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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  QIN' AI DE LAO ZHANG 本文原刊《作家》 2021年第11期 全文约2万字 分上下两篇刊出  QIN' AI DE LAO ZHANG  张执浩在武汉解封后的汉阳门（2020） 01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距离武汉解封还有六天，我收到老张新出的散文集《一只蚂蚁出门了》。老张按惯例在扉页上大开大阖地签了名，留了日期。 但彼时这只老蚂蚁和全城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蚂蚁们一样，并不能随意出门溜达。书是托老友、诗人剑男夫妇带来的。俩人刚刚获准离开老家湖北通城幕阜山，李自成葬身之地，开着鄂A牌照的车一路翻山越岭，通关过卡，回到依然静悄悄、空荡荡的武汉。剑男的夫人开着车在武昌城绕了一大圈，特意去看望老张夫妇，又把书送到了我的小区。我和魏天真拉着他们在小区门口合影，宛若一场生死劫之后的重逢。剑男一边整理羽绒服一边笑着说，寒假一放两人就回老家过年，没带春衣，哪里会想到封城呢。天气渐暖，在老屋里整日价穿着秋衣秋裤，好在大门上贴有红底黑字的通告，说明这一家有来自武汉的人员，所以无人来打扰。亲戚朋友们知道他们不能出门，隔三差五把刚采摘的新鲜蔬菜放在门外，一声不响地离开。  武汉解封后，与返汉的剑男邓玉霞伉俪相见（2020） 那天晚饭后打开老张的随笔集，映入眼帘的是集前的一首诗，一首标识书名来历的小诗： 一只蚂蚁出门了 早上我在小花园门口看见它 晚上我在石拱桥头看见它 一只蚂蚁有好运气 我祝它明天也像今天 能够翻过一具具尸体 还能背着多余的 尸体回家 我几乎读过老张的每一首诗，当然也读过这首，不过那时读来感觉有点不一样。蓦然想到白天剑男夫妇与老张夫妇、与我们见面的场景：春天早已从梦中醒来，两只疲惫不堪的蚂蚁从鄂东南山区出门了，与另外几只还在相互隔离、警戒的巢穴中蛰伏的蚂蚁碰了碰触须，返身离开。感情上，我一时还无法把老张诗中的“尸体”跟食物对应起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体会到活命的不易与不幸。剑男夫妇捎带来的几棵被连根拔起的莴苣立在厨房阳台上，新鲜如初；它们的来之不易似乎见证着我们的苟延残喘。西蒙娜·薇依说，“人类生活的深奥之谜并不是受苦，而是不幸”。倘若真的如此，那只蚂蚁与它翻过的尸体，历尽艰辛背回的尸体，何者为受苦，何者为不幸呢？无数诗歌——亦如这一首——里的“回家”，指的又是什么？  封城期间的武汉音乐学院（2020） 老张居住的音乐学院里的小花园、石拱桥是我非常熟悉的，他最早的那间十几平方的小阁楼，是天南海北写诗的人接头的秘密据点，我和剑男还有其他人在那里打过地铺，说过梦话。我也知道，老张时常写到的学院内的都司湖原本还有一个姊妹，叫菱湖，消失在文革的填湖造房之中。而逃过一劫的都司湖，越来越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悬铃木叶，在干枯中蜷缩着瘦小身躯。我只能说在这首小诗里，诗人的祝福也是自我的祝福；诗人看到的蚂蚁形象，很可能正是蚂蚁眼中观察到的诗人形象：蚂蚁就是荆棘丛生、危机四伏、生死循环大地上无所事事又寻觅不已的诗人，一种无从更改、无以重新来过的命运的写照。在相遇的那一刻他们相互打量着，狐疑着，不知谁是受苦者，谁又坐定了不幸者的位置。 但一样的淡定。 02 一只蚂蚁一生要走多长的路？ 老张的母亲患癌症病重的时候，他把母亲接到武汉来治疗。母亲的身体日渐消瘦，他每次都背着越来越轻的母亲一步一步地进出医院和家里。直到有一天，母亲附在儿子的耳边轻声说，儿啊，你对我这么好，我死了，你怕是梦不见我了。我不想来吓你。 母亲不可挽回地走了。十一年后，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她终于走进儿子的梦里。而老张写下的这首《如果根茎能说话》（2012）仿佛梦中的呢喃，而蚂蚁依旧忙碌在奔波的途中： 如果根茎能说话 它会先说黑暗，再说光明 它会告诉你：黑暗中没有国家 光明中不分你我 这里是潮湿的，那里在下雨 蚯蚓穿过一座孤坟大概需要半生 而蚂蚁爬上树顶只是为了一片叶芽 如果根茎能说话 它会说地下比地上好 死去的母亲仍然活着 今年她十一岁了 十一年来我只见过一次她 如果根茎继续说 它会说到我小时候曾坐在树下 拿一把铲子，对着地球 轻轻地挖 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们一起讨论过这首诗，他们可以感受到诗中弥漫的思念母亲的真挚情感，也明白诗人为什么说“今年她十一岁了/十一年来我只见过一次她”。他们注意到重复的句式，并以此将诗分为三个部分展开分析。他们也意识到根茎这个意象很重要，但为什么重要则难以说得很透彻。我也谈了我的想法。在一首悼念亲人的诗中，诗人选择根茎意象是别有意味的：它是向下的生长，犹如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这向下的生长连通、也支撑树干与树冠的攀升，仿佛亡者与生者的须臾不离，血肉相连。“黑暗中没有国家/光明中不分你我”点明了阴阳两隔世界里的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异：诗人不仅抹消了两个世界的差异——这并不难理解——也擦掉了两个世界里人与人的不同：最终我们要么是活着的人，要么是在这个世界消失而在另一个世界的转生者。不是说死亡抹平了一切，而是生者应当忘却一切而尽享此刻的光明，如同亡者歆享永恒的黑暗而不会抱怨。至于谈到诗的结尾，学生们可以理解“挖地球”的举动是为了与地下的、黑暗中的母亲相逢，但很少有人关注、思索诗人为什么用的是“地球”，而不是更为常见的“大地”。我觉得，它一方面符合儿童的心理和口吻，更重要的是，地球是圆形的，因此当孩提时代的我们了解了这一地理常识之后，都曾幻想用一把小铲子挖通地球，去看看世界另一极的神奇——我们长大后才终于明白其实并没有什么神奇。从语词的声音与意义相融合的角度说，最后一行的“轻轻”实际上已淡化了这首悼亡诗可能会激发的悲伤情绪，而“挖”字的平声，让已趋淡化的悲伤归于平静。  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的张执浩（1988） 不过无论如何，涉世未深的学生都难以将诗中蚯蚓、蚂蚁的形象，与他们心中圣洁而伟大的母亲形象联系在一起——至少我的阅读直觉是这样的；至少当诗人在校园里俯身观看蚂蚁时，他的感觉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无非蚂蚁或蚯蚓；他人为我们忙碌一生，我们为他人忙碌一生。这里无所谓高贵或亵渎，诗人在诗中已取消了一切无谓的差别或对立。这就是世间一切生灵的不幸，只是人能够尝试着将之表达出来。十一年前，诗人经受了失去母亲的悲恸；十一年后，他再度遭逢与母亲梦中相见的痛苦。但正如诗尾所暗示的，再大的悲伤也会平息下去，会被视为生活中理应吞咽、化解的一部分，而他（和我们）也因此更深地陷入不幸的泥淖，在他（和我们）学会了理智地看待一切，原宥生活的一切的时候。 所以归根结底，根茎不会说话。 当然，老张不是在十一年之后才写下悼念母亲的诗。母亲刚刚离世，悲痛不已的他写下了抒情长诗《美声》（2001）。一次人生的重重击打，带来诗歌写作的转折，似乎未曾经历这种打击的人不足以谈论人生和诗歌。他再也不是那个倾心于糖纸、小女孩、红苹果、甜蜜的写作者，他也会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告诫自己要克制，要坚忍，要让文字配得上你所经历、感受到的一切。我至今仍然清晰记得接受《星星》诗刊邀约，为这首长诗写评论的情形：我趴在汉口机场河住宅的松木餐桌上，用笔在日记本上疾速而颤抖地书写着，仿佛接应了老张写作时的不由自主的震颤—— 《美声》带给我一种久违的震惊之感，近乎奢侈。……我惊诧于诗人蓦然回首间对时光流逝、人生几何这一古老而沧桑的命题的慨叹和颓唐，这是不是每一位成熟而睿智的诗人迟早都会踏上的一面断崖？是不是每一个人，在与时间展开的不计长短的障碍赛跑中，都会遇到这样一道难解之谜，而写作者被强行要求做出自己的回答？有多少种所谓的生活曾被诗人草草写下，被拖进“公文包”中留待检索：童年，温情脉脉，率真任性，犹如甜蜜的糖果，毛绒绒的雏鸡，运送阳光的蜻蜓，越堆越高的浑圆的苹果，在成长中自己把自己惊动的小女孩；少年，背叛的启蒙，空洞的梦想，伴随着隐秘的胡须和拱出的喉结，口袋里卖橘子皮和铜丝而积攒的可怜硬币，虎牙和粉刺，跟着一段锈迹斑斑的废弃铁轨走向“别处”生活的莫名冲动；青春期，他进入了大学，似乎开始全新的生活，轻易盲目地挥霍了激情，在现代派中寻找灵感，对一点点技艺沾沾自喜；青春衰退期，像一只在城市丛林里迷路的信鸽，他丧失了自我，站在自己和生活的对面，在镜中生活，在孤寂的暗夜里磨牙，在一切病态世相中满面潮红。而现在，中年的他已老态龙钟；不是这么早就开始了回忆，而是这么快，时光之刺就扎入了心脏，逝川之水已然没过头顶，留下几根稀疏的白发漂浮水面。他如此天真地幻想着重返哺乳期，重新擦拭和修改行走过的路线，却已衰老到颤抖的手拿不起轻若棉花糖的橡皮。他开始神经质的不停的追问：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当中，我们才会一如既往地对生活这般陌生，如此无力？是不是生活本来就是回忆，而写作必须和它保持同一高度？是不是每一个个体，在遭遇一生只有一次的震惊的时候，才会更深地觉察生活和生命的琐屑、卑微，才会双膝跪地，把头插进泥土嚎啕哭泣，才会彻悟当纸片化为火直至灰烬，那纸上你写下的怎样的诗，才能让眼睛老花的母亲在半空中，双手展开，默默吟诵—— 母亲啊，你能去哪里？ 上天需要云梯，下地需要挖地的力气 你能去哪里？ 我仿佛看见你沮丧的表情，麻木，迟钝 在与癌细胞的战斗中，你缴械了。 你不是逃兵，甚至不是战败者，那么你是谁？ 我问空气，问这四月的白开水，问 窗外的明月：母亲啊，你能去哪里？ 我在三十岁以后重新回到了哺乳期，四处翻找 你的踪迹，然后是变声期，我用怪异的嗓音 咬着被角哭泣；最后是老年，母亲，你的儿子 将用提前衰老的方式接受没有你的现实！ 这不只是为亲爱的母亲招魂，诗人，你当为所有卑微、琐屑而又伟大、高贵的灵魂招魂，你当为孤寂、落寞而又执拗、坚忍的诗歌——这个时代节节后退的精神的最后和最坚固的屏障——招魂。这么多年了，你隐忍诡秘，你风霜雪雨，你满脸尘灰寄寓在没有屋檐的城市高墙下，就是为了替许多魂魄渐散的人活着，让诗歌开口说话。让纸在焚烧中上升，让字在压榨中迸出汁液，让风在风中止息，让黑暗在黑暗中淘洗，让记忆在记忆中剥去虚妄的外衣。  三人行（左起：剑男、魏天无、张执浩。1996） 老张后来写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好的诗，但再也没有写过如此体量的长诗，似乎年岁越高，就越吝啬于言词，羞耻于一泻而下；而我心甘情愿地承认，尽管我后来也写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长的诗评，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这篇两千字的文章的分量。或许是因为，彼时的《美声》勾起了我和老张相同的，在江汉平原度过的童年、少年的经历；或许是因为我们共有过的、在同一所大学校园里的青春期的迷惘与骚动；也或许，这首诗激活了我久已不再的写诗的冲动和欲望，只是没有分行。它不像一篇评论，就像很多朋友那时会说，《美声》不像老张的诗。而我们也只有在度过三十岁之后才逐渐醒悟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生活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就是那样，但就是那样的生活也需要诗人和诗歌的想象——不是为了改变那样的生活，而是为了在假设之中走入“那样的”生活，就像在“如果根茎能说话”的假设中，走入母亲和“我”共在的世界。 我没有见过老张的母亲。在老张写下《如果根茎能说话》之后的某一年，我们一同回湖北荆门——也是我的出生地——参加油菜花节，顺道去了老张的“故居”——“你还有故乡，而我只剩下故居”，这是他写给诗人雷平阳的诗句——故居在仙女山下的一片平畴上，是江汉平原上常见的“凹”形农家小院。坐南朝北的是堂屋，东侧是厨房，厨房后有一口鱼塘，西头是饭厅、农具房，一辆沾满泥浆的红色手扶拖拉机停在房前。院子正中央有一棵高大、茂盛的桂花树，其时还未到开花季节。同行的年轻诗人林东林利索地爬上了树，在绿叶间左顾右盼。我们去给老母亲上坟、磕头、烧香，圆形的坟丘就在老张故居前不远处，被杂乱生长的楝树、杨树、迎春花藤拱卫着，面朝自家的蔬菜地，随处可见的金黄的油菜花在风中摇曳。老父亲从蔬菜地里回来，穿着黑色长筒套鞋，右腿裤管挽到了膝盖下。老父亲的相貌与在田间劳作的农人形象没有什么不同，瘦削，肤色焦黄，嘴巴因牙齿的脱落而凹陷。大家跟老人家打过招呼后，老张递给父亲一根烟，两人坐在农具房的柳木椅子上聊天。我注意到老父亲拿烟的右手不由自主地微微颤动。  与老父亲在一起（2017） 我只见过老张的老父亲这一面，也只来过他的故居这一次，但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和忧伤，再多的黄灿灿的油菜花也掩盖不住的一丝忧伤，混合着无处不在的菜花的甜腻气息。在老母亲去世后两年，老张还无缘在梦中与她相逢之时，他写过一首《与父亲同眠》（2003），回忆了当年当日为母亲奔丧的情境： 夜晚如此漆黑。我们守在这口铁锅中 像还没有来得及被母亲洗干净的两支筷子 再也夹不起任何食物 一个人走了，究竟能带走多少？ 我细算着黏附在胃壁里的粉末 大的叫痛苦，小的依旧是 中午时分，我们埋葬了世上最大的那颗土豆 从此，再也不会有人来唠叨了 她说过的话已变成了叶芽，她用过的锄头 已经生锈，还有她生过的火 灭了，当我哆嗦着再次点燃，火 已经从灶膛里转移到了香案上 再也不会有人挨着你这么近睡觉 在漆黑而广阔的乡村夜色中，再也不会 睡得那么沉。我们坚持到了凌晨 我说父亲，让我再陪你一觉吧 话音刚落，就倒在了母亲腾给我的 空白中 我小心地触摸着你瘦骨嶙峋的大脚 从你的脚趾上移，依次触摸你的脚踝和膝盖 最后又返回到自己的胸口 那里，一颗心越跳越快，我听见 狗在窗外狂叫，接着好像认出了来人 悻悻地，哀鸣着，嗅着她 无力拔出人世的脚窝 我又一次颤抖着将手伸向你，却发现 你已经披衣坐在床头。多少漆黑的斑块 从蒙着塑料薄膜的窗口一晃而过 再也没有你熟悉的，再也没有我陌生的 刮锅底的声音  老父亲（2017） 我曾以这首诗为例给学生讲解诗歌，也曾在读到“还有她生过的火/灭了，当我哆嗦着再次点燃，火/已经从灶膛里转移到了香案上”时，吐出的声音有些变调，也曾听到讲台前学生的抽泣声。我希望站在课堂上的自己在那一刻应该是冷静的，我那时已在评论中解读过这首诗，但当熟悉的诗句迎面而来，我还是无力控制住它们，更无从控制它们可能给听者带来的反应。必须承认我们对生活——诗歌是其中的一部分——本身的无能为力。必须要把诗的开篇“夜晚如此漆黑”与结尾“无力拔出人世的脚窝”联系起来——“有一种不幸是：人们无力承受它延续下去，也无力从中摆脱出来”，西蒙娜·薇依如是说——必须将土豆的形象与母亲一生的形象叠合在一起，母亲—土豆在地底下生长，供养着我们。同样，可以把《如果根茎能说话》中的蚯蚓、蚂蚁，有些忤逆地与母亲形象绾结在一起。老张后来在与诗同题的散文中，重述了为母亲守灵之夜的场景。这篇散文收在《一只蚂蚁出门了》集子里。文中写到，那一夜他怕父亲的身子吃不消，提议去床上躺一下： 父亲还是睡在他平时睡觉的位置，我则在母亲生前睡觉的地方躺下。几乎就在我倒在床上的瞬间，我感觉到母亲从背后无声地环抱住了我，我能感觉到母亲在这张床上烙下的印迹，那么清晰，只是不再有温度。黑暗在房间里弥漫，夜色像一块块墨团在四面墙壁上涂抹着，每一阵风路过都会带动蒙有塑料薄膜的窗棂。我一动不动地躺在母亲留下的那具身型里面，一边感受着她的存在，一边侧耳倾听着户外的动静。不知过了多久，估计天都快亮了的时候，我慢慢把一只手伸向了父亲的膝盖，然后在他的小腿上来回摩挲，一直到他的脚掌、脚踝…… 母亲腾出的那片空白最终化为更大的空白，直至生活一片空白。在老张写下诗《与父亲同眠》的十多年后，老父亲追随老母亲而去。那一年，我们一行人在清明节再度回到老张的故居，陪他去给老父亲上坟。那一日天降大雨，仙女山笼罩在惨白的雨雾中。我们搭乘的当地朋友的车在山间迷了路，车轮陷在一户农家旁的泥地里打滑，怎么也出不来。农家主人一边对居然有车开到这里来惊讶不已，一边抱来稻草铺在车轮下，帮助我们返回了正路，通往陵园之路。 03  张执浩孙晓晖伉俪 老张和夫人——他的大学同学，也是我们的大学同学——还有他们的女儿蜗居在学校的小阁楼里时，他自印的第一本诗集就取名为《美声》，青灰色封面的左下角用小篆刻印着“两湖书院”，也就是今天音乐学院所在地，老张俯身观察蚂蚁之地。《美声》一诗里，他曾将自己隐喻为蚂蚁：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低于尘土的 位置，不被重视，在被踩中接受 齑粉之疼…… 但还是不断有蚂蚁返回巢穴，如同老张所写，它们背着的尸体很可能就是几近齑粉的同伴。不只是老张将蚂蚁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更年轻的、为老张所欣赏的诗人张常美也写过这样的诗句： 火葬场后面 是片浓蔚的小果园 一个父亲 爬在高高的梯子上 像为天空修剪多余的白云 一个小男孩，六七岁的样子 用刚刚修剪下的树枝 从蚁群中间挑出一只青虫 像是从送葬的队伍中拿走了逝者 总有突然的变故，令它们慌张 总有风，令它们的衣服落满灰尘 （《春风里》，2018） 与其说诗人是精于隐喻的人，还不如说，在眼见为实的时代，他们是一群精于观察又乐于“假设”的人：蚂蚁有衣服吗？什么样的人才能看到它们的衣服？又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想到这衣服上的灰尘不是，但又的确是尘世之灰，鉴于火葬场的烟囱就在近旁高耸？如果你耐心地来回扫描这首诗，更多的疑问会接踵而至：蚂蚁背着青虫——老张那首诗里的“尸体”之一——是在送葬，还是在为自己谋生？“春风里”的标题下为什么突兀地出现“火葬场”？火葬场后面的那片小果园何以用“浓蔚”来修饰？为什么“总有突然的变故”，降临到蚂蚁，也降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魏天无魏天真在海口海甸岛（1991） 然而这世上还有会飞的蚂蚁，不甘于生活的捉弄，老张和我见证过它们。一九八八年六月，我们一起从师范大学毕业。老张有些落寞地回到家乡庙岗岭上一所地方大学报到，我则怀揣梦想，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在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后，落脚于海口一所华侨中学任教。从县城到省会就算出远门的我，一脚跨到祖国的天涯海角。校园里高大挺拔的椰子树，树身上挂满畸形肿瘤般的果实的菠萝蜜树，有着无数条气根悬挂于空中的榕树，歪歪斜斜伸向天空的凤凰树，相比之下显得端庄秀丽的木瓜树，叶片厚实、阔大的芭蕉……都让我这个“大陆鬼”——当时的本地人就是这么叫我们的——感到新奇。同样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每逢夏季暴雨来临之前，像是巢穴失火，无数白蚁在空中飞舞，扑向正在教室里上课的我和学生们。两年后，我从学校单身教工宿舍的单间，搬到了学生宿舍后一排破旧的平房里。平房后面有个院子，被一堵墙分成两半，后院连着厨房。去找总务主任拿钥匙时，他颇为神秘地告诉我，那间房子下面曾经挖出过棺材，不吉利。我笑着说，在我的家乡正好相反，棺材棺材，升官发财。 也正是在那一年，以《糖纸》《蜻蜓》两首诗荣获《飞天》杂志全国诗歌大奖赛头奖的老张，揣着刚刚领到的五百元奖金——当年那是一笔巨款，足够从武汉到海口往返十趟的旅费——从荆门来到了海南，应聘在某大公司担任总裁秘书。那时节，“大陆”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是：往人群里扔一块石头，可以砸中三个诗人的脑袋。在海南流行的口头禅则是：一颗椰子掉下来，可以砸中三个总经理的脑袋。一颗冉冉升起的诗歌新秀来到处处商机的这片热土，我难以想象这个年轻诗人将要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锃亮，胳膊下夹着黑色公文包，跟随在大腹便便的总裁左右。我更熟悉诗里的老张，那个温情脉脉、柔情似水的，擅长比喻和假设伎俩的老张—— 我见过糖纸后面的小女孩 有一双甜蜜的大眼睛 我注意到这两颗糖：真诚和纯洁？ 我为那些坐在阳光里吃糖的 孩子而欣慰，她们的甜蜜 是全人类的甜蜜 是一切劳动的总结 肯定，和赞美 镶嵌在生命中，像 星星深陷于我们崇拜的浩空 像岁月流尽我们的汗水，只留下 生活的原汁 我注意到糖纸后面的小女孩 在梦中长大成人 在甜蜜波及到的梦中 认识喜悦 认清甘蔗林里的亲人 认定糖纸上蜜蜂憩落的花蕊，就是 欢乐的故居 我在糖纸上写下你的名字：小女孩 并幻想一首终极的诗歌 替我生养全人类最美丽的女婴 （《糖纸》，1990） 唯一能让我在这首“真诚和纯洁”“肯定和赞美”的诗，与热烘烘、闹腾腾的海南建立起联系的，是诗中写到的甘蔗林。初来乍到时，我在海南东方平原上见识过一望无际、正在拔节的甘蔗林，每一片青葱的叶子都像是一只殷殷召唤的纤手。我们似乎是为甘蔗中蕴藏的甜蜜而来，但很快会发现，甜蜜并不是“生活的原汁”，苦涩才是。这是后话。老张没有料到，风尘仆仆的他坐绿皮火车，在湛江换大巴，到徐闻坐海轮横渡琼州海峡，刚在海口秀英港上岸，便被稽查人员当作“盲流”关进了围栏里。接到消息，我立刻带着工作证、在海南刚换的“46”开头的身份证赶到港口，操着几句蹩脚的海南话，在缴纳三十元罚款后把他领了出来。要到很多年之后，老张才会写下这样的句子：生活啊，泥牛入海。 张执浩在海口（1991） 老张任职的总公司在琼海，海口市区的南端，我的学校在市区北端通往秀英港的秀英大道旁。每逢周末，老张便会横穿整个市区来找我。我到校门口对面的小店里买来四块五一瓶的贵州安酒，魏天真张罗出几个小菜，我们便喝起来。学校离老海口机场不远，常有飞机起降。每当飞机飞临上空，巨大的轰鸣声中，平房屋顶的陈年积灰便会在震颤中窸窸窣窣地洒下来，落进菜碟和酒杯，但丝毫不会影响我们他乡遇故人的亢奋。 一瓶安酒见底，我送老张出校门去搭中巴。有一次，微醺的老张攀着我的肩膀说，我们公司大楼的地下一层，是一家脱衣舞厅——过瘾得很吧。可惜，他搓着双手说，有很多便衣保安把守，生人混不进去。 不到一年，老张辞职回到家乡，旋即调到省城的音乐学院，夫妻团圆。一直在海口当“黑户”的，不停找工作换工作的魏天真也是经他的提醒，最终打定主意回母校备考研究生。其时一同大学毕业的剑男正在中文系做教学秘书，给她的各种帮助也使她备感踏实。老张的夫人那一段回老家兴山待产，他变成了单身汉，一到周末就跑到师大，约魏天真聚集在剑男家。说是家，其实是剑男夫妇在中文系三楼的临时栖身之地，也是系里存放教材和其他物品的仓库。四人坐在捆扎着的、高高码起的书籍边上打“跑得快”，带点小彩。老张总是手舞足蹈地像个小屁孩，总是把赢来的毛票子塞进袜子里、踩在脚底下。输了时，故意慢腾腾地脱下鞋子，从袜子里抠出票子来，举到赢家的鼻子跟前说，“给你！”……对方只好一边慌忙别过头去，一边呸呸呸地说：“谁要你的臭钱！” 魏天真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回老家向母亲报喜，不料母亲一脸讪然。老人家确实有理由感到没面子，她说，只见过复读中学的，没听说大学还要复读，谁叫你格外一条筋。 越二年，我也回到母校，回到这座当时被称为全中国最大的县城的城市。 QIN' AI DE LAO ZHANG 更多阅读 真无观公众号 zhenwuguan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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