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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亦称口碑史学。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该类历史资料源自人的记忆，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学生等，访问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让学者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之后，作为日后学术分析，在这些原始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对比，让历史更加全面补充、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事件真实。汤原是威震东北的抗联六军的诞生地，如何能够更加真实的将家乡历史和老区精神传承下去？汤原博物馆自2017年秋便开始了“口述历史”的筹备和采访工作，我们肩负着时代赋予的重任，我们在用语言构筑生命经历！ ——汤原博物馆“口述历史”采访小组 张传福—我以我血沃中华(下) 三、战斗！战斗！ 〖题记〗：面对凶残的敌人，唯有战斗！战斗！ （东北抗日联军一部） 张传福参加抗日后，其部下被编入汤原游击队，他任中队长。 1935年底，赵尚志李兆麟率三军部队来到汤原地区，汤原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取消大队建制，改为六个团，夏云阶任军长兼政治部主任。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戴鸿宾、马德山、陈少斌、张传福、冯治纲分别任一、二、三、四、五团团长。同年11月26日，夏云阶牺牲，戴鸿宾代理军长，张寿篯（李兆麟）为政治委员，冯治纲任参谋长。取消团建制，改编为四个师，张传福任二师师长，辖十团、十一团、十二团。他哥哥张合任十二团团长。张传福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几次负伤，战功赫赫。 现记述几次主要战斗： 张传福儿子张永胜在回忆录中记录： “1936年6月4日，我父亲张传福准备把第三团全体指战员带到松花江南岸执行任务，但因东方发白天也大亮，部队渡江目标太大，只好住在三甲的福胜屯尹家大院。中午，突然从汤原方向开来一辆汽车，队伍立刻做好战斗准备。从这里的公路和水路条件看，如打响，对第三团是很不利的，必须迅速解决战斗，马上转移，否则，敌人的快速部队很快赶到。因此，满车鬼子架着机枪从屯后公路开过去时，我们并没有截击。但是由于格节河涨水，桥梁冲坏，汽车无法过河，就掉转头返回，直奔尹家大院儿。这样，第三团面临的一场战斗是不可避免的了。当鬼子汽车刚开到大院门口时，早在这里准备好的三团机枪便打响了。第一枪就打破汽车的油箱，接连就是一阵猛打，激战仅十分钟左右，鬼子的枪声便停止了。为了迅速清理战场，赶快转移，我父亲张传福首先冲出大院儿，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同时负伤的还有我四伯父张合。这次战斗三十一个鬼子被消灭三十名，缴获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手枪三支，步枪二十九只，烧毁汽车。队伍立即过格节河转移。”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史称尹家大院战斗，也称三甲伏击战。如今，汤原县胜利乡福胜村屯外公路边，竖着一块三甲伏击战战迹地记念碑，就是为了纪念这次战斗。尹家大院是一家姓尹的大粮户，南边紧挨着松花江，西边距离汤原县城仅不足十华里，又是平坦的公路，敌人的机动部队转眼就到，难怪张传福起初没想进行这场战斗。战斗猝然发生，皆因格节河张水冲毁的那座桥。敌人的军车通过不了断桥，稀里糊涂奔向了尹家大院，自投罗网，撞到了张传福的枪口上。战斗结束后，即刻清理战场，迅速转移，匆忙中导致张传福被残敌击中负伤。 （伏击日寇的东北抗日联军某部） 王春林，是秘密潜入伪汤原县守卫队内部的我抗联人员，由戴鸿宾直接领导。他在回忆录中祥细记述了曹家屯战斗的情况。 “1936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将过。守卫队院里，想起紧急集合的急促哨音。班长大步跑进炮台里高声道：队长命令全副武装紧急集合！当时我们正在午睡，听到命令一骨碌爬起来，来不及擦擦眼睛，便穿好衣服，皮带一扎，子弹袋儿挎在身上，拎起步枪就向外跑。（略） 队长一声令下，我们便都爬上了公安局的两部大汽车。由县城出了东门，直奔曹家屯。前边日本军队的汽车扬起的尘土一溜一溜的，看不清有多少辆。我们的汽车赶到曹家屯前停了下来，先到的日本军队正在向车上抬日本人死尸。没到跟前就闻到了被烧死尸的臭味儿，离远看去，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死尸都赤条条的，白花花的。像是褪完了猪毛的死猪。幸好没有让我们去抬死尸。日本军把小屯子包围起来，搜捕了十几个老人，赶到一个大院里，全部枪杀了。接着又在屯子里放起火来，放完火，几辆汽车满载着日本兵死尸回到县城。 后来我回到队上，听老队员讲过这次战斗的经过。（略） 7月中旬的这一天，由东柈场子出来一股日本讨伐队，四部汽车，大约五六十名日本兵，经过曹家屯直奔靠山屯去了。曹家屯离公路二里路，抗联六军张传福率部头天夜里到曹家屯住下来，没有暴露目标。这股日本讨伐队由公路经过，被岗哨看得一清二楚，他没有惊动敌人。公路终点到靠山屯，敌人肯定原路返回，于是戴鸿宾决定打个伏击。他令人把公路横着挖了一道沟，两尺多深，上面用树枝架起来，又铺上一层谷草，谷草上用土埋好。最上面又用干土和马粪伪装好。游击队员（抗日联军）全部埋伏在路两旁青稞地里，专等着对敌人攻击。 这股日本讨伐队得到靠山屯儿头一天有抗联三军一股部队住进的情报，便在天亮的时候直奔靠山屯儿而来，其实这股部队半夜时已经走了。日本子当然扑了个空，什么也没捞到，可是他们并不灰心（死心），散到各家各户抢掠奸淫，临走时又放火烧掉了几家房子。闹腾完了，便坐上汽车往回返了。 时近中午，四辆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了过来，一刹那间，第一辆汽车咕咚一声前轮掉进沟里，这猛一家伙把车上的日本兵都给弄成了半死。第二部车已冲到前车后面，就在这个时候，两边队伍一起开火，子弹像暴雨一样泼向敌人。在两三分钟内，第一部汽车的敌人因汽车掉进沟里，把人拥成一堆，一颗子弹可能穿上几个，所以车上的日本兵一个也没跳下来，成了一堆死肉。第二部汽车仅有车上活着跳四五个，第三、第四部车上活着跳下来的多一些。可是他们由车上跳下后，一时也找不上能隐蔽的地方，吱吱哇哇乱叫往车底下钻。车底下空间低小，钻进去的一时枪口都伸不出来，干挨打。有的钻不进去就掉头向青稞地里，当时日本兵可能是吓蒙了，也顾不得看前面了，向前猛跑跑到游击队员面前。队员也来不及放枪，就几个起来，把他活活的捉住。也有的幸运地冲进青纱帐，从人缝中逃掉了。不到十分钟时间结束了战斗，立刻打扫战场，首先把敌人的枪支弹药收集起来，每部汽车上都有成箱弹药。又决定把打死日本兵的衣服全部扒下来，队员们可真不客气，把日本兵扒的一丝不挂，个个像白条猪似的。清理完后，把汽车点上了火，掩埋了三名牺牲的同志。轻重伤员八名，重伤员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小屯儿里，交给地方负责治疗，部队转移进了山里。等消息传到城里，日本大队人马和我们坐汽车去时，只能给这些日本兵收尸了。 把日本死尸拉回城里第二天的早晨。守卫队派出十名警兵，日本宪兵队来了两部汽车。由我和另一个警兵从大监狱提十名囚犯，押到县公署后院，把几年来存下的劈不开的木头疙瘩装上汽车，拉到县城西南角一块空地。把木头码成两行，每行有六尺宽四尺高，这样运了很多车。下午又由守卫队派了四名警兵，在火葬场四周出岗哨，其中就有我。这时日本的大板汽车来了，每车大约装有七八个用麻绳混得很结实的芦苇席子筒子。每捆上都绑着小木牌儿，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字和编号儿，整整齐齐地成两大溜排在木材垛上。专门有一部汽车拉来了很多桶汽油，把油浇在木头垛上面，然后点上一把火。我们站岗的立刻跑到上风头，远远地看着，不一会儿烈火腾腾，稍近一点儿就嗅到了那种难闻的臭气。一直烧到第二天的早晨，日本宪兵队来了两部车，车上装的都是一尺见方的小木匣，把烧完的每行骨灰拾起装进小木匣里，然后把小木匣一个个埋在一块儿平地上。那块儿前面都立一个小木牌儿，上面儿写着某某伍长某某曹长的名字。然后在县公署门前小广场搭起一溜席棚，摆上供桌名牌香炉蜡烛等物，又拉来城乡各式高级点心水果，把供桌摆得满满的。另外还有商会和农会出钱雇来的一伙吹鼓手，吹吹打打，办得很热闹。工商会和农会等送来挽联花圈等物。日本军队全副武装集合在广场上，各行头面人物（汉奸）都来哀悼他的亲爹亲娘，外面站着很多看热闹的老百姓，守卫队派出的岗哨形成了一条警戒线。县公署参事官宫地宪一率领默哀之后，另一日本军队长官致悼词。无非是大日本皇军为天皇陛下为大东亚共荣圈，为日满亲善而殉难是至高无上的光荣等等。人群中有人小声的说，既然那么光荣，应该多死一点。宫地参事官向死者授了勋章，吹鼓手又吹吹打打了一通，宣布散会。参事官对守卫队长说，守卫队士兵都辛苦了，这些供品由守卫队和杨警长装了一小筐之外，我们守卫队警兵每人分一份儿，每个人摊到五个苹果一包点心，美美地吃了一顿。警兵们开玩笑说，这样的高级点心隔三差五地分一次，我们还大大地欢迎呢。” 王春林间接亲历了曹家屯战斗，他是一位秘密的潜伏者，一位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日后由他亲自送出绝密情报，导演了一场汤原军民夜袭汤原的大戏，震动了伪满州国。当时，他只是伪汤原县守备队的一名小卒，啥差事都得干，还挨过警长的耳光子。对于曹家屯战斗，可以说，他是怀着一种极其喜悦的心情在欣赏。所以，记述非常祥尽，日本兵火化和忌祀的场面更是活灵活现，真实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这在抗联回忆录中是很难得的。遗憾的是没说明日本兵一共被打死多少，只能根据火化尸体的规模，来自己估算了。看情形，少不了。张传福二师一部的这场伏击战斗，无疑打得非常精彩。 （东北抗日联军一部） （王钧 摄于1955年） 王钧，抗联老战士，原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钓，在其回忆录《血荐轩辕》中如下记载： “ 李兆麟走后，二师张传福师长带领我们渡过松花江，到松花江南岸富锦一带活动。那天我们在富锦西边古城住下，日本关东军从佳木斯来的。当我们发现敌人时，张师长指示大家：“敌人来了要沉住气，往近来放，当敌人距离我们一百米以内再开枪。”我军有古城土棱子这样好的工事，土棱子外边又是割完草光秃秃的平川，敌人无任何隐蔽物。日本关东军距离我军很远，就放一顿抢，我军根本没理他，日军看我们没有还击，就端着带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往前冲来。当日本鬼子来到一百米以内时，张师长一挥手，喊声“打”。我军步枪和机关枪一起向日本鬼子身上射击，一下子打倒一片。日本鬼子又组织一次冲锋，又被我军打下去。这次战斗，把日本鬼子武士道精神打丢了，日本鬼子慌忙弃尸逃窜。我军指战员越出战壕，将日本（鬼子）损失的枪支弹药缴回来，缴获枪支56支，弹药528发，打死日军78名，我军只牺牲一名梁连长。这次较大的战斗胜利后，我们又返回松花江北岸。” （日军在佳木斯附近行军） 这次战斗发生在1938年4月下旬，一个月前刚刚发生了“三.一五”惨案，日寇调集重兵围剿活动于下江的各支抗联部队，捣毁我密营被服厂，屠杀逮捕我抗联部队指战员和地下组织。面临严峻的形势，北满省委紧急召开省委会议，研究应对残酷的局面，李兆麟刚刚带着警卫员前往通河大青观山里参加省委会议。 这次是一场提振士气的战斗，抗联战士射出的每一粒子弹，都带着复仇的怒火，一场激烈的战斗，78具敌尸横卧战场，我军仅牺牲一名连长，足见张传福师长指挥果断，部下战斗力强悍。富锦战斗是西征前最成功的一次战斗范例，此后，下江各抗联部队就在李兆麟指挥下收拢集中，筹集给养，分批开始漫漫的西征之路。 四、血染黑金河 〖题记〗：漫漫西征路，壮志未筹身先去。将军竟殒命沙场，血洒黑金河畔。 （西征途中的东北抗联战士） 西征，是东北抗联史上最惨烈的远征，它是1938年秋冬之季，集结于三江平原狭窄地域的三六九和十一军部队，为冲破敌人重兵围堵而进行的一场悲壮的战略转移。堪称与红军长征相媲美，为世界军事史上之奇迹。人类历史上再没有那个军队，在如此高寒、险恶、缺衣无粮、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环境下，进行过这种空前绝后的军事壮举。 首批西征部队由六军二师十一团、一师六团，共三百多人组成，都是骑兵。六军参谋长冯治纲和二师师长张传福负责指挥。其余军政指挥人员有：二师参谋长韩铁汉、二师十一团负责人王钧、西征部队党委书记陈雷。首批西征部队出发的时期是1938年7月，出发地点在悟恫河畔的老等山密营，目的地是海伦县八道林子，那里由三军五师张光迪部已经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西征部队的目的，是穿越人迹罕至的小兴安岭，冲破日伪对下江地区的重重包围，到达松嫩平原，建立新的根据地。 西征部队途中在鹤岗、太平川等地多次补充给养。农历七月十五日，到达汤原县北的黑金河沟口。 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同志，参加了首批西征，他在回忆录中如下记录： “为了避开敌人的“讨伐队”，我们西征部队晓宿夜行，又到了黑金河畔。黑金河是一条由山溪汇成的小河，河水不太宽阔，但水流湍急，水声哗哗，很有气势。部队到达这里，正逢农历七月十五，天气晴朗，皓月当空。部队宿营，多在有屏障的河坝下，唯二师师部宿营在高坝上，这是韩参谋长李副官安排的（注释）。我们这个住地离高坝不远的东北面有一座小山头儿，我们就在这里放上了岗哨，警戒敌人。我和张师长在高坝上各搭了一个白布帐篷，张师长的帐篷里还点的蜡烛，他在阅读文件。经过一天多的紧张行军，战士们都累了，很快进入了梦乡。我把马鞍子卸下来，拿到帐篷里当枕头，躺在上面朦朦胧胧将要睡着，突然，枪声大作，我呼的起身出了帐篷，见敌人已占据岗哨所在的小山头，用密集的火力向我们宿营的山坝上射击。我立即伏在马鞍子上与对人对射起来。我看见敌人的火力主要集中在这两顶白色的小帐篷上，张师长的帐篷且有灯光，也成了敌人射击的主要目标。敌人的炮弹在我的周围爆炸，忽然我听到啪的一声，感到肩头一震，随着一声炮响，我的军帽被爆炸的炮弹掀起的气浪冲向天空，我就昏迷过去了。几分钟之后，我苏醒过来，觉得右肩疼痛，右手动作失灵，我明白，自己的肩头和颈部受伤了。炮弹在我身边爆炸时，我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张开嘴，所以，右耳震聋了，造成终身耳聋。我被同志们搀扶到河坝下，避开了敌人的射击。枪炮声使马匹全都惊得四散而去，冯治纲同志赶紧收集队伍，救出伤员，准备撤出战斗。大家在河坝的帐篷边找到了张传福，他已经身负重伤，战士们把他放在一架简单的担架上，抬着转移到河坝下。我虽然肩上负伤，还能行走，只是用一条纱布把右臂吊在脖子上，随着队伍前进。走了不到三里地，张师长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张师长牺牲后，二师保安连发生动摇，这个连多是张师长的亲友和同乡。他们以为张传福一牺牲，便失去了依靠，在温岭长的裹挟下中途逃跑了，我们的部队一下子减员六七十人。我们在冯治纲参谋长的率领下继续西征，过了汤旺河，进入了深山老林。” 首批西征部队在黑金河沟口遭遇敌人伏击，张永胜回忆录记述，是由于部队在太平川筹集给养时，驮粮食的马匹脱队，自己跑回了家，被太平川警察署发现，报告了汤原县城的日本人，敌人随后尾随而来，打了西征部队的伏击。 “7月上旬，我父亲张传福向下江人民和家乡亲友告别，按军部命令率领第二师（二师十一团、一师六团）首批远征部队，由绥滨（梧桐河畔老等山密营）启程，进行西征。 7月27日（农历六月三十日），西征部队途经汤原县太平川耿家围子时，通过群众秘密送出粮食，以济（接济、保障）部队继续西征。不料，因天黑下雨，一匹驮着粮食的马，不慎溜缰（指马脱缰，脱离驮运轾重的队伍），脱离队伍，顺路跑到太平川伪警察署院里，被敌人发现告密。汤原日本守备队调集大批兵力，全力乘汽车随后跟踪追击。到第二天傍晚，队伍行至黑金河小南沟时，准备宿营，突然遭到从北山摸上来的百余日军的袭击。在激烈的战斗中，我父亲张传福身负重伤，负伤的还有陈雷等十余名同志，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战斗结束后，部队在六军参谋长冯治纲等领导同志的率领下继发西征，留下一部队同志护送我父亲张传福和陈雷（此处有误，陈雷并未留下养伤，而是随队到达了海伦八道林子。）等人转移。但因我父亲张传福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在转移的第二天夜里，即1938年7月29日（农历七月初三）英勇牺牲，终年三十六岁。” 此种解释是一家之言，有这种可能。也有一种可能是三百多骑兵一起行动，中途不断筹集给养，袭击敌人据点，不会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加之敌人有飞机空中侦察，正在调动部队围剿抗联各部，不会不掌握我军的动向。黑金河沟口战斗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首批西征的王钧在回忆录《血荐轩辕》中，也对此次战斗有过记述： “1938年七月份，李兆麟率领他的小部队又返回黑龙江北老等山，查看首批西征部队思想整顿和物资准备情况。六军参谋长冯治纲提议，把王钧调到第一批西征部队来，他上一年随军长西征过一次，道路熟。李兆麟同意把我调到第一批西征部队上来。冯参谋长把我派到二师十一团任政治部主任兼团长，好在西征部队的前头指引路线。李兆麟对第一批西征部队又进一步进行思想动员和党的组织整编临时党委工作。首批西征部队党委书记由军参谋长冯治纲担任，委员有二师师长张传福，军部副官长杨万山，二师参谋长韩铁汉，二师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王钧等五人，组成西征部队临时党委。由于七月份是伏天，雨多。上一年也是七月份西征的，困难很多，路泥泞，稀泥过膝，马匹累死的很多。我提议，我们坚决完成西征的任务是坚定不移的，为了更好地保存部队的实力，今年西征是否晚走几天，到八月份开始走。道路平松些，好走，走的也快，这个时间部队可充分准备给养。李兆麟同意了我的意见，并把陈雷派到二师做宣传科长。我们抓紧准备出征的给养和物品，在汤原县城东太平川耿子修家筹集的米。月初，我们按预定的计划出发了，第一天部队走到汤原北山黑金河西沟岔住下。部队刚刚把马背上驮着的米盐放在地上，敌人就从西北山岗梁上开枪，向我们十一团射击，把做饭用的铁盒子打的竟是窟窿。敌人抬高了射线，打到师里去了，把张师长腿打断了，陈雷的脖子负了轻伤。敌人采用的战术是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用机关枪和掷弹筒猛烈火力压制我们，在山下用机动部队向我们冲锋，想打的我军什么也带不走。在万分激烈的战斗中张师长腿被打断，我立即命令十一团就地卧倒向敌人射击，顶住敌人的进攻，冒着冰雹似的弹雨，和同志们一起用毛毯将张师长和十一团董英华连长等重伤号拖出险地，然后命令十一团撤下来。部队撤到沟里冯参谋长住处，他在此情况下极为果断的处理这一问题。把二师保安连留下，委托温连长负责，把张师长和董英华连长放一安全地方养伤，买药，运粮，伤养好，继续西征。” 首批西征出发时间和在黑金河沟口发生战斗的时间，以上三人各执一词，没有一处相同，这是抗联历史记述中常见的事，考证起来十分困难。目前也只能确定，部队大体出发的时间是在1938年的7、8月之间，即，7月末，8月初之季。黑金河沟口战斗的时间，陈雷记述的是1938年农历七月十五，“天气晴朗，皓月当空，”而张永胜记述的是1938年农历七月初三。我们该信谁呢？还是那句话，是在1938年7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吧。首批西征骨干部队由六军二师十一团和一师六团的部队组成，军部教导队应该不是第一批西征的部队，因为第三批西征部队是由六军教导队和十一军的部队，共计一百多人组成的。担任第三批西征部队指挥的李兆麟不会把教导队分成两批出发。 跟随张传福留下的部队最后情况如何？ 陈雷的记述是：“ 张师长牺牲后，二师保安连发生动摇，这个连多是张师长的亲友和同乡。他们以为张传福一牺牲，便失去了依靠，在温岭长的裹挟下中途逃跑了，我们的部队一下子减员六七十人。” 王钧的记述是：“部队撤到沟里冯参谋长住处，他在此情况下极为果断的处理这一问题。把二师保安连留下，委托温连长负责，把张师长和董英华连长放一安全地方养伤，买药，运粮，伤养好，继续西征。” 此二人均未与留下的部队在一起，了解的情况是间接的。这些人最后的去向，现在基本无从考证了。太平川有一个叫冯万林的人，过去是太平川青年队的。他活着的时候说，张传福牺牲后埋葬的时候，他在场了，说是用刺刀挖的坑，用军毯包裹的尸体，没有棺材，用石头垒的坟。这些话到底可不可信？谁也确定不了，值得怀疑的是，冯万林一个青年队的人，怎么跑到西征部队里去了呢。但是再细想一下，西征部队曾在太平川补给，那些骡马驼运粮食等物质，是要有地方人员帮助的。这样冯万林出现在西征部队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坊间还有各种说法，从口口相传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只能大概了解，张传福牺牲后，二师保安连温连长带领大家将其埋在了山坡密林中，是用军毯包裹着埋葬的，没有棺材，用刺刀挖开草皮乱石，用石头垒的坟，他的两只匣子枪也同时埋在了坟里。那场战斗同时负伤的十一团董英华连长，是牺牲了还是活了下来？没有一点资料。大部队已经远去，师长牺牲了，这些部队无所适从，据说又与追击的敌人进行了战斗，有人牺牲，有人被俘，其余的人流散了。这可以理解为一种逃跑，但更确切的解释应该是流散。抗联战士们只是暂时脱离了大部队，隐匿在了乡间草舍，他们那颗抗日的心不会改变的。 （张德昌拜谒爷爷张传福烈士牺牲地纪念碑） （张德昌与为爷爷牺牲地立碑的黑金河果树场场长王友林夫妻） 汤原县黑金河果树示范场坐落于城北黑金河沟口处，东面山坡立着一块石碑，上书一行字：张传福烈士牺牲地。2017年12月7日，张传福孙子张徳昌寻觅到此，拜谒爷爷牺牲地，此前他一直不知道此处有一块标明为爷爷牺牲地的纪念碑。该场场长王友林说，这块碑起初是他们立的，是县里安排的，他们离的近，就让他们场子給立上了，前几年又在原址换了一块大碑，重新修了围栏。其实张传福的牺牲地不在这儿，在场子西面暖泉沟大里头呢。具体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了。 张传福到底是怎么牺牲的，王钧的回忆录只叙述了战斗进行情况，没有涉及张传福的牺牲。陈雷的回忆也只是说，走了几里地就牺牲了。在本来就混乱的抗联史资料中，关于这一事情的记述很少。随着时间的流逝，知情人一个个谢世离去，这恐怕真会成为一个迷了。 张传福牺牲是被击中腿部，腿被打折了，因失血过多而死，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抗联战事多险恶，环境艰苦，难于想像，漫漫西征途中，一个伤口，没有了鞋子都可能丧命，更何况是断腿重伤。几乎没有任何医药救治，负了伤，除了靠自己生命的自我医治，只能眼睁睁看着鲜血流尽而死了。 （远处的山影是暖泉沟，或许长眠着张传福烈士） 令人惊骇的是：张传福的胞兄张和四大个子，生前一直耿耿于怀，说张传福牺牲是死在自己人的手上，是警卫员在其失血过多，救治无望的情况下，引爆手榴弹将其震死的，解放后该警卫员还因此被捕入狱。到底是不是事实，不得而知。但是抗联部队中，确实存在抗联战士受伤后，为了减轻痛苦，由战友添枪，帮助最后解决的情况。这该是一幅多么悲壮的惨烈画面啊！我们不忍直视它，就让它隐匿在历史的尘埃之下吧。 感谢阅读，全篇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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