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伯伦（1883～1931）：黎巴嫩著名诗人、散文家和画家，阿拉伯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文学流派“旅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岁创办《真理》杂志，抨击时弊，揭露封建陋习；21岁师从罗丹学习绘画。纪伯伦的创作生涯分为两个时期，以前以小说为主，后期转向散文、诗歌。《先知》被公认为是他的“顶峰之作”。纪·哈·纪伯伦，英文名：Kahlil Gibran（1883～1931），黎巴嫩诗人、作家、画家。被称为“艺术天才”、“黎巴嫩文坛骄子”，是阿拉伯现代小说、艺术和散文的主要奠基人，20世纪阿拉伯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之一。他开拓了二十世纪阿拉伯现代小说与艺术散文的创新之路以独树一帜的散文诗创造了“纪伯伦风格”。他与印度诗人泰戈尔齐名，并称为“站在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两位巨人”。纪伯伦青年时代以创作小说为主，定居美国后以写散文诗为主,小说几乎都用阿拉伯文写成，有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叛逆的灵魂》和长篇小说《折断的翅膀》等。 用阿拉伯文发表的作品还有散文《音乐短章》，散文诗集《泪与笑》、《暴风雨》，诗集《行列圣歌》，以及《珍闻与趣谈》、《与灵魂私语》等。他用英文写的第一部作品是散文集《疯人》。此后陆继发表散文诗集《先驱者》、《先知》、《沙与沫》、《人之子耶稣》、《先知园》、《流浪者》等，以及诗剧《大地诸神》、《拉撒路和他的情人》等。《先知》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作者以智者临别赠言的方式，论述爱与美、生与死、婚姻与家庭、劳作与安乐、法律与自由、理智与热情、善恶与宗教等一系列人生和社会问题，充满比喻和哲理，具有东方色彩。纪伯伦并自绘充满浪漫情调和深刻寓意的插图。文学与绘画是纪伯艺术生命双翼。纪伯伦的前期创作以小说为主，后期创作则以散文诗为主。此外还有诗歌、诗剧、文学评论、书信等。《先知》是纪伯伦步入世界文坛的顶峰之作，曾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纪伯伦的画风和诗风一样，都受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的影响，所以，文坛称他为“20世纪的布莱克”。1908年—1910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绘画艺术期间，罗丹曾肯定而自信地评价纪伯伦：“这个阿拉伯青年将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纪伯伦的绘画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在纪念馆收藏。在东方文学史上，纪伯伦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他的作品既有理性思考的严肃与冷峻，又有咏叹调式的浪漫与抒情。他善于在平易中发掘隽永，在美妙的比喻中启示深刻的哲理。另一方面，纪伯伦风格还见诸于他极有个性的语言。他是一个能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作的双语作家，而且每种语言都运用得清丽流畅，其作品的语言风格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东西方读者。美国人曾称誉纪伯伦“象从东方吹来横扫西方的风暴”，而他带有强烈东方意识的作品被视为“东方赠给西方的最好礼物”！皮壳与内核 我饮过杯杯苦酒，即使残汁剩液也似蜜甜。我攀登过艰途险径，最终都达到绿色的平原。我失散于夜雾中的每一位朋友，又都会在黎明的曙光中寻见。我曾多少次用坚忍的外衣掩饰自己的痛苦和烦恼，以为这样会得到补偿和缓解。不过，当我脱去外衣，却发现痛苦已转化为喜悦，烦恼已变作沉静与平和。我曾多少次与同伴行走在表象的世界，我心里说：“他多么愚笨，多么迟钝！”但是，我刚一踏入隐幽的世界，就发现自己的虚枉和武断，朋友的睿智和文雅。我曾多少次因自己的酒而醉倒，我把自己与酒友视作绵羊与豺狼。待酒醒之后，再看，我是人，他也是人。我和你们，人们哪，被我们周围的表象所迷惑，却对我们隐藏的本质视而不见。当我们中的一个绊跤时，我们说他堕落；当他蹒跚迟缓时，我们说他颓唐衰败；当他言语含混时，我们说他是哑巴；当他呻吟叹气时，我们说这是临终前的喘息，他快死了。我和你们，都专注于“我”的外壳和“你们”的表面，因此，我们看不见灵魂向“我”表露的东西和灵魂在“你们”身上隐藏的东西。既然我们带着向我们袭来的骄傲，疏忽了我们身上的真实，那我们还能干些什么？我对你们说，也许我的话是掩盖我真面目的面具；我对你们说，也对自己说，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不外乎是一团乌云，它挡住了我们用自己的目力应该看到的万物；我们用耳朵听到的，只不过是叮叮当当的声响，它歪曲了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心灵去把握的东西。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个警察把一个人带到监狱去的时候，我们不应在二者谁是罪犯上下结论；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浑身是血，另一个双手有染时，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肯定哪个必定是杀人者，哪个必定是被杀者；当我们听到一个人在歌唱，另一个在痛哭时，我们且忍耐一下，直到我们能确实肯定谁是欢快者。不，我的兄弟！不要用一个人外在的东西去推断他的真实，不要把某人的一言或一行作为他内蕴的标志，因为也许那个口齿笨拙，声调含混，被你认作痴愚的人，他的直觉恰是智慧的道路，他的心田恰是悟性的栖息胜地；也许那个其貌不扬、生活粗劣、被你藐视的人，在大地上，是苍天的一份赠礼；在人们中，是上帝的一件赏赐。你可能在一日之内造访一座宫殿和一间茅屋。你从宫殿走出时，带着崇敬；从茅屋走出时，充满怜悯。但是，你若能撕碎你感觉织成的表象，你的崇敬定会减弱，降至遗憾的水平；你的怜悯定会改变，升到尊崇的高度。你可能在晨昏之间遇到两个人，第一个和你说话时，声音中带着风暴的喧嚣，动作上具有军旅的威严；第二个和你说话时，带着惶悚，声音颤抖，结结巴巴。于是你把果决、勇敢归于第一位；把无能、软弱归于第二位。但是，你若看到日月教他们去赴会危困，或去为某一原则作出牺牲，你一定会明白：厚颜、浮夸并非勇敢，羞赧、沉默并非怯懦。你可能从你居室向窗外眺望，你看到路上的行人中有一位修女走在右边，一位妓女走在左边，于是你立即说：“这个多高尚！那个多丑陋！”但是你若闭上你的双眼，倾听片刻，你就会听到太空中的一个轻如耳语的声音在说：“这一个用祈祷恳求我，那一个用痛苦恳求我，在她们两个的灵魂中，都有属于我的灵魂的一把伞。”你可能在大地上巡游，寻找你称为文明、进步的东西。你走进一座城市，这里宫殿巍峨，学院宏伟，街道宽阔，人们东来西往，行色匆匆。这个钻入地下，那个盘旋在空中，这个在捕捉闪电，那个在询问空气。他们全都穿着匀称合体、制作精良的服装，好像在过节或参加联欢。过了几天，你来到另一个城市。这里房舍矮小、街巷狭窄。天阴下雨，全城就变成水乡泽国中的泥岛。太阳升起，城市又变成尘埃的雾团。这里的居民仍然处在天然与淳朴之间，就像松弛的弓弦处在弓的两端间。他们走路慢慢腾腾，工作拖拖拉拉。他们看你时，眼睛后面似乎还有一双眼睛盯着离你老远的目标。于是你厌恶地离开了这座城市。你心里说：“我在那座城市看到的与这座城市看到的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像初生与垂死之间的差别。那里，强劲如涨潮；这里，孱弱如退潮。那里，轰轰烈烈如春夏；这里，无声无息似秋冬。那里，坚忍是青年，在园中欢舞；这里，颓唐是老翁，倒在灰堆中。”但是，你若能借着上帝之光去看这两座城市，那你一定会看到它们是同一座花园里的相似的两棵树。洞察力可能会把你的目光引向它俩的本质，那你就会看到，你以为正在上升的那一个只是行将破裂的闪闪发光的气泡；而你以为那满身颓唐的另一个，原是固定不变的隐蕴的本质。不，生命并非它的表象，而是它的内蕴；可见的东西并不在于它们的皮壳，而在于它们的内核；世人之本并不在于他们的面孔，而在于他们的内心。不，宗教并不在于教堂，寺庙所显现的那些，也不在于仪式、习俗所展示的那些，而在于隐藏在心灵中的，通过意念得到纯化后变为珍宝的东西。不，艺术并不在于你通过耳朵听到的一首歌的抑扬顿挫，或一首诗的词句铮铮；艺术也不在于你通过眼睛看到的一幅画的线条和色彩，而在于来到这首歌的抑扬顿挫中的那段无声的颤抖的空间距离；在于通过这首诗渗入你身心的那份宁静、孤独地长驻于诗人灵魂中的东西；在于这幅画给你以启示的、你凝视时所看到的比这幅画更远更美的东西。不，我的兄弟！昼夜并非它们的外观。我，行进于昼与夜的行列中。我并不在于对你说的这些话语，而在于这些话带给你的我的宁静的心曲。如此说来，在检查我隐藏的自我之前，你不应把我当成痴愚；在暴露出我因袭的自我之前，你不应把我视作天才；在窥见我的内心之前，你不要说“他是个吝啬者”；在不了解我慷慨大方的背景之前，你也不要说“他是个慷慨者”；在我的爱带着它的全部光与火向你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之前，你不要称我是爱者；在抚摸我带血的伤口之前，你也不要认为我无忧无虑，无牵无挂。 我的心重负着累累果实 我的心重负着累累果实，哪位饥饿者来采摘，来消受，来饱享？在人们中间难道就没有一位斋戒者，以我的果实为晨斋，让我从丰腴的重担下获得一些快慰吗？我的心在金和银的重压下已精疲力竭，人们中有谁来装满他的衣袋，从而减轻我的负担？我的心满载着岁月的陈酿，哪一位焦渴者来斟饮，来满足？这是一位站立街心的男人，他向过往行人伸出捧满珠宝的手，呼唤着他们：“行行好吧！从我这里拿些去吧！发发慈悲吧！把我这儿的东西拿去吧！”可是人们仍然走着，头也不回。噢，但愿他是一个乞丐，向过往行人伸出颤巍巍的手，收回时仍是一只空空的颤巍巍的手！但愿他是一个失明的瘫痪者，人们从他面前走过，却不理不睬！这是一位慷慨的富人，他在人迹罕至的荒野和山麓间竖起了他的帐篷，每晚都点燃起接待宾客的明火，并派他的仆人去路边守候，他们也许能给他带回一位可以热情款待的客人。但是这些道路都很吝啬，既不慷慨地给他送来一个领受馈赠的人，也不派来一个求告者。噢！但愿他是一个被遗弃的贫者！但愿他是一个四处飘零的游荡者，手持一根拐杖，肘挎一只水罐。当夜晚降临时，弯曲的小巷将他和他那些四处飘零的乞丐伙伴聚在一起。于是他坐在他们的身旁，同他们分享施舍的面包！这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国王的公主，她从睡梦中醒来，起身下了床榻，穿上红衫绿裙，戴上珍珠宝石，头发洒上麝香，手指浸过龙涎香，然后信步走出，来到她的花园。她漫步时，露珠儿打湿了她的衣褶。在夜的静谧中，最了不起国王的公主正在她的花园中寻觅她的情人。可是在她父亲的王国里没有她所爱的人。噢，但愿她是一位农夫的女儿，在山谷放牧着她父亲的羊群，黄昏时，回到她父亲的茅舍，脚上是与世隔绝的尘埃，衣褶间飘出的是果园的馨香。但等夜深人静，四邻睡去，她便偷步轻履，来到她的情人翘首等候她的地方。但愿她是一位修道院里的修女，把她的心灵当炉香一般焚烧，于是空气中传遍她心灵的芬芳；她把她的灵魂当蜡烛一般点燃，于是天空负载着她的灵光；她跪着祈祷，于是神秘的幻影将她的祈祷送至时间的宝库，那里，在爱恋者的热情和孤独者的忧思旁边，保存着虔诚者的祈祷。但愿她是一位年迈的老妪，与分享过她青春时光的人一起坐在阳光下取暖！这总比她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国王的公主，在她父亲的王国里没有谁把她的心当面包吃，把她的血当美酒饮要强！我的心因它的累累果实而沉重。在大地上，有一位饥饿者来采摘、来饱享吗？我的心满载着它的醇酿，哪位焦渴者来斟饮，来满足？噢，但愿我是一棵不开花不结实的树！因为丰产的痛苦比不孕的痛苦更甚；无人求取的富者的痛苦，要比无人施舍的穷人的失望更为可怕！但愿我是一口枯井，人们向我抛下石头！这也比我是一眼活泉，焦渴者跨越我却不取饮要强。但愿我是一枝被踩碎的芦苇，这也比我是某家的一支银弦的吉他要强：这家的主人手指折断，他的亲人又都是聋子！ 岸边一捧沙 爱情的忧愁歌唱着，知识的忧愁谈论着，欲望的忧愁悄语着，贫穷的忧愁号哭着。但是，还有一种忧愁，比爱情更深沉，比知识更高贵，比欲望更有力，比贫穷更苦涩。不过，它哑然无声，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当你遇遭不幸，向邻居诉说时，你正将自己心灵的一部分托付给他。倘若他胸怀宽阔，他会感谢你；倘若他气量狭小，他会鄙视你。进步并非改善“曾经”，而是走向“将要”。贫乏是遮掩骄傲的面纱。诉求是覆盖艰难的面具。野蛮人饿时，从树上摘果子吃；文明人饿时，则从摘果子的人的买主的买主的买主那里买果子吃。艺术是从明显的已知向隐秘的未知迈出的一步。有些人诱使我对他们表示忠诚，以便享受对我表示宽容的滋味。除非一个人认为我亏欠着他，否则我不会了解他的内心。大地呼吸，我们诞生；大地休息，我们死亡。人的眼睛是显微镜，它照出的世界比实际的要大。在那些视无耻为勇敢，视温柔为软弱的人面前，我是无辜的。在那些把絮叨当成知识、把沉默当成痴愚、把做作当成艺术的人的面前，我是无罪的。我们认为难行之事，可能有捷径通达。他们对我说：“你若看见一个奴隶睡着，别唤醒他，也许他正在梦着他的自由。”我对他们说：“你若看见一个奴隶睡着，就把他唤醒，同他谈说自由。”反对在聪明之中级别最低。美将我们俘虏，但更美却将我们释放，甚至从她自身里。热情是一座火山，山顶上不会长出犹豫之草。文学家由思想和感情缔造，然后被赋予语言；研究者由语言缔造，然后被赋予一点思想和感情。河流执著地奔向大海，不管水磨轮子是破是好。你吃得快，走得慢，何不用脚吃、用手走呢？只有你眼中的世界变小，你的快乐或忧愁才变大。科学是催发你的种子，而不是向你播撒种子。我不憎恨，除非用憎恨作自卫的武器；不过，我决不使用这种武器，除非我是个弱者。如果耶稣祖父的祖父知道自身隐藏的秘密，那他定会庄严地立于自己的面前。爱是颤抖着的幸福。他们以为我目光敏锐，是因为我从筛孔里看他们。我刚一感到寂寞的痛苦，人们就称赞我的缺点——絮叨；批评我的优点——缄默。在人们中间，有一些未杀人流血的凶手，未偷过东西的窃贼，只说真话的骗子。需要证明的真理是半个真理。你们何不让我远离那不哭泣的智慧，不微笑的哲学，不向儿童弯腰的伟大？被万物表象所遮蔽，因着万物而存在，存在于万物之中并属于万物的智慧世界啊！你听着我，因为你是我的现时，我的自身；你看着我，因为你是一切有生命的事物的目光。请你在我的灵魂里抛下一粒你智慧的种子，好让它成长于你的森林，并提供你的一个果实。阿门！ 七个阶段 我的心曾忧伤过七次：第一次是当它想通过卑贱之路获得升腾时；第二次是当它在瘫痪者面前跛足而行时；第三次是当它在难易间进行选择而选择了易时；第四次是当它犯了错误却因别人的错误而自慰时；第五次是当它软弱地忍耐且把这忍耐说成是强大时；第六次是当它面对生活的泥潭而卷起尾巴认输时；第七次是当它站在上帝面前高唱圣歌而以为唱圣歌是它的一种美德时。 我的心灵告诫我 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热爱人们所憎恶的事物，真诚对待人们所仇视的人。它向我阐明：爱并非爱者身上的优点，而是被爱者身上的优点。在心灵告诫我之前，爱在我这里不过是两根相近的立柱间一条被拉紧的细线，可是现在爱已变成一个始即终、终即始的光轮，它环绕着每一个存在着的事物；它慢慢地扩大，以包括每一个即将出现的事物。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去看被形式、色彩、外表遮掩了的美，去仔细审视人们认为丑的东西，直到它变为在我认为是美的东西。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所看到的美不过是烟柱间颤抖的火焰。可是现在，烟雾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燃烧着的东西。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去倾听并非唇舌和喉咙发出的声音。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的听觉迟钝，只听到喧闹和呼喊。可是现在，我能倾听寂静，听到它的合唱队正唱着时光的颂歌和太空的赞美诗，宣示着隐幽的奥秘。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从榨不出汁，盛不进杯，拿不住手，碰不着唇的东西中取饮。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的焦渴是我倾尽溪涧和贮池中的水浇熄的灰堆上的一粒火星。可是现在，我的思慕已变为我的杯盏，我的焦渴已变为我的饮料，我的孤独已变为我的微醉。我不喝，也决不再喝了。但在这永不熄灭的燃烧中却有永不消失的快乐。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去触摸并未成形和结晶的东西，让我知道可触知的就是半合理的，我们正在捕捉的正是部分我们想要的。在我的心灵告诫我之前，我冷时满足于热，热时满足于冷，温和时满足于冷热中的一种。可是现在，我捕捉的触觉已经分散，已变成薄雾，穿过一切显现的存在，以便和隐幽的存在相结合。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去闻并非香草和香炉发出的芬芳。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每当我欲享馨香时，只能求助于园丁、香水瓶或香炉。可是现在，我嗅到的是不熏燃和不挥发的馨香，我胸中充溢的是没经过这个世界任何一座花园，也没被这天空的任何一股空气运载的清新的气息。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在未知和危险召唤时回答：“我来了！”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只在熟悉的声音召唤时才起立，只在我踏遍走熟的道路上行走。可是现在，已知已变成我奔向未知的坐骑，平易已变成我攀登险峰的阶梯。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不要用自己的语言——“昨天曾经……”、“明天将会……”——去衡量时间。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以为“过去”不过是一段逝而不返的时间，“未来”则是一个我绝不可能达到的时代。可是现在，我懂得了，眼前的一瞬间有全部的时间，包括时间中被期待的、被成就的和被证实的一切。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不要用我的语言——“在这里”、“在那里”、“在更远的地方”——去限定空间。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立于地球的某一处时，便以为自己远离了所有其他地方。可是现在我已明白，我落脚的地方包括一切地方，我所跋涉的每一段旅程，是所有的途程。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在周围居民酣睡时熬夜，在他们清醒时入睡。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在自己的睡榻上看不到他们的梦，他们在他们的困盹中也寻不到我的梦。可是现在，我只是在他们顾盼着我时才展翅遨游于我的梦中，他们只是在我为他们获得自由而高兴时才飞翔于他们的梦中。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不要因一个赞颂而得意，不要因一个责难而忧伤。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一直怀疑自己劳动的价值和品级，直到时日为它们派来一位褒扬者或诋毁者。可是现在，我已明白，树木春天开花夏天结果并不企盼赞扬，秋天落叶冬天凋敝并不害怕责难。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明白并向我证实：我并不比草莽贫贱者高，也不比强霸伟岸者低。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曾以为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我怜悯或鄙视的弱者，一类是我追随或反叛的强者。可是现在我已懂得，我是由人类组成一个集体的东西组成的一个个体，我的成分就是他们的成分，我的蕴涵就是他们的蕴涵，我的希冀就是他们的希冀，我的目标就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如果犯了罪，那我也是罪人；他们如果做了某件好事。那我也以这件好事而自豪，他们如果站起身来，那我也一同起立；他们如果落座，那我也一同落座。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知道：我手擎的明灯并不专属于我，我唱着的歌也不是由我的材料谱成。如果说我带着光明行走，那我并不就是光明；如果说我是一把被上好弦的琴，那我并不是弹奏者。兄弟！我的心灵告诫了我，教育了我。你的心灵也告诫过你，教育过你。因为你我本是彼此相似的。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除了我谈论着我，在我的话语中有一点争辩；你掩饰着你，在你的隐匿中有一种美德。 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 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及其难题，我有我的黎巴嫩及其瑰丽。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连同其中的种种企图和目的，我有我的黎巴嫩连同其中的种种梦幻和希冀。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那就请以它而满足；我有我的黎巴嫩，只满足那绝对的纯粹。你们的黎巴嫩是时日企图解开的政治死结；我的黎巴嫩则是巍峨高耸，直插蓝天的山岳。你们的黎巴嫩是宗教首领和军队司令的棋盘；我的黎巴嫩则是我看厌这运转在轮子上的文明面孔时，带着灵魂进入的圣殿。你们的黎巴嫩是两个人：一个纳税，一个收款；我的黎巴嫩则是一个人：他倚臂于雪松阴下，除上帝和阳光外他摒弃一切。你们的黎巴嫩是港口、邮政、贸易；我的黎巴嫩则是悠远的思想，炽热的感情，大地在天空耳畔轻轻说出的神圣语言。你们的黎巴嫩是职员、工人、经理；我的黎巴嫩则是青年的抱负，中年的决心，老年的睿智。你们的黎巴嫩是各种各样的代表团、委员会；我的黎巴嫩则是狂风遮天、瑞雪盖地之夜炉边的聚会。你们的黎巴嫩是形形色色的教派和政党；我的黎巴嫩则是攀登岩石、追逐溪流、在广场上玩球的少年。你们的黎巴嫩是演讲、报告、论辩；我的黎巴嫩则是黑鹂的啼啭，白杨树和冬青槲枝条的沙响，山洞中飘荡的管笛的回声。你们的黎巴嫩是掩盖于虚假聪明面纱下的谎言，是隐藏在效法和修饰外衣下的伪善；我的黎巴嫩则是一个朴素而袒露的真理，临池揽照，看到的只是自己宁静的面孔和舒展的表情。你们的黎巴嫩是纸面上的法律、条款，卷宗里的契约、合同；我的黎巴嫩则是生命奥秘中的一种禀赋，它不知自己对此已了然尽知；是醒觉中摸索到幽冥世界边缘的思念，它以为自己还在梦中。你们的黎巴嫩是一位手捋胡须，蹙额皱眉，只顾自己的老翁；我的黎巴嫩则是一位矗立像塔、微笑似晨，念人如己的青年。你们的黎巴嫩与叙利亚时分时合，若即若离；我的黎巴嫩则不合不分，不亢不卑。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及其子嗣，我有我的黎巴嫩及其儿女。天哪，你们的黎巴嫩的子嗣是些什么人？何不审视片刻，稍作一顾，让我给你们看看他们的真面目：他们的灵魂诞生在西方人的医院里。他们的头脑在扮演慷慨者角色的贪婪者怀抱里开窍。他们是一些柔弱的枝条，左摇右摆，却了无意志；昼夜战栗，却全然不知。他们是这样一只航船：它与风浪搏击，却既无舵也无帆，它的船长优柔寡断，它的港口是魔窟。——噫，欧洲所有的首都难道不都是魔窟吗？他们是些能言善辩的强人壮汉，可这只表现在他们彼此之间；在洋人面前，则是些哑口无言的松包软蛋。他们是热情洋溢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改革家，但只发表在他们的报刊上和讲坛上；在西方人面前，则是些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守旧者。他们是些像青蛙一样鼓噪不休的人，说什么“我们已摆脱了残暴的宿敌”。但他们残暴的宿敌仍然潜伏在他们的体内。他们是这样一些人：在殡葬队伍前面吹吹打打，手舞足蹈，等到他们遇见迎亲的队伍时，他们的吹奏却变为号丧哭泣，他们的舞蹈却变为捶胸撕衣。他们只懂得钱袋饥饿，一旦他们碰到精神上的饥渴者，便嘲笑他，转身走开时还说：“这不过是一个在梦幻世界里漫游的骑士！”他们是这样一批奴隶：当岁月用闪闪发光的镣铐换下他们生锈的镣铐时，便以为自己变成了绝对自由的人。这些就是你们的黎巴嫩的子嗣。在他们之中有谁能代表黎巴嫩岩石中的意志？巍峨中的高贵？水泉中的甘美？空气中的芳馨？在他们之中有谁敢说：“如果我死去，我丢下的祖国要比我出生时见到的祖国有点起色。”在他们之中有谁敢说：“我的生命曾是黎巴嫩血管里的一滴血，她眼睑间的一滴泪或她嘴角上的一个微笑。”这些就是你们黎巴嫩的子嗣。在你们眼里他们是多么高大！在我眼里他们是何等渺小！不过，稍等片刻，听我给你们说说我的黎巴嫩儿女：他们是把荒滩野地变成花圃果园的农夫；他们是赶着羊群从一个山冈走向另一个山冈的牧人，羊儿生长繁衍，给你们提供肉以为食，毛以为穿；他们是葡萄园的园丁，把葡萄榨成醇汁，把醇汁炼为蜜浆；他们是种桑养蚕的父亲，纺绸织缎的母亲；他们是收割庄稼的丈夫，聚敛柴薪的妻子；他们是泥瓦工，陶瓷工，编织工和铸钟造铃的匠人；他们是把自己灵魂倾注于新杯盏中的诗人，是吟诵民谣俚曲的天性淳朴的自然歌手；他们是那些离开黎巴嫩时只有心中的热情和手臂上的意志，归来时却手捧大地上的财富，头戴桂冠的人；他们是那些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征服环境，无论出现在何处都会赢得人心的人；他们是生于低矮茅舍，死于科学殿堂的人。这些才是黎巴嫩的儿女；他们是风吹不灭的灯，时蚀不腐的盐；他们是那些迈着坚定步伐奔向真理、美和完善的人。一百年后，你们的黎巴嫩和你们黎巴嫩的子嗣们还会留下些什么呢？告诉我，除了讼词、谎言和愚钝，你们给明天留下什么？难道以为时间将会在它的记忆中保存谄媚和欺骗？难道你们以为时间会在它的衣袋里储存死亡的身影和坟墓的气息？莫非你们以为生命会用破烂的衣衫去遮盖它赤裸的身躯？我对你们说，——事实为我作证：“村夫在黎巴嫩山麓栽种下的橄榄树，定会比你们已经和将来成就的一切业绩都更恒久；小牛在黎巴嫩田野上拉的木犁要比你们所有的希冀和抱负更光荣、高贵！我对你们说，万物的良心在倾听着我：黎巴嫩高原上采豆女的歌声，定会比你们中最体面、最有规模的冗言赘语更有生命力！我告诉你们吧，你们是微不足道的，假如你们知道你们微不足道，那么我对你们的厌恶就会变成某种同情和怜悯，但你们并不知道。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及其子嗣，你们若能满足于空洞的气泡，那就满足于它和他们吧！而我，则以我的黎巴嫩及其儿女为满足；在我的满足中有甘甜、宁静与安逸。 大地 大地不情愿地从大地中迸裂出来，然后，大地在大地上洋洋得意，高视阔步，大地靠大地建起宫殿、高塔、庙宇，大地在大地上创立神话、训诫、法律。之后，大地厌倦了大地的工作，便用大地的光环编织幻影、空想、清梦。之后，大地的睡意诱惑着大地的眼帘，于是她睡着了，睡得平静、深沉、长久。之后，大地呼唤着大地，说道：“我是母腹，我是坟墓。我将永远如此，直到星辰消逝，太阳化为灰烬。” 昨日·今日·明日 我对我的朋友说：“你瞧，她正依偎在他的臂弯间，昨天她还依偎在我的臂弯间呢。”他说：“明天她将依偎着我的臂弯。”我说：“你看，她正坐在他的身边，昨天她还坐在我的身边呢。”他说：“明天她将坐到我的身边。”我说：“你没看到么，她正在喝他杯中之酒，昨天她还从我的怀中啜饮呢。”他说：“明天她将与我同饮。”我说：“瞧啊！她正用充满爱意的目光凝视着他，昨天她还凝视着我呢。”他说：“明天她将凝视着我。”我说：“你听，她正在他耳畔低声唱着情歌，昨天她还在我耳畔吟唱这些情歌呢。”他说：“明天她将在我耳畔吟唱。”我说：“看哪，她正和他拥抱呢，昨天她曾拥抱着我。”他说：“明天她将拥抱我。”我说：“她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女人！”他说：“她，就像生命，为所有人所占有；她，如同死亡，征服着所有的人；她，又好似永恒，包容着所有的人。” 完美 你问我，兄弟，人何时能变得完美。请听我的回答：当人感到他是无际的天空，是无边的大海，是永远燃烧的烈火，是永恒闪耀的光芒，是狂卷或平息的风，是电闪雷鸣降雨的云，是吟唱或哀泣的小溪，是春天开花秋天落叶的树木，是高耸的山峦和低洼的狭谷，是肥沃或贫瘠的土地时，他正在走向完美。假如人能感到这一切，他就走出了通向完美的一半路程。他如果想达到完美的终极目标，那就应感知自己的本质，知道自己是一个依赖着自己母亲的孩子，是一个对自己孩子负有责任的长者，是一个失落于自己信仰和爱情之间的青年，是一个与自己过去和未来进行搏斗的中年人，是一个隐居在自己茅庵中的膜拜者，是一个关押在自己监狱中的囚犯，是一个埋首于自己书斋和纸堆中的学者，是一个处在自己夜的黑暗和昼的黑暗中的愚人，是一个置身于自己信仰的繁花与孤寂的荆棘间的修女，是一个处于自己软弱的犬齿和需求的利爪间的妓女，是一个处在自己的苦涩和屈从间的贫者，是一个陷于自己的贪欲和俯就间的富豪，是一个置身于自己黄昏的雾和魔术的光之间的诗人。如果人能经历和了解这一切，他就会达到完美，成为上帝影子中的一个影子。 独立与红毡帽 不久以前，我读了某位文学家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愤然而起，对叙利亚开往埃及的某一条法国轮船的船长和船员表示抗议。因为当他在餐桌边就座时，这些人曾强迫他或试图强迫他摘下他的红毡帽。众所周知，在天花板下脱帽本是西方人的习惯。这一抗议令我吃惊，因为它向我表明，东方人对其个人生活中的某种象征是多么执著。我佩服这位叙利亚人的胆量，就像我有一次曾对一位印度王子表示钦佩一样。那次我邀请他出席观看意大利米兰城的一次歌剧演出，他对我说：“如果你邀请我去访问但丁的地狱，我会随你欣然而往。但我不能在一个禁止我缠头巾和抽烟的地方落座。”是的，我看到东方人执著于他的某些信条，即使对他的民族习俗的某个影子也紧紧抓住不放，这使我惊讶不已。不过，我的这一惊诧不会也绝不可能抹掉它后面的那些与东方人的本性、东方的种种嗜好与说法相联系的粗鄙事实。这位认为在洋人轮船上脱掉红毡帽是件难事的文学家，如果能够想到，这一高贵的红毡帽本是在一家洋人的工厂里造出来的，那么对他来说，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一条洋人船上，脱掉毡帽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假如我们的文学家想到，在区区小事上的个人独立性，过去在近代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一段时间内，戴这种帽子成为阿拉伯世俗官员、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和标志。和将来都取决于科技独立和工业独立这两大独立的话，那么，他就会顺从地不声不响地摘掉红毡帽。假如我们的朋友想到，精神上和心智上均受奴役的民族，是不能靠她的衣着、习俗成为自由人的。假如他想到了这些，他就不会写他那篇抗议文章了。如果我们的文学家想到，他的叙利亚祖父，曾乘着叙利亚船，穿着叙利亚人手纺织缝制的衣服，航海到埃及，那我们的自由的英雄，就只能穿着国产的衣服、只能乘着由叙利亚船长和叙利亚海员掌舵航行的叙利亚船去埃及了。我们勇敢的文学家的不幸，就在于他反对结果而未曾注意到原因，故在赢得本质之前已被偶发现象所控制。这是大多数东方人的情形。他们不愿意做东方人，——在无聊琐碎的小事上除外，与此同时他们却以他们从西方人那里模仿来的东西为荣，那些东西既不无聊，也不琐屑。我要对我们的文学家和所有戴红毡帽的人士说：你们何不用自己的手去制作你们的红毡帽，然后在轮船的甲板上，或在高山之巅，或在幽谷深涧，去斟酌如何处置你们的红毡帽呢？上天有知！这些话不是为红毡帽而写，也不是为红毡帽在天花板下或银河下是脱是戴而写。上天有知！这些话是为一个比所有红毡帽都久远的问题而写；这个问题悬于每个人的头上，悬于每个颤抖的身躯之上。 大地啊！ 大地啊，你是多么瑰丽！多么灿烂辉煌！你对光明的屈从是何等彻底，你对太阳的归顺是何等高贵！你配上倩影时有多么典雅！你蒙上面纱时有多么俏丽！你黎明的歌声多么甜蜜，你夜晚的呼唤是多么可畏！大地啊，你多么完美，多么壮丽！我跨越过你的平原，攀登过你的高山，降临过你的狭谷，爬上过你的危岩，进入过你的洞穴。因此我懂得：你的梦幻在平原，你的尊严在高山，你的平静在幽谷，你的意志在岩石，你的隐秘在洞穴。你呀，你是带着力量的广阔，带着谦虚的高耸，带着上升的沉降，带着坚强的轻柔，带着隐秘的明朗。我航行过你的大海，跋涉过你的河川，追逐过你的溪涧，所以我听到永恒以你的潮汐谈话，时光在你的高原丘陵间吟唱，生命与生命在你的山坡小径上彼此呼唤。你呀，你是永恒的唇与舌，时光的弦与指，生命的思想与阐释。你的春天唤醒了我，把我送到你的林间，在那里，你的馨香气息轻烟般袅袅上升。你的夏天让我在你的田野上落座，在那里，你的努力凝聚成果实。你的秋天让我在你的葡萄园里停步，在那里你的血流淌成酒。你的冬天领着我来到你的睡榻，在那里，你的纯洁飘散成雪片。你呀，你是带着春天的馨香，带着夏天的慷慨，带着秋天的丰裕，带着冬天的纯洁。在朗朗的夜色中，我开启了我心灵的门窗，重负着自己的种种欲望，披戴着自己自私的枷锁，走到你的面前，发现你正凝视着众星辰，而她们正向你微笑。于是我抛去了自己的枷锁和重负，明白了心灵的居所正是你的天空，它的欲望就在你的欲望中，它的安全就在你的安全中，它的幸福就在星星撒落于你身上的金色纤尘中。在阴云密布的夜晚，我厌倦了自己的粗疏、僵化和迟钝，来到你的身旁。于是发现你是一位用风暴武装起来的可畏的巨人，你正用你的现在与你的过去战斗，用你的新与你的旧搏击，用你的遒劲去瓦解你的软弱。于是我明白了，人类的制度就是你的制度，人类的法律就是你的法律，人类的规范就是你的规范。谁不用自己的风暴吹折自身的枯枝，谁就会厌倦萎靡而死；谁不用自己的革命撕碎自己的败叶，谁就会默默而亡；谁不用遗忘为已逝的往昔入殓，谁就会成为往昔业绩的殓衣。大地啊！你是多么慷慨！多么宽容！你对你的孩子们，那些离开自己本质走向虚妄，迷失在他们已达和未尽之间的人，是何等怜悯同情啊！我们吵闹，你微笑。我们坚持，你否定。我们亵渎，你祝福。我们抹黑，你赞美。我们酣睡而无梦，你却梦于永恒的清醒之间。我们用剑和矛刺伤你的胸膛，你却以油和药膏把我们的伤口涂遍。我们把骷髅和白骨植于你的庭院，你却让它长出白杨和垂柳。我们把腐尸交你寄存，你却让我们的打谷场堆满稼禾，让我们的酿酒厂堆满葡萄。我们用血污浸染你的容颜，你却用多福河 〔2〕 水清洗我们的面颊。我们提取你的元素用来制造枪炮炸弹，你却撷取我们的元素用来构成玫瑰与百合。大地啊，你是多么有忍耐力！你的同情心又何其多！大地啊，你是什么？你是谁？你是上帝从宇宙的东方向宇宙的西方巡游时从他脚下升起的一粒尘埃？还是永不熄灭的熔炉中进出的一颗火星？你莫非是一颗果核，它被抛向太空的田园，以便靠它内核的意志冲破皮壳，像航标一样升上太空之顶？你是巨人群中某个巨人血管里的一滴血？还是他额上的一滴汗？你可是太阳慢慢挥舞的一枚果实？你可是根茎延至无限之底、枝叶伸向永恒之巅的全知之树上的一颗果子？还是时间之神置于空间之神手掌上的一颗宝石？你是苍穹怀抱中的一个婴儿？还是一位监视日夜、饱享其智慧的老人？大地啊，你是什么？你是谁？大地啊！你就是我！你是我的视觉，也是我的目力；你是我的智慧、我的想像，我的梦幻；你是我的饥饿和焦渴，你是我的痛苦和欢乐，你是我的迷惑与清醒。你是我眼中之美，心中之思，灵魂中之永恒。你就是我，大地！假如我不曾存在，那一定也没有你的过去。 更辽阔的海洋 昨天——昨天是多么远，又是多么近啊！——我和我的心一同来到大海，为的是用海水涤除附在我们身上的灰尘和泥垢。我们到达海岸，便开始寻找一处不让别人看到的清静之地。我们边走边看，忽然发现一个男子，坐在一块灰褐色的岩石上，手上有只袋子，他正从袋中一把一把地抓出盐来撒向大海。我的心对我说：“这是一个只看到生活阴影的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是不适于看到我们赤裸的身体的。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因为这里没法洗浴。”我们抛下了这个地方，继续前行，直到抵达岸边的一个小海湾。我们发现一个男子正立于一块白色岩石之上，手里擎着一个镶满珠宝的箱子，正从中掏出一些糖块，撒向大海。我的心对我说：“这是一位报告没有喜讯的喜讯的乐观主义者。小心别让乐观主义者看到我们赤裸的身体。”于是我们再次上路，直到遇见一个男子，他正站在岸边拣死鱼，随后又带着怜悯把死鱼送回海中。我的心对我说：“这是一位企图将生命送还墓中之尸的悲天悯人者，让我们离他远一点吧！”而后，我们来到另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男子正在沙滩上描画他的幻想，波浪涌来，抹去了他所画的东西，他一次又一次地接着画！我的心对我说：“这是在其幻想中竖起一尊偶像以便加以崇拜的神秘主义者。让他干他的事吧！”我们走啊走，来到一个寂静的海湾，见到一位男子从水面上撇起浮渣泡沫，然后装入一个玛瑙瓶中。我的心对我说：“这是一个用蛛丝编织衣服穿的空想主义者。他不配看到我们赤裸的身体。”我们接着走，直到听见一个喊声：“这就是那深邃的海！这就是那汹涌澎湃的大海！”我们循声而去，发现一个男子转身背对着海站在那里，他把一个海螺置于耳上，细细倾听着它的声响。我的心对我说：“我们走吧，这是一个转身背对他不能把握的全局，且用让自己完全偏斜的种种局部困扰自己的事务主义者。”我们又走了。直到看见草地上、岩石间有一位把头埋进沙子里的男子。我对自己的心说：“心儿啊！我们就在这里沐浴吧！因为这个人不可能看到我们。”但我的心摇着头说道：“不！一千个不！你看到的这个人，是所有人中最坏的一个！他是个遮遮掩掩不让他的心看到生活的悲剧，从而生活也就不让他的心看到其快乐的纯粹的虔信者。”这时，我的心的脸上浮现出深沉的悲哀，她带着因痛苦而时断时续的声音说道：“让我们离开这些海岸吧！这里没有一处僻静的地方可供我们沐浴。我决不愿意在这样的风中梳理我的金色发辫，也不想在这天空面前袒露自己细嫩的胸脯，更不愿意脱得光光，赤身露体站立在这阳光之下。”于是，我和我的心离开了这个大海。我们走了，去寻找更辽阔的海洋。 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那一年 ……就在那一时刻，柳林后出现了一位少女。她抚弄着自己的裙摆，立于草地上。她站在一位睡着的青年身旁，把绸子一般柔软的手轻置于青年的头上。太阳把青年照醒了，在睡意曚昽中他看见了她。他发现一位公主站在他的面前，顿时起身跪下，就像穆萨 〔3〕 见到林木起火时那样。他想开口说话，声音却颤颤巍巍，于是怀着热望的泪眼代替了他的唇舌。之后，少女拥抱了他，吻了他的嘴唇、眼睛，吮吸着他的热泪。姑娘带着比笛声还甜美的声音说道：“我亲爱的人！在梦中我已见到过你，在我的孤独和寂寥中，看到过你的面容。从我注定来到这个世界时起，你就是我失落的心灵的伴侣，是我与之分离的自身那美好的一半。亲爱的！我是偷偷来此与你相会的。啊，你现在是在我的臂腕间，不要害怕！我已抛下了我父亲的荣华富贵，来追随你到大地上最遥远的地方去。我要与你共饮生命之杯和死亡之杯！”“起来吧，亲爱的！让我们到人迹渺渺的荒原去！”一对相爱的人走在林间，夜幕掩隐了他们的身影，父王的威严和黑暗的幽灵，都没有使他们感到恐惧。 新时代 今天，在东方，有两种彼此争斗着的思想：旧思想与新思想。旧思想，将要被克服，因为它已精疲力竭，意志崩溃。在东方有一种搅扰着沉睡的觉醒。觉醒是征服者，因为太阳是它的统帅，黎明是它的大军。在东方的田野上，——昨天东方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弱者，今天则是一个青春少年，屹立田野，呼唤着坟墓中的居民，让他们奋起，随着日月前进。当春天唱出她的歌，冬天的死物就会复生，脱去它的尸衣，迈出步履。在东方的天空，有着具有生命力的震撼，它们生成，扩大，摄这些震撼还萦绕着那些高傲而敏感的心，以赢得它们。今天的东方有两位主人：一位主人命令、禁止、被服从，但他是一位垂死的老人；另一位主人，平静、沉寂，因各种法律制度的沉默而沉默，因真理的沉寂而沉寂，但他是一位巨人，手臂坚强有力，他知道他的意志，坚信他的存在，相信他的作用。今天在东方有两个人：昨日的人和明日的人。东方啊，你是他们中的哪一位？你何不走近我，让我好好看看你的面容，审视你的外貌，看你是属于走向光明者之列，还是走向黑暗者之列。来呀，告诉我，你是什么？你是谁？是一位政治家在那里悄悄地说“我想从我的祖国身上获益”？还是一位热情的人在心里悄语“我渴望着让我的祖国获益”？如果你是第一位，那你就是一个寄生虫；如果你是第二位，那你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是一个商人，把人们的需求当作获得利润和自我膨胀的途径，从而垄断各种必需品，以便用一块钱卖出用一分钱买进的货物？还是一位勤奋努力的人，使编织者和耕种者之间的交换变得方便，使自己成为渴望者和被渴望者之间的一环，从而有利于被渴望者和渴望者，并从他们那里正当地获得利益？如果你是第一位，那你便是一个囚在宫殿中或监狱中的罪犯；如果你是第二位，那你就是一个人们感谢或反对的好人。是一位宗教首领，用人们的幼稚编织他身上的圣袍，用人们心地的单纯铸制他头上的桂冠，声称讨厌魔鬼，却靠魔鬼的财富生活？还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把个人的美德看作是民族进步的基础，把穷尽自己灵魂的秘密当成是上升到普遍精神的一个阶梯？如果你是第一位，那你就是一个白天守斋、晚上祈祷的叛教者、伪信者；如果你是第二位，那你就是真理花园中的一株晚香玉，它的馨香飘散在人们的鼻息间，或自由地上升到保存花的气息的太空。是一位新闻记者，在奴隶贩子的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思想和原则，在社会制造的灾难和不幸的消息中生长，像饥饿的鸢一样只扑落于腐尸之上？还是一个站在文明讲坛上的教师，从日月的业绩中汲取教益，并把亲自从中得到的启示传授给人们？如果你是第一位，那你就是一片粉刺暗疮；如果你是第二位，那你就是治病镇痛的良药。是一位统治者，在任命他的人面前卑躬屈膝，在被他统治下的人面前趾高气扬。抬臂动手只是为了伸进他们的衣袋，抬脚迈步，只是为了实现对他们的欲望？还是一位忠实的服务者，管理着人民的事务，为他们的利益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去实现他们的愿望？如果你是第一位，那你就是民族打谷场上的杂草毒苗；如果你是第二位，那你就是民族粮仓中的幸福吉祥。是一位丈夫，认为禁止妻子享有的那些事，对自己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出去寻欢作乐，腰间挂着妻子囚室的钥匙；吞下爱吃的东西，以至消化不良，而妻子却孤独地坐在一只空盘子面前？还是一位伴侣，每做一件事总要和女伴手携着手，总要倾听女伴对此事的想法意见，每获得一次成功，总是让她加入到自己的快乐与光荣之中？如果你是第一位，那你就属于已经灭绝的部落中活着的一员，这些部落住洞穴，穿兽皮；如果你是第二位，那你就是一个民族的先锋，同黎明一起走向公正与明智的白昼。是一位精于研究的作家，昂首直视我们头顶上的东西，可头脑中的东西却匍匐于已逝往昔的深渊中；在那里一代又一代的人抛下了他们的破衣烂衫，丢弃了对他们不再有益的东西？还是一种清纯的思想，探索着自己大洋的边缘，以便知道其益和其害，从而付出毕生精力，去建设有益的，摧毁有害的？如果你是第一位，那你就是低能、残缺、愚钝、浮饰；如果你是第二位，那你就是饥饿者的面包，焦渴者的水。是一位诗人，在王侯们面前弹着冬不拉，在新婚者面前抛洒着鲜花，在沉寂的死尸后面相随，手里拿着一块沉甸甸的吸满了温吞水的海绵，当走到墓地时，便用舌头和嘴唇压挤着海绵？还是一位天才，上帝把弦琴置于他的手中，让他弹出高雅的曲调，吸引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停下脚步，庄严地立于生活及其美和可畏的面前？如果你是第一位，那你就是只能在我们心中激起与其所欲相反的东西的巫师中的一员，他们如果哭，我们就笑，他们如果高兴，我们就哀伤；如果你是第二位，那你就是一位目光炯炯，能见我们所不见的有识者，就是我们心中甘甜的希望，是我们迷惘时的神启。我说，在东方有两支队伍：一支队伍由弯腰曲背的老朽组成，他们靠拐杖行走，气喘吁吁，疲惫不堪，虽然他们是从高处走向低处；另一支队伍则由青年人组成，他们奔跑着，好像脚上长了翅膀，他们欢呼着，好像喉咙中有琴弦，他们超越重重障碍，好像山岭的前方有一种吸引他们的力量，一种勾魂摄魄的魔力。东方人啊，你属于哪一类？你们行进在哪一个行列里？你不去问问自己，在清夜寂寂时问问自己的心，——它已经从它深沉的迷醉中醒来了。你问问它，你属于昨日的奴隶之列还是明天的自由人之列？我对你说：昨日的子嗣走在时代的送葬队伍中，这个时代创造了他们，他们也创造了它。我说：他们用力拉紧岁月已使其线股变糟的绳子，一旦这条绳子断了——它很快就会断的——那些攀附着它的人就会坠到遗忘的深渊中去。我说：他们住在基柱濒于倒塌的房子里，一旦狂风袭来——它就要袭来了——这些房子就会坍塌在他们的头上，这些房子对他们来说原是坟墓。我说：他们的种种思想，他们的种种言辞，他们的种种争辩，他们的种种著作，他们的种种诗集，他们的一切功业，只是沉重地牵扯着他们的锁链，他们已拉不动这些锁链，因为他们虚弱不堪。至于明日的儿女，那他们正是生命呼唤着的人，他们踏着坚实的步伐，高昂着头颅，跟随着它前进。他们是新时代的黎明，烟雾不能遮挡他们的光芒，锁链的碰撞不能掩盖他们的声音，洼地的恶臭敌不住他们的馨香。他们是人数众多的派别中人数较少的一派，但是，在繁枝上有朽林中所没有的东西，在麦粒中有干草堆上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是不为人知的一群，但他们彼此相知，犹如巍峨的山峰，可以彼此相望，听得见彼此的呼唤。不过那些洞穴，则是看不见的瞎子，听不见的聋子。明日的儿女是上帝撒播在肥田沃土里的种子，它以内在的力量冲破了皮壳，在太阳下面摇曳着柔嫩的枝干，它将成长为一棵巨树，其根深扎于地心，其枝昂伸向天穹。 孤独 生活是孤独海洋中的一个岛屿。生活是一个岛屿——它的岩石是愿望，它的树木是梦幻，它的花朵是寂寥，它的水泉是焦渴。这个岛屿处在孤独之海的中央。我的兄弟！你的生活是与所有岛屿和所有地区相隔开的一个岛屿，尽管你派舟船去到别的一些海岸，尽管舰队也来到过你的海岸，可你还是你，还是那个因其痛苦和欢乐而孤独，因其思念而遥远，因其秘密和隐幽而不为人知的岛屿。我的兄弟！我看到你正坐在一座金山上，你因你的财富而兴高采烈，因你的丰裕而趾高气扬。你感到每一捧矿石中都有一条秘密通道，把你的思想和人们的思想联系起来，把你的意向和人们的意向联系起来。我看到你就像一位大开拓者，率领无往而不胜的军队，来到坚不可摧的要塞，一举将其摧毁；来到固若金汤的重地，一举将其占领。但是，我第二次看到你时，发现在你的储藏之所的大墙后面，有一颗心正在其孤独中战栗，像关在黄金珠宝制成却没有水的笼子里的焦渴者那样战栗。我的兄弟！我看到你坐在光荣的宝座上，周围是赞颂着你的名字、反复念叨着你的嘉言懿行、统计着你的天才并眼巴巴地盯着你的人。他们好像站在一位先知面前，那先知正用其精神的力量让他们的灵魂升腾，带着他们在众星辰间翱翔。你看着他们，脸上显出欢快、有力和征服的神情，你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就像灵魂在肉体中一样。但是，我第二次看到你时，发现你孤独的本质正立于你的宝座旁，它因你的寂寞而痛苦，因你的惆怅而烦恼。之后，我看到它向四面八方伸出手去，似乎在寻求看不见的幻影的同情与施舍。再后，我看见它从人们的头顶上方向远处张望，向一个除了它的孤独之外一无所有的地方张望。我的兄弟！我看到你迷恋着一个漂亮女人的爱情，你正向她的发际喷洒你心灵的蜜液，正用你的双唇吻遍她的素手。她则用充满深情的目光看着你，嘴角浮现出母性的微笑。我心中悄语：“爱情除却了这位男子的孤独，抹去了他的寂寞，因此他又重新和那个普通而一般的灵魂联系起来了，这个灵魂用爱把由于空虚和忘却而与之分离的东西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不过，当我再次看到你时，却在你被迷恋的心中发现了一颗孤独的心，它想往这个女人的脑海里倾注他的隐幽，但它做不到。我在你因爱情而融化的自我后面，发现了另一个孤独的自我，它像雾一样，希望在你女伴的捧掬的手中化作滴滴泪珠，但是它做不到。我的兄弟！你的生命是远离一切家宅和社区的一所孤零零的房屋。你的精神生活，是远离人们用你的名字称呼的那些表象和外观的道路的一所宅邸。如果说这所宅邸是黑漆昏暗的，你却不能用你亲近的人的灯盏去照亮它；如果说它是空空荡荡的，你却不能用你邻人的财产使它盈满；如果说它是建在一片沙漠中，你却不能将它移到别人栽花植树的花园中去；如果说它高立于一个山顶上，你却不能把它降至一条别人践踏过的山谷中。我的兄弟呀，你的精神生活被孤独和寂寥所包围，假如没有这孤独，你就不会是你，我也不会是我；假如没有这寂寥，我即使听到你的声音，也会以为是我在说话；即使看到你的面孔，也会以为是我在揽镜自照。( 伊 宏 译 )新 古 典 主 义谐 趣 诗 和 讽 刺 诗 当联邦时期的建筑在美国仍广受青睐，当其先辈们的散文依然广为流传并被誉为不可超越之佳作时，源于同一文化的诗歌却备受冷漠，其境遇甚至比清教徒的新拉丁诗歌还要悲惨。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华美与高雅似乎与平淡无奇的美国现实生活注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在18、19世纪交替之际写新古典主义诗歌的诗人们非常善于将“进口”的传统手法加以改造以据为己用。比如说，巴洛的十卷本《哥伦比亚德》(“Columbiad”)中有一种强烈的、贯穿于全诗的自我满足感，尤其是在第一版《草叶集》出版后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而对于那些想要了解惠特曼重写欧洲传统的人，巴洛的史诗是他们品读的首选。在美国，新古典主义传统仍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在其背后是依然坚持致力于古典语言与文学的那种教育体制。华盛顿·奥尔斯顿的小说《忧郁症患者》(The Hypochondriac)中的主人公曾不怀善意地指出，在他看来，人们宣称重视传统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自己已经把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一种认同感给丢弃掉了。要想进入大学学习需要具备拉丁语与希腊语的阅读能力，而且，学生们前两年的大学学习时间都被语言方面的练习占去了。这种教育，对于希望从事公众事务的人们来讲是极有益处的，因为这些工作需要气势恢宏的演讲与写作功底。其他的读者对古典作品情有独钟，是因为这部分作品体现了亨利·大卫·梭罗所说的“人类最高贵的思想”。在《瓦尔登湖》(“Walden”， 1854)一书中的“阅读”这一章节中，他提出如果地方的方言可以被比喻成我们的“母语”的话，那么古典语言就可以被看成是我们的“父语”，“一种矜持的富有选择性的语言，它是如此的伟大以致我们不能用耳朵去聆听，唯有转世重生方能言之说之”。对于那些时间紧张或是青睐于学习拉丁和希腊语的人来说，像17、18世纪德莱顿、蒲柏所分别翻译的维吉尔和荷马史诗，对他们就敞开了方便之门。同时，这些译作加强了人们观念中希腊与罗马的古典主义与英国奥古斯都时代诗歌中的文体传统之间的联系。至少在18世纪20年代，于写作中采用抑扬格双行体早已是司空见惯了。新古典主义双行体诗所传递的意义超出了作品本身。它们象征着文雅与权威，伦敦和罗马；是文明的表现，是对其欧洲文化身份的肯定；并减轻了由于地区性的想象所导致的两种最糟糕的恐惧，即边缘化恐惧与延迟性恐惧。那些曾被英国浪漫主义作家视为桎梏的传统，对于美国诗人而言，却可以用来抵制迷惑。当不断变化的文学潮流使得新古典主义在美国也显得有些落伍的时候，诗人们开始变得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弥补。新古典主义诗歌具有公众性与政治性，尤其适合于颂词与讽刺诗。托克维尔就十分欣赏由新共和国的市民所选出的、里面住着议会的那座建筑的“浮夸的名字”(国会山)。而对于市民本身来讲，将他们的国家与罗马相提并论是十分值得骄傲的。他们希望美国的命运可以是罗马共和国严厉的操守与希腊帝国财富与权力的统一。当每一位卸任的美国总统让出政府操控权的时候，都会被人们赞扬为“辛辛纳图斯”；人们总是期待每一届新的政府(无论如何，对于它的拥护者而言)是一段“黄金时代”的开始，并恳求正义女神阿斯特来亚莅临凡间。宾夕法尼亚州的诗人休·亨利·布拉肯里奇(Hugh Henry Brackenridge， 1748—1816)，曾在他的作品《致杰斐逊，论其对维吉尔的波利奥的模仿》(“To Jefferson， in Imitation of Virgil's Pollio”)，一文中赞扬了托马斯·杰斐逊的就职演说。杰斐逊对《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的废除表现了他对“正义女神”重返尘世的诚挚的邀请。然而他大幅度地削减军队的预算和放弃海军的计划，似乎也在承诺着一个太平盛世政权的出现与一个美国人民所向往的黄金时代的到来。(一个私人保险箱里装着黄金的时代)。菲利普·弗瑞诺(1752—1832)是布拉肯里奇的好友，同时也是他在普林斯顿读书时的同窗。在杰斐逊作为第二任总统即将卸职时，他运用了类似的语言风格来称赞杰斐逊，将他比做辛辛纳图斯。贤人们只认可极少数人为他们的同伴，而杰斐逊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贤人们，“为了他们的祖国/英勇无比，捍卫法律/当他们隐退之时，流弊矫正/让他们独自度过余生罢!”在蒙蒂塞洛，他管理着他的农场、住所及作为奴隶的战俘，于是他提笔写下：“满腔尽是远古罗马的勇气、/去照亮即将到来的政治家的时代。”在这令人愉悦的隐退中，杰斐逊能够做到“怀着怜悯之情去审视国王们的关怀”，同时，他对自己为他的人民所带来的和平和繁荣的统治而欣喜。“笑对平原上的大丰收/阿斯特来亚再次向这世界致敬。”然而这种乐观的态度有可能会引起来自左翼和右翼这两方面的批评。乔尔·巴洛在他的《哥伦比亚德》一书中用去了将近半本书的篇幅去抨击奴隶制，认为奴隶制与美国人所声称的信念不一致，指出“人权的平等是大自然的安排/追随自然乃是人类的进程”。在所有的民族中，美利坚民族是最不能忍受奴隶制的，因为它从属于“一个折磨这个世界的野蛮体系/体系中社会阶层之分森明，且个人的出身决定着他这一生是饥寒交迫还是锦衣足食”。这便是杰斐逊穷尽一生精力与之抗争的贵族君主体系。巴洛告诫我们要铭记，当罗马人放弃了他们朴素的共和政体而去追求征服异邦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下场。看那罗马的粗鲁的贵人们，迈着独裁者的步伐，将他们的暴君踩在脚下，并创下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江山守住了，他们觉得这既勇敢又机智，每一个自由的人都可以去指挥一个奴隶，随之，营地与城镇的特权使他们面色潮红，周游世界，四处征战，各国莫敢不从；主子们与下人们都赢得了卑鄙无耻的灵魂，罗马将这个世界扣上枷锁，却发现自己也为锁链所困。巴洛对杰斐逊的革命严加斥责，是因为后者做得不够彻底。另一方面，杰斐逊在联邦政府的对手发现，他那卓有远见的统治方式似乎把那时的世界视作一片太平盛世，然而，当时拿破仑与英国都对这个国家的生存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在杰斐逊的敌人看来，杰斐逊所期望能够达成的伟大的政策只不过是欺骗与圈套罢了。在1801年，约翰·昆西·亚当斯由于他的父亲在近期的一次大选中被击败而耿耿于怀，于是翻译了尤维纳利斯的第十三首讽刺诗，并发给了费城的《文学周刊》(Port Folio)杂志，这是由他的朋友约瑟夫·丹尼(Joseph Dennie)所编的一本新杂志。尤维纳利斯所描述的这个时代绝不是黄金时代：这些都是我们现代的恐怖，它们将以往所有罪孽的黑暗都已洗除，铁器时代早已不再复返，而与之毗邻的四个时代却一个比一个更加黑暗；与所有旧时代相比较，最黑暗的乃是第九个时代，铁器时代即黄金时代，自然甚至不曾赋予它名字，也不曾用一块金属来诉说它的耻辱。如果美德真的曾经存在过，那也是在农神被迫离开自己的宝座之前很久远的事了：他把皇冠往旁边一抛，然后自豪地拿起农家的镰刀，艾达峰的洞穴仍然令朱庇特主神魂牵梦绕，圣洁的朱诺对他的偷情却毫不知晓。……阴郁的普路托没有统治这片黑暗的领土也没有夺走西西里人的女仆，地狱不再有轮式的刑车，不再有坚硬的岩石，不再有愤怒，没有一只秃鹫的爪上沾着幽灵般的血污。这类新古典主义典范存在的意义远远不只局限于讽刺作品与颂文。美国诗人们还尝试了田园诗、戏仿史诗以及美国人独创的、以“崛起的荣耀”这一类主题而闻名的诗歌。在这些诗中，诗人们以不同的视角来全面地审视这个新生的国家，预言美国蒸蒸日上的荣耀必定会出现。最后，诗人们还尝试了史诗，人们把它当作是荣誉，并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史诗的话，一个民族就不能宣称自己是文明国度中的一员。如果想要在美国诗歌中寻找新古典主义的痕迹，那么最好是回溯一下乔尔·巴洛的文学生涯。他的史诗《哥伦比亚德》正像在它的前言中提到的那样，既要向美国的民众“反复灌输对于理性自由的热爱”，同时也要赋予这个新兴的国家所缺乏的诗性尊严。巴洛于1754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一个乡村里。他曾在耶鲁大学就读，向约瑟夫·巴克敏斯特和蒂莫西·德怀特这样的前辈学习诗歌。受他们的影响，巴洛对规范的修辞学情有独钟，同时也对英语古典诗人产生了深深的敬仰之情，即使是他在成年后经历过了种种政治与宗教大变革后，这种情感也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英国奥古斯丁时代的崇拜确确实实是在紧随独立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广泛流行开来的。这场战争本身，正如一个学者所说的，“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倒不如称它为一场内战”。安妮女王与前两任乔治国王所统治的英格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希望可以效仿的模式。这个理想化的英格兰正如蒲柏在他的《温莎公爵—森林》(“Windsor-Forest”)中所描绘的那样。这首诗是巴洛的最爱，而且被认为是他所有诗歌创作的模板，包括他早期在独立战争期间写于耶鲁大学毕业典礼的诗《和平的前景》(“The Prospect of Peace”， 1778)，一直到恢宏有力、在充斥着焦虑的十年中所完成的《哥伦比亚德》。在那十年中，托马斯·杰斐逊仍然希望说服整个世界，让人们相信自由贸易与政治自由是对人类幸福的最稳固的保障。蒲柏本人也曾经在《温莎公爵—森林》的结尾暗示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当时这样的观点似乎立即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并迫切要求从大西洋彼岸得到回应的动力。那个时代即将到来，那时会是像海或是风一样自由无边无际的泰晤士河将会为全人类奔流，其中，与每一个汹涌的浪头齐头并进的，是所有的国家，大海只好把它所分隔开的地域又连为一家；地球远处的尽头就有我们的荣耀，新世界业已起航，将那旧世界寻找。……啊，扩展你的疆域吧，美好的和平!从此岸到彼岸，直到征服的野心消失殆尽，直到奴隶制度不再复返。蒲柏对正义与自由贸易的天堂的憧憬使得巴洛欢快的毕业典礼诗更富有生气。在诗中，他预言(其乐观性大于准确性)与英国的战争很快就会走到尽头，并且希望和平即将到来并在美国安家落户。在美国，“和平随处撒下祝愿，平静的年份装点着快乐地带/让祝福永恒”。在这个预言之后，巴洛还提到，这一系列的美好事物都将会来到这个有着启蒙运动和社会公正的人间天堂。奴隶们将会重获自由，海上尽是从事商业的舰队，女性诗人们将会站出来高唱《沙弗的甜蜜》(“Sapphic sweetness”)，气象学家会去探索雨云之间的奥秘，封建剥削将会被废除(“贪婪的地主不可以压榨邻里的穷人”)，形而上学家们将会“与爱德华兹一同升到那光亮的云彩上去”。随后，巴洛声明放弃了被耶鲁大学前校长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推为典范和正统的基督教，并且开始憎恨耶鲁大学，因为它拒绝授予他大学导师的职位，而巴洛觉得这是自己理应得到的。巴洛牢牢抓住他在《和平的前景》中所表达过对幸福的看法。他成年以后的那段时光几乎都花在了说服别人来实现这一目标上面。在独立战争期间，他在军队里作为一名牧师服役(“在星期四的傍晚，我开始张开我的嘴巴，它肯定不是最小的，而且我用它制造噪音，这样军队就知道我确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了”，他在他的第一篇布道中如是说)。在此期间，他抽时间着手创作他的第一部史诗《哥伦布之视野》(The Vision of Columbus， 1787)。诗中，在一位天使(经过美国人加工和确认后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的亚当)的引导下，哥伦布看到了未来，看到了通过国际贸易往来人类所达成的逐步统一：看见了，穿过整个历史进程，那同样激进的蓝图，它勾画出了人们的相互援助，从友人们到部落，又从部落上升到王国，他们的力量、兴趣和激情被一股脑儿地混在一起，牢不可破。海军的将领们，从事国际买卖的商人们，将会用维系人类大家庭的那友谊之链将“每个最遥远的国度”连接起来，“直到各个部落、国家和帝国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同一个广泛的利益支配着人类”。“利益”这词在我们看来隐隐透出不祥之兆。然而，在18世纪的一个颇有名气的学派的政治思想的影响下，巴洛将“利益”一词视为人类个体的需求及欲望，这一观念与使人们与孤单和充满敌意的社会力量分庭抗礼。正是我们的利益使得这个社会的存在变得可能。没有利益，我们就会像一群孤独的野兽一样漫游并迷失在荒野之中。在另一首写于1781年的毕业典礼诗中，巴洛描绘了自己期望着那个太平盛世快些到来。理性将会代替战争，理智将会取代匹夫之勇，“共同的利益产生了相互的友谊”。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完美结合将是永恒和平的唯一稳固保障，因为它的获得不需要改变人性。国际商业的巨大魅力使巴洛沉醉不已。基督教启示录的信徒们总是乐于把各个国家的集会想象成一次硕果累累的大丰收。而巴洛则把千禧年看做是一千艘商船“向俄罗斯的森林深处进发”的出航，并且所有国家的船队都加入了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旅程当中：“从北方立即召集起海军的中队/形形色色的长条旗牵引着所有的国家前行/在不同的海岸上树起了难以计数的桅杆/将他们和平的帆升至蓝天”。越来越多的船只加入进来，它们列队前行，“直到远方只留下一个又一个模糊的影子/像云一般的缓缓前行/为暗淡的天堂加上些许点缀，为泛白的海洋留下数片阴影”。《哥伦布之视野》一书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这个世界或许会得到完全的、自然的救赎。这促使巴洛在他的最后一部诗集中添加了很多的注脚。首先，他引用了理查德·普里斯的论断(引自《对美国革命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即人类是在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改良的及令人愉悦的事物”将会“在所有事物终结之前”发生。巴洛同意这种说法：“作者一直都抱有这样的想法，即这样的和平及幸福早在《圣经》中有所预示，并被命名为千禧时代，因此不必将这看成是什么奇迹，而应该冷静理智地面对它。”针对这个时代的状况，他列出了三个前提：世界必须有大量的人口；不同的国家应该彼此相互了解；他们的“想象中的需求”必须高涨以激起对商业的热情。传统的道德学家们都认为，“想象中的需求”乃是社会所有腐败的源头，但是，对于巴洛来说，它是世界大同所不可或缺的使者。那些只有为了需求而产生的贸易往来，像是玉米、皮革、木材等买卖是挣不到大钱的，因而不可能振兴商业。真正的商业好处多多，它使得“港口开放，船队在微光中翩翩起舞”。只有“想象中的需求”才可能使得商人不惜冒生命的危险来从事奢侈品的买卖。蒲柏认为贝琳达的梳妆台即巴洛新宗教的祭台便属于这类奢侈品，并对它……作出了以下的描述：打开这个小首饰盒，里面光彩夺目，乃是印度的宝石，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气息都来自于那个小盒子。龟壳和象牙被组合到了一起，做成了梳子，有的带斑，有的白皙。《秀发劫》(The Rape of the Lock)第一篇在1788年，巴洛终于得到了一次机会，可以将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理论以商业的形式演绎出来。那年他是在俄亥俄州的一家公司工作，作为公司的代表被派到法国向一群即将离开的移民兜售该公司的股份。后来公司破产了，那些股票也随之变成了废纸。在这场诈骗中，巴洛显然是清白的，所以他继续留在法国，并且和招待他的法国人都相处得很好，之后又被卷入了几桩更有趣的事情之中。那时他的妻子鲁丝还留在美国，1789年7月20日，巴洛提笔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洋溢着他的自豪和兴奋：“如今你所看到的所有的铅字都是真实的，不管它们多么可怕，多么高贵，多么值得铭记，影响如何深远，都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我亲眼目睹了两次为自由而战的革命的全过程，这对我来讲是种莫大的满足。”巴洛坚信自己处于历史变革长河中的浪头，也认为这场革命即将席卷这个文明世界。这样的信念贯穿于他移居英格兰后于1790年至1792年期间所著的作品之中。其中的第一部作品是《对特权阶级的命令的建议》(“Advice to the Privileged Orders”)(1792)，该作品是对伯克的《对法国革命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的回应。巴洛的很多英国朋友也写过类似的作品，都旨在争辩，然而却很快地被太平盛世的快乐所淹没了。巴洛对“特权阶级的命令”发出了警告，告诫它应当优雅地向“共和原则”投降。巴洛把“共和原则”定义为“自然赋予社会组织的最简单的东西”。他详细地描述了在罗马帝国覆灭以后的欧洲史，并确定了三种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精神，即等级观念、骑士精神与商业贸易。它们都有可能被厚颜无耻的政府所利用而成为压迫人民的手段。沙文主义在充斥着等级观念与骑士精神的时代是有自己的市场的。但是，商业贸易在本质上来讲就是反沙文主义的。在商业贸易行为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所仇视的外国人实际上和我们是很相像的，而且意识到我们也需要他们的存在和繁荣，正如他们也需要我们一样。商业贸易的精神不可能中止战争，却可以证明战争实际上是无益的。没有哪两个国家天生就是对头，它们之间相互的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各自的政府为了统治者的私利永久性地加到彼此身上的”无耻的欺骗。英国的读者们也看过《对特权阶级的命令的建议》。在1792年，巴洛曾经得到过一次向革命同志提建议的机会。法国议会在1791年草草地制定了宪法，后来决定对其作一些修订。巴洛向议会的代表宣读了《致法兰西全国代表大会的信》(“Letter to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France”)，指出了原宪法框架的一些缺陷，并提出了改进的办法。每个人都注意到，巴洛的建议实际上是旨在将法国的议会向美国式的制度推进，因为他倡导废除君主制和国家教会。他在其作品集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则更加明显。《对特权阶级的命令的建议》带有好战、傲慢与讽刺的味道。相对来讲，《致法兰西全国代表大会的信》则显得和缓一些。巴洛突然意识到法国革命已经把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变成了现存的最古老的共和国。以此为典范，其他共和国或许也会受其激励而变革它们的宪法和法律。(法国的大会代表们似乎没有采纳巴洛的任何建议。尽管如此，他们对他的公开演讲还是感到很高兴，并因此授予了他法国荣誉市民的称号。)这种难得的追求平衡的心态，这种希冀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保持中立的情感贯穿在巴洛写于1793年的著名作品《急火布丁》(Hasty-Pudding)中，这是一部世人公认的杰作。巴洛决定在新并入的萨亚地区竞选法国议员，随后在尚贝里的一个小饭店里品尝到了一盘玉米糊，他觉得这和他年轻时在康涅狄格州吃的“急火布丁”是一样的。关于这首诗的传统记载通常会略去它的政治背景不谈，始于“法国人的旗帜在他们的头顶上飘舞/忍受国王的死亡和这个世界的自由”，到它对英国人狂想症的轻蔑(其中一个注脚提醒我们，“当写这首诗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国王正在发表宣言，目的就是阻止美国的那套规矩在他的国家里大行其道”)，一直到它最后对富有而主张平等的“美国佬”的赞美，他们的“丰盛的大餐，/简单的布置，平实的打扮，/众多的后人聚集在甲板上，/仆人与贵族齐声欢呼”。但是，与这首诗的重要主题相比，以上这些都不过是附带的点缀罢了。它歌颂了一个令人欣喜的商业世界，它是建立在新世界的原材料(这里主要是指印度玉米)和旧世界精心打造的诗体比喻的完整系统之上的。因此，巴洛恳请女神缪斯来协助他追溯玉米餐的起源：首先请帮助我，带着虔诚的辛劳，去追溯穿越时间残骸的你的后裔及你的民族；宣告在往昔的日子里你那可爱的妻，(早于伟大的哥伦布寻觅到你祖国的岸堤)将你交给了这世界；她杰作的名气，确是流传于世，但它的名字却无人知晓。如果说欧洲是诗歌的发源地的话，那么美国当算是发明玉米餐的先驱了；巴洛起先选择了与转喻完美结合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后来则将农民的朴实与宫廷的奢华结合起来。这种模仿是如此的逼真，所以诗中写得最好的一处就像是从德莱顿所译的《农事诗集》(Georgics)中直接截取出来的一样：放慢春天的脚步，它被冰冷的雨水所遏制，而太阳事先就盘踞了巨蟹座的位子；但是当它用最愤怒的火焰将大地点燃，汁液涌出，根茎蔓窜；宛如科林斯式的模型圆柱，叶柄向上鼓起，叶片展露；灌木丛生的枝叶布满山间，它们的臂膀紧合，吻遍群山。在当时，许多英国诗人在革命情操与爱国主义之间难以抉择，备受折磨，而巴洛作为一名美国人，可以轻松地置身事外。在他看来，数个世纪的压迫定会导致野蛮主义，法国的恐怖事件只不过是这一真理的表现罢了。而法国对自身革命的背叛则是另外一回事，巴洛曾在写于1802年的几封信中十分沮丧地提过这一点。他提到有一位波兰女士曾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去参加波兰议会成立周年的庆典，但他认为波兰议会早就不复存在了。而且，他还说：“我猜想，下一次的文德米艾尔，我们应当被召集起来去庆祝法兰西共和国的周年庆典，尽管这个共和国从未存在过。”有一次他在一袋玉米面里找到了一只老鼠，他声称他想要让他的厨师把剩下的玉米面都留下来，这样就可以为他做“一碗玉米粥，正如这个伟大的国家的那些野蛮、自负的纨绔子弟所称呼的那样，而这些人对急火布丁的做法与共和制度都是一无所知”。后来，他又因为人们对拿破仑的生日兴师动众而颇有微词，“从日出开始，铃声与礼炮声就响个不停，震耳欲聋；到处都播放着大弥撒曲与感恩赞美诗；消耗的火药去征服半个欧洲都用不了；这即将征服法国人民!”拿破仑权力的上升最终逼迫巴洛离开欧洲并产生了重返美国的想法。那时，与1793年相比，他对世界革命的乐观程度或许已经大大地减弱了，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这个唯一还在坚持清白原则的国家更为热爱了。他带回来了各种各样的机械配件、农业用具、充满生机的植物种子，还有伟大的史诗的成稿，他希望可以通过史诗促使美国加入文明国度的行列。霍雷肖·格里诺有一荒诞的雕像作品：半裸体的华盛顿如菲迪亚斯所雕刻的宙斯一般端坐着，它曾受到人们的嘲讽，而《哥伦比亚德》这部作品则受到比这更多的奚落。毫无疑问，对于巴洛的诗的批评确是事出有因。他关于历史的篇章长篇累牍，读起来十分沉闷，用词生硬，使用的奇喻矫揉造作。然而，让人敬畏的弗朗西斯·杰弗里在阅读巴洛于1809年发表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Review)的诗作之后，还真把这首诗的词句当回事，他可是最后几个能认真对待这首诗本身的批评家之一了。他对这首诗的评价褒贬参半。杰弗里先是嘲笑巴洛就是个美国的中产阶级，但却总摆出一副贵族的架势。同时，他也指出，在诗的亲缘关系上，巴洛和伊拉斯马斯·达尔文更近一些，而不是和荷马(甚至都不是蒲柏的荷马)更近。但是，他也认为巴洛作为一个“哲学诗人”是值得赞扬的，他甚至说巴洛是继密尔顿之后的最出色的哲学诗人。对于那些沉浸在《哥伦比亚德》第九卷的读者来说，他们会理解杰弗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巴洛先是讲述了创世纪的故事，从大自然混沌的“黑色的胸膛”的世界中挣扎出来，一直到了一个遥远的不可想象的时刻——大自然中最终进化的生物，即人类，用智慧统治着这个世界，而且“世界洋溢着幸福与和平”。贯穿于这两者之间的则是漫长的令人痛苦的自然史(“数以百万代的生物受尽苦累，最终死去/珊瑚被覆盖，海水变咸”)，以及人类历史的一座座废墟上更加饱受煎熬的、痛苦扭曲的人之灵魂。巴洛曾翻译过他的朋友沃尔尼的作品《废墟、对于帝国革命的沉思录》(Les Ruines， ouméditations sur les révolutions des empires)，从中他忧伤地综览了人类的荣耀和蠢行的诸多细节。他怀疑，究竟有多少个帝国可以使这个“世界蒸蒸日上/成为太阳的伴侣，像天空那样永恒”，它们最终只不过像巴比伦和尼尼微一样消亡而已。但是巴洛也赞同沃尔尼的观点，即人类的历史不论如何大体上都是在进步的；并且，一旦这个世界摆脱了这对自欺欺人的孪生兄弟——君主制和神职者的谋略之后，是可以成为一个和平、幸福的大同世界的。从这个最高境界来看，这个“睿智且显赫的”男人(巴洛恶作剧般的如此称呼密尔顿，表达了对他的蔑视)回顾往事时，会因自己在错误与悲悯中迷茫地漫步而大吃一惊。《哥伦比亚德》是在一场欢愉的典礼中结束的，其间各国的代表都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各国宗教与政治的霸权符号。所有具有毁灭性的事物都处于这个脚凳下方，神父的面具与国王的权杖都在尘土中被践踏；因为在这里，最终所有的欺骗、愚蠢及错误和它们的象征物都会被摒弃一空。在这儿的每一个外交使节都会疲倦地放手放开的是来自本国的古老的神偶；有的人把东方神像掷到了一大堆杂物之中，有的人放下了新月形物，有的人则丢下十字架，鼾声隆隆。巴洛对这一段场景的描写特别精心，并且为它特地附上了插图，随诗一同印刷出版。毫无疑问，在这个他本想要歌颂的国家里，这首诗给他招惹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他的老朋友诺亚·韦伯斯特认为巴洛堕落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令他十分生气，因而拒绝评论这首诗；当时主要的出版社都斥责巴洛是个异教徒。后来，布洛瓦的主教，同时也是巴洛在法国的革命时期交下的一个朋友，公开发表了一封信，对这首诗进行了赞扬但同时也声明了对巴洛侮辱基督教信仰的抗议。对此，巴洛给予了非常温和的回复，他说他只是在践行清教徒推翻偶像的这一传统，清教徒就总是喜欢贬低有着象征意义的事物。当巴洛从他长期推崇的国际商业领域中隐退以后，麦迪逊(Madison)总统于1811年在他华盛顿的住所聘请他为法国的外交公使。在此之前，法国就一直在截留美国与英国来往的贸易商船，并时常在法国的港口扰乱美国人的生意。美国的前一任外交公使一直都在抱怨，可是无济于事。为了避免与法国的战争，麦迪逊决定最后再尝试一下谈判，而巴洛一直以卓越的外交技能来对付变幻无常的独裁者而闻名(他曾经有一次成功地从能言善辩的阿尔及利亚总督那里赎回了一群美国海军俘虏)，所以说派他去接近那个他私下里蔑视的皇帝是个非常理智的选择。巴洛于1811年9月抵达法国，但是那时拿破仑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入侵俄罗斯的事宜，对与美国谈判这件事毫无兴趣。一年过去了，正当事态丝毫没有进展的时候，身在莫斯科的拿破仑捎信给巴洛，声称愿意和他在威尔纳(Wilna)的东城进行最后一次会晤。于是，巴洛于1812年10月25日偕同他的侄子共同奔赴威尔纳，并于11月18日到达，发现城中到处都是生病与受伤的士兵，并且听说拿破仑已经被迫撤出莫斯科了。他们希望他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撤退到威尔纳，但是，12月4日传来快报，说拿破仑已经在别列津纳战役中被击败，已全线撤回巴黎。巴洛和他的侄子只好坐车掉头向西走，其间穿越了波兰，目睹了尸横遍野的惨景，人和马的尸体冻得硬梆梆的，连嗜好腐食的禽类也啄不动。他们好不容易到了华沙，但是，当他们继续向西南行进的时候，巴洛在一次伤寒中感染了肺炎，后来于圣诞前夜死在了波兰的札尔诺维茨村，并被埋葬在那里。在他去世之前，他写下了最后一首诗，即《给俄国的乌鸦的建议》(“Advice to a Raven in Russia”)，痛苦中夹杂着粗暴。该诗故作友好地向啄食僵硬尸体的可怜的大乌鸦提出了建议：“黑色的傻瓜，冬天在这儿待着干吗？”巴洛问道。去南方吧，去南方吧；在那里你们不会因为缺少猎物而发愁。拿破仑的大屠杀遍布全世界。法国的军队“用每一个国家的淤血来玷污清风/伊比利亚人，路希安人，不列颠人都被打散/但是在更加广阔，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仍有着他们的同裔”。他运用一些令人不安的优美诗行描述了垂死的士兵们是如何变为倒下的冰雕的。拿破仑的士兵“无掩蔽之所，被严寒冻得像大理石一般的硬/当他们不再呼吸的时候，又像是变成了水晶”。接下来，他用那些可怕的细节来向大乌鸦们解释为什么在波兰的尸体是如此糟糕的晚餐：……当他们躺着的时候，从他们深陷的眼窝里，绝挖不出一只眼睛，尽管你们喙尖爪利。那冻僵的眼珠，丝毫未碎，它藐视你的利爪，面对着风暴，英勇无畏。它就在那儿直勾勾地瞪着上帝，似乎想要知晓在地狱里，多少人已被邪恶之手所笼罩。在最痛苦的一次自嘲中，巴洛把拿破仑与他的皇家食腐动物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一种完美的利益共生关系，他把这种关系视为维护长期国际和平的基础。“看看你贡献了什么样的共同利益啊!/(互相之间交朋友最稳妥的方式)/当他的队伍被大面积屠杀的时候，你们的种族都被喂饱了/你把他的营地洗劫一空，又摘下了他的脑袋。”只有当“人类重新找回他们的灵魂”，把帝王从他满是鲜血的宝座上赶下去的时候，大乌鸦与屠夫之间的合伙关系才能终结，这个“衰竭的世界”才能够带着尊严与和平再次冉冉升起。在美国，谐趣的传统一向是和严肃的讽刺诗并存的，而且与后者相比更受欢迎一些。约翰·特朗布尔的讽刺诗《麦克芬格尔》(“M'Fingal”)(1775)在美国19世纪的前50年是最流行的，并且在英国得以再版。谐趣诗通常都是与时事问题相联系，这一事实可以部分解释它为什么在最初有着那么大的吸引力。而且，谐趣诗的意象经常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它带着愤慨所抨击的对象已消逝好久过后也是如此。革命党的暴徒将芬格全身都涂满柏油和羽毛，倒霉的托利党人守卫着他。突然，他胡须上的焦油凝结成柱并脱落了下来，在落日的余辉下闪闪发亮，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美，使得他看起来“像是在冬日的天空下被雾凇包裹着的树/又像是拉普兰德偶像的冰雕”。菲茨-格林·哈勒克曾为一位年迈的纽约雇佣文人写过一篇颂词，其中对这位老人的形象描写特别传神，他正像是诗人自己，成熟得像夏日收割后的谷束又如秋天的落叶一般萎缩干枯——迫近，起航，发出信号。已逝去的人在那里静静停靠，《刑事法官》，(“The Recorder”)而更值得称道的一点则是谐趣诗韵律的流畅性。如果我们将爱默生的四音步诗的刻板与特朗布尔或是布拉肯里奇的闲谈般的轻松对比一下就能够看到，忽略格言诗的戒律后，所换得的是相当程度上的优雅。谐趣诗在其他方面也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将旧世界的文化与新世界不够完美的艺术相比通常使人感到很压抑。但是谐趣诗就可以将这种文化上的不和谐作为诗的主题。罗伯特·彭斯会如何评论在西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边境上的宅地呢？拜伦会对华尔街有何看法呢？某份州报上曾刊登了几篇已经被人遗忘的关于政治争论的诗，各个诗节中所透露出的那种忧郁与自信在20世纪以前的美国诗歌中已是难寻踪迹了。来看看休·亨利·布拉肯里奇的诗吧，他曾经给杰斐逊寄过自己的作品，是比较刻板地模仿维吉尔的“第四田园诗”来写的。布拉肯里奇出生在苏格兰，在他5岁时随父母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边疆地区。18世纪90年代末期与19世纪初期，他时常与一个叫做大卫·布鲁斯的移民交换诗作，最初是相互恭维，后来(由于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就变成互相谩骂了。他们相互交流的信件起初是在报纸上发表，后来两人则把各自的诗作分别整理后出版成书。他们都对苏格兰表达了浓郁的思乡之情，而且都认为他们所处的这片新土地是一块黑暗阴郁、严酷无情的蛮夷之地。在这些诗中，边疆是事物消逝之处，而非开创之地。起先，布拉肯里奇声称将布鲁斯视为阿伦·拉姆齐(他最喜欢的诗人)的转世之人。但是后来，诚实迫使他对这一溢美之词加以限制：但是啊!你的歌声绝不让人战栗颤抖你的笛声也不够温柔：你的嗓音如钟声一般，振聋发聩，其中的意思我们却无法领会。每样事物在这西方世界的边疆都会变得衰弱。就连在苏格兰较长的夏日余晖也因纬度关系在宾夕法尼亚州变得短暂。难怪诗人无法创作。在这西边还能期待看到什么更好的东西，黑夜已褪下背心，步步迫近，阴沉着它那灰白的脸，回去休息罢，那长长的白昼，至少也要减出去几个小时，不再停留在泰河上。布鲁斯对此表示完全赞同。谁能在如此悲惨的景色下写诗呢？在这地方尽是牧羊人、羊群和“荒芜的山坡”，除了那“高大的树”，根本就没有赏心悦目的东西。难怪诗人宁可选择沉默。黎明时既没有云雀的歌唱，灌木丛中也听不到歌鸫啼啭，万籁俱寂，除了一条溪流沙沙作响在叶丛中——传出了乐声，将他的歌声推向寂凉她衰弱，她悲痛。布拉肯里奇所著的最佳的苏格兰诗作都是和这种默想的静谧相关的。题为《致苏格兰的爱尔兰人》(“To the Scots Irishman”)的诗作首先是发表在匹兹堡的一份报纸上。布拉肯里奇和布鲁斯这两个移民在杰斐逊当选之前那段难熬的日子里公开敌对，而他们之前的互相恭维早已成了对骂。但当杰斐逊的当选大局已定，布拉肯里奇的心情变得好很多，于是在他的另一首有趣的自传体诗《道德罗》(“Dogrel”)中对他的对手进行了一番不带恶意的调侃。这首诗由四音步双行体写成，记录了这位年轻的移民在新大陆遭受过的三次重大失望。第一次是他试图去抚弄一只黑色动物光滑的皮毛——白色的斑纹从它的脊背上延伸下来——却被它突然袭击，这使得他惊怵不已。第二次是由于他找不到任何拉丁文教材所描绘的神话人物而感到失落。最后一次的忧伤是源自他与一个曾经友人的争吵，这使他觉得自己童年时的不幸在成年后又重演了。他误以为布鲁斯是只友好的动物，于是伸手去抚摸它，却遭到了“恶臭的排泄物”以及聚会上人们的污言秽语。这首诗的自然主义风格及文雅的幽默使人耳目一新，特别是诗中对男孩见到新景色时好奇心的描述，以及他到处都寻觅不到教科书中所描绘的神和仙女时那种可以理解的困惑。他最后下结论说，之所以找不到宾夕法尼亚州森林女神，一定和人们近乎疯狂地在西部边疆定居有关。很快，从此以后，我便开始了拉丁语的学习，读这一本书，我开始了解其中所谈及的书中所说的在灌木丛中疾飞的东西，树神，树精，缪斯在山丘顶上像槲鸫一般啼咏，在林荫下，在山洞中。我想，必须把这些邪恶之物根除掉，于是将树木连根拔起，并高声尖叫。将这些东西吓得六神无主，将它们从我们的牧场和田地赶出。现在谁看到了，或已经捉住，一个荒野地里的神或是仙姑，他是栖止在树上，或是在溪水中跋涉行进？布拉肯里奇对自己周围的景观感到十分失望。除他之外，那些生在美洲而且从未离开过的诗人们也表达过类似的情绪。在美国诗歌史上，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出悲叹，认为在一块毫无诗性的土地上创作诗歌是不可能的。而新古典主义早就针对这种缺失感提出了反面的辩护，认为通过制订一个普遍的描述规律就可以保证把地区性作家从孤立中解放出来。像是罗马人、伊萨卡人、锡拉库扎人在美国荒野中不合适宜地搞种植业一样，文学新古典主义的规约将未开化的现在与文明的过去放在一个宏大的对话体系之中。但是新古典主义最后仍然恋恋不舍地离去了，于是苏格兰诗歌在美国的发展前景变得很有限，也就是在周年庆典那样的场合能有一点用武之地，如居住在匹兹堡的苏格兰后裔举办的“圣安德鲁周年庆”的活动。这场集会促使布拉肯里奇写下自己的第一首苏格兰诗歌。然而，如果说布拉肯里奇的苏格兰诗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个终点，那么它们就是对充满期望与困惑的移民经历的一种风趣而温和的再现。那位百折不挠的作家菲利普·弗瑞诺(1752—1832)在1815年时仍是精力充沛，并发表了另一部诗集。当时与英国的战争促使大量的爱国主义诗歌应运而生。当然了，其中包括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的《麦金利要塞保卫战》(“The Defense of Fort McHenry”)。弗瑞诺曾目睹英国海军向康涅狄格沿海城镇发动的一次失败的攻击，由此得以看到敌人在战争中所体现出的缺乏机智与强壮有力和英国本土诗歌如出一辙。“斯托宁顿之战”正如诗歌向我们暗示的一样，记载了三艘全副武装的英国战船企图夺取斯托宁顿镇，结果遭到了城中民兵和“只有两支枪的一小股势力”的抵抗事件。每节诗都是以小城强硬而坚决的名字结尾，弗瑞诺一方面对英国枪炮所攻击的小得可怜的目标而感到好笑——带着炸弹和子弹的投弹战士，瞬间炸倒了一个农夫的的破屋子，一间牛棚也悲惨地被劈撕它远在斯托宁顿一英里外。另一方面也因“两门美国大炮”给传说中不可战胜的英国海军以重击而高兴。每艘船都轮流冲上前去在要塞处开火，但是后来却不得不“一瘸一拐地，满身是孔地”并且“悲惨绝望地”偷偷溜走。这首诗以一段奚落言词结尾，美国人对此十分满意。但是，有些人断言，基于一些确凿的事实，(除了被毁坏的财物及伤员之外)国王花了一万英镑只为了突袭斯托宁顿镇。人们很少知道有总统创作过诗篇，而约翰·昆西·亚当斯就写过让自己深感骄傲的原创诗歌。他死后出版的诗集(1848)中有两首诗很快就获得了人们的惊喜与追捧。《致萨莉》(“To Sally”)引用了贺拉斯颂歌的著名开场白作为它的引语——“正直与清白的人/不需要摩尔人的长予与弓箭”。亚当斯的诗是一种狂热的自由模仿。而要弄明白亚当斯通过模仿来嘲讽什么，就得参看年幼的威廉·卡伦·布莱恩特在中学时对同一首颂歌的译文。下面是它的前两节：如果一个人的生活里，没有诡诈，可以保持单纯，远离犯罪与激情罪恶的话，那么他不需要摩尔人的技能，也不需要这弓，这箭，还有这浸毒的飞镖。他是否顶着狂风的炎热，穿过利比亚沙洲，一片人迹鲜至的沙漠，探索粗犷冷酷的高加索，还是，在海德斯泊金色的海岸上踏过。亚当斯的《致萨莉》在开头显得极为幼稚。“正直的人排好队伍/一颗纯洁清白的肝脏”，由于它那宏大的抑扬格和蹩脚的押韵“肝脏”，使这听上去像是一个模仿贺拉斯的乡村赞美诗作家。但伴随着诗一步步发展，我们才意识到，《致萨莉》正像是刘易斯·卡罗尔对艾萨克·瓦茨的滑稽的模仿一样，模仿得越是糟糕越好。亚当斯是一个拉丁语造词的爱好者；与巴洛一样，他也决心把新世界的地名写进他的诗歌里。虽然他深深地犁过崎岖之地披星戴月，迎着西蒙风的肆虐横扫，或是面对冰山，处于极地之穴。在纵深而阴湿的沼泽泥潭，他绝不会驻足不前；他登上布兰卡山之巅，抑或是婆婆卡塔卑特尔山。当亚当斯吹嘘被他一巴掌就吓跑的那条恶狼比跌落的那条大蟒蛇更为穷凶极恶时，数十年来的诗歌倒置终于否极泰来了。《人的需求》(“The Wants of Man”)是一首由25个诗节所组成的诗歌，它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种幽默。这首诗的每一节都写在一张单独的纸上(故事就是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以满足几位年轻女士想要他的手稿的要求。这首诗也同样以一段引语开篇，这次是引自戈德史密斯：“人在尘世总想把什么都拥有/并且越久越好。”但是亚当斯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句子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它对我来讲并不是全然如此”，他说，并进一步解释了他是如何的“欲壑难填”：每日的面包，是我首先所挂牵，油画与美酒紧随其后；大自然将它所有的疆域展现在我用餐时，它在我面前铺开画轴。这些“需求”在诗节中膨胀，于是他文思泉涌，笔随心动。那么亚当斯适度的需求是什么呢？晚宴、珠宝、精致的服装、名画、一个贞洁的妻子、堪称典范的孩子、忠诚的朋友、重要的事业、恒久的健康、公认的天赋、来自于祖国的感激，还有永远的名望：我想要听到最诚实的颂扬紧随在我的身后，要在未来的日子里被回想是善良人们的朋友；多年以后，当他们起身，雀跃，欢呼在唱诗声中冉冉上升，是他们对我的名字的祈福。亚当斯描述他自身欲望的这种能力改变了从前的以模仿为主的修辞典范，而且这似乎是专门为解释爱默生“每个人早上醒来都有像吃蛋糕一样吃掉整个太阳系的胃口”这句话而设计的。这位自满的、“人的需求”的叙述者在英美喜剧中唱了主角：一个理智的人，一个讲道理的人，他的沉着绝不会因他自身的傲慢或他周围环境的疯狂而有所变化。另一种智慧——城市浪荡子的无礼傲慢与犬儒主义——出现在两个年轻的纽约人的诗里，他们是在亚当斯之后的十年内出生的。约瑟夫·罗德曼·德雷克生于纽约市；他的朋友菲茨-格林·哈勒克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从康涅狄格州来到了纽约。他们两个都乍意识到在这个复杂的城市里谋生的必要性，并试图将它与诗的激情结合起来。他们的“严肃”诗作成了司各特、穆尔、坎贝尔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与叙事诗的样板。但是，在德雷克从苏格兰寄回家给哈勒克的一封信中，里面有一些谐趣诗就显得轻快一些了。它们值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显示了一种文学模仿的才能，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与布拉肯里奇的苏格兰诗歌形成了如此整齐有序的对照。正像每个阅读苏格兰诗歌的美国读者一样，德雷克对苏格兰的印象是带有浪漫色彩的。但现实中的苏格兰似乎与想象中的相距甚远。在他的记忆里，彭斯的诗作片断中混杂着一些苏格兰英语，这被他所用，去辱骂那些发育不良的树、“灰暗而又污浊的气候”还有糟糕的溪流。寻觅溪流，你只能找到一个泥水坑，小得可怜甚至漂不起一只缓慢行进的渔船；一只跛足的动物仍可能在附近蹒跚越过这干涸无用的废物；几块峭壁上滑落的岩片令它冒泡连连，一条河流，出现在那处。德雷克回到纽约后，在1819年一个周日早晨，他和哈勒克决定给《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主编威廉·科尔曼寄一些有关时事的谐趣诗作。他们根据戈德史密斯的喜剧中的一个人物将他们的写作合作关系称为“克洛克和科”。很令他们欣喜的是，科尔曼发表了这些诗作，并且克洛克诗歌很快就风靡了整个纽约。(哈勒克给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妹妹玛莉娅寄去了几本印刷品，并提醒她：“诗作大多数的题材都是纯地方性的，对你来说自然会显得难以捉摸，但这儿的每个人都能理解得很好。”)德雷克写诗的速度总是很快，最先发表的22首“克洛克”诗歌中有15首就是他独自完成的。但由于多数作品的题材地方性太强，所以也只能激发起一些有关历史方面的兴趣罢了：在一个坦慕尼会所的宴会上，尊贵的客人杰克逊将军向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克林顿州长敬酒，使所有人大吃一惊；还有一段滑稽的描写，纽约的那个外科主任医生试图在他的年度报告中给“民兵”和“格洛格酒”这样的词下定义；当德雷克作品涉及文学或艺术题材时，他的才智仍有同样的锋芒。詹姆斯·柯克·波尔丁(1779—1860)曾经在他的爱国主义叙事诗中——《边远地区的人》(The Backwoodsman，1818)——使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我曾在肥沃而快乐的菜园里看见一棵高贵的卷心菜的丰腴日渐明显不像树上生机勃勃的树叶，它偏执的菜叶从不在夏日的微风中摇曳。波尔丁的卷心菜是德雷克最爱嘲弄的一个对象；他还喜欢拿流行诗《桶》(“The Bucket”，现在一般称《旧橡木桶》)的作者塞缪尔·伍德华斯开玩笑。德雷克在一首诗中嘲弄了这两位诗人，并把这诗赠给了约翰·敏舒尔(John Minshull)，一位当时正在英格兰旅游的、没什么名气的蹩脚诗人。噢!西方的流浪诗人，自大不列颠匆匆回来，我们的竖琴萎靡在琴架上，坚韧的琴弦寂静无声；我们中什么样的诗人配坐在，那把椅子上，那美好的垫子都因为你而变得神圣，飘逸的云朵在我们山顶上徒劳地徘徊，我们的河流悲伤地流淌，我们的丛林也被夺走了；他们迷失了，永久地迷失了，他们的诗人，他们的挚爱!我们只剩下伍德华斯和波尔丁了。《致约翰·敏舒尔先生》(“To John Minshull， Esp.”)一首原题为《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诗表现了另一种幽默，而这标题正是德雷克所厌恶的约翰·特朗布尔的著名画作的题目，科尔曼觉得这首诗有报复倾向而拒绝出版它，但另一个与他竞争的编辑很快就以《国家油画》为题发表了这首诗。诗中德雷克攻击了特朗布尔的意识形态以及他的行为，因为他试图把所有美国《独立宣言》署名人的脑袋都画在他为国会圆顶大厦所创作的一幅画当中。不论它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好处，这同样的东西用在艺术中就是灾难。而且特朗布尔明显是让房中所有就座的人物都一般高矮(以及他描绘人物面部表情技术的拙劣)，让署名者们看上去像一排煮过的豌豆。“每个脑袋上的头发是多么光溜啊!/每张不朽的脸庞是多么木讷啊!”空洞无物也是德雷克和哈勒克合写的一首诗的主题。这首诗便是《西米恩·德威特颂》(“Ode to Simeon DeWitt， Esq.， Surveyor—General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它挖苦德威特给纽约州西部的新乡镇取了像“罗马”和“伊莎卡岛”这样的浮夸的经典名字。受过施洗礼的西方的教父!你创造奇迹的力量已经把诗人们与保佑旧欧洲的领袖精英从他们永恒的休眠中唤醒正是他们保佑着古欧洲的快乐时光。你给予那些伟人，虽然他们业已被埋入墓陵一个公民的证明，异族的观念已清扫一空，每一个古镇上的孩童，都应当效仿他们流芳千古的祖宗，在科学中，智慧中，或战争中。“克洛克”(“Croaker”)诗作家原创系列中的最后一首诗发表于1819年7月17日。德雷克次年死于结核病，他的朋友在《约瑟夫·罗德曼·德雷克之死》(“Verses on the Death of Joseph Rodman Drake”)中纪念他道：“草根土覆盖在你的身上，/与我共度生命中好时光的朋友!/没有人了解你，但却热爱你，/没有人给你冠名，但却都赞颂你。”此后这些年来哈勒克不断地创作克洛克式的诗歌，他后来把这些诗都收集到了一起并加上了注解，起名叫《克洛克诗歌》(“The Croakers”)，并准备在1859年由纽约的布拉德福俱乐部出版发行。很多补充的《克洛克诗歌》都是为庆祝特别的大事而写的。在当时，全国人都喜欢滔滔不绝地自夸，哈勒克在这些诗中对这种低级趣味给予了讽刺。1812年，在新派克剧院的落成庆典上(旧剧院毁于一场大火)，哈勒克献上了一次颂扬性的演说，使庆典趋于完美，“胜利心灵的现代模式/还有在政治中和艺术中的权力及荣誉”。纽约州的外科主任米特彻尔医生在对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做演讲时问，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民族是“睿智、博学和快乐的”？亚当斯先生在他的7月第四次做演讲的时候问道，谁已经“说服这个世界，我们有这样的人，/首先舞剑，然后挥凿，最后动笔”？事实上，正如德威特·克林顿州长(1769—1828)在他1825年2月于纽约州议会开幕式上那篇冗长演说中指出的一样，对我们社会状况的祈福怎么奇思异想都不为过。看上去，这似乎是普遍认可的一个真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发展稳定而又繁荣：在这绝佳的环境里，商业交易进行着，建筑物拔地而起，人头攒动；每个人都无所畏惧，相互倚傍在他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方。(哲人的梦幻)，一切都如基督教徒的安息日般寂然，从奥尔良到芬迪湾，从比尔谢巴到丹。《克林顿州长的演说》(“Governor Clinton's Speech”)对华尔街财富得与失的近距离观察，使我们发现了在这一片繁荣景象下的几处阴影。在这篇州长演说的五年多以前，即1819年12月，哈勒克的《芬妮》(Fanny)发表了。这是一首叙事诗，诗作追溯了一个纽约商人和他雄心勃勃的女儿起初发迹后来却陡然没落的故事。他们从昏暗的查沙姆街一直奋斗到一座金碧辉煌百老汇大厦之中，最后却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的美梦破碎，家财散尽，重债压身。如其他的“克洛克”诗一样，《芬妮》是匿名发表的；同样，像这些诗一样，它很快成为“全纽约”(le tout New York)的点名需求的读物。事实上，它的名声很快传至奥尔巴尼。在那儿，在他住的那所旅店里，哈勒克很高兴碰巧听到刘易斯长官向他的同伴们大声朗读这首诗。当一个认识哈勒克的参议员有一次说他怀疑哈勒克就是《芬妮》和“克洛克”诗歌的作者时，哈勒克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是个闻名遐迩的人物了。《芬妮》在当时看上去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需归功于哈勒克的发现。他在拜伦的《培柏》(Beppo)中找到一段诗节，并认为可以把它用在一首关于纽约金融世界和随之而来的财富的诗篇里。拜伦的坦率、傲慢和偶尔流露出来的温柔给哈勒克提供了一系列的、多样的启迪，并以此来表现美国资本主义商业的复杂性与其悲剧性的曲折变化。在故事的开头，我们女主人公的父亲，一个鳏夫，是查沙姆街上一家普通的干货店的老板，通过娴熟地经营他们的“微薄利润”，他终于能够搬到珍珠大街并在哈那弗广场发展他的生意了。他已经体会到了金钱具有改变事物的力量，过去人们称他为一个“迟钝的，/善良的，诚实的人”，——一个“长着卷心菜脑袋的人”，而在他搬到城镇住宅区之后，同样是这些人则认为他“很有头脑，/天资聪颖，明白事理，像数不清的色彩/在孔雀的羽衣上”。同一时刻，年轻的芬妮仅仅是个“空想者”，坐在她“孤独平庸的炉边”，听着远处时尚的宴会中传来的音乐声，梦想着有一天她父亲的财富能使她成为舞会花魁。叙述者告诉我们，生命中如此快乐的时刻，“像狂风一般闯入脑中/它来自远处的音乐”，而且，“它们的力量/虽短暂，却无限”。从那时起芬妮的生活就被财富之梦改变了。然而，与那群政治阴谋家相比起来，她的理想并不算得上疯狂。那些人希望可以乘坐“宴会上巨大的气球”，一直升到首府奥尔巴尼的财富与权力的宝座上去。而芬妮的老爸确实有钱，可以“装满半个火车皮的闪闪发亮的时尚用品”。他也时常光顾纽约的夜间宴会，“他们踏上布鲁塞尔地毯上时都很快乐/他们吃牡蛎时还要显出自己很有见识”。过了几年，芬妮的父亲成了一家银行和六家保险公司的主管，一个股票交易所里的“行星般的明星”，他与股东们维持着股票交易的兄弟关系，“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发挥他的才智/去欺骗他的邻居——当然是合法的”。他“被一群小行星包围着”，他们不仅沾他的光也借他的钱，这些他都不介意，只要他们不断向他阿谀奉承。唉!他不满足于现有的荣光，结果被“宝石的野心”所蛊惑。她佩戴着坦慕尼协会的徽章，到他的梦境中去拜访他：“她的额被鹿尾毛花冠盖住，/她胸前戴着水龟样的胸针。”尽管他缺乏正规教育(他从未接受过“哥伦比亚大学所传授的深奥的知识”)，芬妮的父亲的确开始认为“自然/至少将他造就成一位市议员”——甚至有可能是州议员。他学会了坦慕尼会堂所有的把戏(“何时鼓掌，何时投票”)，并被邀请到霍波肯去参加他们非常著名的海龟汤晚宴。第二天一早，他俨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了，他在百老汇大街预定了一套住宅，买了马和车，在他的房中安排了“好多仆人，和一切/'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人’所必需的东西”。芬妮此时已成为一个时尚美人，她渴求“在仙境里去统治仙女王后”——这里的仙境指百老汇或商业区。而且在那一刻，她期望：她的愿望之星，她梦想的天国，她请了好多的教师穷尽财力，并学到多多那千种不知名的优雅的礼数这些能使女人显得出身高贵而富庶。她学了声乐、舞蹈还有外语(每门课都是一周两次并持续两个月)；她对最新的小说和克洛克诗“当他们在新潮中”(“When they were in fashion”)都扫了那么几眼；她参加了当时很受欢迎的科学讲座，在讲座上，这个“彩虹团体”中的来自纽约的女佣和女保姆学习像“水力学、流体静力学和气体力学”一类的词汇，并弄清了“为什么青蛙为了吸气先要吐气；/还有如何把塔潘海点燃”。如果说她美丽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点厚颜无耻的样子”，如果说她先前的举止很纯真，而学习后则使自身的行为变得注重起来，那只是因为她想要“被所有她遇见的人尊重”——在这样一个城市里——花花公子和美女一样的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来到晚会上向美人们大献殷勤，却“带着得体的姿态闲逛，但同时被每双美丽的眼睛所关注”。芬妮漫不经心地拒绝了来自“中等阶级男人”的求婚。她的父亲现在不是“大富豪”了吗？他与那些“血统纯正的——这片土地上的权贵们”(那就是说，他们的财富比他自己还要多一些)交往。他成为一个艺术赞助人和慈善家。他“慷慨地在他的丝质帆布上花钱/像威尔士王子一般铺张挥霍”。她几乎无法相信这个事实，那天他向她坦白他已开始为自己的偿付能力担忧。她吃惊地问道：“一个人怎么会走上毁灭的道路/当所有银行家都是他的密友？”如果他所有的债权人都变得缠扰不休，她告诉他，他要做的就是“开一个'派对’”——来吓吓他们。就这样，芬妮从查塔姆街就开始梦想的“午夜狂欢”终于变成了现实。地毯被卷起，艺术家被招来在地板上画花朵。当时“最黑的骗子”被“放在上宾的位置上，仿佛提摩斯高高在上”。请来的都是社会上层人物——美女、纨绔子弟、军官，每个人都“从头/至脚都透着高贵”。当千盏鲸油的灯明照像一片阳光倾泻下来——而飘逸的发丝，当那些脑袋摇摆时，显得十分狂躁，配上那些美丽的，最新的巴黎服饰在房中像神一样漫步，它，就如我被告知的那样，非常地酷。在那一刻，金钱看上去似乎已经制造了这样一种幻觉，即只要依靠金钱本身就可以取得纯粹的成功。然而，就在那时，一盏巨大的枝形吊灯落在了地上，伴随着可怕的爆裂声，客人与乐师们惊恐地四处逃散。第二天一早，又只剩下了芬妮和她的父亲。绝望地散播着肆意的怨语与清晨一同到来，还有和它一道的坏天气；风向是东北偏东，天下着雨，下了一整天，与之伴随的是，一个记忆，它终生紧随我们，萦绕不去，就像是大法官法庭上的制服，或是像一个妻子。当一个公证员带着票据到来，说芬妮的父亲已经停止付款了，更大的“崩溃”发生了——他们财富的毁灭。关于这事，整个镇子谈论了两天，到第三天就忘了。至于芬妮，有人说最近看见她在大街上强忍住泪水，穿着一件廉价的披肩。他们在百老汇的豪宅现在“对外出租”，而芬妮和她的父亲被驱逐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方，和那些虽然贫穷却很傲气的人住在一起。至于这位父亲，最近有人看见他沿着百老汇大街流浪，带着一颗“枯萎的心灵的痛苦/以'恶鬼’这个古怪的名字来命名”。他想起了曾经臣服于他的那些权贵——“巴拿马和贝里萨留斯，/庞培，伯尔上校，还有盖厄斯·马略”。他很悲伤，于是给了一个卖艺的一个先令，透过他的望远镜来看看木星，一霎那间他幻想自己听到了来自宇宙的乐声。但那乐声原来只是附近一支乐队在演奏《美国佬傻瓜》(“Yankee Doodle”)这首曲子。芬妮的父亲创作出了他自己的悲伤的民谣，讲述出世间倏逝的希望与快乐，伴着他的歌谣，这首诗结束了。仅仅给出《芬妮》的情节，而不提及使它一度出名的那些令人振奋的题外话——关于美国文化、政治和权利要求的题外话——那就是对它的不公正。《芬妮》是一首谐趣诗，它的题外话主要在于《克洛克诗歌》的无忧无虑的精神而不是在于诗歌结尾的悲痛。多数的这种题外话都是有些不敬的，比如说哈勒克在某些诗节里将古人描述为“无知者至上”，并解释了为什么不再需要阅读这些诗节了。他们的不幸就在于出生太早，早了几个世纪，也降临在错误之地，他们对汽船或是气球都毫不知晓也没有看过三轮脚踏车或是季刊评论；也没穿过百尔的黑色绸缎裤子，也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年鉴，更没听过克林顿的演讲辞。这里有许多离题的东西，需要尽可能多的注脚来使它易懂一些。蒲柏就在《愚人记》(Dunciad)中开玩笑地说“伟大的西伯没头脑，厚颜无耻的兄弟们”或“用镰刀猛砍本特利”。那值得吗？哈勒克生平诗作最后一次出版时，他为《克洛克诗歌》、《芬妮》以及《刑事法官》(“The Recorders”)(他所作的政治诗中最长最好的一首)准备了注解。他从《愚人记》中摘录了对“刑事法官”的嘲弄性引语——“再让他在赛特尔的诗中多活一天!”——并由我们来决定把他放在哪个受关注的诗人流派里面，他是与蒲柏近呢，还是与艾尔卡纳·赛特尔近呢？就如事态发展的那样，“托马斯·凯斯特利”，即《刑事法官》中的那个城市诗人，他将他的请愿书呈给里查德·里克(后来的刑事法官，再后来是纽约市市长)，确实有着一股子美国式的艾尔卡纳·赛特尔的劲：那一批在美国蹲大牢的诗人大概有37个左右，关押在纽约市的14个牢房里，他是其中之一。凯斯特利想成为整个城市的桂冠诗人，并且，很自然的，他想要投靠“有毛病的”里克，从他那儿找份活干干，因为里克是个王子，养了很多的政客。“我们给签了合同的人付工钱/我们最后珍贵的六便士作为税款，/像在希拉日一般自由/罗马在它扈从的斧下流血。”当凯斯特利感到他在树皮上的绘画愈来愈接近了那伟大的“不竭不眠的大海”时，他承认他越来越乐意用不朽的声望来换得哈勒克曾在《克洛克诗歌》中定义为可以让人马上得到满足的“昭著的臭名”：“挽歌在勇士的坟茔上空响起，/在世界对他的英勇致敬之前，/但臭名昭著的羽衣的羽毛，/是在阳光下拔除的，只要我们活着，它们也存在。”因此，凯斯特利对自己的恳求做一结语，以表达他以声誉换取当前荣耀的愿望。我不为我的后裔写诗，虽然对我的子嗣可能是乐事，即那诗词颂扬所散发出的芬芳，当我，作为他们的祖先已撒手人寰，债务也已经归还，一个诗人曾经偿还过的唯一的债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