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鸿 | 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研究还有哪些可能性？

胡鸿

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中华崩坏与扩大”、五胡北族占据华北、南方山区加速开发的时代，各类族群现象是其最为耀眼的主题之一。从陈寅恪、周一良、唐长孺、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前辈大家以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或多或少会涉及到族群问题，相关成果也蔚为大观，而专门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如马长寿、周伟洲、内田吟风等，也为这一时期的民族史留下了厚重的专著。那么在未来，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研究还有哪些可能性？对于总体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可能在哪些方面继续作出独特的贡献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只是尝试提出，当然不可能提供什么答案。

中古前期民族史研究拥有一些“独特”的优势：

首先是资料条件。较之先秦秦汉时期的民族史，魏晋南北朝时期资料更为丰富。纪传体王朝史中专列的夷狄传在此时期日渐完备，直至发展成为体例完整的“四夷传”。十六国和北朝时期，来自北方边疆的五胡诸族建立了王朝，因而像《十六国春秋》（部分保存于《晋书·载记》）乃至北朝四史都成了民族史性质浓厚的史料。这是此前时代不曾有的新现象。而且这些文献是得到北族统治者首肯的官方正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北族的主体性表达。更可贵的是，同时期的南方诸王朝的“正史”中还保留着用异族传体例为北方政权撰写的传记，即《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等，将两种文本进行对比，很多问题便能浮现出来。在传世文献以外，简牍、石刻、纸本文书等出土史料数量也非常可观，尤其以墓志、碑刻、造像记等石刻史料为大宗，如马长寿的名作《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是大批量运用这类史料进行民族史研究的典范，学界对这类新史料的重视至今长盛不衰。与唐以后的时代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史的史料文字和语言是单一的，只有中文，基本是汉语，——虽然包含一些音译的非汉语词汇。这既是缺陷，在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之下，也是有利的研究条件，毕竟研究的门槛降低了不少。总之，资料不多不少，不少则不至于只依靠只言片语的孤证来猜测，不多则在研究某个具体问题时可以做到史料的穷尽占有，而语言理解的障碍几乎不存在。

其次是研究对象的特性。魏晋南北朝时代“去古未远”，研究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一般都要溯及秦汉，这两个时期加起来，就是大部分非华夏族群拥有较可信文献记载的开始了。而这些被记载的人与事，则凭借经学或史学文献的权威成为后代历史记忆的源头。民族史研究特别重视“起源”，因此对于早期阶段史实的深入认识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很多谬误和迷思需要在此理清。另外，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族群现象具有特殊的丰富性。以政治体形态而论，4-6世纪的中国北方，原居于帝国边境地带的诸族纷纷进入中原，有些建立国家称帝称王，有些还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形态，汉晋以来的华夏官制与内亚草原上袭用已久的各类名号杂糅共用，政治体和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异常明显。更有些政权，如北魏，在较短时期内完成了从较为简单低级的草原政治体向复杂官僚制帝国的转型，其他一些政权如前秦、慕容五燕等也在此道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还有一些小的政治体尚未完成演进，就被更大的政治体吞并而卷入后者的发展道路之中。这些政权共同在历史舞台上构成一个绚烂的光谱，犹如将从部落到帝国的政治体演进过程并列地展示出来，将各种或成功或失败的尝试列出供我们分析比较。主导中国历史后半段的北族王朝（或称“征服王朝”），在中古前期的十六国北朝时代已经小规模地预演了一遍。魏特夫将这一时期的北族王朝称为“渗透王朝”，它们与后来的“征服王朝”是否有本质性的区别？这很值得重新考虑。

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研究拥有这些优势，同时也有很深厚的积累，如何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这是最令人迷惑和焦虑的问题。借着笔谈的机会，试将近年来管见所及的一些有潜力的研究路径和方向梳理如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第一，反思既有理论和宏大叙事，回到史实，将民族史的问题从几组大而化之的宏观理论如“胡化汉化”“民族融合”“起源与迁徙”等等之中解放出来。如何才能做到？立足理论本身的反思是一方面，比如思考中古时期是否存在“民族”，能否套用经典的“民族”理论去理解那时的人群分类和认同等。如王明珂的系列著作，在解构实体论“民族”概念、提倡认同研究上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发扬中古史领域精细解读史料、善于从小中见大的传统，走向细节，贴近史实，应该也是一个途径。不再满足于总体上印证某个既有理论命题，而是充分挖掘其过程和细节，尽可能还原出有血有肉有人的“活”历史，而这样很可能会对既有的理论提出挑战。21世纪以来，已颇有学者在这一方向上探索出具有典范性的成果。如田余庆运用中古政治史的精细考证方法，通过对北魏的两种“制度”即“子贵母死”和“离散部落”进行政治史的过程性解读，细致呈现了代北时期拓跋部从依靠联姻、结盟而形成的不稳定政治体走向君主专制的中原式王朝的演进过程。它首先是一个政治性的斗争与探索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华夏制度文化，也不是一个被某种规律决定的必然趋势。又如侯旭东重新梳理了北魏的胡族管理政策，指出兼容部落组织存在的护军制和镇戍制一直与郡县制并行交织，强调了部落解散和编户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一研究提示了国家和制度在族群塑造中的作用，也展现了在“族群化”或“去族群化”的进程中各方存在激烈的政治博弈。对既有宏大叙事的挑战还可举出一例：民族史中尤为重视“起源”问题，而1980年代嘎仙洞北魏祭文石刻的发现，曾让拓跋鲜卑获得了中古诸民族中最为确定的“起源”。罗新通过仔细分析这一石洞在北魏时期的“发现”过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北魏太武帝将此石窟草率认定为“先世旧墟”，不过是配合东北亚新局势的一次心照不宣的文化表演，进而指出“起源与迁徙，是传统民族史史料最突出的两大陷阱”，这类统治集团主导的历史记忆掩盖了人群中大多数的真正源流，是应该被历史研究反思和解构的对象。

第二，放下华夏中心主义的偏见，发掘被中文史学书写所掩盖的各族群文化的特殊之处。在研究十六国北朝的历史时，这一方法显得尤其突出。从华夏化的汉字史学书写中识别出北族传统的元素，在20世纪已成为研究北朝史的重要方法之一。世纪之交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的发现和复原，尤其是对其碑阴题名的解读，令一个与《魏书》所记大相径庭的拓跋魏集团浮现出来，为此种路径的研究注入了新动力。进入21世纪之后，2007年出版的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論》力图站在北族的角度去理解北朝史，对领民酋长与部落解散，《南巡碑》为中心的石刻史料所见的内朝官、迁都洛阳、石刻与史籍中的代人集团等问题作出了新的分析，揭示出了北魏早期国家体制中融会北族传统与魏晋制度而形成的诸面向，并以北族集团在此过程中的政治主动性贯穿始终。近年黄桢从文明太后去世后孝文帝为臣僚制定的服丧方案中解读出北魏官制中的圈层划分，再将它回溯到孝文帝之前的北魏历史中，找到了一个不同于华夏官制的以内外圈层为特征的北族式官制结构，从而对包括《南巡碑》题名在内的许多史料进行了新的解释，这在松下宪一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外，佐川英治考察了北魏平城的鹿苑，揭示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附属于宫城的苑囿，而是一个幅员广阔的牧场，从游牧世界获得的牲畜被集中于此，再通过计口授田投放到农耕世界，鹿苑实为游牧与农耕之间的资源转换器，于北魏前期的国力积累关系重大。这些都是此种路径下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

然而以鲜卑为首的北族毕竟有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仅从汉字资料和汉语文献进行批判性还原仍有很大局限，有时需要向其他时代的民族史、域外文明史汲取灵感甚至史料，才能补全中古时代的残缺拼图。在就北朝论北朝越来越艰难时，罗新通过吸收阿尔泰语系历史语言学的成果，对中古时期中文史料中的部分音译专名进行还原和归类，不仅找出它们的“语源”，更据此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官号+官称”的名号结构，进而讨论名号中显示的北族政治体演进历程。阿尔泰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突厥、回鹘、蒙古等拥有自身文字记载和现代语言传承的古代语言，上述研究则充分展现了十六国北朝名号结构及其所反映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可以在从匈奴至蒙古时期的草原文化中找到共通性。此后，罗新进一步提出“内亚性”概念，倡导“内亚视角的北朝史”研究。其《黑氈上的北魏皇帝》一书通过论证北魏皇帝黑氈上即位礼仪的诸多元素出现于突厥、回鹘、契丹、黑海北岸的可萨人、草原帝国时期的蒙古以及15-16世纪统治中亚的蒙古征服者后裔中，明确地将“内亚性”作为一个概念和方法提出。“内亚性”强调内亚传统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将中古时期的北方民族史从时间上与辽金元清相联系，从空间上与整个中央欧亚地域相贯通，使得中国史的一部分可以与“世界史”中的内陆亚洲或中央欧亚研究对话。内亚不只是中国文明的边缘地带，它本身也是一个具有自身传统的文明，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只是内亚之一角，很多现象必须要到更大的范围内才能看得完整。“内亚视角的北朝史”成为北朝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近年来不断涌现出引人注意的尝试，如魏斌借助后世史料中的“地方记忆”，论证了山西中北部几个高山、亚高山草甸地区比如宁武天池在南匈奴以来的北族传统中的重要性。刘莹将北魏七月七日的讲武活动比定为拓跋鲜卑的“秋祭”，并认为它是一种长久流传的草原文化传统，也是巩固部落联盟关系的重要手段。孙正军考察了北朝隋唐独有的“宗子军”的性质和演变，并将它与内亚传统中对拟制血缘的重视联系起来。事实上，“内亚性”的内涵——尤其是在较早的时代——并不是已经被透彻了解的，仅仅依靠正史中《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等简略记载远远不够解明，还有待于从中文史料间接的、变形的、隐晦的记载中去还原。内亚世界的重心在东部，也就是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而在8世纪之前，关于这里几乎只有中文史料的记载，由此可知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族特色文化与社会的还原，不仅要借助已知的“内亚性”，还能扩充对“内亚性”内涵的认识。

第三，在南方族群的研究中寻找突破。北方的研究精彩纷呈，相比之下，南方诸族的关注热度就要少很多。中古南方的山岭湖海间活跃着被冠以蛮、越、蜑、獠等名称的各类人群，与北方民族史的波澜壮阔相比，南方的族群问题显得波澜不惊。然而从秦汉到唐末五代，南方的政区设置、族群结构、经济开发程度、人口规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深刻程度丝毫不亚于北方。这一变化的过程与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在经典民族理论的语境下，对南方诸族的族源、族属分化和迁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等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主观认同论、边缘理论等的引入，此前那些将越、蛮、獠等理所当然地各自视为“民族”或“族群”实体，再去追寻其源流、分布、迁徙、文化特性，或者作为民族实体与国家政权之互动的研究思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质疑，一些新的思考角度随之出现。如鲁西奇反思了当前通行的以“共同文化”或“族群性”界定的“蛮”概念，证明了他们在文化面貌上极为多样，唯一的共性是不著户籍、不服徭役、不纳或少纳赋调，“脱籍”是其共同特征，与其将他们看作血缘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不如视为“社会群体”或“地域居民集团”。在后来对滨海地域水上人群的研究中，鲁西奇同样重视他们游走于国家版籍控制系统边缘的性质，将他们视为地域性居民集团，而基本未讨论其族属或族源等。罗新则强调山越、蛮等具有内部的多样性，不能简单视为一族，同时也要看到他们与华夏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他将进入华夏政治体系——往往以编户化为完成标志——称为“霑沐王化”，这是一个国家主导的政治过程，而山地蛮夷也在王化与山险之间不断做着艰难的抉择，但接受王化并不能等于文化上的同化。在此基础上，胡鸿用“华夏网络”描述华夏国家在南方统治的空间结构，从网络对山地的“圈隔”、网络断裂带的华夷实力对比局部逆转以及山地政治体的成长等方面，对中古南方山地与华夏国家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提示了山地诸族群政治上的主动性与政治文化上的被动性并存的境地。在新史料挖掘方面，魏斌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他通过对走马楼吴简等简牍材料中姓氏、人名的分析，钩沉了这类姓、名结构与汉晋间南方土著人群编户化进程的关系，并进一步论及南方族群接受华夏文化时的区域特征和阶层差异。魏斌的另一篇论文从古人堤简牍中数行文字的考证出发，揭示了东汉在武陵蛮地区的屯营体系和统治形态，并进一步论述了蛮人在国家势力进入之后的种落分化。这一系列研究，展现了简牍等新史料在南方族群研究中的巨大潜能。类似于“内亚性”，南方山区应该也有超越具体朝代而长时段存在的某种文化连续性，也有着与中原华夏文化不同的原生土著文化，虽然其内部的一体性不及北方草原。若能致力于发现此种原生文化，以及它接触华夏文化之后发展出新的混合文化的过程，多少可以触及到一点“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

经过以上非常不全面的梳理，或许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未来的“可能性”，首先在于突破“民族史”，不为既有的民族理论所束缚；其次在于突破“魏晋南北朝”，视野必须超越断代史的格局；最后则是视角的转换：从中心走向边缘，从庙堂走向民众，从集团转向个体，从结构转向过程。

本文原载《文史哲》2020年第6期，第87-91页，原题为《笔谈 | 胡鸿：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研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