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正当日军侵华的炮火逼近西南、零式战斗机肆虐昆明上空之际，其时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的陈达，置险恶环境于不顾，克服重重困难，组建起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并亲任所长。李景汉、戴世光两教授分别任调查部主任和统计部主任，所址设在昆明东郊呈贡县文庙。成立这个所的目的是为国家在战时及战后制定“适合国情、通盘周密的统计计划与整个国策”提供社会情报，并提供理论根据与技术经验。因此，该所到1946年6月结束时止，主攻方向是人口普查实验和研究各种普查方法。 1939年上半年，国情普查研究所首先对呈贡县进行人口普查。此次普查的目的是为了掌握18岁至45岁之间的壮丁数，并出版了《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1942年春，又为内政部及云南省政府主持环滇池的一市四县的“户籍示范实验”。这次调查包括户口普查、户籍登记、人事登记三项。根据调查结果，陈达撰写了《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1946年，陈达又撰写了另一份人口调查报告，即《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该报告是根据1939-1941年间在呈贡县的27个乡镇的人事登记和昆阳县4个乡镇的人事登记和户籍登记写成的。该报告还对人口普查的程序、步骤、方法做了精密的设计，对材料的整理、综合与分析做了科学严谨的处理和阐明。环湖一市四县共普查人口57万多人，所得资料经整理后计有65种统计报表。据陈达的学生们回忆，当年他亲自带领助手挨家挨户进行人口普查，调查的内容十分细致，记录更是一丝不苟。若发现别人的调查资料有疑点时，他从不放过，雇上马，带上助手下乡，有时甚至不惜徒步往返几十里山路去核实，直到弄准确为止。正是凭着这种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才获得了大量翔实可靠的有科学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文藻以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和民族气节抵制日寇的引诱和压力，毅然南下昆明，到云南大学担任由英庚款资助而设置的社会人类学讲座，并与英庚款委员会派来的密贤璋、江应樑等人共同进行专题研究。1939年，吴文藻参与创设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任系主任，负责主持全系的教学、研究工作和安排师生的实地调查。吴文藻认为，办好社会学系的关键是要有一批高水平的优秀师资。为此，他广罗人才，除了在系内任教的费孝通、许烺光、瞿同祖、李有义、史国衡、张之毅、胡庆钧、罗振庵等人外，还从西南联大等校借聘兼任教师，有陈达、潘光旦、李树青、吴富恒、戴世光、倪中方、万先法。临时来系短期讲学者还有中央研究院的李济、吴定良、李方桂以及美国社会学教授卡尔逊等。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云大社会学系群英荟萃，人才济济，加之各方学人鼎力相助，师资力量甚强。 “注重实地社区研究之精神”是吴文藻所倡导的、云大社会学系始终坚持的办学方针。直到云南解放前夕，仍不断组织师生到设立在昆明西郊玉案乡大墨雨村的工作站进行调查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由社会学系主编的《社会研究》半月刊上，到1949年12月共刊出二十期。同时还“拟于下年度起，将本系分为（A）人类学组；（B）边疆服务组，（C）社会服务组。……人类学组为配合本省之特殊情形着重于边区社会之研究”。为庆祝云大建校27周年校庆，社会学系举办了“边疆文物展览会”，希望“藉以引起本系同学对边区社会研究之兴趣及唤起各界人士对边区社会之重视”。对于学生的论文，社会学系则要求“四年级学生论文均需根据实地研究所得材料写成”，1949年四名毕业生的论文可见一斑：马思惠《边区宗教》，赵锡乾《广东台山县浮石乡的宗教活动》，高文英《广西南丹县的情歌》，查玉洁《云南路南阿细族的婚姻》。 在教学中，吴文藻十分重视培养训练学生的基本技能。他采用与学生平等讨论的方式授课，注意启发和发挥每个人内在的特长，锻炼学生从事专题研究的能力。并且，他还提倡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团结互助、通力合作的整体精神。社会学系曾明文规定，“凡属本系主科，皆附以读书报名，一年级学生于期考前缴交，二、三、四年级则由教师指定之英文参考书，随堂轮流作口头报告并加讨论，俾在此一训练下，使本系学生能熔理论方法及事实于一炉。”“本系同仁，凡参加本系研究室工作者，在于课余各选定个人之研究专题，使全系师生均能配合研究室之工作。”《乡土中国》一书，便是由费孝通与张之毅合著的。  1938年夏，留学英国的费孝通借道越南入境归国，来云大社会学系执教。1941年，费孝通主持社会学系工作期间，由于得到中国农民银行的资助，他在昆明建立了与燕京大学合作的一个小规模的研究机构——社会学研究室。因附设在云南大学，所以又称作“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后为躲避日机空袭，该室迁至昆明东郊呈贡县古城村的魁星阁，故学界人称“魁阁”。 社会学研究室是以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为中心而开展调查工作的。研究的计划是以社区分析的研究方法，从一些尚未受到近代工商业影响的农村开始，进而到农村手工业，再进而到近代工业的发展，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着哪些问题。前后参加该研究工作的有费孝通、张之毅、史国衡、谷苞、田汝康、李有义、胡庆钧、王康等人。当时，他们主要采用文化人类学的“参与观察”的方法，由调查者单枪匹马地深入到一个农村或工厂，不使用问卷，而是遵循预先准备的假设，步步深入，在与被调查者直接接触、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来逐步获得答案与解释。并且，在资料汇集起来以后，经过集中讨论，再与不同地区类似的情况进行比较，以便对所研究的问题得出更加可靠和圆满的结论，再由此提出新的研究假设。所以，他们把社区研究也叫作比较社会学。这期间，研究室的社会学家们对农村经济生活，基层社区管理，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和风俗，城乡关系的变迁，小农经济的社会传统习惯和现代工厂之间的问题、现代工业管理中人的关系的作用等等都做过比较深刻而有意义的典型调查。其主要的研究成果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1943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6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个旧矿工》，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内陆女工》等专著以及一大批论文和调研报告。1943年，美国政府以同盟国身份邀请中国各大学派遣教授赴美访问。云南大学派费孝通前往，历时一载。费孝通初访美国的一项主要使命是由太平洋学会资助，编译云大社会学研究室研究成果。在美期间，他得到芝加哥大学雷德斐尔德夫人的协助，编译成《乡土中国》一书，并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费孝通在云南从事实地调查的实践中，不但发展了社区研究方法，而且在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论和具体方法上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学术见解，其主要论点之一是把社会学的调查与一般的社会调查区分开来。他在《禄村农田》一书中说：“社会调查者记录所观察的事实之外，别无其他责任，而社区研究者则还要用理论来解释所见的现象，社会调查的中心是事实，社区研究的中心是理论。”基于这一认识，费孝通指出，以前的社会调查总是先制作调查表格，然后派调查员去调查，填好表格，进行统计，专家们根据这些数字去推论调查社区的形态。这种调查的缺陷是“把社会调查和研究看作是填表格——统计——写报告的机械工作”。结果是用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费孝通认为：社会学者去实地观察一社区的活动，任务在于寻求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原则，说明各种活动对于人类生活上所有的功能，因此，不能以记录事实为满足，而要在事实中构成理论。记录事实的人很难决定记录哪些方面的事实才能够满足政策或理论的设计者的需要，因为社会事实复杂众多。因此学者自己应当直接在可能的亲切的观察中去采访一切和他的理论有关的事实。   1938年，旧赈济委员会约请几所大学的学者组成滇西考察团，调查滇西的民族、地理、物产，拟兴建一个移民区。李景汉等社会学家参加了该考察团，最后写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考察报告。次年，设在呈贡县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进行人口调查的同时，还开办训练班，协助内政部训练各省市户籍主管人员，并开展了对呈贡县的农业普查（1939年12月～1940年3月）。为适应形势的客观需要，在社会学家吴泽霖的指导下，办起了“边胞服务站”，下设两个分站：第一分站由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生张正东负责，于1942年7月～1946年1月在云南丽江、维西、德钦、贡山等县宣传抗战形势，创办村民小学，从事医疗防疫工作，并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调查研究。第二分站由夏大社会学系毕业生丁兆兴负责，也于1942年至1944年在墨江一带开展了如上同样内容的边胞服务工作。 [1]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01年版。 [2] 费孝通：《禄村农田》，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3] 《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 1982年第6期。 [4] 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 韩明汉：《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 梁吉生：《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陶云逵传略》，《社会学与现代化》1987年第4期。  ——严建著：《一路走来》，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5-72页。原载《思想战线》1990年第3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