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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襄州襄阳人，初唐时期重要诗人，诗人杜甫之祖父。高宗咸亨进士，中宗时，因与张易之兄弟交往，被流放峰州。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诗以浑厚见长，多朴素自然。精于律诗，尤工五律；其五言律诗，格律谨严。诗与同时期的沈佺、宋之问齐名。是唐代“近体诗〔律诗〕”的奠基人之一。杜甫有云：“吾祖诗冠古。”清王夫之评说杜诗时指出：“近体，梁陈已有，至于杜审言者而始业叶于度”。史称杜审言有文集十卷，大多散佚不闻。现存最早的《杜审言集》是宋刻一卷本，收诗四十三首。《全唐诗》所收亦如此数，并按体裁编次，计有五言古体二，五律二十八，七律三，五言排律七，七绝三。杜审言，字必简，襄州襄阳人，晋征南将军预远裔。擢进士，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且羞死。”又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累迁洛阳丞，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司马周季重、司户郭若讷构其罪，系狱，将杀之。季重等酒酣，审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于座，左右杀并。季重将死，曰：“审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讷故误我。”审言免官，还东都。苏颋伤并孝烈，志其墓，刘允济祭以文。武后召审言，将用之，问曰：“卿喜否？”审言蹈舞谢，后令赋《欢喜诗》，叹重其文，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神龙初，坐交通张易之，流峰州。入为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卒。大学士李峤等，奏请加赠，诏赠著作郎。初，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融之亡，审言为服缌云。审言生子闲，闲生甫。（《新唐书·杜审言传》） 南海乱石山作 涨海积稽天，群山高嶪地。相传称乱石，图典失其事。 悬危悉可惊，大小都不类。乍将云岛极，还与星河次。 上耸忽如飞，下临仍欲坠。朝暾赩丹紫，夜魄炯青翠。 穹崇雾雨蓄，幽隐灵仙閟。万寻挂鹤巢，千丈垂猿臂。 昔去景风涉，今来姑洗至。观此得咏歌，长时想精异。 送和西蕃使 使出凤凰池，京师阳春晚。圣朝尚边策，诏谕兵戈偃。 拜手明光殿，摇心上林苑。种落逾青羌，关山度赤坂。 疆场及无事，雅歌而餐饭。宁独锡和戎，更当封定远。 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应制 北斗挂城边，南山倚殿前。云标金阙迥，树杪玉堂悬。 半岭通佳气，中峰绕瑞烟。小臣持献寿，长此戴尧天。 望春亭侍游应诏 帝出明光殿，天临太液池。尧樽随步辇，舜乐绕行麾。 万寿祯祥献，三春景物滋。小臣同酌海，歌颂答无为。 宿羽亭侍宴应制 步辇千门出，离宫二月开。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 碧水摇空阁，青山绕吹台。圣情留晚兴，歌管送馀杯。 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应制 戚里生昌胤，天杯宴重臣。画楼初满月，香殿早迎春。 睿作尧君宝，孙谋梁国珍。明朝元会日，万寿乐章陈。 奉和七夕侍宴两仪殿应制 一年衔别怨，七夕始言归。敛泪开星靥，微步动云衣。 天回兔欲落，河旷鹊停飞。那堪尽此夜，复往弄残机。 大酺（永昌元年） 圣后乘乾日，皇明御历辰。紫宫初启坐，苍璧正临春。 雷雨垂膏泽，金钱赠下人。诏酺欢赏遍，交泰睹惟新。 赋得妾薄命 草绿长门掩，苔青永巷幽。宠移新爱夺，泪落故情留。 啼鸟惊残梦，飞花搅独愁。自怜春色罢，团扇复迎秋。 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 其一 野兴城中发，朝英物外求。情悬朱绂望，契动赤泉游。 海燕巢书阁，山鸡舞画楼。雨馀清晚夏，共坐北岩幽。 其二 径转危峰逼，桥回缺岸妨。玉泉移酒味，石髓换粳香。 绾雾青丝弱，牵风紫蔓长。犹言宴乐少，别向后池塘。 其三 携琴绕碧沙，摇笔弄青霞。杜若幽庭草，芙蓉曲沼花。 宴游成野客，形胜得仙家。往往留仙步，登攀日易斜。 其四 攒石当轩倚，悬泉度牖飞。鹿麛冲妓席，鹤子曳童衣。 园果尝难遍，池莲摘未稀。卷帘唯待月，应在醉中归。 其五 赏玩期他日，高深爱此时。池分八水背，峰作九山疑。 地静鱼偏逸，人闲鸟欲欺。青溪留别兴，更与白云期。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注】一作韦应物诗。 秋夜宴临津郑明府宅 行止皆无地，招寻独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云。 露白宵钟彻，风清晓漏闻。坐携馀兴往，还似未离群。 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 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 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罗衣一此鉴，顿使别离难。 登襄阳城 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 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 旅寓安南 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 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 春日怀归 心是伤归望，春归异往年。河山鉴魏阙，桑梓忆秦川。 花杂芳园鸟，风和绿野烟。更怀欢赏地，车马洛桥边。 代张侍御伤美人 二八泉扉掩，帷屏宠爱空。泪痕消夜烛，愁绪乱春风。 巧笑人疑在，新妆曲未终。应怜脂粉气，留著舞衣中。 送高郎中北使 北狄愿和亲，东京发使臣。马衔边地雪，衣染异方尘。 岁月催行旅，恩荣变苦辛。歌钟期重锡，拜手落花春。 都尉山亭 紫藤萦葛藟，绿刺罥蔷薇。下钓看鱼跃，探巢畏鸟飞。 叶疏荷已晚，枝亚果新肥。胜迹都无限，只应伴月归。 夏日过郑七山斋 共有樽中好，言寻谷口来。薜萝山径入，荷芰水亭开。 日气含残雨，云阴送晚雷。洛阳钟鼓至，车马系迟回。 送崔融 君王行出将，书记远从征。祖帐连河阙，军麾动洛城。 旌旃朝朔气，笳吹夜边声。坐觉烟尘扫，秋风古北平。 经行岚州 北地春光晚，边城气候寒。往来花不发，新旧雪仍残。 水作琴中听，山疑画里看。自惊牵远役，艰险促征鞍。 重九日宴江阴 蟋蟀期归晚，茱萸节候新。降霜青女月，送酒白衣人。 高兴要长寿，卑栖隔近臣。龙沙即此地，旧俗坐为邻。 除夜有怀 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迎。冬氛恋虬箭，春色候鸡鸣。 兴尽闻壶覆，宵阑见斗横。还将万亿寿，更谒九重城。 晦日宴游 日晦随蓂荚，春情著杏花。解绅宜就水，张幕会连沙。 歌管风轻度，池台日半斜。更看金谷骑，争向石崇家。 七夕 白露含明月，青霞断绛河。天街七襄转，阁道二神过。 袨服锵环珮，香筵拂绮罗。年年今夜尽，机杼别情多。 守岁侍宴应制 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宫阙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薰天。 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欢赏寄春前。 大酺 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 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火德云官逢道泰，天长地久属年丰。 春日京中有怀 今年游寓独游秦，愁思看春不当春。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营前叶漫新。 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 扈从出长安应制 分野都畿列，时乘六御均。京师旧西幸，洛道此东巡。 文物驱三统，声名走百神。龙旗萦漏夕，凤辇拂钩陈。 抚迹地灵古，游情皇鉴新。山追散马日，水忆钓鱼人。 禹食传中使，尧樽遍下臣。省方称国阜，问道识风淳。 岁晚天行吉，年丰景从亲。欢娱包历代，宇宙忽疑春。 春日江津游望 旅客摇边思，春江弄晚晴。烟销垂柳弱，雾卷落花轻。 飞棹乘空下，回流向日平。鸟啼移几处，蝶舞乱相迎。 忽叹人皆浊，堤防水至清。谷王常不让，深可戒中盈。 泛舟送郑卿入京 帝坐蓬莱殿，恩追社稷臣。长安遥向日，宗伯正乘春。 相宅开基地，倾都送别人。行舟萦渌水，列戟满红尘。 酒助欢娱洽，风催景气新。此时光乃命，谁为惜无津。 度石门山 石门千仞断，迸水落遥空。道束悬崖半，桥欹绝涧中。 仰攀人屡息，直下骑才通。泥拥奔蛇径，云埋伏兽丛。 星躔牛斗北，地脉象牙东。开塞随行变，高深触望同。 江声连骤雨，日气抱残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露风。 坚贞深不惮，险涩谅难穷。有异登临赏，徒为造化功。 赠崔融二十韵 十年俱薄宦，万里各他方。云天断书札，风土异炎凉。 太息幽兰紫，劳歌奇树黄。日疑怀叔度，夜似忆真长。 北使从江表，东归在洛阳。相逢慰畴昔，相对叙存亡。 草深穷巷毁，竹尽故园荒。雅节君弥固，衰颜余自伤。 人事盈虚改，交游宠辱妨。雀罗争去翟，鹤氅竞寻王。 思极欢娱至，朋情讵可忘。琴樽横宴席，岩谷卧词场。 连骑追佳赏，城中及路傍。三川宿雨霁，四月晚花芳。 复此开悬榻，宁唯入后堂。兴酣鸲鹆舞，言洽凤凰翔。 高选俄迁职，严程已饬装。抚躬衔道义，携手恋辉光。 玉振先推美，金铭旧所防。忽嗟离别易，行役共时康。 赠苏味道 北地寒应苦，南庭戍未归。边声乱羌笛，朔气卷戎衣。 雨雪关山暗，风霜草木稀。胡兵战欲尽，虏骑猎犹肥。 雁塞何时入，龙城几度围。据鞍雄剑动，插笔羽书飞。 舆驾还京邑，朋游满帝畿。方期来献凯，歌舞共春辉。 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 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讴歌移火德，图谶在金天。 子月开阶统，房星受命年。祯符龙马出，宝箓凤凰传。 地即交风雨，都仍卜涧瀍。明堂唯御极，清庙乃尊先。 不宰神功运，无为大象悬。八荒平物土，四海接人烟。 已属群生泰，犹言至道偏。玺书傍问俗，旌节近推贤。 秩比司空位，官临御史员。雄词执刀笔，直谏罢楼船。 国有大臣器，朝加小会筵。将行备礼乐，送别仰神仙。 城阙周京转，关河陕服连。稍观汾水曲，俄指绛台前。 姑射聊长望，平阳遂宛然。舜耕馀草木，禹凿旧山川。 昔出诸侯上，无何霸业全。中军归战敌，外府绝兵权。 隐隐帝乡远，瞻瞻肃命虔。西河偃风俗，东壁挂星躔。 井邑枌榆社，陵园松柏田。荣光晴掩代，佳气晓侵燕。 雨霈鸿私涤，风行睿旨宣。茕嫠访疾苦，屠钓采贞坚。 人乐逢刑措，时康洽赏延。赐逾秦氏级，恩倍汉家钱。 拥传咸翘首，称觞竞比肩。拜迎弥道路，舞咏溢郊鄽。 杀气西衡白，穷阴北暝玄。飞霜遥渡海，残月迥临边。 缅邈朝廷问，周流朔塞旋。兴来探马策，俊发抱龙泉。 学总八千卷，文倾三百篇。澄清得使者，作颂有人焉。 莫以崇班阂，而云胜托捐。伟材何磊落，陋质几翩翾。 江海宁为让，巴渝转自牵。一闻歌圣道，助曲荷陶甄。 赠苏绾书记 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 渡湘江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 戏赠赵使君美人 红粉青娥映楚云，桃花马上石榴裙。罗敷独向东方去，谩学他家作使君。 《第五纵队》这部剧作因为篇幅巨大而引发关注，而《首辑四十九篇》则在体量和品质两方面均属上乘。这两部作品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戏剧是作为“人”的海明威的作品，而小说则是作为“艺术家”的海明威所作。这种区分很少得到批评界的重视，但偶尔有些作者，例如海明威，他们能为我们奉献的作品可以属于如此迥异的两个类别，以至于我们做出的上述区分能有一定的效度，而且无论如何它都增加了我们判断的便利性。一旦作出这种区分，我们就更容易对它进行详细阐述，但定义和辩护工作却更显艰难。作为“艺术家”的海明威是有意识的，而作为“人”的海明威却是自卑的；“艺术家”具有某种天真的因素，“人”却略显幼稚；“艺术家”客观公正，“人”却如同一把愚钝的斧头，需要打磨；“艺术家”具有完美的表达媒介，即使只是他个人所认为的真理，他也能和盘托出，但“人”却言不达意，谎话不断。埃德蒙·威尔逊曾写过一封信，题为“关于海明威：致俄国读者”，这是我所知道的评论海明威的最优秀的文章。他写道：……只要海明威开始用第一人称进行创作，他就似乎会遭遇某种可怕的事物。在他的小说中，他个性里的矛盾因素以及一直困扰着他的情感境遇都得到了外化和客体化的处理；结果便创作出冷峻、紧张，而且非常严肃的艺术作品。而一旦他用自己个人的语气来表达，他就似乎丧失了所有自我批判的能力，显得愚蠢而自怜。威尔逊先生考虑的是那些非常具有自传特征和争议性的作品，例如《非洲的青山》（而且，很明显，他所说的并不是小说叙事中运用的第一人称技法），但既然他这封“信”写于1935年，那么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作为“人”的海明威其实已经干预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小说创作。在《有钱人和没钱人》以及《第五纵队》中，“第一人称”叙事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构成了导致这两部作品创作失败的原因。当然，我们本可以将这些失败归咎于海明威创作才华的枯竭。但我认为，其中还有别的因素。因为当我们将海明威短篇小说的高深造诣与他最后一部小说以及第一部剧作的弱点进行比较时，尽管我们可以意识到作者本人应该承担的所有责任，但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导致最近这些创作出现滑坡的文化氛围。如果我们可以将一位作家的失败归咎于批评传统的失误，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一定能责备美国的文学批评，认为它导致了作为“人”的海明威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进而导致了他最近两部重要作品出现质量低下的情况。毋庸置疑，形形色色的批评意见的确在海明威的创作生涯中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也许没有哪位美国人的才华能像海明威这样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如此多的公众关注：他所得到的审视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都多，他仿佛总是被放在放大镜下，被人观察、检验、预测、怀疑、警告。在他的读者当中，有一部分人从他那里学到了新的写作风格、新的情爱技巧，以及新的为人准则；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但这种痴迷的模仿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某种批评方式。然而，他的另一部分读者却产生了负面的反应，指出海明威作品的经络中充斥着残酷、宗教、反知性，甚至是原始法西斯主义的成分，并将他视为邪恶行径的得力干将。这两种读者都一定会对作家本人产生影响。海明威知道自己兴起了一种时尚，自己也成为了传奇人物，这一点也许令他感到颇为得意，但肯定也成为了他的负担，令他感到颇为沮丧，而且一定产生了不小的诱惑力。不过，有一点令海明威更加难以平静地去面对，而且，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也更加重要，那就是有人不断地指责他诋毁了善良的人类价值观。他们将即将结束的十年里所有高雅的社会情感都引向了海明威，连同所有高尚的情操，所有不顾一切的乐观主义，所有极端的理性主义，所有针对反讽和无绪的鄙视——在自由主义和激进思潮盛行的年代里，所有这些态度都成为了我们在文学领域里的主导思想。人们要求海明威具备真诚和怜悯心态，富有社会意识，正如当时所谓的具有“积极”、“建设性”，以及自由主义特征的态度。原因很简单：难道生活不正是如此简单的事实吗?如果哪个作家胆敢不这么认为，他/她岂不就是个反面人物或反革命分子?这种批评传统顽固地将“艺术家”的身份和“人”的身份混为一谈，仿佛正是由于它的压力，海明威似乎才愿意证明他作为“人”的属性，其方法也是表明自己也能以社会认可的方式生发出必要的“社会”情感。无论如何，他却将自己作为“人”的属性所具有的所有矛盾和冲突带进了小说之中。但“他关于生活的思想”——我再次引用埃德蒙·威尔逊的话——不如这样说吧，他（海明威）关于世事以及事理的感知存在于他的短篇小说之中，深深地潜入表面之下，且并非通过论辩或说教的方式来传达，而是借助直抒胸臆的感情来表现：它被转变为某种水晶般坚硬、伟大抒情诗般令人揪心的东西。然而，当他详细阐述这种生活观的时候，他采取了恩内斯特·海明威这样的个人身份，来自佛罗里达西礁岛的年迈大师，这时他便显得有些愚蠢。然而，如果这种批评传统的践行者一眼就能看出海明威在采取“个人身份”时所造成的失败，那么这些人根本就不在乎海明威的种种优点：就是那些“坚硬”而且“令人揪心”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所代表的批评传统根本就不需要艺术家；它只需要“人”，需要能干活的伙计，而这种思想的辩护者则很乐于将海明威以其个人身份纳入自己的阵营，利用他的困惑和幼稚；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海明威已经宣布自己采取了右倾立场。因此，当《有钱人和没钱人》出版之时，一位左派批评家纠缠着作为“艺术家”的海明威已经失败这一明显的事实不放，同时却决心为海明威作为“人”的属性辩护到底，因为海明威成为了他的新盟友；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手段，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也能变成成功，因为海明威在艺术上的拙劣表现恰好说明他正试图处理现代生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过于宏大，以至于他的艺术才能还不足以将其包容在内。同样，另一位左派批评家也看出了海明威首部剧作在美学方面所暴露出的弱点，但他却通过表扬其中的个人辩解来为作者开脱：他指出，作为“人”的海明威通过“采取反法西斯的立场”为自己作出了澄清。换言之，作为“人”的海明威是个失败的案例，一直需要获得新的活力；思想和感情的松散，针对社会情感的随意而无趣的理想主义，以及海明威对它们所进行的突然而刻板的表现，这些都被视为个人改造的可喜表现。但是不带派系偏见的读者无需进行深刻的分析便能发现，无论海明威的社会情感将会如何发展，它都成为了供人们滥用“人性”的借口。海明威最近的两次不成功创作不仅是形式上的失败，而且是情感上的失败；人们会注意到《有钱人和没钱人》和《第五纵队》；人们会注意到这些作品的自夸成分以及令人不快的煽情因素，还有其中彻头彻尾的卫道士色彩；人们也会注意到批评的意见，在我看来，正是出于这种批评的需要，海明威才可能出现这些失败，并正中批评者的下怀；人们不禁也会颠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整体文学观。人们禁不住要对海明威这样的作家说：“你没有这种义务，也没有责任。从政治角度来看，文学根本就不具有重要性。刀戎相见之时，笔墨就显得苍白无力。作为人，你可以功成名就，但作为艺术家，你却赢不了任何一场战争。”很明显，这种说法并非全然正确，但它能抵制那种原始而简单化的艺术理论，而我们在过去十年里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方面的训练。我们一直认为艺术家应该永远参与世事，必须永远向读者汇报自己精确的道德和政治立场。我们之所以这么想，并不是因为要依据艺术家的思想来形成我们自己的思想；相反，我们当然会去报纸、理论家或历史学家那里寻求政治上的指引，而我们另一方面却又创造了一种小说，供成千上万的人——当然，这些人并不包括我们本人——等候有创意的艺术家来对他们产生影响，我们则静观一旁，评价艺术家是否按照我们的意愿对我们产生引领作用。于是，我们自认为这样便能抬高艺术的重要性，而且也许的确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在此过程中忘记了艺术的高度复杂性和微妙性；而且，倘若我们想“利用”艺术，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其难度是何等的艰巨。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即如果海明威没有被迫在文学的权威观点面前证明自己的话，他就不会创作出最近这些劣质的作品。左派的批评传统坚持表面文章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海明威笔下的种种象征皆是他本人的意图，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只能看出残酷、暴力，或处心积虑的冷漠态度，随后便对他进行貌似高尚的口诛笔伐——这种集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于一身的高尚语气正在那些“进步的职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当中日益取代思想的地位，同时，它眼下还以“善意”的名义将半个世界闭之门外。如果这种传统能发现海明威作品的真正内容，那么它就不会逼迫海明威放弃艺术家的话语模式，转而进入寻常人士的话语模式，对他而言，后者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无法体现真理。有一点始终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海明威是一位作家，当他用“艺术家”的身份来写作的时候，他以满腔的热情和进取心来关注真理，甚至包括社会真理。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通过与伍德罗·威尔逊的对比来考虑海明威的优点。海明威曾说过，美国所有的现代文学皆源自描写哈克贝里·芬在密西西比河漂流历程的小说，而他本人的文学起源当然也在于此。不过哈克这部作品是某种道德的象征。它构成了针对寡妇道格拉斯的斗争——同时反对那些虔诚的教徒、受人尊敬的名流，以及能言善辩的道德家。这部小说的语言出自那些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的自由人之口。我们可以说，伍德罗·威尔逊就如同海明威眼中的寡妇道格拉斯。对那些上过战场的敏感者而言，导致军心涣散的恐惧感也许并非源自死亡和破坏。或许真正的原因在于那种优雅而庄重的说辞所产生的死亡和破坏，而伍德罗·威尔逊的讲话则堪称最具优雅和庄重性质的典范。这里存在着一个有关自由主义理论的问题；在那些肿胀而零落的尸体里存在着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话语的结果；这也许就是所谓具有善意、学识渊博、温文尔雅之人的工作。这个世界由报纸所主宰，听命于国家大报和各种纪念演讲。话语在我们的舌头上平稳滑过，发出沉重的声音——柯勒律治很久以前就曾说过——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有感情，即他们所谓的感情；正如今天的每个人也都有“感情”一样。在我看来，海明威想做的第一件事似乎就是要摆脱那些“感情”，那些舒适的自由人文主义感情，并用真理来取代它们。我觉得这既非犬儒主义，亦非人们常说的绝望态度，但这种令人钦佩的渴求态度既塑造了海明威的著名风格，也构成了他那些屡屡遭人诟病的崇尚和鄙视态度。那种轻描淡写或肤浅表述的作风正是出于这种欲望。人们已经在这方面用精妙的语言发表了如此多的观点，所以该到闭嘴的时候了。众所周知，海明威笔下的人物都惧怕言语，并为言语而感到羞怯，而且他的著名短篇小说系列是由这样一句话开始的：“能不能请你……”后来，他的作品中还出现了无数次“求你了”，最终他的主人公说：“请你别再说了。”构成战争的死亡气息的，不仅是尸横遍野的惨状，还有无语的沉寂。海明威这种欲望还有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他对于作为目的的理想创作技法所抱有的执著态度。这种误解可以导致许多失败的结果，可是它也能产生一些可取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创作上的成功。正如约翰·皮尔·毕晓普在他那篇评论海明威的著名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但我觉得，这篇文章提出海明威的“同情心”在逐渐消失，而这种评论恰恰助长了人们对海明威的误解），职业的自豪感是最不容易消失的。海明威变成了他自己的创作技巧的狂热崇拜者，并在作品的人物中试图充分发挥出这种技巧的理想状态。他所崇尚的人物永远都能取得成功；海明威似乎总是在说，如果一个人能用好一副鱼竿、一杆枪、一柄利剑，或写一手好文章，那么这就能在言语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满足人们的理解能力。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海明威与思想本身展开论战，不过人们经常用这一点来指责他。也许我们可以说，如果海明威真的展开过这样的论战，那么他所抵制的对象与其说是理性，不如说是合理化；“思想”似乎只是各种错误情感所构成的复杂情结。为了抵制这种意义上的“思想”，海明威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原始感情，尤其是有关痛苦和死亡的感情；我们不仅需要思想，而且需要技巧和勇气来面对这些感情。海明威眼中的“思想”是一把用于阉割的利刃，它砍断了人们的勇气和固有的自恋，使他们变得“合乎情理”，其实这就意味着愚钝和虚伪。如果海明威所讨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那么毋庸置疑，他的这番评论是非常错误的；但是长期以来，关于思想的态度一直笼罩在浪漫主义的传统之下，因此人们所讨论的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而是对机械的、负面正统情感的虚假掩饰，或者说是人们误以为具有合理性和合理美德的虚假情感。当我们意识到“思想”在危机时刻是多么容易投降屈服，例如它会在转瞬之间就委身于战争，为战争摇旗呐喊，美化战争，这时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何作家会对思想感到反感，转而投身充满行动的生活——当然，这种生活常被狭义地理解为对体育运动的崇尚：但熟练的体育技能也许也常被知识分子当做某种形式的思想运动，从而加以批驳。我们还可以理解作家对勇气的执著追求，甚至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勇气：即那种为了满足最肮脏的欲望而表现出的勇气，就像在《五万大洋》中所描述的那样。这就是海明威的世界观。这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吗?当然不是。那么它是不是一种有用的世界观呢?这也很难说。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有用的——条件是我们要知道该如何运用它。但文学是很难被人加以利用的。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艺术这个问题上都是柏拉图主义者，我们觉得自己会因为阅读的内容而受到直接的影响；或者至少说我们希望自己是柏拉图主义者，而且继承了汤姆·斯威夫特时代的信念：文学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认同和仿效的手段。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艺术的直接影响；但这样的立场过于简单。我们更多的柏拉图主义特征还体现在下面这一点上，即我们觉得文学必须带有宗教性质：我们希望根据部落吟游诗人的作品来形成自己的态度。当然，这一点就为文学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功能。但是它忘记了一点：文学从来没有“解决”过任何问题，尽管它可能为最终的解决方案提供了部分信息资源。带着这样的态度，我们会问：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是否都有言语障碍?我们可以自问自答：那么，这就一定意味着，海明威认为人最好不要讲话。他是否在勇气中发现了首要的美德?那么，这就一定意味着我们只需要勇气即可。他是否关注死亡和暴力的问题?那么，这就一定意味着，对他而言，这些都是美好的事物。简而言之，我们在寻找一种感情上的领袖。我们不会想象到海明威会这么说话：“来吧，我们一起来观察这个世界。”我们希望他这样说：“来吧，你们负有一项道德使命，那就是效仿我作品中的人物。”我们选择了一种最为便捷和简单的方法来利用艺术家，并认定这个艺术家并非我们所要的“人”。海明威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位先知，对此我们非常肯定；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我们想成为的“人”，也不是可以引领我们的先知。我们没有想过，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并没有关注作为“人”的相关因素。换言之，我们忽视了艺术的完整过程，忽视了风格和语调，象征和含义，忽视了艺术家在批判生活时所采取的曲折而复杂的方法，并想当然地认为，海明威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写进小说的事物，都是他希望现实世界也能具备的事物。简而言之，针对海明威的批评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兼具道德和政治性质的说教，它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艺术是——或者应该是——完全等同于生活的东西。作家必须足够坚强，可以在海明威所承受的道德压力下保持巍然不动。他要将艺术家重要的缄默态度搁置一边，像“人”那样袒露胸襟，于是就出现了海明威最近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中浅薄的文字，以及浮华低级的社会理想主义。我们很难对《第五纵队》作出评论。对作品内容的概要归纳总有可能产生批判上的偏颇，但如果我们阅读那些崇拜这部作品，并将其视为重要出版事件的人的概述，似乎可以公正地说，这是一部描写具有侠骨柔情的美国式英雄的作品，反映他与恐怖势力作斗争的经历。这位英雄在马德里从事反间谍活动，尽管所有人都认为他只是个花花公子，他担心如果自己和一位美国姑娘继续交往，就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那个女孩子徒有一双美腿，头脑却很愚钝。因此，他为了职责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资产阶级的享乐。作为一位剧作家，海明威放弃了自己擅长的暗示和语调技法，而是讲述了一个平板的故事——一则发生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冒险故事，充其量而言，也只是重塑了一位美国式的“红花侠”，而且主人公的智商还不够高。正是这部作品得到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化人士的极力推崇，他们认为这是海明威创作生涯的完美谢幕和终极证明，是西班牙革命斗争的理想写照，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是“时代的标志”。对我而言，这部作品与上述评论相去甚远。它无法证明海明威的创作能力，因为这个创作生涯的核心部分是无需证明的；而且它也不能代表海明威的最高创作成就，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始终服务于表现真正的（尽管是有限的）情感真实，而这部作品则旨在表现高尚的情感。我也不相信这部剧作能出色地再现西班牙内战，因为作品中的种种象征带有过多的个人感伤色彩，其中的戏剧张力也过于软弱；这部作品让西班牙来充当某种疗伤的地点，用以医治一群因自卑心理而向“西班牙民族的理想”求助的外国人，在我看来，这种做法甚至显得有些低俗。最后，我认为海明威那种关于反法西斯立场的声明也并不具有显著的政治重要性，无非也只是带有一些中立的品德。如今，如果一位作家发表关于反法西斯的声明，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有多么伟大，正如医生必须表明自己抗击疾病的立场，而机车工程师则必须表明减少事故的态度。这种受人钦佩的意图本身并不充分，于是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即使作家表明了意图，批评也没有结束。但我认为，人们将越来越不愿意接受如此简单的判断。“进步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力量”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它以旧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文化为根基，但目前的宗旨却在于隐藏新的反常现象，而这些力量的思想和情感生活恰恰需要依靠这些现象才能得以存在。他们似乎坚信，帝国主义的武器可以促进无产阶级的革命，而右翼分子的压迫则可以带来自由。正如海明威最后一部作品的主人公一样，他们将自己的一个方面展示给世人，却将另一个方面保留给自己，他们知道自己的内在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同时却用早期的美国式长袍将自己包裹起来；他们被自己的善意迷惑了；他们是一群具有高雅情感的人，不敢进行思考，唯恐丧失针砭时弊的魅力。我所写的并非政治文章，而且在此我也不关注这些事物的政治后果，尽管后果很严重，而且将会日益恶化，我只关心它们的文化影响。因为，为了防止这些反常的现象造成真正的困境，感情——狭义上的感情——已经被神化了，而思想则几乎被变成了某种叛逆的异端；我曾经提及的那位《第五纵队》的评论者认为，海明威在西班牙革命事业中的“非知性”党派意识是一种美德。“善意”的虔诚态度达到了充分的程度，而法西斯主义则被认为是一种简化世界，而非使世界变得复杂化的力量——它同时也使许多具有善意（应该说，他们的善意是不需要怀疑的）的人变得简单化，对他们而言，世上只要存在那种绝对的神学意义上的罪恶，那么其他的罪恶就可以视为无物了。正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将海明威树立为自己的文化英雄，而他们的理由也是非常明显的，并不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既然海明威已经具有了该群体所谓的“积极”态度，那么他就出现了不足；而不足之处正是这群人所喜闻乐见的。过去，当海明威持有所谓“消极”态度的时候，他那些关于勇气、忠诚、柔情和沉寂的主题尽管不够深刻，却有很强的寓意；然而，现在这些主题做足了表面文章，被直截了当地表现了出来，其中的含义却发生了锐减，无法满足形势的需要。他的小说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力，也需要读者付出相当大的解读努力，其中正蕴涵着艺术所具有的教育功能；但现在海明威并不需要做出理解的努力，他只需要接受别人的观点，这一点可能正是诚实的政治家的努力，但却不是诚实的艺术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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