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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世界里，一切都有名字，一切都活着，一切都有其存在的意义。甚至包括地狱。 你会说地狱有什么意义呢？有的话也只是负面意义。可是，如果推开这个世界一重重虚掩的门，揭开这个世界一重重遮饰的面纱，你会发现地狱也有很有意思的。 古代日本人把温泉叫做地狱。地狱本是佛教中的用语，象征着苦难的世界，经过火山喷发后的地带，硫磺漫山，烟雾腾腾，高温气体把岩石都化成了粘土，方圆数公里都寸草不生，成为不毛之地。日本人看到这种荒凉的景色，不由产生恐惧之心，不敢轻易靠近，联想起佛教中描绘的地狱场景，就把这些地方叫做“地狱地带”，而形成的一个个“热水池子”，便叫做“地狱”了。像日本箱根地区的大涌谷，小涌谷，古代就叫做大地狱和小地狱，连其周边的地名也相配叫做阎魔台，地狱泽。一直到1873年明治天皇外出巡游时，当地人觉得让天皇“下地狱”有点不吉利，才改了名。最可怕的“血地狱”，位于日本九州的别府，被认为是来自幽冥地狱的激流。血地狱是一种翻腾着的泥浆温泉。水如其名，鲜红触目，热气袅袅，血色涌动，让人不寒而栗。不但沸腾的黏土是血红色的，就连氤氲而出的喷气也是血红色的。别府是日本著名的温泉之乡，通常称呼的温泉游，到了别府统统得入乡随俗，改称逛地狱。我想，最初去逛地狱的人，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真是很有勇气，当他走向翻腾着的温泉的时候，有想过他可能回不来吗？ 我还想起了一个“造在地狱上的天堂”。30年代的上海呈现出一种畸形繁荣的景象：一方面是以英美租界、法租界为代表的租界上海，高楼耸立，商场、电影院、咖啡馆等消费娱乐场所一应俱全。殖民者汇聚在这里，享受着治外法权的庇护，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以弄堂、贫民窟为代表的非租界上海，一切都维持着老旧中国的模样，底层社会，民不聊生，卖儿鬻女，道德沦丧。“造在地狱上的天堂”是30年代都市文学与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展现的正是都市上海的矛盾性。小时候看《北京人在纽约》，开头一段话至今还记得：如果你爱她，就带她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她，就带她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来看，上海就像是中国的纽约。去年上映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双面上海，彤光满路华灯初上，夜空有钻石闪耀，斑驳街道，鲜血淋漓，死亡也无法将狂热平息。对峙与搏杀、暴力与情欲、忠诚与背叛、信仰与宿命，欲火与枪火交织绽放，荷尔蒙与子弹齐飞，大上海的夜就这样被点燃。一曲终了的声色犬马，繁花零落的命运无常，上海曾经有过天堂，也曾经徘徊在地狱，甚至因为在中国城市中独立鸡群的气质，这地狱更像地狱，也因为这一点，这天堂更像天堂。当代的上海还是这种双面气质吧！所以被称之为魔都。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其实，我发现对于这个泥沙俱下、复杂无比的世界——用天堂或地狱，甚至用好地狱或坏天堂之类二必选一的判断来规矩、来诊疗，都太简单了。 人在面对自己、自以为达到至善至美的时候，其实是在制造一种骗局。天堂与地狱只有一步之遥，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人应该一直保持惊醒的能力，不可驯服、不可蒙蔽，在天使站过的地方，看见地狱。比如，一个人的自由可能就是另一个人的地狱，越过自己的边界，擅入他人权域，要么强求，要么威逼，即使是善，也可能转化为恶。这或是严复将“自由”译成“群己权界”的原由。 我们正身处史上从未有过的产业剧变、空间剧变、业态剧变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对墨守成规的人是地狱，对思变创新的人是天堂。 青春是失去了的天堂，也是逃离了的地狱。谁难解青春是苦是乐？ 还有爱，我不愿意谈论的爱情，阳光与阴影，正反同体，融二为一。 符号学的创立者之一卡西尔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只能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现实”，而人却能发展、运用各种符号创造理想世界。人的根本特征在于不断地创造。所以，我愿意引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话，来草草结束此文，“尽管我们生活在地狱里，但我们仍然在寻找亮光，努力扩大非地狱的因素。” 世事人生即如一部永未完成永不定稿永难杀青的长篇小说，在死在生，大伪大真。心神不定，脚步不停，上升坠落，本质孤独。 《地狱》索德格朗 地狱多么富丽堂皇呵！ 在地狱没有人谈论死亡。 在地球深处，地狱围墙高筑 并用灼热的花朵装饰…… 在地狱没有人说一句空话…… 在地狱没有人喝水，没有人睡觉 没有人休息，没有人静坐。 在地狱没有人讲话，但大家哀号， 那里，眼泪并非眼泪而一切悲哀软弱无力。 在地狱没有人生病，没有人疲倦。 地狱不变，地狱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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