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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验主义之六：大卫.休谟1
休谟哲学的价值，在19世纪后期，特别是20世纪以来，大有超越同侪与前贤，也超越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的架式。所以如罗素这样的当代西方哲学和哲学史大家，对西方近代哲学的阶段划分，并不以德国古典哲学作分界，也不以17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作分界，甚至不以尼采和叔本华作分界。在他的分界方法中，休谟和卢梭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将西方近代哲学，分为上下两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作" 从文艺复兴到休谟" ，第二篇的题目，叫作" 从卢梭到现代"。休谟的哲学地位与历史影响，确实与德国古典哲学有差别。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为西方近代哲学筑墙，那么，贝克莱特别是休谟哲学则在为西方近代哲学挖洞。德国人在为西方近代哲学千方百计梳辫子，休谟却在为近代哲学换心脏。德国人要给西方近代哲学一个完美的归宿，它们好似一座巨大的人工湖，要把一切水源都蓄积其中，休谟则如一只百折不挠的土拨鼠，他要打破旧的水道，引领新的水流。 虽然休谟本人可能没有这么自觉的意识，在他生前，他的哲学也不曾引发过如此效应，但历史自有主张，它的逻辑呈刚性特质，不管人间的冷暖炎凉。只是在休谟生活的时代，他的影响不仅不如他所熟知的法国朋友，也不如他未曾谋面的德国邻居。 休谟的主要影响在哲学领域，但他并不是一个专以哲学为主的思想家。他的学说涉及范围很广，哲学之外，他对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以及后来的心理学、美学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本人雅好文学，又是一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英国史》的作者。他的文笔自然很有特色。而他的6 卷本《英国史》，其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不在史学本身，而在他那独具特色的优美笔调上。休谟不曾有过纯文学创作，但以他的文才而论，他确实具有一流的文学才华。 休谟的政治学，应该说主要是政治哲学，也有相当水平。他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对于盛行于当时的自然法观念予以批评。在他看来，所谓自然法和自然状态，既缺乏充分的根据，也没有实在的道理。他本人在政治方面属于保守派，而保守派相对于当时的英国，可以说正合时宜。所以他的政治学说，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以哲学的方式，为当时的富人主要是工商新富们服务，也为英国式的稳定和发展服务。他对财富和富人的议论，实在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特别是浪漫主义运动风马难及。他说：" 财富的有利条件究竟在何种古国内由同一的原则产生了尊重和赞许，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前面关于那个题目的推理，就可以明白了。我们说过，我们对那些具有财富的有利条件的人们的赞许，可以归之于三个不同的原因。第一，归之于一个富人借具所有的美丽的衣着、陈设、花园或房屋的景况，所给予我们的那种直接的快乐。第二，归之于我们希望由他的慷慨好施而获得的那种利益。第三，归之于他本人从他的财产获得的快乐和利益，那种快乐和利益引起了我们的愉快的同情。" 富人有钱，穷人看着高兴，这实在是有些令人惊讶的。但在休谟那里，确也顺理成章。 在经济学方面，他是介于配第和亚当.斯密之间的一位人物。他其实没有专门的经济学著作，他只有几篇题为" 政治论文" 的文章，但这些文章涉及到许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概括了商业、货币利息、税收，公共信用和贸易平衡等诸多方面。 他是一位重商主义者，又是一位自由贸易主义者。他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对上述那些问题作出不少令人惊异却又受益的思考。这些思考中，固然不免有许多错误之见，但还是值得尊重。他认为" 商业能促进勤劳" ，" 商业能发扬节俭，使人人安居乐业，发挥一技之长某求利"。他认为" 低利息和商业中的低利润，是彼此互相促进的两件事，两者都来源于商业的扩展"。他认为"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商业，就必然基本上只有地主和农民两种人；地主的挥霍浪费产生着一种持久的借贷需求，农民是无钱来满足这种需求的。钱分散在许许多多人之手，不是花天酒地滥用乱花，便是用于购买维持起码生活的必需品，永远无法积攒成大宗的库存或现金以供放贷生息。只有商业才能把钱币聚集成大宗的资金。" 他认为资金总是向着比较发达的工商业区流动，他举例说：" 一千多年来，一直有一股公开而明显的潮流，使欧洲的货币流向罗马，可是这些钱又通过许多隐秘而看不见的渠道从罗马流走：由于缺乏工商业，罗马教皇领地如今已成为全意大利最穷的地方。" 休谟的这些理论，即使对于时至今日如我一样的中国人，依然很有启发。 休谟的道德学说，也可别称一家。他的伦理思想源于他的哲学理论。因之，他的道德理论不为理性所左右，而受感情所支配。他说：" 我们关于道德的邪正的判断显然是一些知觉；而一切知觉既然不是印象，便是观念，所以排除其中之一，就是保留另外一种的有力的论证。因此，道德宁可以说是被人感觉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断出来的。" 又说：" 我们并非因为一个品格令人愉快，才推断那个品格是善良的，而是以感觉到它在某种特殊方式下令人愉快时，我们实际上就感到它是善良的。" 在休谟的道德理念中，他将德分为人为的德和自然的德。他认为自然的德使人利己，而人为的德使人利他。 利己与利他原来是难于调合的矛盾。但在休谟这里，二者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利己与利他之所以能相亲相爱，因为人人皆有同情感。而这种同情感不但使人因为自己有了财富而愉快，也为他人发了财而心情愉快，不用说，休谟先生的这种体会总不免让人怀疑他是一个很有钱的资本家。虽然他以同样乐观的心情告诉人们：" 同情是人性中一个很强有力的原则"。虽然他谆谆教导我们：" 当任何性质或性格有促进人类福利的倾向时，我们就对它表示高兴，加以赞许，因为它呈现出一个生动的快乐观念来，这个观念通过同情来影响我们，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快乐。" 然后，这些话绝对不能讲给卢梭巴尔扎克们听的。 休谟对美学也颇有研究，而且他的美学思想与他的哲学思想一脉相通。他认为美的本质不在客体方面，美是一种感情效果；而这种感情效果必然可以使人的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他有两段名言曾为美学史家或美学评论家广为引用。其中一段说：" 幽克立特曾经充分说明了圆的每一个性质，但是不曾在任何命题里说到圆的美。理由是明显的，美并不是圆的一种性质。美不在圆周线上任何一部分上，这圆周线的部分和圆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美只是圆形在人心上所产生的效果，这人心的特殊构造使它可感受这种情感。如果你在这圆上去找美，无论用感官还是用数学推理在这圆的一切属性上去找美，你都是白费气力。" 美学史上自古即有美在客体或美在主体两大学派，其间变幻纷繁，难于尽述。休谟立于" 美在主体" 的历史长河之间，前瞻后顾，自成一家。 此外，休谟哲学对近、现代心理学、文学批评等学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影响。大凡19世纪之后的人文学科，没有提到或涉及到休谟的，可谓少而又少。 休谟哲学对后世影响虽大，在他生前，却没有出现过什么轰动效应。不但绝少轰动，他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人性论》出版之后，社会反映十分冷落。据后人考证，大约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杂志对此书有所评论，其中较长的评论文章，不过三篇而已，而且就是这点评论，" 绝大多数是含有敌意的，有时甚至是带有污辱性的。" 休谟本人也是大失所望，他说：" 再没有比我的《人性论》更为不幸的学术企求了，它从印刷机器中一出生就已经死了，它甚至连在狂热的人们中激起一丝怨言的荣誉都不曾得到。" 这书的出版效果确实差了点，至少市场效应令人沮丧，直到休谟去世，这一版的图书都没有卖完。 但休谟绝非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尤其不是一个性格浮躁的学者。他自然也有一般大思想家所固有的自信，但并不怨天尤人。他认为，" 人性论" 出版的效果不好，全是因为误解所致，为去掉误解，他便开动脑筋，以匿名方式写了一本介绍《人性论》的小册子，并且以王婆卖瓜似的口吻作广告说：" 《人性论》招来了众多的反对者，且被描述得如此可怕，其主要设想和观点是什么，本书对此做了更为充分的介绍和说明。" 然而，效果依然不佳。 他又从自身寻找失败的原因。他觉得出现此等尴尬，或许是因为这书叙述方式不当造成的。以后，他便将《人性论》第一部分内容，改写成《人类理解研究》，接着又写了" 道德原则研究" 一书，并想用它取代《人性论》的第三部分。然而其社会反映，依然不温不火，令人失望。 休谟一生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理研究》、《政治论文》、《道德、政治及文学论文集》和《英国史》等。他的另一部重要哲学著作《自然宗教对活录》，是他去世后由他侄儿帮助出版的。这些著作，主要是那些最能代表休谟思想的哲学著作，出版效果大体如斯。倒是《英国史》第一卷，经过出版商的一番策划，获得很大成功。以后六卷本"英国史" 的陆续出版，使他在书评方面大受青睐，在经济上也有了大约3000磅的空前收入。连法国大作家伏尔泰都评论此书说：" 这部历史的声望高得无法再高了。它大概是迄今为止用任何一种语言写成的历史中写得最好的一部。" 作为一名哲学家偏在历史方面取得成功，不知道这是对休谟的肯定还是嘲弄。但在他那一面看来，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休谟的性格原来是和美顺达的，逆境时从不妄自菲薄，顺境时也不得意忘形。他只是满怀信心地投入新的创作，而且常常以自满自足、自得其乐的心情看着自己的稿酬不断增加。他对别人的批评，从不作答，管你是耶非耶，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大约也和他的这种性格有关。他一生大约和卢梭发生过严重的不愉快，而这种不愉快差不多全是由卢梭那一方造成的，这一点先不管它。他本人对自己的这种性格也甚感满意。他的年轻朋友亚当.斯密曾评论他说：" 他欢快的脾气在交往中令人愉快，也常不免伴有琐屑和浅薄的品性，而这一切在他身上当然都伴随着最严肃的专心，最精深的学问，最深刻的思想和无所不通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认为他在人类脆弱的本性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最臻于完善的智慧和有德之人的理想——不论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 他本人也带着满意的心情自我评价说：本人是" 一个秉质温和的人，会克制脾气，性情开朗，乐于交游；而又愉快幽默，可以有些眷爱，但几乎不存敌意，在我的一切情感中都非常有节度，即使我的主要欲望——文名欲，也不能使我的脾气变得乖戾，尽管我经常失望，我的交往对那些初出茅庐、担心莽撞的人以及勤奋执着的饱学之士，无不欢迎。"的确，他一生最主要的欲望，就是他的文名。为此，他曾给一位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贵族作家庭教师，而且即使被无理降薪，他依然以宽容的态度继续为他服务，其目的无非是想利用一些空闲时间完成他的研究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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