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之恋｜二从纳粹集中营到苏联劳改营（3）

老骆驼4753 2021-11-15

展开全文

古拉格之恋

二战把他俩拆散了14年，他们人散心不散，坚守着爱情。他在斯大林的劳改营中挣扎求生，他和女友秘密通信有1200多封。奥兰多·费吉思以这些密信为素材，写出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两个坚强的人，生逢乱世，在腥风血雨中呵护着爱情，坚贞不渝。

大学毕业后，斯维塔被分配到人民军工委员部（即军工部）工作。后来靠爸爸帮助，转到树脂工业科学研究所，当时这个研究所隶属于赫罗姆尼克（Khromnik）—家化工企业，这里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很近。从1942年开始，斯维塔就在这个研究所内的“物理与机械测试实验室”做工业物理方面的工作。这个研究所当时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斯维塔发现，刚去的时候，研究所不知道给她安排在哪里好。她后来的记述也透露出这一层意思：

我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很奇怪，也很陌生。我不知道先从哪里做起，不知道我的位置在何处。我怕机器，对橡肢一窍不通。于是就躲进图书馆……半天浏览俄文的文章和报道，半天琢磨英文。虽然在阿什哈巴德没学过英语，我还是参加了一个英语倶乐部。那阵子真是令人振奋啊！阿什哈巴德烟尘刺鼻，从阿富汗刮来的风特别大，沙漠的风沙细如粉尘，8月份树叶就掉了，一点儿金秋的意思都没有。经过了这些，回过头来再看乌拉尔，简直是人间天堂：苍松、白桦、蘑菇、细雨。我和全世界通信……每天都收到两三封信，我知道很快就要回家了。

1942年苏联反攻后，德国的威胁没那么严重了。研究所已经开始为回迁莫斯科做准备了。苏联红军急需研究所的研究技术来提升轮胎工业。1943年1月，斯维塔终于回到莫斯科家中。莫斯科，已经不像列夫和斯维塔当年上学时那样。连年兵燹，到处是废墟。很多大楼仍然没通暖气，灯光暗淡。还常常停电，一停电，更是一片漆黑。下水道漏水，食品店空空如也。斯维塔后来写道：“1943、1944这两年，大家过得都非常艰苦。我们都是饥寒交迫，生活在黑暗之中。”

1942年4月，斯维塔父母带着她妹妹塔尼娅回到了莫斯科，父母亲都明显老了很多。斯维塔的妈妈阿娜斯塔西娅得了布氏杆菌病，常常犯病，一发作胃就疼，浑身无力。斯维塔的爸爸，亚历山大，刚到六十岁，已经老态龙钟。斯维塔回来的时候，见父母焦虑不安，心放不下来，整天牵肠挂肚；斯维塔的哥哥上了前线，一走就没了音讯。原来，他被德军俘虏了，关押在波罗的海的乌瑟多姆岛（UsedomIsland）集中营里。1942年9月，塔尼娅10[1]也被征兵入伍，说是学生“志愿军”，分配到斯大林格勒去了。这时候，亚历山大的弟弟[名叫英诺肯季（Innokenty），即“科萨”叔叔（UncleKesha）]和弟媳两口子也住在他们家。战争一打起来，他们夫妻俩就从列宁格勒跑到莫斯科，投奔哥哥来了。后来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他们有家难归，直到1943年围困解除之后才得以回家。

斯维塔家住的那条街，叫作军营胡同，研究所在“积极分子大道”。斯维塔每天上班得坐电车，要坐很久才能到。她在研究所里一间破旧的实验室工作。实验室在三楼，窗户正对着莫斯科东部工厂区。从窗外望去，只见一片高高的大烟囱冒着黑烟。一到这儿，斯维塔心情就低落。她常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到别处找个研究工作，换个外省小城也行啊，但是她“担心和列夫断了联系”。莫斯科是他俩之间唯一的联络点，斯维塔盼望列夫早日回到莫斯科。

虽然没有列夫的音讯，但斯维塔有充分理由确信，列夫一定还活着：1942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警察来找过列夫的姨妈奥尔加，问她有没有列夫的消息。列夫的东西都还给他留着呢。家里有人服兵役去，原有的东西都是留着的。秘密警察把列夫屋子里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显然，德军在卡廷招收的密探，潜入苏联境内后被抓住了。经过审讯，一定有人供出了列夫，说起他曾经和德军上尉用德语交谈的事。内务人民委员部那帮人很可能立案侦办，认定列夫里通外国，在莫斯科为德军提供情报。斯维塔回京以后，秘密警察几乎每天晚上都把她叫去，严加审问。他们很清楚，列夫若是在苏联首都，肯定会来见斯维塔的。他们放出话来，说列夫是间谍，逼斯维塔合作，帮助抓捕列夫，并且威胁她，若不配合后果会严重。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卢比扬卡（Lubianka）大楼接受传讯，令人毛骨悚然。对斯大林大恐怖年代，人们记忆犹新。但斯维塔不是轻易就能吓住的。她要护住和列夫的这份情，于是决心直面苏联当局。秘密警察纠缠不休，斯维塔不胜其烦，实在忍无可忍，就对秘密警察说，请远离我，少来烦我。斯维塔后来给列夫写信，吐露了当时的心情：“当时真有点儿生气，因为这些亲戚（暗语，指秘密警察）动不动就来骚扰我。我就说，我们还没成夫妻呢，等见面之后事情才能澄清：不过，见面不是见一小时，是见一辈子。”

与此同时，斯维塔给军事当局写信，问有没有列夫的消息。1943年9月10日是她二十六岁生日。刚过完生日，忽然有一天，有消息来了。后来，斯维塔给列夫写信是这样说的：

亲戚们都来给我过生日。我父亲在莫斯科的那个弟弟带着全家，他列宁格勒那个弟弟和妻子，我表妹尼娜（Nina）带着她丈夫，怀里抱着小孩都来了，一共有很多人。大家欢天喜地，一切都办得妙极了。当然，我们举杯，为没能到场的人们祝福。正在这时，噩粍传来：忽然接到一封信，说塔尼娅死了（科萨叔叔把信截下来，很长时间没给妈妈看）。

塔尼娅因为阑尾炎死在列宁格勒一家军队医院。后来又陆续传来了各种坏消息：奥尔加姨妈接到军事当局正式通知，列夫在前线“失踪了，下落不明”。30年代腥风血雨大恐怖，千百万家庭还没缓过神来，忽然又接到这种通知，精神上受打击、受刺激，可想而知。那几个字（“propalbezvesti”，下落不明）什么含义都可能有啊：被敌人俘虏（根据苏联战时法律，被俘等于叛国）；更糟糕的是“反水”（这可是大罪，当事人即成人民公敌）；还有“死亡，尸体下落不明”。军人死了无数，斯维塔一定是担心列夫遇到了最坏的情况吧。

我心里太难受、太痛苦。将来，除非有你在我身边，否则我永远也不过生日了。侏儒星（dwarfstar，恒星名）真是命苦，它的电子外壳都没了，只剩下原子核了；我的胸膛也一样空了，一样痛苦，仿佛心都碎了，喘不上来气似的。我一连好几个月不跟任何人说话，哪儿也不去，读什么都读不进去，一回家就面壁而坐。我一天到晚，不管白天黑夜，不论哭得怎样死去活来，痛苦一点儿都没有减轻。

斯维塔日夜思念列夫，惦念他的安危，一肚子话无处诉说，就寄情于诗，以诗言志，把感情倾诉在诗里。她写的诗，传下来的却只有两首，其他都散佚了。第一首，时间标的是“1943年冬天”，正是在几天前那个9月份“可怕的日子里”，她听说了“列夫失踪，下落不明”。她这首诗表达出失去了列夫而肝肠寸断的心情。后来她也谈到这首诗，“诗中表达的是我当时的心声，不吐不快”：

我在门口伫立良久，

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出走。

路上铺着一层小小的碎石，

我发现里面有个平安幸福的记号：

那是一块马蹄铁，要挂在你的门口。

我把它带来，和你一起分享我的欢畅，

但战争把我们拋到两条不同的路上，

我们不得不独自沿着自己的路流浪。

你奋力走过了什么样的森林？

哪个石头上留下了你的血痕？

你那孤独晚年的魂灵阴森森，

在我头上游荡，越来越吓人。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纪念品？

久已消逝的幽梦留下苦涩的烙印？

难道你会任凭别的女人在这九月里用她那激情的话语打动你的心？

我可以信赖你么？

不信赖你，又信赖谁？

你这个少年，没了我熟悉的模样。

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小了，

你们谁会陪我走到地老天荒？

第二首诗，短些，也是那年冬天写的。斯维塔祈祷列夫平安归来，那字里行间比头一首诗更多了一分绝望的意味：

我不想评说你的对错，

你已经遭遇了炮火，

死神已经多次来过。

我来是为了给你祈祷，

日夜不停为你诉说：

请圣母成全我，

保你平安，免遭灾祸。

我会向苍天为你祈福。

教我祷告的不是父母，

快乐还是悲伤都无助，

我找不到通往上帝的路。

但是，列夫并没有死。此时此刻，他被囚禁在希特勒最严酷的集中营里，那是莱比锡所谓的主力集中营。每天，苏联战俘在重兵押送下，从营区走到皮特勒（Pittler）兵工厂去干活。列夫1943年7月在波兰边境被俘后，一直关押在米赫尔贝格（Miihlberg）监狱集中营，后来又转到这里来。皮特勒兵工厂条件十分严酷，相当于惩戒营。每个车间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看守站岗。德国工头腰间别着一把左轮手枪，随时掏出来就可以开火。1943—1944年冬天，德军在东方前线每吃一个败仗，就要后方增加军火补给，于是集中营这里的工作量越来越大，管得也越来越凶。战俘体力下降，纪律松弛，生产力随之下降，于是盖世太保查了起来，看谁有可能鼓动战俘造反，非把头头查出来不可，决心斩草除根。

列夫被提审了好几次。1944年5月的一天，列夫等二十六人被抓，送到莱比锡最大的监狱关了起来，全都关在一个牢房里，在牢房门的旁边有一个大便池、一个水槽。在牢里一关就是一个月，从没放过风。7月4日这天，他们被转移到恶名远扬的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离魏玛（Weimar，德国中部城市）很近。住的破屋子有四层木板床铺，每层床铺很长，通着，中间没有隔墙。人就睡在这板铺上，一个挨一个。整个破屋子就是个隔离区，大家被关在这里。囚犯哪国人都有：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南斯拉夫人。每个人穿的都是印着条纹的囚服，囚服上有个标记。每个国家标记都不同，以示区别。列夫像其他俄国囚犯一样，囚服上的标记是个红色的三角形，上面印着一个字母R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