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商周时期是玉器工艺技术进一步完善并发展的时期。 目前所说的夏代玉器，主要以考古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期玉器为主，所见虽少，但出现了一些较大的玉兵器和精美的柄形器。 商代玉器留下虽不多，但从河南殷墟出土玉器中可以一睹商代王室玉器的风采。《史记·周本纪》载，商王纣登露台自焚之时，将最好的宝玉环绕周身与其共焚。《逸周书·世俘解》又称：“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亿有百万”虽说只是古人描述数量多的一个概称，但从中可以想见，殷王室当时拥有数量可观的玉器。如果考察出土玉器，则会发现商代的治玉工艺，无论是研磨、切削、勾线、浮雕、钻孔、抛光，还是玉料的运用和创作造型，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目前周王室用玉情况虽然不明，但各诸侯国出土的玉器十分可观，尤其是具有礼制意义的成组佩玉大量出现。这些组玉佩均由一个个小型玉件组成，多数都精工细刻，使用工具与工艺技术比之前期更为先进、稳定。 杨伯达先生认为，治玉工艺从治石工艺中彻底分化出来，标志不在于应用抛光技术，而在于砣机的发明和应用。这是一次新式工具的诞生，而不是某种工艺方法的改进，它给治玉工艺带来了一场革命。 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是否使用砣机还有所争议的话，那么进入夏商周时期，砣机在治玉工艺上的应用应该是毫无疑问了。但是，此时的砣机是何种样式呢？这恐怕和当时人们的坐姿有关。 殷墟出土的玉石人，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人们的坐姿是所谓的“跽坐”，即臀部坐落于两足之上。四川金沙出土的商代晚期石人亦为此种坐姿，可见跽坐已成为大江南北一种普遍的坐姿，它一直延续到汉魏时期。 这种坐姿就是我们俗称的席地而坐了。当时家具中较高的桌椅并未出现，只有较矮的“几”。据此，杨伯达先生想象复原出当时所用的“跽坐几式砣机的使用示意图”。（公众号历史文章里有关于此种砣机的动画演示视频） 这种坐姿的砣机在19世纪的印度，宝石工匠们还在使用，可以一人手拉加动力旋转砣机。 从装置上说，这种砣机应该比原始砣机有了更多的进步。毕竟一种离开地面的家具——“木几”已经出现，将砣具安置在木几上十分方便。但当时最重要的进步应该是砣头质地的进步，金属青铜砣头取代原始的石质砣头应是治玉工具的一大技术变革，所以此期又可称为铜砣几式砣机治玉时期。 这种技术变革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当时可能已经进入到铜石并用时期。龙山文化玉器上出现了双勾阴线的精美花纹，如果不使用金属砣具，很难想象如何完成。而进入商周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大量使用，亦可带动治玉工具的革新。青铜铸造的可塑性，可使治玉的青铜工具作到刃薄而锋利，圆形工具可以砣磨出细而婉转流畅的线条，这是石砣无法比拟的。 而金属片状工具及尖锥状工具在切割和钻孔上比以往更锋利而易于掌握。如河南安阳商代殷墟遗址中出土过青铜钻；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中也出土有形制和规格大小不一的铜刻刀15件，均为实心长条体，有锋利的刃部或尖锥，推测它们可能是用来切割、雕琢或桯钻钻孔的工具。 但是，不可否认，青铜工具的出现并没有完全取代原始的石质治玉工具，二里头文化、商代、直至西周前期的一些玉器雕琢中，开料、成形、划线等工序还常常能看到石砣，石质片切割、石尖锐器刻划的痕迹。河南安阳曾发现的砂岩扁薄长刃，估计也是加工切割工具。 金属薄片砣具取代原始环形片状厚砣具的过程是一个极慢的渐进过程，不同地区还存在着差异。虽然，商代玉器上普遍出现的细线花纹，表明了薄片砣具使用的普遍化。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青铜在当时被大量的用玉制造礼器、器皿、武器，并没有大量应用于生产工具，商周时期遗址中依然有不少石制生产工具出土，至少说明早期铜器在生产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估计直到铁工具的普遍使用，石制工具才完全被取代，所以，可能直到西周早期，原始的石质工具还在继续使用，铜石并用的玉雕方式并没有结束，只是有了金属工具的参与，许多原本做得不好的剖切、刻划、雕琢可以做的更好了。也因为铜工具的出现，奠定了中国琢玉设备、工具、辅料以及基本工艺的基础，以后的几千年中只有工具和设备的改善，在基本技法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相对于玉器工艺技术而言，更是“三分手艺，七分工具”，也正是由于工具的改进，技术的个性，使得商周出现了很多纹饰规整繁复，异常精美的玉器，它们与当时青铜器纹饰的繁复、精细相比毫不逊色。玉器也并没有因为青铜器的崛起而动摇其神圣的地位，反而与青铜器一样成为礼器、瑞器的象征。
故宫博物院藏 周 玉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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