石器时代的大石铲农耕和早期陶烹文化。桂林曾坡岩、柳州鲤鱼嘴、平南石脚山、那坡感驮岩、东兴亚菩山与马兰咀山、灌阳五马山、钦州独科村、隆安天龙潭等这些以大量软体动物壳为标志的洞穴贝丘、河旁台地贝丘和海滨贝丘的文化层，便市这一时期深厚文化内涵的真实反映。

大量磨光石器的使用是这一时期生产力进步的标志。早期贝丘出土那些大量磨制光滑的石斧、石锛、石棒、石杵、磨盘、石凿、石矛、石砺、石环等表明这一地区已出现了原始农耕。桂林曾坡岩遗址存在的大量禾本植物遗物表明广西已开始训植水稻，与浙江河姆渡、杭州水田畈、河北屈家岭、广东马坝等30多处新石器遗址反映的稻文化史一样，广西是我国最早栽稻的重要区域之一。晚期大量的石杵、石磨盘、石棒等谷物加工工具的出土，说明这一地区的稻作文化已传播很宽的范围。甑皮岩出土的大量猪骨和牙齿被鉴定为人工训养，说明广西这一时期（9000多年前）已有“拘兽以为畜”（《淮南子本经训》）的原始畜牧业发生，比7900年前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猪骨还早一千多年。新石器中期，磨光石器已占主要地位，骨蚌器发达，有锥、针、笄、刀匕、镞、凿、鱼钩、鱼镖、网坠等多种器型。捕猎手段已有网捕、镖刺杀、钩钓、木棒追杀、矛掷镞射等，原始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至新石器晚期，一种体形硕大、结构独特而功能良好的精制的有肩大石铲和石锄、石镰、石刀的出现，使农业的砍伐、垦、翻、挖、疏土、除草、收割、碾磨等生产加工全过程变得更加高效，原始农业进入了更广阔的发展时代。人类在洞穴山林、河旁台地、海滨岛屿的生活范围进一步扩大，大量洞穴人类逐渐脱离穴居，进入更宽阔的临水丘陵平地和盆地平原生产、生活，人类的食源和饮食生活方式因此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

新石器时代的广西古人的食源一靠采集渔猎，二靠农始农业生产。新石器早期以前者占绝对地位。至中期仍以前者为主，后者占一定比例。到晚期，桂北、桂东、桂南等局部发达地区已逐渐以后者为主导，但西部落后地区则仍保持石器早期或中期状态。植物性食物除了采集的范围和种类扩大外，原始农耕生产的稻、粟、黍等已占一定的比例。肉食主要来自空前发达的渔猎业，少量来自训养业，如猪狗、牛、羊、鹿等。以典型桂林甑皮岩出土的动物为例，哺育动物有野猪、豪猪、水鹿、梅花鹿、水鹿、赤鹿、苏门羚、猴、豹、野猫（小灵猫、大灵猫、椰子猫）、食蟹蠓、猪獾、狗獾、狐、熊、鹿、貉、竹鼠、褐家鼠、板齿鼠、牛、羊、虎、犀牛、雁、鸟、野鸭、亚洲象、秀丽漓江鹿等30多种；水族类有河蚬、乌蛳、田螺、无背齿蚌、佛耳丽蚌、背瘤丽蚌、剑状矛蚌、环带蚌、三角帆蚌、圆头楔蚌、圆顶珠蚌和少量的鲤鱼、青鱼、鳗鱼、龟、蟹、虾等，海滨地带还有牡蛎、文蛤、蛤之类。

陶器的发明是广西新石器时期的一个划时代标志。广泛分布在桂林、柳州、来宾、临桂、灵川、阳朔、崇左、扶绥、靖西、武鸣、马山、都安、大新、贺县、富川、钟山等地的新石器遗址都有不少的陶片或陶器同石器伴出，陶器是这一时期仅次于石器的第二大出土器物。其中甑皮岩前期出土的陶片经上海博物馆实验室测定为9240～10370年前之物，而近期对甑皮岩再次挖掘发现的最下层陶片年代初步鉴定为12000多年，是我国迄今发现制造陶器的最早年代。这就是说壮人祖先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并开始“陶烹”了，比黄河流域的磁山裴岗以及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要早几千年。陶器的发明使用标志着古代广西烹饪的诞生，饮食文明由此萌芽发展。分布在广西各地新石器中期到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证明，陶器这时在广西古人的生活中已占有重要位置。这些或敞口、或直口、或敛口的寰底溜肩器物，饰带浓厚地方色彩的划纹和几何印纹，包括釜、罐、钵、瓮、杯、豆、鼎、圈足盘、袋足鬲等器型，可汲水、烹煮、盛食、饮水和贮物，把新石器时代的广西古人推入一个崭新的饮食文明时代。同时，作为继石器和陶器之后的第三大出土器物的发达骨器和蚌器，也在这一时期的饮食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除镞、鱼镖、鱼钩、网坠、锛、凿等生产用的骨甲器具外，其余的骨刀、骨匕、骨锥、骨铲、蚌刀、蚌匕、蚌铲、鳖甲刀和角器，皆可用于宰杀、剥皮、解骨、切肉、剁削、剔螺、剐贝和助食。另外，木棒、竹签、骨片等均可用于灼热的火堆和滚烫的陶煮器中捞取块型食物。由于磨利锋刃的石斧、石刀、骨蚌刀、匕的使用，肉可以被切割剁斩得更加精细而更易熟化。由于细粒化烹食已很普遍，对应取食的单条木棒叉食已有可能变为双条木棒夹食，即“梜”（后来的筷）的出现也就成为可能。

随着陶食器的发明和普遍使用，烧烤式“干烹”很大程度在很大范围逐渐被陶器的“水烹”所取代。已有的烹器可实现煮、炖、焖、蒸、灼等多种湿法熟食，但羹食（荤素分煮或一锅煮）应是这一时期的主食内容，因为煮制羹食最适应南方炎热气候和环境生存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占食源重要地位的大量斧足类和腹足类软体陆生和水生动物的熟食方式是以煮食为主的，上述贝丘遗存中的贝壳特征便是佐证。稻粟黍等谷物的食法由于可用磨盘、石杵和磨棒脱壳、碾碎和磨粉，因此可能已有粥食、半干饭食和羹食等方式。而薯、菽、蔬、菌的熟食比例此时应很大。

史前广西饮食文化特点和历史地位 

旧石器至中石器时期的广西是以靠打击石器维护生存和以火熟食为文化特征的落后原始社会。中石器时期则以开始出现的比欧洲新石器时代“庖厨”要早的贝丘文化为特征。新石器早期，磨制石器在中石器时代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同时陶器的出现给这一地区的生产与生活带来了蓬勃生机。至新石器中期，大量磨制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促使采集渔猎经济空前发达起来，同时，以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石杵和磨盘为标志的原始农业及以训猪为代表的畜养业也在一定程度增大了食源。新石器晚期，更加先进的大石铲文化把原始农业带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天地，社会状态已由新石器早期至中期的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分布于江海平原的发达地区的原始农耕型经济已占主导地位。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状态蕴育了这一时期活跃的食文化生机。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发展并不平衡，西部部分深山僻野之地尚处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原始状态，而川谷丘陵的部分地区的“穴居”部族也只是半猎半耕经济，三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史前广西饮食文化突出以下特点：

1．食物原料的广泛性与丰富性突出

史前广西人类食物原料的种类单从出土的文物考证，常食动物就有100余种。其中桂林甑皮岩出土的哺育动物就达30多种；柳州白莲洞和田东定模洞的动物已鉴定的也各有23种。类别包括啮齿目、食肉目、偶蹄目、奇蹄目、长鼻目、雉形目、灵长目和水族类的龟鳖鱼贝蚬螺蚌等，还未含蛇、虫、蚁、蝉、蝗、蚕、蜂、蛹之类的小动物。总结史前广西史前人类食物原料有如下几个特点：（1）肉食有出没于高山深林的虎、豹、熊、豺等凶猛动物，也有栖息于丘陵山地和江河、湖泊、沼泽水边的鹿、牛、象、羊、羚等温顺之辈，还有浅水域和海滩的螺、蛳、蚌、蚬、哈、鱼、虾、蟹、龟、鳖等。动物种类实际反映了当时广西古人居住的区域分布；（2）植物性食物的具体种类难以考证，但从上述遗存看，稻、粟、黍、薯等淀粉类以及自然采集的亚热带浆果类占主要比例；（3）中石器时代以前的遗址只有“剑齿象一大熊猫”动物群同石器伴出而未见有贝壳，说明哺育动物肉食占主要地位，新石器早期至中期水族贝类肉食开始扩大，到晚期贝壳类肉食占据重要比例。这种变化实是当时原始生产力发展过程的客观反映；（4）所食动物以猪、鼠、獾、狐、貉等穴居动物和鹿、小羚、牛、羊等平原域地常见的动物最多。这与人们当时的生活环境和没有足够先进的工具到高山森林深处对付高大凶猛的野兽有关。

史前广西食物原料特点实质上是本区域地理气候、生产力状况、居住地域环境和食性结构的客观反映。广西是典型的亚带丘陵山区，20个大山组成的四大山脉延绵起伏，占40%的低山丘陵和22.4%的平原台地一望无际，无数江河溪流交错纵横，加上温暖多雨的气候，森林、山地、平原、草地到处充满勃勃生机，自然界是一个取之不尽巨大食源库，丰富的动植物食物俯拾即是，只需木棒和粗制石器即可获取丰富食物。资源条件的优越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广西史前生产力的相对落后与此不无关系。

2．贝类肉食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

考古发现，广西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几百处遗址中，几乎都存在有大量的螺蛳贝壳层，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分布之广甚称岭南典型。这充分表明贝壳已成为当时广西各地的主要肉食之一。从种类看，主要是斧足类和腹足类陆生软体动物和海生贝类，常食品种已考证的有贝类的田螺、乌狮、无背齿蚌、佛耳丽蚌、背瘤丽蚌、合状矛蚌、环带蚌、三角帆蚌、圆头楔奉、圆顶珠蚌、河蚬、牡蛎、文蛤、魁蛤和甲壳类的鳖、蟹、龟以及难以考证实名的虾类与鱼类。比较各时期的食贝情况，生活在江河、湖泊台地和海滨区域的古人食贝，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比生活在洞穴区域的多，这大概是水域资源差异的原故。到新石器中期以后，不少地区的古人逐渐脱离洞穴移入更广阔的河流山地区域，加上原始农业的发展，使不少地区食贝量逐渐减少，这可从后期洞穴遗址出土贝壳相对减少的情况得到佐证。

是什么因素使古壮人如此嗜好贝类？原因推测与当地丰富的水域资源、生产力水平、陶烹的出现和气候四个主要因素有关。广泛分布于广西江河湖泊、溪间的浅滩众多，温暖的气候、缓急的水流和山林草地冲下的丰富有机质，使那些浅水滩域成为贝类快速繁殖生长的沃土，发展了取之不尽的贝食资源。另外，这一时期的原始生产力相对落后，石器、骨蚌器只能猎狩那些弱小的动物，肉食并不稳定，而童叟妇人徒手可拾或用简单工具即可捞取的贝类则可弥补这种不足，且易得而稳定，这也是贝食得普及且维持日久的主要原因。在者就是陶器在这一地区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发明，陶烹在新石器时期广西各地的很大范围内已普遍使用，贝肉含大量蛋白质和人体必需的十八种氨基酸及大量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但因其含三甲基胺类物（细菌作用于蛋白质分解的挥发性产物）生食时腥臭难闻，而加热煮制能使这类物质挥发掉并有大量的氨基酸溶出，其汤肉口味鲜美无比。因此，这类味美且营养的食物，对史前古壮人体质发展和大脑发达所起的积极作用应是贝类肉食能够日久旷远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就是广西古称“瘴乡”，其气候自第四纪以来就炎热多雨，各种“热症”时有发生，具有清热、利湿、解毒等功效的各种贝肉，正好与此相合，解决了生存与环境的矛盾，这也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

3．相对合理的食结构特性

史前的广西古人是真正的杂食群，广泛择食、荤素结合的食性较为突出。鸟兽蛇虫、鱼虾龟鳖、蚬蚌螺蛳和稻栗黍薯、菽菇菌耳、花叶芽果等皆可入食，其营养结构还是科学合理的。新石器中期以前，兽肉食为主素食为次的特点显著。中期以后水族肉食与兽畜肉食皆占主导地位，农业生产增大了素食比例，荤素基本平衡。另外，较早和较广泛地使用陶烹及大量使用石、骨、蚌烹器的现象也有典型的地方特色，煮食在新石器中晚期的突出地位是古代岭南地区食文化的一大典范。

贝丘文化包含着史前广西古人生存发展和自然环境变迁的深厚文化内涵，透过彪炳史前古壮人土著文化特征的打制石器、磨制的有肩石斧与有段石锛、早在一万多年前的陶烹、原始稻作和畜牧文化和大石铲文化，可见史前广西饮食文化内涵的丰蕴，一个贝丘包含着一部饮食史。史前广西食文化是中华民族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研究古代岭南地区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秦至隋时期广西饮食文化发展状态 

秦至隋是当时中央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正处于不断发展上升阶段，而此时的岭南，由于地理与社会条件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经济状况。今桂东北与东南一带利于地理与交通之便而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经济发展较快，封建生产关系已初步确定并在发展；但在远离郡治、交通闭塞的桂西等偏僻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仍处原始部落或奴隶形成与发展阶段。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发兵五十万攻打岭南，经6年苦征终于统一岭南，之后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进行统治，并采取移民开发的政策，使几十万“适戌”士卒和15000名“以为士卒衣补”的汉女子以及后迁移来的十几万“逋亡人、赘婿、贾人”等大批汉民“与越杂处”，带来先进汉文化和生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瓯骆地经济发展。秦末，赵佗割据岭南自南越王国，他采取“和辑百越”的进步策略，较好地缓和和融合汉壮关系，为岭南经济发展创造了积极条件。汉武平定南越后，在岭南设王郡，至东汉，在瓯骆地区推行的仍为“以其故俗治”的羁縻策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争纷繁，社会动荡不安，但岭南边塞却相对稳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汉初至隋的这一历史时期，广西地方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经济和发展为饮食的进步提供了条件，因此，广西秦至隋800余年间的饮食文化的发展与当时壮汉文化冲击揉合下而显见进步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经济的发展休戚相关。

（一）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丰富的食物原料生产

农业的发展促进这一地区丰富的食物原料生产是该历史条件下的烹饪得以开拓发展的前提。秦至隋历代王朝皆重发展农业，铁器牛耕、水利灌溉、改进耕作方法等是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标志。其次是手工业的发展，铜铁冶铸业、陶瓷业、漆器业等为饮食提供优良的烹器与餐器，新的烹饪技法和更为厚博的饮食文明得以产生。再者是商业的南北交流乃至海内交流也促进了食文化的发展，秦的统一特别是灵渠的开凿，扩大和推进了与中原的商业交换，中原的食风因此被带入，并与本土的食风融合发展。另外，奴隶社会的发展及桂东北、东南的封建地主庄园经济的产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上层阶级饮食进步。可以想象，当时西瓯、骆越、乌浒、俚、僚等壮族的首领、峒主、酋长、俚帅、渠帅、地主阶级各自雄据一方，拥有大量的“事女”、“生口”和财富，“盎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万余人，珍货充积”，他们的饮食生活必定奢华穷极，因此，统治阶级的食文明是很发达的，但是广大贫民仍处于裹腹线以下的状态。两种食文化共存是广西这一时期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壮族地区的饮食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1. 主食源进一步拓宽，形成以稻米为主，兼食粟、豆、薏、竽、薯及各种果疏的格局。从贵县罗泊湾汉墓遗物中有稻、粟、麻、豆、芋、黄瓜、甜瓜、西瓜、木瓜、葫芦、花椒、姜等可见这一史期的食物面貌。首先稻为主食。岭南自古即为稻发源地，其文化实为稻作文化。这一史期的种稻水平很高。东汉扬孚《异物志》记载“稻，一岁夏冬再种，出交趾”说明再种稻在当地种植的普遍。从晋人郭义恭的《广志》记载的水稻看，是进岭南广西地区有虎掌稻、紫芒稻、赤芒稻、白米稻、蝉鸣稻、青芋稻、黑子稻、白汉稻、盖下稻等十多种，并有粳稻与糯稻之分，糯米同粳米一样亦为当时的主食品种，甚至今天广西人喜食糯饭是原有古曰的。从东晋俞益期《与韩伯康书》有关记载着，“白谷”与“赤谷”应为当时最普遍食用的“两熟之稻”。

2. 杂粮薯粮的食用也占不小比例。《异物志》说：“甘薯出交广南方，……南人专食以当米谷，蒸灸皆美香”说明汉代红薯植种之广与食用之常，另外还有芋头、大山茹之类。南梁陶弘景《名医别录》记：“薏苡，……出交趾者最大，彼土呼为  珠，故马援在交趾饵之，载还种，人谗以为珍味”；《后汉书·马援传》并有马援在交趾时“常饵薏苡实”的齐心协力，这种称为“  珠”的薏苡在当地一定广为食用，否则，时卒兵旗“二征”的大将军马援不可能常食之。另从不少汉至隋墓都有豆类遗物看，大豆亦为当地广食品种。此外还有桄榔粉。《后汉书·西夷列传》有“可以为面，百姓资之”的记载，《南方草木状》亦有“沸汤淬之，味以藕粉”说法，至于蔬果品种，也是很丰富的，从文物可考的疏类有苦瓜、葫芦、芥、  菜、椒、姜……及山野可采的笋菌菇耳块茎之类；果类有荔枝、龙眼、杨梅、李、桃、芭蕉、橘、柚、橄榄、西瓜、木瓜、甜瓜、人面子及野果板粟之类等。西晋嵇含的《南方茸木状》称  菜为“南方奇疏也”，并记有“南人编苇为筏”植  的方法。果类记载中以荔枝、龙眼、芭蕉等最为常见。如《后汉书·和帝纪》记载: “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量，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西晋张勃《吴录》记：“苍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也种之”；《群芳谱》引《浔梧杂佩》说龙眼在“白尉佗（赵佗）献汉高帝，始有名”；汉代陆贾《南越纪行》说“罗浮山顶胡杨梅、山桃绕其除”；汉武帝时壮族先民产的桔、柚大量运往北方，以至北方“民间厌桔柚”；士燮任交趾太宗时，“每遣使诣权（孙权），致杂香细葛，……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广志》者《南州异物志》等皆有芭蕉记载等等。

3. 肉食以养殖类为主。畜禽类主要有猪、狗、羊、鸡、鸭、鹅、鸽等。这可以贵县、梧州、合浦、平乐等地出土的大量用陶、铜、玉石制造的这些动物模型得以证明，以养猪最普遍，故猪肉为食量最大的肉类。《汉书·地理志》亦有：“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已有五畜”的记载。猎捕兽鸟类主要是一些小型的狸、鼠、獾、狐、豪猪、野猪、熊、山鸡、鹤、雀等。水产类仍以捕猎的鱼虾、蟹、贝、蚌、蛙等为主，人工饲养鱼类未有资料可考。

（三）粮食加工与烹饪器具相对先进

1. 粮食加工大量使用杵、磨、礁、簸箕。从各地出土的陶或铜制的这类模具可证明这一点。脱粒、去壳、粉碎，分离等操作皆已技就熟成。另外，较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灶具。合浦望牛岭出土的一件西汉铜灶模型设有三灶眼，分别置有两釜一甑，为国内罕见；贵港东湖村出土的一件东汉刻花五俑陶灶，生动反映出当时一个蒸煮作坊用灶的情景：此灶门是拱形，有人字背脊形烟囱，前中后顺排三灶眼，中置陶锅，前后置陶釜，灶台上两陶俑正操锅炒作，灶两侧陶缸前各有一俑在窥缸中煮物，灶门前一俑在探身观火势。从有关资料看，广西此时普遍使用带烟囱单眼灶、双眼灶和三眼灶。

2. 金属烹饪器具的使用较为普遍。秦至隋时期广西的金属冶铸业很发达，尤其是铜冶铸技术水平极高，从当时西瓯、骆越、乌浒、人里、僚人所拥有的被誉为权力象征的“神器”的铜鼓的制造技术使可见一斑。从广西出土的几百处秦至隋时的古墓遗物中，青铜生活用具的比例较大，器型主要有盘口鼎、铜釜、竹节铜桶、大铜盆、铜筒、椭圆形铜勺、铜碗、铜盘、铜壶、铜钵、铜杯、铜刀等。这些用器与中原各地的青铜器从器型到装饰物都大不一样，多数器身上刻有“布”字（布为当时布山县，即今贵县），纹饰内容有人物、禽兽、花木、山岭、纺案等，极富本地特征。其中盘口青铜鼎口如盘状，装取物料极方便；竹节铜桶状如当地竹节，作盛水、粮之用；铜筒则用来携盛粥、水、茶等，为农村常用。铁生活用器相对铜器少，常见釜、锅、罐、碗、盒、杯、刮刀、砍切刀等几种器型。桂东地区出土的铁锅，已有今天铁锅的外形。铁刀的制作水平很高，贵港汉墓出土的一把铁刀乌黑闪亮，锋利如新而无丝毫锈蚀。铜刀和铁刀为这一史期的主要切割器具。

3. 陶瓷炊餐器的使用在这一史期仍然很普遍。其中陶器比之先秦，品种更多，工艺更精良，手制、轮制、模制三者兼用，纹饰有模印、拍市、施压、刻划、镂孔、附加、彩绘等，其中釉陶比例较大。器型有釜、鼎、甑、瓿、盒、壶、三足罐、三足盒、盂、瓮、提筒、碗、杯、联罐，加热器、盛器、食器、饮器等一应俱全。瓷器亦成为这一史期的主要生活用具。广西的青瓷萌芽于战国至西汉，出现于东汉，成熟和发展于南朝至隋。象州运江、梧州富民坊、苍梧大坡圩、藤县古龙乡、北流白马乡等地瓷窑当属广西古代名窑。广西青瓷施豆绿色釉，质灰白细腻晶莹、坚硬，也有黄釉和褐釉瓷，器型有各式罐、钵、碗、碟、盘、壶、杯等。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漆餐具，从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800件漆器和二号墓和贺县金钟汉墓亦出土大批漆器中；作食器的有盘、盒、豆、盆、耳杯、奁、案、桶等。这些漆器工艺精湛，绘画精美，华贵不凡，风格有楚地漆器之风，但大都于底烙印有“布山”，“市府草”等戳记，说明是本地产。这些漆器主要有木胎与类昭两种，另有贵重富丽的铜扣、鎏金铜扣器和舒玉器。这些只是奴隶主阶级之物，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享用。

（四）饮食内容比较丰富

主食变化多样，煮蒸米饭、炒米饭、焖米饭、熬煮米粥、葱米粥、粉、糕、粽、糍粑、叶包食等，还有各种煮、蒸、灸的薯食。菜肴的烹法花样很多，蒸、煮、炖、焖、炒、炸、煎、烙及复合法等使原料本就繁多的菜肴品种更加丰富，金属刀的使用切配更加精细。茶、酒、水、茶饮料已成宴席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秦至隋时已有多种调料，除盐、酒、醋、酱、糖稀外，还使用姜、花椒、辣椒、紫苏、蒿蒌、肉桂等。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物品中就有姜、花椒等。《南方草木状》载：“桂出合浦，生必于高巅”和汉代史游《急就篇》记有“菌桂、牡桂之属，百药之长”说明广西肉桂是时分丹桂、菌桂、牡桂三种，而糖稀为甘蔗汁浓缩之物，《南方草木状》有“蔗，……取汁砂糖……”的记载；《江表传》说“亮练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汤”指的也是蔗糖稀。由此可见广西蔗糖其实已有之，今为全国产地不足怪。这些调味料加上菌笋菇耳之类的估料，山珍海味禽畜鸟兽之类的菜肴会有多丰富便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