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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听侯昕说，申连玉老人春节期间去世，王铁环老人昨天凌晨2点去世。我感到很突然。这就是自然规律，愿两位东北抗联女战士一路走好。
2008年10月我在沈阳见过王铁环老人。 两位老人都曾接受过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的采访。2012年5月我和姜宝才在沈阳采访了王铁环，那时她的记忆力已经明显减退，眼前的事情转瞬间就遗忘了，她会一遍又一遍的问你是干什么的，但聊起东北抗联的故事，她还能侃侃而谈，仿佛就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她说，我能活下来，就靠两条腿，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1928年1月9日，王铁环(原名王玉环)出生在黑龙江省虎林县七区马鞍山屯。王铁环的父亲王贵（桂祥和母亲池明生育有三个孩子，王铁环排第二，上面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但是，日寇的野蛮侵略破坏了一切安宁。1933年春，侵略的战火烧到了王铁环的家乡。王铁环的父亲参加了东北抗日部队，长期离家，接着哥哥被大伯接走，失去联系。1935年6月的一天，听闻日本侵略军即将扫荡村子的消息，王铁环的父亲趁夜把她和她的母亲以及只有两岁的小弟弟一起接到东北抗日部队（当时应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后于1936年11月宣布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所驻扎的山区，躲过一劫，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被日军烧得荡然无存。当时王铁环年仅八岁。 “咱们那个村子，都不是那么集中的，有的就三四家，也有的十来家，最多大概也不超过二十家吧，人不多。那个地方都是山区，可好呢，山上要啥有啥，你吃菜不用买，就到山上采菜吃，粮食那也有的是，不缺。有的人家种点地，自给自足嘛，完了再打猎。打猎那出去一趟啊，这一天出去了，赶晚上回来，收获都不少，又是野猪，又是狍子或者野鸡。所以那个地方人吧，生活挺满足的。不像以后鬼子来了，又杀人又烧房子的，所以大家就都出来了。我们那一个村要一出来就都出来，你不出来也不行，剩下的人，鬼子来了也被消灭了。一听说鬼子要来，就都跑，大人孩子都跑了，往山里跑，咱们都是山区。不想走也不行，不想走你就是在家等死，所以就都走了。过一段时间，咱们又回去村子一看，什么也没有了，房子也没了，因为走的时候把自己家房子（王铁环自家）点着了。那房子都是草盖的棚，不是砖瓦房，就好像那个临时的小房似的，一点着就走了。你不点着，鬼子来也给你烧了。 我们那个村，一出去人（指参加抗联）呢，都在一块儿，在一个部队，挺集中的。一说鬼子要去老家，他们就都回来接家属。晚上回来，咱们就都收拾收拾走了。赶早晨，天还不亮，鬼子真来了。后来是我们听说的，鬼子来一看没人了，气得挨家把房子都给烧了。所以过了几天我们（村的人）回去，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一家都出来了，我还有个弟弟也带着，小不点儿抱着呢，从此家就没有了。我七八岁就到抗联部队了，跟着抗联一直走下来，吃的穿的都一样，反正你来了，你跟着抗联走了，就是抗联的一员。 我哥哥不跟我们在一块儿，他七八岁就跟我大爷走了。我大爷就一个人，是个老庄稼人。他说我父亲不务正业，我父亲净搞打猎什么的，还参加抗联。我大爷说我哥哥跟我们在一块儿就学坏了，我父亲带不好他，就把我哥哥领走了，让我哥哥上学，这倒是好事，我父亲说去吧。后来，我们就都到部队了，这家也就散了。” 王铁环的父亲王贵（桂）祥是东北抗日联军七军三师的团长，妻子儿女接来后，也没有太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母亲还要抚育更加年幼的弟弟，所以王铁环从小就非常独立，自己跟着部队跑，从不让人背。 “骑兵很少，咱们都是靠双腿。骑兵的马不都从老百姓那儿来吗？你看咱们住老百姓的村庄，工作一阵子，你把人家的牲口给人弄伤了，人家不让啊，给钱也不行，人家就指着马和骡子什么的种地呢。不敢动人家牲口，干什么事都靠自己的腿。 我那时候才七八岁，大人都照顾我。我腿还行，那从来不用人背，我就跟着跑，一点不碍事。所以，现在这些老同志见到我，说你的腿还行！我说从小就走出来的。这腿行，任你怎么跑啊，大人落不下我。要不早没了我，全靠这条腿呢。我要是走出去挺远了，他们找不着我了，就吹口哨。这是提前定好的，我就听那口哨哪来的，我就往哪儿跑，去找他们。” 申连玉也是七军的，朝鲜族。2012年夏天，我和姜宝才在杨会春的介绍下来到了申老哈尔滨的家中。那时她已经说不出什么来了，听力很差。人特别善良，她颤颤巍巍地拿出糖盒子，让我们吃糖，在她的心目中糖是最好的东西。从她断断续续的讲述中，知道了她在抗联岁月中的经历。 对日作战中，这个小个子的女兵曾冒着枪林弹雨将战友从战场上救回。反扫荡时，被分配到部队被服厂工作的她一直扛着十多斤重的“武器”—缝纫机，给战友们缝制军装。随抗联主力进入苏联后，申连玉在那里的农场一待就是十年，1955年回国时，那台缝纫机也被一起带回，作为东北抗联那段特殊历史的见证，它被捐赠给了博物馆。 1938年前后是抗联最艰苦的时候，日本人在东北搞“归屯并户”、“篦梳山林”，部队只能向深山区转移。 申连玉已经和战士刘琦树相恋并结婚。1939年她和战士刘琦树结婚。怀了身孕的她，也和和大家一样中行军，只能吃树皮、野菜、野蘑菇充饥。当时没人能辨别野蘑菇，身为班长的她亲身尝试却不幸中毒。 1939年爱人刘琦树在战斗中牺牲，都没来得及看一眼他们还未出世的孩子。 1940年2月，申连玉背着她的那台缝纫机，随同抗联部队进入苏联。身体不好的她被分到农场劳动，生活非常艰苦，总是吃黑面包加冻土豆。不时有伤员从前线送来，申连玉还当上了救护员帮着救治伤员。 1945年9月，东北抗联教导旅回国。因身体原因，申连玉未被批准参加战斗，加上国内内战不断，没人知道战争会持续多久，苏联政府将他们留在了农场和建筑部门。这一留又是十年。 1947年，她与东北抗联第六军战士张洪远组成了新的家庭，并生下了3个孩子。但夫妇俩却不让孩子学习俄语，“是中国人，学好中国话就行了。” 在异乡的每一天，回归祖国的念头都在两人的脑海里反复浮现，愈加强烈。直到1955年他们才回到中国。 我们在采访中她的女儿张淑清拿出了他们全家回国的文件给我们看。 姜宝才代表国家图书馆送了一幅“抗联英雄”的书法送给老人家。5年多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两位老人。 今天是三八节，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两位女战士的缅怀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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