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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五年，在京城担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患上了疟疾，抓药治病时，发现一味名为“龙骨”的药材上有跟青铜铭文相似的刀刻痕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王懿荣从药材店购买了类似的“龙骨”，并几经辗转，确定这批带有字符的古物出自河南。由此，甲骨文被发现，并使得安阳一带成为了古董商们和盗宝者们趋之若鹜的地方，而小屯村及其周围的殷墟，后来更是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王懿荣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安阳“探宝”的人你来我往，使得这里的很多坟茔都不得安宁。1939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五），安阳武官村的人们按照风俗祭祖。时年18岁的吴培文和家人上坟祭祖，发现祖坟又被盗墓者挖了，其中一座墓还留着一个大深坑。祖坟被盗扰，已非什么新鲜事儿，但还得抓紧时间抢修。 与吴培文一同修坟的，还有同族的一位堂哥，名叫吴希增。吴希增年长，阅历丰富，而且对探宝也颇有经验。在吴培文、吴希增兄弟两人在祖坟附近取土修坟时，吴希增意识到，祖坟下面可能真埋有宝贝，因此便动了“探宝”的心思。 在接来下的日子，吴希增开始了自己的“探宝”活动，他用探杆在吴家祖坟附近反复尝试，最终距地表13米深左右的地方，有了重要发现：探杆打下去后，触碰到了坚硬的东西，等拔出来一看，探杆头已经卷刃，而且上面附着了些绿色的铜锈。吴希增明白，祖坟地下有宝物！  洛阳铲（探杆） 记清具体位置后，吴希增偷偷找到堂弟吴培文。因为宝物所在的位置，正是吴培文这一支的祖坟，一旦要动手开挖，势必要经过吴培文的应允。当时，吴培文嫡亲的两个哥哥均已早逝，这一支全由18岁的吴培文独撑家门。吴希增在吴培文祖坟下探到宝物的消息，使得吴培文陷入了沉思。 吴培文虽然没有参与过“探宝”之类的活动，但他也十分清楚，如果要挖地下的宝贝，势必要掘开很大的深坑，自家祖坟也肯定被毁。挖自己祖坟这种事，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道德谴责，可绝非儿戏。但是，吴家祖坟已经被人盯上，而且堂哥吴希增能发现，那别人发现也只是早晚的事儿。更重要的是，当时安阳处于日军的控制下，要是消息泄露，东西落入日本人手里，那可就麻烦了。经过一晚上的辗转反侧和思想斗争，吴培文还是决定毁祖坟、挖地下的宝贝。 吴培文做出决定后，买来香裱，蒸了花馍，私下里进行了一次祭祖、祷告。他跪在祖宗牌位前，焚香、烧纸、祭酒，将此事告知祖宗，表示自己不孝，要挖祖坟下的宝物，并请求祖宗宽恕。虽然这仅仅是求得心安，但这一番流程走下来，吴培文挖宝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觉得，将东西挖出来妥善保存，或是卖给中国古董商，总比落入日本人之手要强。  要挖距地表十多米的宝物，绝非一两个人之力能完成。经过仔细盘算，吴培文、吴希增又联络了可信的亲朋好友，他们趁着夜色进入墓地。第一天晚上参与挖宝的，除了吴培文、吴希增两兄弟，还有十七八个小伙子。按照当时“探宝”的规矩，参与者自然是“见者有份”，因此大家干得热情高涨，很快就看到了深埋于地下的宝物。人们借着昏暗的烛光，发现坑里埋着一件巨大的铜器，由于其姿势是腿朝上，还看不清具体是什么，但感觉有点像青铜炉，因而有人叫它为“神炉”。 经过一晚上紧张的忙活，虽然见到了“神炉”的模样，可也即将天亮，根本不可能将它抬出来运走。随后，大家回填了部分浮土，然后用柴草盖住了洞口，约定晚上继续挖。 因为已经知道“神炉”体积庞大，又十分笨重，吴培文决定扩大挖宝队伍，又请来了一些人，参与的总人数达到了42人。在四十多人的帮忙下，整个“神炉”从淤泥中展露出来了，但由于太过笨重，大家束手无策，实在是抬不动。 经过一番商议，挖宝的人群分为两拨，一部分扩大洞口，以便后续抬运铜器，另一部分找来圆木，在洞口交叉支撑，作为“叉抽”（当地的叫法），然后用浇水的辘轳当作滑轮，用绳子提升铜器。由于人力有限，他们还找来了3匹牲口，用骡马拽洞底的铜器。 这样一来，洞底下留两三个人，帮着控制铜器、用撬棍抬，上面的人和牲口则通过滑轮往外拽。为了安全起见，每抬起一段，就在底部回填部分土，如此往复，“神炉”一点点上升。可是，由于铜器太重，中途绳子还是断裂了。挖宝行动被迫再次终止，只好第三天晚上继续。 正所谓，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吴培文等人一再小心，消息还是泄露了。当时，武官村隶属于第十区，区公所的头头不知从哪得知消息，带着一个排的人到了吴家祖坟，说是出于同乡情谊，要带人保护，帮着大家一块挖宝贝。当然，这种“好心”，也是为了“分红”。吴家兄弟无奈，也只好接受了区公所头头的“保护”。 由此，有趣的一幕发生了：四十多人外加三匹牲口忙着在吴家祖坟挖宝，而区公所一个排的人手持武器在外围站岗警戒。幸运的是，经过反复尝试，终于在第三天夜里将坑里的“神炉”运回了村里，并暂时将其埋在了吴培文家中的粪堆下。  吴培文故居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神炉”出土时，仅有一耳。尽管村民们并不太清楚这个器型，但很直观地意识到，它应该是对称的，原器应该还有一耳。于是，他们又折回去继续寻找，可即便扩大了掘土的范围和深度，还是没有发现。同时考虑到另一侧缺耳处的断茬显得很旧，好像并不是发掘时弄断的，也就只好作罢了。 按照吴培文的打算，“神炉”需要妥善保管，如果有靠谱的中国古董商，亦可出售，但绝不能让其落入日本人手里。有了这种打算，吴培文行事极为小心，起初也并未急着出手。 不过，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武官村有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他得知吴培文从祖坟底下挖出了件大个儿的“神炉”后，跑去驻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那里邀功。黑田荣得到消息后，表示要来看这件铜器，这使得吴培文无法拒绝。 黑田荣见了铜器后，围着宝贝“呦西、呦西”地转了好几圈，还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堆，弄得村民一头雾水。在他离开前，一面竖起大拇指，一面用蹩脚的口音说着：“宝物！宝物！中国人，这个！”  “这下可坏了！”吴培文意识到，这个黑田荣肯定得向上面报告，日军来夺取宝贝，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时，周围人给吴培文出主意，赶紧联系买家，找个中国古董商出手，然后带着钱避难。万般无奈之下，吴培文只得寻求古董商，希望及时将铜器出手。 经人介绍，吴培文与北京著名的大古董商肖寅卿取得了联系。肖寅卿听说安阳又出了大型铜器，便带着随从、护卫南下，到吴培文家中验货。结果，见多识广的肖寅卿也被这件所谓的“神炉”震撼了。原来，村民口中的“神炉”，实际上是商代的铜鼎，是当时贵族所使用的礼器。 肖寅卿十分兴奋，围着大通鼎反复观看，最后却说没法买。问及原因，肖寅卿说道：“我没办法要……不是出不起钱，是器件太重无法运走。” 然而，肖寅卿确实心动了，他知道整件铜器没法运走，便提出了一个方案：将铜鼎分割成十块八块的，割好装箱。为了表达诚意，肖寅卿还表示愿意以20万银元的价格收购。20万银元，在当时可谓是一笔巨款。于是，村民们决定按照肖寅卿的建议，开始分割铜鼎。 可是，当大家尝试分割铜鼎时才发现，铜鼎极为坚硬，哪怕是使用德国进口的锯条，也仅仅勉强锯了一道沟痕。当用废了七八根锯条，换了好几波人后，村民们决定放弃了用锯条肢解的办法，而是改用铁锤砸。起初，铁锤抡到铜鼎上时，犹如敲打在铜鼓上一般，声音在夜空中传得老远。一锤砸下去，便不敢再抡第二锤了，生怕把日军招来。 后来，村民们想出了办法：用被子蒙上铜鼎，然后再在鼎耳处垫上鞋底子，这样砸下去后声音便小了很多。换了五六个人，前后砸了几十锤后，终于将鼎耳砸掉了。就这样，原本已残缺一耳的铜鼎，仅剩的那支鼎耳也被砸掉了。  当鼎耳被砸掉的那一刻，吴培文坐不住了。他赶紧制止了大伙儿，毕竟如此暴力地破坏“神炉”，也有违当时毁祖坟、挖宝贝的初衷。同时，农民们考虑到古董商临走时并未留下定金，如果就这么直愣愣地肢解了铜器，万一对方反悔，岂不是既毁坏了宝物，又蒙受了损失？ 幸而吴培文叫停了肢解铜鼎的计划，否则后果定会一发不可收拾。然而，铜鼎的劫难尚未逃脱，日本兵果然还是前来夺宝了。 日军第一次进村夺宝时，吴培文机智地从院子里躲了出去。根据吴培文后来的回忆，那次铜鼎躲过一劫，还真有些解释不清的偶然因素，或者说是“异象”：就在日军准备搜索铜鼎时，突然从西北起了一阵狂风，刮得人睁不开眼，不少树都被折断了。这场黑风，有可能是春天的龙卷风，但在吴培文心中，却觉得是“大炉有灵，天助我也”。但不管如何，铜鼎躲过了日军的初次搜查，没有被掠走。 吴培文是个聪明的小伙儿，他深知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又想了个计策，从古董商手中买了件青铜器赝品，然后将它藏在自己家的炕洞里，准备用其糊弄日本人。  不久，日军在伪军的带领下，又一次冲进了吴培文家，并带走了炕洞里的那件铜器。日本人的初衷便是夺宝，加之前来夺宝的日军对古董并不了解，因而并未当场意识到被骗。日军虽然得意洋洋地离去了，但伪军却十分狡猾，他们反而更加怀疑吴培文藏有更珍贵的宝物，因而加紧监视吴家。 为了守护铜鼎和躲避汉奸、日军的纠缠，吴培文找来几个靠谱的兄弟，将铜鼎埋在吴家大院的东屋，然后离开了故乡，跑到外地逃难去了。由于吴培文不知去向，伪军、汉奸们也就放弃了继续追查，铜鼎也因此躲过了一劫。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培文返回家乡，又与当初一并挖鼎的几个人商议出售铜鼎。结果，当时安阳县政府的一个陈姓官员，听到了关于铜鼎的传闻。1946年6月，当地官员、警察，在国民党军队的助威下，从吴家大院东屋挖出了铜鼎，之后又从吴培文堂兄手中取走了被砸掉的鼎耳。 后母戊方鼎鼎耳（已修复） 这一年，又适逢蒋介石要过六十大寿。当时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正琢磨着给自己的上峰献礼，便亲自将铜鼎押运到了南京。但蒋介石对是否接受这件铜鼎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仅让人将它放到了当时的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关于蒋介石为何没直接接受铜鼎，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铜鼎公诸于世时，曾在安阳当地引发了强烈反响，当时的《国民报》在报道此事时提到“观看者动以千记，盛况空前”。显然，暂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自然有避嫌之考虑。 及至1948年5月29日，铜鼎在南京首次展出时，蒋介石与夫人亲临参观。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此鼎的重视程度。次年，蒋介石亦有将铜鼎运往台湾的打算，但因铜鼎过于笨重，未及装机运走，解放军已渡江并解放南京，铜鼎得以留在大陆。  蒋介石参观铜鼎 吴培文与村民们从自家祖坟下挖出的这件“神炉”，可谓历经坎坷，但幸运的是，虽然几经危难，最后均化险为夷。其实，村民们口中的“神炉”，实际上是一件大铜鼎，亦即大名鼎鼎的司母戊大方鼎，现更名为后母戊大方鼎。 后母戊大方鼎，系四足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约832千克，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被列为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64件顶级国宝文物之一。 后母戊大方鼎 后母戊大方鼎轮廓方直，口沿厚实，给人以气势磅礴的浑厚之感，除鼎身四面的中央没有纹饰后，其他各部分均有精美纹饰，且腹部筑有“后母戊”（此前释作“司母戊”）三字，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所铸。专家分析，铸造一件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原料当在1000公斤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反映出商代铸造业的发达和技术水平的高超。  正因后母戊鼎高大厚重，吴培文当年从挖掘此鼎时，请了四十余人帮忙，并动用了三匹牲口，耗时三个晚上才将其运到家中。不过，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认知水平，武官村的掘宝者们，称其为“神炉”，并希望出售给古董商，确有一些不理智的想法和行为；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这些淳朴的村民没有向日军、伪军屈服，在危难时刻藏宝，避免了铜鼎落入敌手，同样令人钦佩。  吴培文触碰铜鼎 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大方鼎先存放于南京博物院，及至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它随即被移至北京，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2005年，河南举行了隆重的“司母戊大方鼎故里展”（当时仍释为“司母戊”）。在展览上，耄耋之年的吴培文与铜鼎再次相遇，而这位老人也特许可以触摸顶级国宝，成为展览史上感人至深的一幕。 2006年，也就是距吴培文从祖坟下挖出“神炉”67年后，安阳市人民政府给予吴培文同志记三等功奖励，并颁发了荣誉证书。此时，当年参与挖宝、护宝的其他村民均已离世，而八十五岁高龄的吴培文，看着铜鼎受到国家最高级别的收藏和保护，内心无比欣慰。  吴培文被记三等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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