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对春秋时齐国的一代贤相有过这样的评价:“微管仲,吾其被发矣”(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怕是会被蛮夷征服而变成被发左衽的装扮了)。管仲因此在后世被誉为“华夏文明”。管仲为什么能得到后世如此之高的评价呢?这是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西周王朝灭亡于犬戎之手,到了春秋时代华夏周边夷狄环绕:西有犬戎、茅津、大荔、义渠、;南有荆楚、卢戎、群蛮、百濮;北有白狄、赤狄、长狄;东有徐、莱、淮夷、群舒...... 《公羊传-僖公四年》记载当时的情况是:“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管仲辅佐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联合中原诸侯遏制了南蛮、北狄的交相入侵。管仲先是成功使齐国国库和百姓都富裕起来、社会环境安定下来。在稳定了内部以后管仲就开始辅佐齐桓公对外运用军事、外交等手段实现尊王攘夷的大目标。管仲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在管仲的整体构思中军事始终是为政治服务的,国君必须始终牢牢握紧枪杆子。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重视军队建设;二是政治应该指挥军事而不是反过来。 要想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首先要建立的是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管仲规定国内五家为一轨,十个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分别设立官员进行统治。每五个乡可以招募的士兵足额有一万人。当时齐国一共划了十五个乡,也就有了三万常备军队。在当时的人口条件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三军”由齐桓公直接统治,当年辅助齐桓公登基的高氏与国氏协助统领。这样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就牢牢地抓在了齐桓公手里。从此齐国的世家贵族再难对国君构成威胁。 管仲认为强兵是与富国紧密联系的:国家不富裕,强兵就没有基础;富裕起来后不强兵财富就没有保障。管仲自觉地使治国与治军互为联系,从而结成一个系统的整体。管仲提出了“八无敌”的总体战争观:“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管仲的全维战争观跳出了单纯的军事范畴,把战争同政治、经济等因素联系起来,体现出整体战和超限战的思想,给战争以新的内涵。 西方直到一战结束后才明确提出总体战的概念。当然在此前东西方都已经出现了总体战战争模式,只不过还没明确将其概念化。西方的总体战概念是由德国将军埃里希·冯·鲁登道夫提出的。其核心观念主要是以下几条:一、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二、总体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三、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四、军事行动要贯彻协同、突然、迅猛的原则。五、要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在总体战观念下战争不再是简单的两军对垒,而是两国综合实力的全面比拼。 除了两军对垒的正面战场之外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方面面都是可以为战争服务的。在西方人明确提出总体战概念的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管仲早就意识到这点了。管仲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货币战争手段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意图的人。管仲是一位精通数学、统计学和管理学的大师。他深刻认识到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正处于一个“突变”的时代,战争问题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首先是一个军事决策和战略管理问题。管仲把经济管理学的方法用于军事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管子·问篇》作为古代一份社会调查提纲所反映的问题之多为中外古籍罕见。只有做好社会调查(特别是军事调查)才能有效地进行军事管理。管子以提高军事管理效益为目标把齐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按职业分别聚居。十五个士农之乡由桓公、上卿高、国子各率五乡各成一军。平时务农习武,战时成军参战。六个商工之乡不服兵役,专事制造、运输等后勤工作。财政由中央统一调配以保证军费的直接供给。在管仲看来战争始终是在万不得已时的最后选择。 相比之下他更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纠纷。两国实力对等外交就是力量,因为通过外交上的合纵连横纵横捭阖往往能得到军事行动得不到的东西;两国实力不力量就是外交,因为城下之盟根本就没什么好谈的。这时任凭外交官如何伶牙俐齿也无法取得丝毫进展,这时只能依靠军人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当然无论一国实力多么强大,也有耗尽的时候,不然早就有国家统一全世界了。盲目炫耀军事实力只会让全世界都怕自己,而不会让别人发自爱上自己。 当所有人都害怕你的时候难保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联合起来对付你,所以在和平年代还是不要轻易言战,能用外交手段解决的争端就尽量用外交手段解决。管仲的外交主张是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管仲为了使齐桓公成为诸侯之长在外交上协助齐桓公做了许多努力。公元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发兵救燕。公元前661年山戎攻打刑国,管仲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桓公再次发兵攻打山戎以救邢国,还为邢国建立了新都。 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国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公元前656年管仲让齐桓公质问楚国为何不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所用的茅草而导致祭祀大典无法及时进行,使得楚国承认自己的错误。公元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管仲献计让齐桓公会集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公元前654年管仲、齐桓公因郑文公逃会率联军讨伐郑国。数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并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宰孔会于葵丘。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秋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使齐桓公的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华夏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北伐山戎、救助卫邢是保卫同族,是率有道伐无道,属于师出有名。无论从外交上或是军事上考虑管仲都强调齐国必须牢牢抓紧两样东西:正义和实力。 没有实力干不过人家啥都白搭,但光有实力而师出无名也不行,否则堂堂齐国军团不是沦为打手集团了吗?管仲先于其他各国的国君宰相们看出了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王室残存的利用价值——那就是作为中原华夏各诸侯国的精神盟主维系华夏诸国的团结的精神纽带。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讨伐异族就获得了大义名分。问罪楚国也是以楚国不向周天子朝贡为由进行声讨,随后齐桓公和管仲约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组成联军南下。首先一举消灭蔡国,然后兵锋直指楚国。 楚国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派使臣屈完出来谈判。屈完见到齐桓公就问:“你们住在北海,我们住在南海,相隔千里,任何事情都不相干涉。这次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不知是为了什么?”在齐桓公身旁的管仲听了之后就替齐桓公答道:“从前召康公奉了周王的命令曾对我们的祖先太公说过:五等侯九级伯如不守法你们都可以去征讨。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隶都在征讨范围内。你们不向周王进贡用于祭祀的滤酒的包茅已公然违反王礼。还有昭王南征至今未。这事也不是与你们无关。我们兴师来到这里正是为了问罪你们”。 屈完回答道:“多年没有进贡茅确实是我们的过错。至于昭王南征未回是发生在汉水,你们只好去汉水边打听好了”。齐桓公见楚使屈完的态度不软不硬就命令大军在陉(今河南郾城南)驻扎下来。南北两军相峙从春季到夏季已半年。楚国又派屈完和齐桓公、管仲谈判。齐桓公、管仲早就无意打仗,只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显示霸主的威风吓唬楚国罢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同意与屈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军队撤到召陵(今河南偃县)。齐桓公为了炫耀兵力就请屈完来到军中与他同车观看军队。 齐桓公指着军队对屈完说:“指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什么样的敌人能抵抗得了了指挥这样的军队去夹攻城寨,有什么样的城寨攻克不下呢?”屈完很沉静地回答;“国君,你若用德来安抚天下诸侯,那么谁敢不服从呢?如果只凭武力,那么我们楚国可以把方城山当城,把汉水当池。城这么高,池这么深。你的兵再多恐怕也无济于事”。齐桓公为形势所迫同意与楚国结盟。这样南北军事对峙就体面的结束了。其实在征讨楚国的行动中管仲和齐桓公不过是在楚国使臣屈完面前合谋自导自演了一出戏。 齐桓公唱白脸以兵力相威胁;管仲唱红脸主张谈判解决问题。实际上齐、楚两国实力相差并不悬殊,因此双方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既如此只要楚国服软则齐国大可不必强行动手。管仲敏锐意识到了这点,所以绝不打无把握之战,但又让齐桓公唱白脸施压于楚国,从而逼迫楚国缔结利于齐国的盟约。齐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这是为了维护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周礼的支柱,同时也是为了扩大齐国的国际影响力。 通过这件事打造了以齐国为霸主、周天子为精神领域的全新的上下尊卑有序的秩序。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受赐典礼上宰孔请周襄王之命。因齐桓公年老德高,所以不必下拜受赐。齐桓公想听从王命,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于是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齐桓公说罢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在这里齐桓公又好好秀了一把。 这等于免费为自己打了一个大大的广告:告诉世人齐国是尊王的。众诸侯见此皆叹服齐君之有礼。齐桓公又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盟”。齐桓公三十九年(公元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齐桓公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管仲完成得很好,因此获得了周王的赞赏。周襄王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就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最终只接受了下卿礼仪的待遇。由此可见齐桓公和管仲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着尊王攘夷的外交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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