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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古镇:掩蔽于百年暮色里的陈金镛先生

 张明儿 2021-11-16


陈金镛先生是一位近代中国新文化先驱,他以一位中国基督徒的身份,写出大量新文化作品,积极探索真理,著作等身。这些著作是中国近代文化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宝藏。陈金镛先生一生贡献巨大,著作立学,办报出刊,培养新人,创立金陵神学院并任该院提调重职。本文就他对新市的文化贡献作些粗浅的探讨,以其历史文化贡献还原他的赫赫英名。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陈金镛先生一直掩蔽于新市历史文化的百年暮色里,如今需要让新市更多的晚辈了解他,让他的名誉在新市历史文化的史页上光辉重现。

陈金镛(1868年—1939年),浙江绍兴上虞县百官镇人,从小受家庭影响,较早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后来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就学于杭州育英义塾(由美国长老会建办的宗教学校,后改名为“之江大学”),毕业后进行传道讲学活动,他来新市从事教员工作达两年之久,对于新市,陈先生无论是事业层面,还是生活层面,他是有情缘的。笔者专门通过有关资料的整理立了一份表式,通过表式来展示陈金镛先生与新市的历史文化关系:

从这幅表图上,我们看到陈金镛先生是新市牧师包孔嘉先生的学生,陈金镛先生日后良好文字基础与著书立说的基本功,都应该归功于包孔嘉牧师。这一点,陈金镛先生在他所编的《中国布道近史》中也谈及到。包孔嘉牧师早年在新市牧会,后来调任杭州育英教席,古典文学与教会理论学养深厚,才华非凡。陈金镛先生青年求学能受业于包先生门下,获得了真才实学,这是一件令他引为荣耀之事。后来陈先生往新市从事教员,或许是包孔嘉牧师向教会推荐来新市践行传教。当年,陈金镛先生来新市的时间大致应该是1891—1892年。

这个时间段,新市的商业随着太平天国乱战结束,经过数十年的调整,开始慢慢出现复苏现象,新市商埠与上海已实现直航,新市商业日渐兴盛,当年有“小上海”之称。在此背景下,新市历史文化发展也出现明显地转折,西风东渐,浙北首当其冲的便是新市古镇。陈金镛先生正是在这样历史环境下被教会派入新市担任耶稣堂西学教员。也正是这个时间段,中国近代著名宗教活动家俞国桢先生在新市耶稣堂立牧工作,耶稣堂开办的附属学堂事务是由耶稣堂牧师全权管理。俞国桢牧师后来成为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终身会长,在中国宗教文化发展史上留下浓彩一笔。俞国桢牧师在新市牧会期间,陈金镛先生的到来,可谓如虎添翼,两人携手共举大业,在新市文化开创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表图上,我们发现陈金镛先生新市之后往德清上柏小镇担任教员,并认识当地担任传教的宁波籍牧师蔡礼英。蔡牧师对陈金镛的才学与品行、以及他对教会工作的孜孜不倦精神非常赏识,将自己的小女许配给他。之后,1895年,陈先生调任宁波工作,与蔡牧师小女蔡灵恩结为夫妻,成就了一段婚姻美事。从新市出发,到上柏,陈先生的生活终身大事托付留下了一段德清缘的文人佳话,值得后人开挖品赏。

后来,又因陈金镛先生公子陈梦家在燕京大学邂逅赵紫宸先生的公主赵萝蕤女士,两人年龄相仿,仅差一岁,同为燕京大学学子,出生都为名门望族,又是同一耶稣信徒的家庭,双方父亲虽为年龄相差有二十岁之距,但都是当年美国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先生的好朋友,陈金镛先生在创办金陵神学院期间,与司徒雷登同为教员;赵紫宸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任教是司徒雷登聘请的。所以两人皆有学养深厚的家渊与强大的宗教人事背景,自身才学超人,皆为时代青衿学子,新文化运动开创的佼佼者,如此两人一见倾心,很快就喜结伉俪。

据陈金镛先生儿子陈梦熊回忆,陈金镛先生儿女较多,有十多位,而成人者有十人,陈梦家先生排行第七,是男生排行第三。陈梦家先生(1911年—1966年),中国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1932年于中央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青岛大学、燕京大学、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4-194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并搜集流散在欧美的商周青铜器资料。归国后担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简牍研究上卓有成就而成大家。

赵紫宸先生儿女为一女三子。赵萝蕤女士排行老大。赵萝蕤(1912年-1998年),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1935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1946年和1948年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讲师。1949年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译有艾略特《荒原》、惠特曼《草叶集》、朗弗罗《哈依瓦撒之歌》、詹姆斯《黛茜·密勒》,与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是中国译界的名人前辈。

陈梦家与赵萝蕤两人的结合,冥冥之中不排除新市地缘的后续因素,除了两家门当户对以外,双方家族长辈对新市地缘的情感相系,延续了陈金镛先生对新市之地情感之旅,这是新市历史文化的又一佳篇。

陈金镛先生生活执守清贫简淡,而腹中学富五车,经纶深藏。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他的人生中不仅有对新市亲历的生活体验,更是在著作中数度出现对古镇新市的介绍,又叠加了儿子婚事的新市情缘,而更多对新市文化贡献的事迹,目前尚未被发现,掩蔽于新市历史文化的茫茫百年暮色之中。总体来看,陈金镛先生在新市的文化事迹期待我们有更多的挖掘,让更多的晚辈真正看得到他在新市历史文化发展的名人中,应占有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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