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当时正值建党八十周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央视看到一档特别节目《一个人顶几个师》。
相信喜欢历史的读者应该都知道，“一个人顶几个师”这句话是毛主席对传奇红色特工熊向晖的评价，而央视的这档节目演绎的正是熊向晖的传奇事迹。
当时熊向晖82岁，因为生病在医院疗养。朱镕基看完节目后，既佩服熊向晖的传奇事迹，又感动于他对于党和国家的赤诚，于是立即赶到医院看望。
在医院，两人聊了很多，熊向晖的一些话也让朱镕基感慨良多。
此事过后，在一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还专门表达了对熊向晖的敬意和感激，对参会的同志们说：“老前辈对我们党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相比之下，我们做得还远不够。”
那么熊向晖到底做过什么样的贡献，竟然会让朱镕基在看完他的传奇事迹后专门赶到医院去看他，而且毛主席还会对他有“一个人顶几个师”这样的评价呢？要了解这些，我们就必须走进熊向晖的传奇人生。
1919年4月，熊向晖出生在山东省掖县的一个官宦家庭，原名熊汇荃，父亲是当时的掖县县长。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熊向晖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于1936年9月考入了清华大学中文系。
那时候的清华北大，是革命青年的聚集地。熊向晖本就是爱国青年，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到了清华后，他依旧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很快就加入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成了其中的骨干。
在先锋队中，有很多我党的人员，在他们的影响下，熊向晖了解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36年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暑假，熊向晖回武昌老家探亲。但不久之后，七七事变爆发，学校一时之间也复不了课，而他也和党组织断了联系。正当熊向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公告：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临时大学，11月1日在长沙开学。
有了这个消息，熊向晖心里也算是有底了，这样他就能联系到党组织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前往长沙，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到了长沙后，熊向晖很快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同时组织上还给了他一个秘密任务：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情况下，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当时熊向晖并不理解这个任务背后的原因，但既然是组织的安排，那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他毅然决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不久之后，战地服务团就从长沙赶赴武昌。在这里，熊向晖和战地服务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受到了胡宗南的接见。
胡宗南接见时，手里拿着服务团名册，挨个点名。被叫到名字的人都需要站起来行军礼并答“有”，这是提前规定好的。
熊向晖思虑再三，考虑到组织上安排的任务重点是“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如果自己和其他战地服务团的同事一样，按照规定行事，那么将很难引起胡宗南的注意，即便真的能到胡宗南部服务，那么也只是边缘人物，难有大的作为。
所以想要更好地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他必须在这简短的会面时间里，让胡宗南对自己有深刻的印象。于是，在胡宗南点到他的名字时，熊向晖并没有按照规定行军礼喊“有”，而是保持着坐姿不动，只是举起右手回答：“我就是”。
胡宗南堂堂第八战区副司令，熊向晖这个战地服务团的年轻人竟然以这种姿态面对他，这直接让胡宗南一愣，随即瞪着眼问道：“贵庚？”
如果是一般人听到这个问题，最多就是回答“**岁”。但熊向晖的目的是引起胡宗南的注意，所以他的答案也是颇为与众不同，他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
胡宗南对于这个回答不置可否，只是觉得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有点奇怪，又按照惯例随意地问了一个问题：“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想要看看这个年轻人又能给出怎样奇怪的答案。
但这一次，熊向晖的答案却很简洁，只有斩钉截铁的四个字：“参加革命！”
这个回答同样很出乎胡宗南的预料，他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于是又追问了一些问题。但不管胡宗南问什么，熊向晖的回答都是不卑不亢，又掷地有声，还专门谈了自己对革命和“三民主义”的认识。
在谈话结束后，胡宗南看着眼前的年轻人，默默地在手里的名册上划了些什么。
当晚，胡宗南专门派了一位部下找到熊向晖单独谈话。这位部下知道胡宗南是看上熊向晖这个“好苗子”了，为了和熊向晖拉近关系，不仅告诉熊向晖胡宗南只单独邀了他一人谈话，而且还说：“胡先生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划一个圈，少数划两个圈，至多三个圈，唯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划了四个圈。”
而这次单独谈话，胡宗南专门问起了熊向晖的家庭出身，说白了就是进行政治审查。当得知熊向晖的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院长，身世清白，胡宗南十分满意。
隔天，胡宗南还专门设了酒宴，邀请熊向晖的父亲前往。席间，胡宗南对熊向晖不吝赞赏，对熊父说：“令郎少年英俊，才识超群，我一定把培养成栋梁之才。”
当得知这一情况，熊向晖也知道自己打入胡宗南的计划算是成功了。当天晚上，他就连夜乘船从武昌赶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汇报情况。
当时周恩来有事外出，熊向晖并没有见到他，接见他的是董必武。而从董必武口中，熊向晖也知晓了组织安排他到胡宗南部的真实目的。
原来早在听到“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要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时，周恩来就制定了一个大胆而隐秘的计划。
虽然当时国共已经开始第二次合作，但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就有过背叛革命，残害我党的无耻行径，难保这一次他们不会故技重施。
上一次国民党背叛革命，我党没有提前做好准备，伤亡惨重。所以这一次，我们必须有所应对，防患于未然，在国民党内部安插“棋子”。如果国民党有所异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先发制人，做出正确的应对。
而熊向晖正是这颗被选中的“棋子”。至于为什么选择熊向晖，主要是考虑到他的家世背景，而且处事灵活多变。当有同志向周恩来推荐熊向晖，将他的情况汇报后，周恩来还曾直言：“这个角色非熊莫属。”
因为是潜伏在敌人内部从事秘密战线工作，所以董必武还专门向熊向晖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不要急于找党，今后组织查清胡宗南的驻地，会设法和他取得联系；
二、要耐心等待，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目的；
三、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最后，董必武还对熊向晖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此后，熊向晖就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潜伏生涯。
胡宗南也确实如他所说，在大力培养熊向晖。在熊向晖到达部队服务后不久，胡宗南就把他送到了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胡宗南更是直接将他留在身边，担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这样的结果熊向晖自然是喜闻乐见，毕竟在胡宗南身边做事，他就能接触到国民党的核心情报。但他也清楚，自己在清华的时候参加学生运动这些事，很有可能在以后会成为别人告状的“把柄”。
所以在胡宗南邀请他到身边任职的时候，熊向晖以退为进地说：“……我……有'左’倾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我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
胡宗南早就将熊向晖视为“自己人”，现在看他还这么为自己考虑，更是满怀欣慰，当即道：“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不得不说，熊向晖这“随机应变”的能力实在高超，这招“以退为进”无疑更加坚定了胡宗南对他的信任。
此后，熊向晖就一直在胡宗南身边工作，期间为我党传递了很多极具价值的情报。而要说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属两份关于延安的情报。
其中一份是在1943年。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已经明朗，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将矛头对准我党。正好那时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就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于是他专门给胡宗南发去密电：“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
胡宗南收到密电后，当即就召开会议讨论战略部署事宜。作为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自然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个情报。当时的八路军主力都在前线抗日，延安几近于一座空城，如果国民党的这一计划执行，那么延安真就危险了。所以熊向晖当即就将这一情报汇报给了党中央。
党中央在收到情报后，也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当即就召开会议讨论应对之策。最终商议两个对策：第一、直接公开情报，正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蓄意挑起内战的无耻行径；第二、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保卫延安。
要知道，一般情况下，这种情报都是极端保密的，因为一旦公开，影响太大。但现在党中央却不得不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形势之危机。
当时朱老总还亲自给胡宗南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上是这么写的：
……道路纷传，中央将趁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团结抗战之大业……
这份电报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告诉胡宗南，你们“剿共”的计划我们已经知道，也做出了应对之策，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份电报是熊向晖先签收的。当他看到这份电报的时候，既欣慰又紧张，欣慰的是自己的情报传递没有出现问题，紧张的是这份情报被公开。
因为当时进攻延安属于军事机密，知道这一机密的除了胡宗南和熊向晖，就只有其他不多的几位参战将领。现在机密被中共知道，说明这些人中一定有中共的“特工”，胡宗南一定会严查。
熊向晖的处境可谓凶险万分，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因为这次“泄密”事件牺牲的准备。
当他将这一电报呈送给胡宗南的时候，胡宗南不出所料地问出：“是谁泄的密？”
虽然内心紧张万分，但表明上熊向晖依旧如往常一样说：“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又接着询问：“你看怎么查？”
熊向晖知道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能将自己“摘”出去，一旦“摘”出去，反而会更显眼，于是他当即说道：“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秘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
不过最终这次“泄密”事件并没有让熊向晖身份暴露。因为在查证的过程中，国民党特务发现了两个情况：
一个就是西安劳动训导处长张涤非在开会时，曾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另一个就是国民党中央社曾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
胡宗南还以为是这两起事件导致中共猜到了国民党的意图。就这样，熊向晖“洗脱”了嫌疑，依旧是胡宗南的“心腹”。而蒋介石在得知情况后，也只能下令让胡宗南取消闪击延安的计划。
不久之后，周恩来专门因为这次的事件到西安找胡宗南交涉，在此期间，他也秘密会见了熊向晖。见面后，周恩来对熊向晖说：“这几年真让你辛苦了……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方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另一份关于延安的情报是在1947年。当时熊向晖刚和相恋多年的恋人湛筱华结婚，在杭州度蜜月。此前胡宗南亲自保荐熊向晖到美国留学，熊向晖请示组织后，组织上让他顺水推舟答应。只等蜜月结束后的3月就按计划赴美开始留学。
但还没等熊向晖蜜月结束，他就被胡宗南紧急召回了南京。当时熊向晖还以为是自己的身份暴露了，紧张了很久，但是见到胡宗南之后才知道是自己多虑了。
原来在不久之前，蒋介石又下令让胡宗南进攻延安。胡宗南这次找他来，是为其画一份军事草图和拟定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为此胡宗南还专门给了熊向晖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的方案，一份是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情况。
熊向晖一看这两份情报，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当即就认真翻阅两份文件，将其中的内容都记在了脑海中。
隔天，熊向晖就跟着胡宗南从南京返回了西安，筹备进攻延安的计划。当天晚上，熊向晖找到秘密联系人，将两份重要情报都传给了延安。
延安方面在得到这一情报之后，当即就采取了措施，进行了转移。所以当胡宗南的部队攻入延安的时候，党中央早已撤离，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座空城。
当胡宗南到延安毛主席原本住的地方查看时，还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拿到延安，势成骑虎。进而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就这样，胡宗南看似攻取了延安，但实际上他的精锐部队整31旅都在熊向晖的情报下被解放军全歼，可以说伤亡惨重。
而熊向晖此次可谓立下了大功，毛主席称赞他是：“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对熊向晖的潜伏工作给出了极高评价，说：“熊向晖真是好样的，关键的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此事过后，熊向晖就踏上了赴美留学的道路。而他在留学期间，因为国民党特务的无孔不入，他的真实身份被发现。不过当时胡宗南还是压下了这件事，自己的贴身秘书是中共特工，如果这件事被蒋介石知道，那么势必要怪罪于他。
1949年4月底，在美国留学两年的熊向晖学成归国。这一次他直接回到了党的怀抱，不过他的真实身份知道的人依旧不多，尤其是国民党内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新中国成立后的11月6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设宴招待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人。席间，周总理把熊向晖介绍给了几人，这些人对于这个胡宗南身边的心腹都不陌生，见他在此还很讶异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
这时候周总理才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随后便将熊向晖潜伏的经历告诉了这几个国民党元老。
按理来说，一般对于特工的经历都是需要保密的，即便是已经归队，也不会这么大张旗鼓地直接宣布，尤其对象还是国民党要员，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公开熊向晖的红色特工身份，也是周总理的一步“妙棋”。
虽然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国民党依旧残余了部分兵力，其中胡宗南更是手握30万重兵。当时南宗南和另一位手握重兵的国民党将领宋希濂都主张放弃四川，进军滇西，这个主张是能让国民党反动派苟延残喘的。而蒋介石主张的是“保卫大西南”，这一主张可以让我军迂回包抄国民党残军。
所以周总理向几位国民党要员公开熊向晖的真实身份，就是让他们将这一情况告知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势必会对胡宗南产生猜忌，也就会对他的军事主张不予采纳。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蒋介石先后多次拒绝了胡宗南的西进主张，甚至有一次还命令胡宗南杀身成仁，为党国尽最大忠诚。可以说，周总理这一“妙棋”，直接让国民党陷入了彻底的失败。
之后，熊向晖先后在新中国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中国驻英国代办、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直到2005年9月9日，熊老在北京离世，传奇的一生就此落幕，享年86岁。
纵观熊老一生，不管是年轻时潜伏12载的无怨无悔，还是建国后的无私奉献，都彰显了老一辈革命者的赤诚。也难怪乎2001年在看到他的事迹的时候，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会亲自赶往医院看他。
谨以此文纪念传奇红色特工熊向晖波澜壮阔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