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与山的相遇 1942年，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到华北一座古城边上。 他面前是一座平凡之极的山。山既不高，山势也平，毫无险峻可言；既无古木，亦无飞瀑，就是华北最常见的那种石头山。它呈东西走向，绵延约一公里，南麓对着一条不大的河。 年轻人却惊得呆住了。 因为他看见了一尊佛像。  云岗石窟佛像 佛像乃释迦牟尼坐像，高十余米，结跏趺坐，结禅定印，赤袒右肩，外披袈裟。头顶肉髻，肩宽面圆，鼻高唇薄，双眉细长，耳垂肥大，嘴角微翘，仿佛挂着一丝神秘的笑容，还蓄有两撇淡淡的八字须，神情庄重，又有几分可亲。佛像后有背光，上镌坐佛、菩萨、飞天、比丘、火焰等。 它原本端坐于石窟之中，不知何年何月，窟顶风化坍塌，佛像便整个显露出来，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下，于是愈加显出宏伟。莫说信众，就是不奉教的世俗中人，亲眼目睹它的庄严与神圣，也不由得心神震慑，举止收敛。 在它左右的直立石壁上，大大小小地开凿了数百个石窟、上千个佛龛，里面雕塑了成千上万个法相各异的佛像。站远去看，此处便是人间的佛国，西天的胜境。 年轻人问过往的乡人，方知山名武州，这里是山西大同以西十六公里。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云冈。  云岗石窟 匆匆离去时，年轻人依然魂牵梦萦，恍然若失。只是他不知道，往后的一生，自己将与这个名为云冈的所在，生出剪不断割不尽的缘分。 他不知道，在他站立之处，曾有许多人来过。 他也不知道，近八十年后的2021年，又会有一群像他那样的年轻人，在一个特定的日子——“99公益日”里，用一种他想象不到的方式——游戏，从四面八方涌来，把他们的热情和爱，投入到云冈石窟的重生之中。 从彼时到今天，这是一个延续千年的故事。 “极画像之奇观，尽人工之能事” 公元五世纪，中国北方的统治者是鲜卑人建立的王朝。他们为自己定下的国号是好几个王朝都用过的“魏”，为了避免混淆，史称北魏。 鲜卑人本是游牧民族，统一北方后，最初定都于平城——便是今日的大同。他们接纳了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大兴土木，修建佛寺，还把皇帝视为“当今如来”，对国人说，你们拜皇帝，就是礼佛。  云冈石窟 尽管其间也有过太武帝灭佛的波折，但短暂的磨难之后，佛教依然是北魏上自庙堂下至江湖人人崇尚的宗教。登峰造极之时，就是和平元年、即公元460年，任全国僧官之最高职沙门统、管理全国僧众的昙曜，领皇室之命，率万人之役，费五年之功，在武州山开山凿窟，按照自开国以降的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位北魏皇帝的相貌造像。 凭借此举，昙曜将自己的名字永久铭刻在中国艺术史的煌煌篇章之中，这五个洞窟，从此被命名为“昙曜五窟”。 这，也就是云冈石窟的肇始。  云冈石窟20窟雪景 今日想去瞻仰昙曜五窟的人，只要找到那标号为16、17、18、19、20的五个石窟，便是了。一千五百年后令那个年轻人魂飞魄荡的巨像，就是第20窟里最雄浑的一尊。 以昙曜五窟为开端，无数僧侣、工匠、信徒聚集在一起，用他们的虔诚、智慧和创造力，把一座平平无奇的石头山，一斧一凿地建成了中国艺术史上最炫目的一座宝库。 在他们双手之下，一幅辉煌的图景渐次展开。除去真容巨壮的主佛，各窟还有数不清的规模较小的种种造像。用史学家陈垣的话来形容，“至于裸体神女，振翮凌空，宝相庄严，拈花微笑，则极画像之奇观，尽人工之能事矣”。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站在云冈石窟前仰视佛像，依然会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所压迫。那么，中古时崇奉释教的民众蜂拥而至，拜伏于武州山前，他们那没有经历过科学洗礼的内心又将受到何种震撼，也就可想而知。 武州这座山，平城这座城，共同到达了最光辉的顶点。  大同市，北魏中期都城 可惜，这样的鼎盛景象只持续了六十年。 太和十八年，即公元494年，北魏雄主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南迁至洛阳。为了汉化，他连姓氏都从拓跋改成元，国都迁到更靠近中原的地方去，又有什么不可以？于是，降格为北都的平城落寞了，从平城去云冈石窟的那条大道冷清了，武州山前的人影寥落了。 这之后的三十年，仍有人兢兢业业地在云冈石窟开凿洞穴、雕刻佛像。但这只是一个渐渐弱去的尾声了。这些行为不再由皇家所主导，而是大多出于民间之手，体量自然不可能再像昙曜五窟那样雄伟，质量也不逮远甚，唯有靠数量取胜，造出了密密麻麻的小窟龛。 平城，也就是日后的大同，再也无法重现往日的辉煌。云冈石窟也随之遭遇漠然乃至遗忘，逐渐被掩埋在逝去的时光里了。 云冈学在日本？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真正遗留下来的，只有沉默的岩石。知晓天地间还有个云冈石窟的人，越来越少。 1902年的酷夏，一个叫伊东忠太的日本人从北京骑马到了山西。他一生来中国考察不下十次，这是第二次。6月18日，他在46度的高温天气里意外地“发现”了云冈石窟。  伊东忠太 说“发现”自然不准确，包括《魏书》、《北史》在内的正史里，多有关于此地有“石窟寺”的记载。但云冈石窟的名字从近几百年来的学术界消失，也是实情。 在杂乱无章的农家屋舍背后，伊东忠太第一次见到了千年后依然微笑的佛像。他的反应是——“一见之际，舌挢不下”。  云冈石窟中的建筑 让伊东忠太神魂失措的，除了艺术的美，另有原由。 伊东忠太是近代日本建筑学科的创始者。他读博士研究的题目是日本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奈良法隆寺，他曾以为法隆寺的源头是古希腊。 谁知道在云冈石窟，他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研究多年的建筑样式。从那一刻起，伊东忠太便知道，他苦苦追寻的日本古代建筑源头不在爱琴海畔，而在一衣带水的中国。 伊东忠太回到日本，把他的结论以及与云冈石窟的不期而遇写进书里。就是他的书，让云冈石窟重返世人视野之中。一批批的日本学者如获至宝，赶到华北腹地，直奔云冈石窟而来。 1915年，大村西崖的《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出版； 1919年，松本文三郎的《支那佛教遗物》出版； 1921年，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的《大同石佛寺》出版； 1921年，摄影师山本明的《云冈石窟》出版，1924年，《震旦旧迹图汇·第一编·云冈石窟》出版； 1925年，中井宗太郎解说、外村氏摄影的《大同石佛大观》出版； 1926年，常盘大定、关野贞的《支那文化史迹》出版； 1938年到1944年，由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率领的京都大学调查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七次调查，还在第8窟至第13窟、第14窟至第20窟的窟前地面与山顶佛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 这是迄今为止对云冈石窟最详细的调查，这项工作的成果，便是1951年到1956年陆续出版的集大成之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洋洋大观，一共有十六卷、三十二本之巨。这套书获得了天皇奖。 你看，都是日本人做的工作。 至此，日本学术界对云冈石窟的考察与研究达到了巅峰水平，以至于就像在敦煌身上发生过的那样，“云冈在中国、云冈学在日本”这种套语又出现了。 中国的学人在哪里呢？ 重新“发现”云冈石窟，正值清末，接着是乱哄哄的民国，再然后是同仇敌忾的抗日战争。二十世纪的前半部分，中国人太难、太苦，还顾得什么石窟呢？  云冈石窟与游客 唯一能抬出来的，只有1918年曾经到此一游的史学大家陈垣了。可陈垣来去匆匆，只算是走马观花的游客式浏览，并非详考覃思的学术性考察，拿出手的也只有一篇分量不重的短文《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这如何与人家卷帙浩繁的成果比个高低呢？ 文章开头的那个年轻人一定不知道，这个使命总有一天会落到他头上。 久别重逢 年轻人是从辽宁沈阳出来的。“九一八”事变那一年，他正读小学四年级，东北沦陷后，中学里上的历史和地理课是日本人制定的，不讲全中国，只讲东北。这反而让年轻人更想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过去是什么样的。 1940年，他离开了东北，考上了北京大学，读的就是历史。我们还记得，两年后他就与云冈石窟初次见面了，可那些佛像还没有走进他的生命之中。急不得，还不是时候。  永乐大典 抗战胜利，他留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有一天，他照常在北大图书馆整理善本古书，展读的是近代大藏书家缪荃荪手抄的《永乐大典》残本。残本收录的是《顺天府志》，里面引用了元末熊梦祥编撰的《析津志》。 这《析津志》写的，是元大都、如今的北京地区的地方志。就在这残缺不全的《析津志》之中，他发现了熊梦祥抄录了一篇有两千多字的碑文。那就是《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武州山，石窟寺——这两个字眼跳入他眼中，仿佛与故人重逢。 碑文详详细细地记录了从唐到金这一段云冈石窟的兴修过程，正好弥补了学者苦寻不得的历史空白。里面引用的北魏铭刻和文献，早已佚失，要想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辨认各个石窟开凿的先后，这是绝好的材料。 就在那一刻，与云冈石窟分别五年后，他才第一次与云冈石窟在精神上相遇、相通。 你也许不知道，这一次的相遇相通，是何其难得。 云冈石窟 碑文是在金皇统七年、即公元1147年，一个叫曹衍的人应石窟寺的和尚禀慧之邀而写的。碑文写好，刻成石碑，立在武州山下的石窟寺里，冷冷清清立了两百多年。 直到元至正二十三年、即公元1363年，熊梦祥到来，抄下碑文，录入他写的《析津志》之中。之后，石碑不知在哪朝哪代被毁，连拓片都没有，这两千多字的碑文在茫茫天地之间就只有熊梦祥抄下的那一份孤本。 朝代又从元到了明，连《析津志》都几乎失传，幸好《顺天府志》收录了一部分，古往今来第一大书《永乐大典》又及时收录了《顺天府志》的一部分，才得以为后人、为世间保存下这几条重要之极的信息。 又经历漫长的明清两朝，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的《永乐大典》饱经劫难，只剩下区区八百余卷，阅书无数的缪荃荪恰好就抄下了有《顺天府志》的这一卷残本。 最后，一个年轻人走入北大图书馆，从书架上轻轻取下这一册《永乐大典》残本，翻开脆弱的书页……这篇碑文才等来了重见天日的时刻。 云冈石窟 这样的久别重逢，天地间能发生几回呢？ 年轻人没有急着公布他的发现，而是沉下心来，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详尽的考证。1950年，他参加雁北文物考察团，再次回到云冈石窟考察。1951年，他完成了初稿，排列出云冈石窟第二阶段开凿的先后次序，考证出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1956年，经过反复改订，《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一期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资料的初步整理》一文。 论文署着年轻人的名字：宿白。 落花流水春去也 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当年的年轻人也变成了白发苍苍的学界泰斗。 宿白成为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等，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宿白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博大精深，高山仰止。 在众多领域之中，只有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对宿白来说是贯穿终生。在他主持考古训练班和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实习时，几乎每年都去云冈石窟。1988年，宿白在云冈石窟举办了第一个石窟寺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基础人才。 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大考古专业1952级同学在云冈石窟实习 他与云冈石窟之间，仿佛有一个约定。 而宿白与日本学者之间，因云冈石窟而激发的论战，也持续了数十年。 1978年，宿白写出《云冈石窟分期试论》，把云冈石窟分为三期，与日本学者几成定论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 这让日本学者坐不住了。难道整个日本学术界半个世纪的努力，就要被宿白以一己之力推翻了吗？ 1980年到1981年，长广敏雄多次对宿白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甚至质疑他找到的那篇碑文的真实性。 还记得长广敏雄吗？三四十年代对云冈石窟的考察就是他率领的，事后的考古调查报告也是他担纲的，日本研究云冈石窟的领军人物，毫无疑问就是他。长广敏雄出面反驳，含义非同一般。 1982年，宿白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答复了质疑，也对碑文的真实性做出了论证。 在明白无误的事实与无懈可击的论证面前，即使是以云冈石窟权威自许的长广敏雄，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输了这一战。1990年，在《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一书的“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一节，长广敏雄在最后一个脚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 云冈石窟 这意味着什么？ 还是用中国另一位考古大家徐苹芳的话来概括吧——“'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云冈在中国，云冈学也在中国。 让云冈学回到中国的宿白活到九十六岁。2018年2月1日，宿白在北京去世。 离开人世之前，他已经被奉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因为他以一己之力，拓展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他也被视作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因为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无一不受教于他。 他最终安葬于云冈石窟。 技术的力量 时间继续往前走着。 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唯有坚硬的石头能抵挡时间的侵蚀——不对，即使是石头，也抵挡不了。武州山砂岩质地的山石更是如此。第20窟的窟顶不就在辽代时崩裂坍圮了吗？第17窟的交脚弥勒菩萨像面部和双臂不就风化毁损了吗？ 更别说人力的盗凿。 云冈石窟 第16-1窟就是伤痕累累、最惨不忍睹的一窟。它西壁的佛头，被日本人武藤山治收藏；东壁的佛头，现藏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北壁上层的交脚菩萨像，被盗于1918年至1921年之间，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北壁中层的另一尊交脚菩萨像，原为法国人王涅克收藏，1922年入藏法国巴黎色努斯基博物馆。 但是，云冈石窟依然如昨。从某种意义来说，它甚至比从前更完整了。 这是因为我们有了前人所不曾拥有过的技术。 自然和历史的损坏，或许是不可逆的，但随着考古和技术的深入，数字化“保存”的文物反而有机会还原到它最初始、最真实的相貌。 2013年，《云冈石窟全集》编纂工作启动，历时七年，全部二十卷终于完成。里面有图12710张，收录造像59265身，编号洞窟45个。 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中国人终于拿出了一部超越日本人编写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的巨著。 云冈石窟 更令人兴奋的是，《云冈石窟全集》首次通过电脑模拟呈现了第20窟早已坍毁的西立佛。 不光是整理和记录，新技术甚至还能帮助石窟进行复原和保护。 2016年，云冈石窟开启了数字化保护进程。在保护好石窟本体文物的同时，还成立了数字中心，推出云冈石窟全景漫游网站，并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合作，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保存石窟测绘与形象数据，开展洞窟复制试验。 但这个工作是如此的耗时耗力，七年下来，在多个团队的协作下，尚且只完成第3窟、第12窟、第18窟的等比例复制，亟需有更多的力量参与进来。 运用最前沿的技术将云冈石窟数字化，对文物进行复原和保护 而这次，腾讯游戏的深度参与，很可能将为云冈的数字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一方面，它有可能为文物的数字化保存带来最前沿的技术。游戏，本质上就是技术的产物，同时它也汇集了目前最前沿的技术，包括像3D场景扫描、实时渲染、云存储等，这些其实也是目前数字文物保护所紧缺的。 更重要的，游戏还能带来人。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国游戏用户的规模已经达到6.65亿人。游戏已经当之无愧的，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产品。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将有数以亿计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重新认识，并且真正参与到云冈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承中来。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场面。让人一如回到千年前，大佛开眼的武州山下。 给文明以人之力量 很多人都有个误会：云冈石窟的诞生，是因为佛。 其实，无论哪个文化遗产，它们之所以能出现在世界上，都是源于——人。 云冈石窟也不例外，它因人而生，也因人而伟大。昙曜构想了它，无名的工匠创造了它，虔诚的信众成就了它；孝文帝抛弃了它，伊东忠太“发现”了它，宿白理解了它；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地认识它。没有人，它的生命也将终止；没有与人之间的互动，它的存在也只是个虚假的空壳。 但今天的我们，如何与沉默的佛像对话，如何让云冈重返人心，实现真正的数字重生？ 云冈石窟 游戏，或许也能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带来全新的视角。 就像两年前，巴黎圣母院因火灾关门维修后，无数玩家打开了《刺客信条》，在数字世界中重新体验、追忆这座伟大的教堂。在游戏中，为了完整还原这座伟大的教堂，设计师不仅无数次造访这座建筑物，学习它的构造、采集数据，和历史学家一起，前后花了超过两年多的时间才完成。更重要的是，游戏还构建起一种历史感，让人能亲身感受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激烈斗争。 游戏《刺客信条大革命》将巴黎圣母院一比一还原进游戏中 不仅国外，这一两年来最火的国产主机游戏，是尚未上线就依靠12分钟UE5实机测试视频在b站播放1400万次、油管播放250万次的《黑神话：悟空》。12分钟的视频，一开头推出的“观音石刻”那一幕，实在是美轮美奂，令人叹为观止。 可是你知道吗，“观音石刻”的原型竟然是重庆的大足石刻。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朝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58年。大唐景象和赛博文化，两者融合在一起，竟也焕发出别样的神采。 重庆大足石刻 游戏《黑神话：悟空》壁纸 谁能想到呢？游戏这种年轻的媒介，能够在还原文化遗产这件事上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游戏特有的交互性与沉浸感，是从精神层面真正感受与理解过去的最好方式；因此，我坚信，游戏的进步，为包括云冈石窟在内的众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里获得新生机，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可能性。 试想一下：喜爱玩游戏的年轻人，将文物古迹设置为游戏的场景，从而形成认知的关联，最后建立情感的连接。说不定什么时候，云冈石窟就会出现在《王者荣耀》或《和平精英》里，在玩家心目中变成和《刺客信条》一样经典的场景呢？你也许可以跑进第19窟，在百分之百还原的佛龛之间寻找道具，完成任务，等你通过关卡，也差不多把洞窟摸熟了。 这才是真正的人与文明的连接，才是真正让文化重新回归到人心。这也才是让今日的年轻人感知文明之美的正确方式。 云冈石窟 刘慈欣说过：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我们要说：给文明以人之力量，而不是给人之力量以文明。 这种力量，从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我们。在武州山下，它是工匠将山石化作造像的神乎其技；在北大图书馆里，它是学人不放过一个字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电脑屏幕前，它是游戏设计师将头脑里的奇妙幻想创造出来的一行行代码。 它造就了云冈石窟刻在石头上的奇迹，慑服了诚心礼佛的万千信众；它也必将在虚拟的比特空间里开创出令人目不暇接的游戏世界，让无数年轻人迸发出无限的创造力，把中华文明传承下去，传播开来。 中华文明绵延千年，这种力量从未缺席。 编辑：牧弘君 作者：桥东里 图文来源于最爱历史等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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