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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硕象牙浅刻 象牙作为美观的天然材料，早在上古时期即为先民所爱重，从而施以雕琢刻镂，寄托审美的情趣，用来装饰生活、供奉神灵、标志阶级。这些牙雕工艺品作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载体，无论在那个国家或民族，初无二致。由于象牙具有财富和身份标识的属性，作为一种被上层统治者所占有的贵重物质资料，很早就发展出成熟的加工工艺，用于制作奢华的实用品和装饰品。 明代以前，各项牙雕工艺已发展成熟，这为明清牙雕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好了充分的技术准备。进入明代，随着东西方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象牙的来源日渐拓展。象牙的消费阶层，在明代初年尚限于统治阶级上层，至明中后期已发展到富裕的市民阶级。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从业人员日益增多，都为接下来牙雕艺术鼎盛时期的来临，作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明代牙雕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仙佛人像雕刻上，反映出当时宗教的世俗化演变和民间信仰的蓬勃兴旺。同时随着文人雕刻艺术的勃兴，牙雕也纳入文房雅玩的范畴，艺术品格得到显著提升。明代的宫廷牙雕虽然存在，但还没有形成特殊的艺术风格，成就也不突出。清代的牙雕工艺则始终受到皇室的重视，使得清代牙雕形成宫廷和民间两大体系。清代民间牙雕艺术流派有南北之分，而宫廷牙雕则集和了各种风格中精细华美的一面，形成“精、细、雅、秀”的特色。晚清时期的牙雕大量外销，艺术上却逐渐衰落，尚备一格的是表现书画内容之象牙浅刻。 新中国成立后，牙雕作为能为国家换取外汇的“特种工艺”之一，得到国家轻工部门的扶植，形成了北京、南京、福州、广州几个生产中心，作品在题材和风貌上都和以往全然不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和国际上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象牙贸易被严格禁止，牙雕作为一个行业已不可能如历史上那样迅猛发展。 如上所述，综合考古材料、传世实物和文献记录来看，可以将中国牙雕艺术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明代以前、明清时期和现代三个阶段，而明清两代无疑是牙雕的高峰。上海博物馆的牙雕收藏大多为明清及近现代的制作，明代以前的作品为数很少。其品种略分为圆雕人像、陈设玩赏件、器具、符牌、佩饰几类，近代流行的象牙浅刻是吸收书画形式的个体化制作，与已往的牙雕有很大差别，宜自成一类。 用象牙制作圆雕人像，最早出现于东欧和西亚地区的早期人类文明，后逐渐发展。公元前5世纪时，古希腊雅典雕刻家菲迪亚斯利用黄金和象牙制作宙斯、雅典娜等神像，成就很高。9-10世纪拜占庭帝国兴盛时期的牙雕工艺也很发达，其牙雕人像多取圣经中的人物为题材，造型古朴静穆，刀法洗练生动。我国的牙雕人像有实物传世的，最早为明代的制作。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牙雕华严三圣(释迦牟尼、文殊、普贤)一度被认为是宋代的作品，后确定出于明代。 一些具有唐代风格的牙雕人像，其真实度也令人怀疑。不过据《武林旧事》所载，南宋宫中每逢七夕佳节，都会摆放牙雕摩喉罗(婴孩形人偶)作为祥物，高者可达三尺。结合雕刻工艺和造像艺术的水平来看，唐宋时期牙雕人像应该相当高明，或在今后能够得到发现。明代牙雕人像的主题有两大序列。一为供奉于神龛之尊像，主要是佛祖、观音、弥勒、文昌、关圣及一些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神祇，此外还有天主教基督、圣母、圣徒等圣像(明代后期福建漳州等地制作了不少供外销的天主教偶像，至今尚可在东南亚、中南美洲等地的教堂中见到)。另一类虽然也能够用作供像，但更多地是作为贺礼、寿礼而在市场中被消费的，主要是寿星、麻姑、八仙、魁星一类有着吉祥寓意的神话人物，其在室内摆放的地位，与其说是供奉，毋宁说是陈设。 上海博物馆藏明代牙雕以圆雕文昌坐像(图1)为代表。像高20厘米。所雕文昌帝君头戴乌纱帽，着团领补服，腰系玉带，袖手端居于虎皮坐墩上，面容丰满清朗，气度雍容。文昌帝君是民间信仰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是文曲星的人格化身。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盛行，对文昌帝君的奉祀普遍。除各地建立的以文昌为名的宫、阁、祠以外，不少书院、私塾、家学内都供奉有文昌神像或牌位。后者供奉的文昌像以漆木、金铜、陶瓷为多，牙雕之品也不少见，大多如此件一般，作中年文官像，与宫观中正式奉祀的文昌神像之捧圭垂绅的“帝君”形象并不相同。明代仙佛神像牙雕多出于福建。此件牙雕文昌像整体雕刻线条刚柔相济，衣纹简练而舒展，仪态含蓄温雅，与明代德化窑何朝宗所作人物瓷塑同一机杼，亦应是闽中雕刻风格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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