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跪坐到垂脚高坐

李济先生在《跪坐蹲居与箕踞》一文中，研讨了古代人这三种生活习俗的起源与分布，及其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意义。李氏指出，原始人为缓解劳累，最自然的休息体态，以蹲居（下肢屈折，以膝向上，臀部向下而不着地）及箕踞（以臀部坐地，两腿向前平伸如箕状）为最普遍，不是以跪坐（两膝向前跪地，臀部放在脚后跟上）为主要体相。又说：蹲居和箕踞不但是东夷人的习惯，可能也是夏人的习惯，而跪坐却是尚鬼的商人统治阶级的坐姿，并演习成了一种供奉祖先、祭祀神天、以及接待宾客的礼仪。周朝人商化以后，“发扬成了'礼’的系统，而奠定了三千年来中国'礼’教文化的基础。这一系统的核心，在它的前半期，应以跪坐为它的'染色体’；但到了南北朝以后，就变质了。姑作此一假设，以待后证”。作者并作结论说：“跪坐习惯在中国日常生活中被放弃，大概起源于胡床之输入，以及东来佛教僧徒跏趺的影响。”我国古代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在礼仪习俗上是一个极大的变化，有必要深入探讨。那么，李氏的上述假设和结论，符合历史真实吗？中古汉人是怎样由跪坐变为垂脚高坐的呢？这便是本文从三方面所需要研讨的核心问题。

（一）汉魏晋南北朝汉人的跪坐礼俗

我国殷周时期，人们一般是“席地而坐”，即在地面铺上席子，人们跪坐在席子上。古时铺席是很讲究的，宫廷、官员和普通人家铺的席质地不同，从荐席、竹席到象牙席之类，种类繁多。古人铺席而坐，很讲究规矩。《论语》卷一〇《乡党》“席不正不坐”；《晏子春秋》卷五《内篇杂上》：“客退，晏子直席而坐”。这里的正、直，是指席子的四边要与房屋墙平行，以表示合平礼节。人进入室内要先脱掉鞋子，方能进席跪坐。古人在跪坐时，前面或两侧放置几案，几上既可放置东西，又可凭依人体。席地跪坐有许多礼俗，首先，坐席要讲席次（席位），即坐位的顺序，尊长和贵宾坐首席，称“席尊”、“席首”，余者依身份和等级依次而坐，不得错乱。坐席时，幼者对长者，卑者对尊者，自表敬意或谦卑，要避席处身，而且要伏地。其次，坐席要讲究坐姿，要求双膝跪地，臀部压在足后跟上。《礼记·曲礼上》：“坐而迁之。”《疏》曰：“坐，跪也。”这里的跪，指跪坐。若坐席双方彼此敬仰，就把腰伸直，是为跪，或谓跽。再进一层，若俯首作揖，或双手下席，则成跪拜之礼，如果伏首到地，则称稽首，坐席时不得随意轻率。《札记·曲礼上》日：“坐毋箕。”箕即簸箕。坐时两腿平伸向前，上身与腿成直角，形如箕，这种箕坐（或称箕踞）是一种不尊礼节的坐姿，人们最为忌讳。

到了汉代，人们开始盛行坐床、榻的习俗，在床，榻上仍为跪坐。《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在鸿门宴上，项羽见樊哙闯进军帐，“按剑而跽”。项羽在宴会上本为跪坐，见樊哙入，以为有变，伸直腰股为跽，这里是准备战斗的戒备姿势。《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记：张良于下邳圯上，尊敬黄石公，“为取履，因长跪履之”。古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长跪读素书，书中竞何如？”此处长跪，也指直身而跪。古人跪坐，有时伸直腰股，以示庄重。因而古之所谓“坐”、“园”、“长跪”等，均指跪坐或类似的坐姿。汉文帝诏贾谊问鬼神事，“至夜半。文帝前席”。师古曰：“渐迫近谊，听说其言也。”这是指两人对面跪坐席上，文帝听高兴了，膝向前移近谊。汉宣帝时王子渊《四子讲德论》：“陈丘子见先生言切，恐二客惭，膝步而前曰：'先生详之。’”膝步即膝行，古人跪坐时双膝前行，以示敬意。西汉文翁为蜀郡太守，聚徒讲学，文氏和听讲者，皆为跪坐。考古发掘的汉代画像砖上，集会、宴饮、传经讲学等，都是席地或在床榻上跪坐。东汉末灵帝时，向栩常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圈。《三国志·吴书》卷一六《潘浚传》裴注引《江表传》称：孙权取荆州，礼遇潘浚，“浚伏面著床席不起”。潘浚跪坐床席，伏面流泪悲哀。可见汉末人们仍跪坐在床席上。魏初，管宁常坐木榻上，积50余年，其“榻上当膝处皆穿”。吴国朱然墓出土的漆器上《宫闱宴乐图》、《贵族生活图》中官僚观赏百戏，宾主对坐畅谈，女子镜前梳妆，皆为跪坐。晋文王（司马昭）“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这里“坐席严敬”，即按传统礼教跪坐，只有阮籍不拘礼教而箕坐，故史乘专记以示贬意。晋武帝与王济弃棋，孙皓在侧，帝谓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见无礼于君者则剥之。”当时王济“伸脚局下，而皓讥焉”。伸脚局下者，指王济由跪坐改为箕坐，乃是违反礼教的，对君主更是不尊敬的行为，所以为孙皓所讥。考古发掘的西晋永宁二年（302年）青釉对坐书写俑，也为跪坐。《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的画像砖上，有主客三人宴饮图，均为跪坐（画像砖M310：17，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晋书》卷六《明帝纪》载：东晋明帝为元帝所爱，“年数岁，尝坐膝前”。这里指元帝跪坐，明帝年幼，坐其膝前。东晋丹阳尹桓景佞事王导，甚为导所亲。陶回谏曰：“（公）当亲忠贞，远邪佞”，不应与“桓景造膝”。许询“能言理”，简文帝与之深谈，“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南齐末张齐“夜引（王）珍国就（张）稷”，造膝定计。《通鉴》胡《注》称：“对席而坐，两下促席俱前至膝，以定密谋。”可见造膝，指两人对面跪坐时膝靠近，以表示亲近之意，谢奕作剡令，以醇酒罚老翁，谢安时年幼“在兄膝边坐”。谢奕跪坐，故谢安年小坐其膝边。谢安领中书监，王珣“有事应同上省，王（珣）后至，坐促，王、谢虽不通（因离婚有嫌），太傅（安）犹敛膝容之”。由于“坐促”而“敛膝”，显然也是跪坐。东晋良吏吴隐之清贫、“坐无毯席”，这是指在毯席上跪坐。东晋葛洪曾指出：“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这里既说明东晋人蹲居或踞坐在宴会上常见，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仍认为跪坐符合礼教，而蹲踞是违反礼俗的一种坐姿。南齐张融“坐常危膝”。梁昭明太子“宿被召人（宫），危坐达旦”。朱子《跪坐拜说》：“跪有危义，故两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两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为坐也。”“危膝”、“危坐”，均指端正跪坐之意。梁宗室萧藻性恬静，“独处一室，床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则”。萧藻为“国之台铉，位任特隆”，死于太清三年（549 年）。可见直到梁末，跪坐之风仍被尊崇。

十六国前秦降将周虓箕踞而对秦王，视为不礼，那么汉化较深的氐族苻坚当为跪坐。前燕灭亡，汉化较深的慕容宝被迁往长安，曾“危坐整容”，誓以再兴。危坐为跪坐。《魏书》卷六一《毕众敬传》载：众敬“与（高）允甚相爱敬，接膝谈款，有若平生”。毕高两人皆为汉人，故太和改制前，皆为跪坐，两膝接近亲切交谈。北魏经孝文帝改制，学习汉人仪礼后，也当为跪坐。魏宗室元顺年少时至尚书令高肇门，肇大会宾客、守门者不为通。顺“直往登床，摔手抗礼，王公先达，奠不怪慑”。元顺直接登上床，自然是跪坐床上。元顺为吏部尚书时，“及上省。登阶向榻，见榻甚故，问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经先王坐。’顺即哽塞……遂令换之”。房爱亲妻崔氏贤明，其子景伯为清河太守，民有子不孝，崔氏呼其母来，“处之于榻，与之共食”，使受感化。当时坐榻，因榻身很低，一般皆为跪坐。孝庄帝在明光殿跪坐“御榻”，故“先横刀膝下”，与鲁安等手杀尔朱荣。房景伯、景先兄弟深通儒学。景先“晨昏参省，侧立移时，兄亦危坐，相敬如对宾客”。“危坐”即伸直腰股，正身脆坐。《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载：奴云“此屋若闭，求得开看，屋中有一板床，床上无席，大有尘土，兼有一瓮米，奴拂床而坐，兼画地戏弄……”。奴在木板床上坐，并能“画地戏弄”，可见床矮，也当为跪坐。北齐段孝言除尚书右仆射，“仍掌选举，恣情用舍，请谒大行。……置酒高会，诸人膝行跪伏，称觞上寿，或自陈屈滞，更请转官”。“膝行”指古人跪坐时用膝前行，以表示尊敬对方。这里指众官僚在宴会上，由跪坐而向孝言膝行跪拜，谄媚奉承，企图得到好处。《周书》卷二三《苏绰传》载西魏宇文泰初见绰，“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这是指两人跪坐论国事，绰言深为泰所重，泰不觉膝往前移。西魏王思政为向宇文泰表忠心，“乃敛容跪坐”，以摴蒱为誓。

魏晋玄学兴起，玄学家们抨击礼教，清谈名士“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指礼法为流俗， 目纵诞以清高”。还有一批隐者，所谓“杜绝人事”，“啸咏林薮”，崇尚“贞白”，鄙弃“世俗”。这两类人都“恣情任性”，不拘泥于礼教，从而有的改跪坐为蹲踞。如近年在江苏出土的竹林七贤画像砖，就形象地表现出他们的各类箕坐坐姿，有屈膝后以手抱膝的，有将手放在后面撑地的，也有上身后仰靠其他器物的，都是臀部着床席腿脚向前的箕踞坐姿势。抨击礼教的阮籍丧母，“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楷前往“哭吊唁毕，便去”。有人问楷：“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楷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裴楷所谓“方外”，乃指传统礼教之外，他道出了清谈家和隐士们蹲居踞坐的症结所在。东晋谢鲲、王澄、阮修诸人，“俱为放达”，“慕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卫永为温峤长史，“温公（峤）甚善之。每率尔捉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史称温峤“喜慢语，卞令（壸）礼法自居。至庾公许，大相剖击”。《晋书》卷六七《温峤传》：峤“美于谈论”。“喜慢语”，大概指清谈之类，所以他同以礼法自居的卞壸相互抨击。卫永为名土，故两人饮酒吃脯，尽兴不拘礼教而箕坐。西晋刘兆通儒学，隐居不仕，潜心著述。有人着靴骑驴至兆处，“踞床”与兆论学，其精博在兆上。兆欲留客，被拒绝，竞不知客姓名去向。王长文“以才学知名，而放荡不羁”，州府辟皆不就，后于成都市中“蹲踞啮胡饼”回。郭文隐于山林，不慕仕进，不娶妻妾。王导闻其名，遣人迎之。既至，王导将他置于西园，朝士“咸共观之，文颓然琪踞，傍若无人”。王猛微时卖畚，被人引入山中，“见一公踞床头，发悉白，侍从十许人”。以上踞坐者四人，均为隐者，他们本来就“超然绝俗”，故“箕踞而对时人”。

此外，汉人在特殊情况下，也有踞坐或蹲居的。《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沛公刘邦“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刘邦因为要侍女洗脚，故只好垂脚坐床上。西晋齐王冏平赵王伦后，“既辅政，（平原王）榦诣之，冏出迎拜。榦入，踞其床，不命同坐，语之曰：'汝勿效白女儿。’其意指伦也”国。平原王榦为宣帝之子，冏为文帝子攸之子，榦为冏从祖父，故他“踞其床，不命同坐”。显然榦以长辈自居，训厉晚辈。东晋梓潼太守周虓，因老母被获而降秦，“每入见（秦王）坚，辄箕踞而坐，呼之为氐贼”。虓箕踞而骂秦王，表示不礼苻坚，而忠于晋室。南齐王敬则起兵前，“横刀跂坐”，问山阴令王洵等“发丁可得几人，传库见有几钱物”。敬则起兵叛齐，计兵卒钱粮，在形势紧急下，不顾礼仪，横刀而垂脚坐。

既然跪坐为商周礼教文化内容，汉魏以降汉人基本上继续传习恪守，国内各少数民族未汉化者不受礼法约束，因而皆为箕踞坐。吴大澂《夷字说》云：“东夷之民，蹲居无礼义，别其非中国人。”秦处西戎，受商周礼教文化较浅，被中原诸国视为边戎。贾谊说商鞅治秦，弃礼义，图进取，秦俗日败，“妇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师古曰：“言妇抱其子而哺之，乃与其舅并倨，无礼之甚也。”《庄子·天运》云：“老聃方将倨堂。”《疏》曰：“倨，踞也。”即箕踞坐。贾谊斥秦妇抱子与舅箕踞坐，违背礼教。汉代王充《论衡》卷二《率性篇》说：“背畔（叛）王制，椎髻箕坐。”这是指责南越王赵佗染蛮夷习俗，违背汉族风俗礼仪。汉末三国时乌丸“父子男女，相对蹲踞”。西晋东北少数民族肃慎氏，巢居穴处，“坐则箕踞”。西晋末巴人李特随流人入益州，至剑阁，“箕踞太息”。十六国北凉卢水胡沮渠蒙逊接见北魏使臣李顺时，“箕坐隐几”。隐几，为矮小倚靠的几案之类。《资治通鉴》胡《注》说：“箕坐”即伸两脚臀部坐在矮小的几案上，此为垂脚坐。李顺是汉人，认为蒙逊不尊礼教跪坐，乃是对大国使臣不恭，因而提出抗议。北魏鲜卑拓跋氏在孝文帝改制以前，“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设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据”。“跂据”即跂坐，指垂脚坐。南朝陈代闽中少数民族酋帅陈宝应之父陈羽，“既豪侠，扇动蛮陬，椎髻箕坐，自为渠帅”国。岭南沿海地区俚人，“椎结踑踞，乃其旧风”回。《北史》卷九八《高车传》称：“其俗蹲踞，亵黩，无所忌避。”以上是国内各少数民族蹲踞坐习俗，见诸史端的事例。

综上所述，尽管汉魏晋至南北朝汉人或汉化的少数民族仍恪守跪坐，尤其在尊重礼仪的场合下更是如此。但由于儒学名教的动摇，一部分清谈名士和隐者已突破跪坐而蹲踞，国内未汉化各少数民族不识礼教，本为蹲踞坐姿，这些因素在汉人由跪坐向垂脚坐发展过程中，无疑都将起着一定的作用。

（二）胡床以及佛教徒跏趺和垂脚坐的东传

胡床是东汉后期从西域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最早见于《续汉书》志第一三《五行志》一：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西晋“泰始（265-274年） 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贵人富室，必畜其器”。魏晋以后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用于战争的事例最多。如曹操西征马超，“（曹）公将过河，前队适渡，（马）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东晋苏峻败亡后，其将张健等逃走，晋督护李闳率晋军追“至岩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韩）晁独出，带两步靫箭，却据胡床，弯弓射之，伤杀甚众”。宋末沈攸之反叛，“乘轻轲从数百人，先大军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军，有自骄色”。齐末萧衍率军攻建康，其将杨公则“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则日：'几中吾脚。’谈笑如初”。梁末韦放与魏军战，梁军甚少，且营垒未立，“众皆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梁末王僧辩平陆纳，攻长沙城，敌将李贤明等“乘铠马，从者十骑，大呼冲突，僧辩尚据胡床，不为之动，于是指挥勇敢，遂获贤明，因即斩之”。前凉将谢艾与后赵将麻秋对阵，“左战帅李伟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车踞胡床，指麾处分”。南凉秃发辱檀与后凉吕纂战，纂士卒精锐，辱檀“下马据胡床而坐，士众心乃始安”。以上八例皆为将领坐胡床指挥战斗，或观察敌情。而苏峻将韩晃竟然坐胡床射晋军。汉、晋皇官中常用胡床，已见前例。南齐武帝萧赜在东宫时，其左右张景真“白服乘画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太子”。侯景篡梁后，在皇宫中也坐胡床。东魏孝静帝使舍人温子升草敕致高欢，子升“逡巡未敢作。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北齐武成帝高湛胡皇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于献席下，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这些都是皇官中使用胡床的事例。有官府使用胡床的。如曹操执政，裴潜“为兖州（刺史）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隋代郑善果，其母贤明，“每善果出听事（处理政事），母恒坐胡床。于鄣后察之”。有士族官僚登楼聚会坐胡床的。庾亮镇武昌，登城楼，据胡床与殷浩等僚佐“谈咏竟坐”。有士族官僚家庭使用胡床的。如东晋谢万尝诣王恬处，恬便入内，“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踞胡床，在中庭晒头”。南齐张岱兄张镜与颜延之为邻，延之“于篱边闻其（镜）与客语，取胡床坐听”。有坐胡床演奏音乐的。如谢尚“着紫罗襦，据胡床，在大市佛图门楼上，弹琵音，作大道曲”。王徽之路遇桓伊，请其吹笛，“桓时已显贵，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有狩猎使用胡床的。如魏文帝“行狩，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有竞射时使用胡床的。如西晋王济与王恺竞射，赌“八百里驳（快牛）”， 王济先射，“一发破的，因坐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有出游携带胡床以备讲学用的。如南齐刘瓛深通儒学，“游诣故人，唯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向答”。有坐胡床指挥抢劫的。如戴若思为劫，“据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也有一般村妇坐胡床的。如魏末尔朱氏被镇压时，尔朱敞出逃后，“遂入一村，见长孙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长孙氏愍之，藏于复璧”。从上述使用胡床的人群来看，有皇帝、权臣、官僚、将帅、讲学者、反叛者、行劫者、村妇等，其中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在内；从胡床使用范围来说，指挥战争，观察敌情，皇帝宫室，官府公堂，舟车行旅携带备用，庭院休息，接客，狩猎，竞射，聚会，讲学，吹笛，弹琴，行劫等等，都有使用胡床的。胡床使用的地域，几乎遍布南北各地，可见胡床为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常用坐具。萧梁度支尚书庾肩吾专有一首《咏胡床》诗：“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临堂对远客，命旅暂初征。何如淄馆下，淹留奉盛明。”这首诗开始讲胡床从西域传来，在中国使用，接着形容胡床的形制，最后从与客对坐胡床，联想到自己拥戴梁政权的心愿。胡床诗描写其形体形象生动，富寓深情，表明胡床被人们喜爱和重视。

关于胡床的形制，据《资治通鉴》胡《注》说：胡床“以木交午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条，使之可坐。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这正好与胡床诗说的胡床的足必须交叉斜置，床体才能平稳安坐的特点相吻合。很清楚，胡床即简便坐具折叠凳，俗称马扎子。近人利用考古资料和敦煌壁画，已进一步加以证实。隋炀帝时因忌讳胡人，改称胡床为交床。《资治通鉴》胡《注》引《演繁露》一四说，唐穆宗在“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群臣，则又名绳床矣”。其实，十六国北朝早有称胡床为绳床的。西晋末年石勒起义占领襄国后，城中水源缺乏，佛图澄坐“绳床”，烧香“敕龙求水”。北齐陆法和“烧香礼佛，坐绳床而终”。可能由于佛图澄是天竺人，陆法和是蛮族人，一是胡人，一是国内少数民族，他们同信外来宗教佛教，所以他们坐胡床的记载，便去掉“胡”字，称为绳床。以上胡床、绳床和交床三种称谓，一是以西域传来命名，一是以坐面用绳条命名，一是以形体特点命名。汉刘熙《释名·床帐》关于床的解释，为装载之意。所以古人坐卧用的器具称床，皇帝的坐位称御床，载棺柩的器具称灵床，放茶具用的叫茶床，放琴的叫琴床，放笔用的叫笔床。西域传来的坐具，自然就冠以“胡”字叫胡床。隋唐以后，胡床、绳床和交床，三种名称仍然共存，但信佛教的人用它，则仍多称绳床。

在胡床传入以前，我国古代没有凳椅等专门坐具，只有床、榻可卧可坐。汉代已经形成的供席地起居组合完整的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无足或具有矮足，从当时大量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中的有关图像，可以清楚地看出床、榻的足极为低矮，一般不及人小腿长度的二分之一，即大约17-19厘米左右。汉刘熙《释名》说：榻以其“榻然近地”为名，意即很低矮。河南郸城发现过一件汉代石坐榻，高仅19厘米。《邺中记》载十六国前期石虎宫中的床，一般仍只有六寸高，当时一尺约相当于今市尺的七点五寸，六寸高的床，约相当于今市尺四点七寸高，合17厘米。前面讲过，我国古代由席地而坐，至秦汉逐渐在床、榻上坐，一般均为跪坐，床、榻体形低矮，正合席地跪坐礼俗使用。而胡床的坐法，与我国传统的跪坐礼俗不同，它是臀部坐在胡床上，两小腿和脚垂直踏地。如梁末侯景篡位后，“殿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这种坐法称为“胡坐”。胡床的高矮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人们坐在胡床上可以指挥战争，观察敌情，而且还可用弓箭射敌人，可见这类胡床比汉代的床、榻要高得多。由于胡床两边横木穿绳，人坐在绳条上，这种坐具又较高，汉人用它显然无法保持传统的跪坐法，必定是学习“胡坐”。因此，有关汉人使用胡床的记载，多用“踞胡床”，“踞”或作“据”，也通“倨”。所谓“踞胡床”，也就是像侯景那样垂脚坐在胡床上。在敦煌莫高窟第420窟的隋代《商人遇盗》壁画中，坐着一个身着甲胄，手按长刀的武士首领。他所坐的正是一张胡床，斜向支叉的床足和上撑的床面，都画得很清楚。从这个图像可以看到“踞”坐胡床，即垂小腿两脚着地坐法的真实情景。当时胡床使用普遍，而又垂脚坐，这就开始改变了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这在当时汉人的生活习俗上是一个较大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佛教大发展，佛教徒结跏趺和垂脚坐，在我国寺院中广泛流传。法显《佛国记》说：“菩萨入中，西向结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当有神念。”所谓结跏趺，为佛教徒坐禅的一种姿势，即交叠左右脚于左右股上坐，脚面朝上。实际上，佛教徒的“坐法，有各种姿势。在河北邺城附近发掘的汉白玉刻佛造像中的临河佛4：通高35.3厘米，宽19.2厘米，该佛盘右膝坐在平方坐上，左小腿和脚下垂踏地，作思维像。这类石刻佛像的坐法，为结跏趺和垂脚坐二者相结合。敦煌石窟北凉275窟、北魏257窟、隋代417窟的雕塑壁画中，皆有人物坐姿同于临河佛。另有北凉275窟、北魏254窟、259窟，菩萨小腿和脚下垂着地交跏坐。此外，北凉268窟、北魏260窟、西魏249窟、北周438窟、隋代390窟的雕塑壁画中，都有佛像和其他人物垂脚高坐的。

唐初僧人义净在《食坐小床》中，反对当时僧人在“大床上跏坐食”时指出：第一，“西方僧众将食之时。必须人人净洗手足，各各别踞小床”。当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僧食悉皆踞坐”，即中国僧人吃饭垂脚坐r完全与西方僧人同；第二。西方僧人坐的小床，“床可高七寸，方才一尺”。“东夏（指我国）诸寺，床高二尺以上，此则元不合坐，坐有床高之过，时众同此，欲如之何！”这里告诉我们，佛教初传入我国时，僧人垂脚坐小床吃饭。我国诸寺普遍用二尺以上的小床，尽管“有床高之过”，但我国僧众却喜欢用它。当时二尺约合今市尺一尺五寸，正好50厘米。我国诸寺小床床面多大没有说，当是沿袭西方床面方一尺，合今市尺七寸五分，恰合25厘米。这种小床的高低形制，已经接近今天的四足木凳。义净虽然认为唐初的“跏坐食"是从晋代开始的，此点无须深究，因为佛像和菩萨有垂脚坐的，而各寺院又普遍使用高足小床，垂脚坐小床吃饭势必存在。实际上，南朝僧人便是“踞食”，即垂脚坐小床吃饭。由于佛教徒的坐法，同我国传统跪坐礼俗相悖，从而在南朝的反佛斗争中，曾引起了一场维护跪坐，反对蹲居和踞坐的争论。

南朝宋范泰《论沙门踞食表》云：“禅师初至，诣阙求通，欲以故床入踞，理不可开，故不许其进。”此表讲佛教徒求见皇帝时，欲垂脚坐小床，这是儒家礼教不容许的，故未获允。南齐顾欢《夷夏论》指责佛教徒说：“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他认为跪坐跪拜乃人臣之礼，痛骂蹲踞坐为边荒少数民族落后习俗。袁粲伪托道人通公为佛教徒辩解说：“西域之记，佛经之说，俗以膝行为礼，不慕蹲坐为恭，道以三绕为虔，不尚踞傲为肃。”袁粲的反驳，不敢正面承认佛教徒蹲踞坐，只说他们并不崇尚蹲踞坐，这是无视事实的诡辩。因而顾欢更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夷俗长跽，法与华异，翘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于前，仲尼戒之于后。”顾欢最后抬出周、孔圣人来，反对佛教徒的蹲踞坐法。

这场辩论只表明汉人传统跪坐礼俗处在急剧变化中，而对于维护汉人跪坐不会起多大作用。因为当时从皇室、高门到一般人家，从各级官僚到普通百姓，无论男女都有信佛的。南朝梁武帝时，仅京城建康一处，就有僧尼十余万人。梁代“僧人之威力更出帝王之上。（梁）武帝为之给使洗濯烦秽，稍有不洽，则可上正殿踞法座抗议”。前引范泰所说，僧徒见皇帝垂脚坐尚被拒绝，而梁代高僧居然“官阙恣其游践”，甚至垂脚坐正殿法座上，可见当时佛法弘扬之盛。北魏孝文帝曾下《听诸法师一月三入殿诏》。宣武帝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广集名僧，亲讲经论。当时洛阳城“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京都洛阳被视为“佛国”。北朝后期，僧人达300万之多，约占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结跏跌和垂脚坐，加之胡床踞坐的流行，清谈名士和隐者们遗弃礼俗跪坐，各少数民族箕踞坐对汉人的影响，尽管魏晋南北朝汉人在庄严场合跪坐基本上仍占主流，但汉人由跪坐向垂脚坐发展，已是一股无法抗拒的潮流。

（三）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上述诸原因，汉族人民必然逐渐放弃跪坐礼俗，趋向垂脚高坐，同时为适应这种变化，坐具也由低矮的床、榻，向高凳形的小床和椅子发展。

胡床只是一种简单轻便的坐具，它还不能代替正式的坐具床、榻。大概由于胡床以及佛教寺院所用小床的启示，东晋南北朝出现了一种称为小床的专门坐具。东晋中叶，陶侃之孙陶淡好修道养性，“设小床常独坐，不与人共”。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2年）十月，收杀前丹阳尹刘湛时，护军将军殷景仁有脚疾，坐“小床”以指挥图。陈代姚察临终遗命：死后“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果菜”。又谢贞病危时遗书告族子凯说：“但可三月施小床，设香水，尽卿兄弟相厚之情。”十六国后赵石虎后宫“别坊中有小形玉床”，为供休息坐。北魏末年尔朱荣在宫殿见魏帝时，也坐小床。十六国至隋敦煌壁画中出现的束腰圆凳、方凳，也当为北方小床之类坐具。陶淡所用小床，只容一人独坐。而这种小床可随意安放，或置别坊中休息坐，或放宫廷中让大臣坐，或置放斋食果菜等祭奠物，显然它是从睡卧大床受佛教徒所用小床的影响演化出现的。以其供坐用，且只容一人，形体小为特点，应是后来小凳之类前身。刘宋时，寒人中书舍人秋当、周纠去高门张敷家，“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又寒人黄门郎路琼之拜会高门王僧达，并就坐。僧达自矜门第高贵，鄙视寒人，“焚琼之所坐床”。这些临时迎接宾客所设床，像张敷家两客各坐一床，显然是小床。正因为是小床，所以僧达焚之也不可惜。由于专供坐用小床的出现，原来坐卧两用的床，逐渐失去其坐的用途，因而南朝时期专门称睡卧的床为“眠床”，以区别于专供坐用的小床。

东晋南朝的小床，是跪坐还是垂脚坐呢？从当时人们普遍垂脚坐胡床，敦煌壁画中的圆、方两种小床皆为垂脚坐，佛教徒结踟趺和垂脚坐小床习俗广为流行，以及葛洪所说人们轻视礼教，在宴会上“或蹲或踞”来看，汉人似乎已逐渐习惯于垂脚坐，而且小床一般只容一人坐，踞坐比跪坐安稳舒适等推断，小床当多为垂脚坐。同时东晋南朝不少高门为佛教世家。如东晋南朝有琅邪王氏、颜氏，陈郡谢氏，庐江河氏，汝南周氏，吴郡张氏、陆氏等。北朝除了北魏宗室诸王大多信佛外，中原士族高门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河间邢氏，河东柳氏、裴氏，以及代北鲜卑贵族也多信奉佛法。他们世代相传，信佛不入寺院，其家庭所用小床，也当为垂脚坐。南方葛洪和顾欢等反对垂脚坐，其言词愈是激烈，愈反映垂脚坐小床的趋势不可逆转。《晋书》卷七九《谢万传》云：谢万与蔡系“送客于征虏亭，（万）与系争言，系推万落床，冠帽倾脱”。当时谢万应为垂脚坐高足小床，被人推才有可能“落床”倒地，头冠脱落，几致毁面。如万跪坐，则床体大而低矮，被人推时手膝均可着床，无从落床而脱冠，更不致于毁面。梁末王僧辩东讨侯景，周弘正从建康逃来，僧辩“飞骑迎之”。及两人相见，十分高兴。弘正表示慰劳说：“公可坐吾膝上。”只有弘正垂脚高坐当时普遍坐的小床，才有可能让人坐其膝上。十六国前秦时，王猛师“踞坐床头”，当为垂脚坐。又隐者王嘉常言吉凶之事，苻坚南征前，曾遣人询问胜败。王嘉不言语，用行动表明苻坚将失败。他“正衣冠，徐徐东行数百步，而策马驰反，脱衣服，弃冠履而归，下马踞床”。这里床前未冠以“胡”字，而且是在室外，所谓“踞床”，应当是垂脚坐小床。尔朱荣在魏廷明光殿被杀前，在御榻西北方“小床上南坐”。尔朱荣为羯人，世为酋长，居北秀容尔朱川，未染汉族礼教，必定是垂脚坐小床。再如魏齐时期，魏收勤奋读书，“坐板床”，“积年，板床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太平御览·服用部·床》则说：“积年，床板为之锐减。”魏收所坐也应为小床，而且是垂脚坐，由于时间久了，床板和床足磨损，所以整个床体降低。如果是跪坐眠床，床体大，应像向栩、管宁那样床上坐处有膝痕，而整个床体不可能“锐减”。

关于东晋南北朝小床具体形制以及人们的坐姿，我们可从敦煌壁画和唐初阎立本《帝王图》所保留的珍贵资料中得到进一步认识。敦煌莫高窟十六国至隋代洞窟雕塑壁画中，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的床、榻家具足部日渐增高的趋势，而且还可看到新的供垂足坐的高足坐具。如前述北凉275窟、隋代419窟、420窟都有人物垂脚坐束腰圆凳图像；隋代280窟有人物垂脚坐方凳的图像。这类高足圆凳、方凳，实为十六国北朝寺院和世俗所用小床的图像标本。在唐初阎立本《帝王图》中国，陈文帝所坐为八足四方小床，足下有横木相联；陈废帝所坐为六足长方形小床，足下也有横木相联；陈宣帝所坐小床为四足小方凳形制。三种坐具的高低，以其与所坐人上半身作比较，约占坐者上半身的二分之一，显然属于高足形小床。三种坐具均只容一人坐，形制各异，这应是南朝各类小床的图像标本。三人在小床上的坐法都是盘腿坐，很可能与陈皇室信奉佛教有关。陈代三位皇帝所坐三类小床的形体高低以及敦煌壁画中的圆、方两种高足小床，应是东晋南北朝和十六国北朝寺院和世俗所坐小床的典型形制。实际上，东晋南北朝既是人们由床、榻跪坐，向小床垂脚坐的转变期，那么小床形制的高低可能是多样的，人们在小床上的坐法，必然是垂脚坐、盘腿坐和跪坐并存，不可能是单一坐法。不过，如果像当时寺院佛教徒所坐高足小床，敦煌壁画中的高足圆、方小床，因其床面小足高必为垂脚坐，陈皇室所坐三种小床床足较高，当以垂脚坐和盘腿坐为主要坐姿。

由唐初到五代时期，传统家具床、榻由低向高发展的趋势更为明显。以床为例，其形体已由原来的矮足形制，改为下设壶门高足的新式样。在敦煌石窟隋代420窟壁画中，维摩诘所坐的床还为传统的低矮样式，长条形的几放在床上跪坐膝前。至初唐335窟壁画中，维摩诘所坐的床足显著增高。到盛唐105意维摩诘经变画中，高足坐床更为清晰，从画面所绘人像与床高的比例看，这种壶门状足的床足约与人的膝盖等高。而且下设四足床的高度，也与壶门高足床的高度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表现世俗生活的217窟《见子得医图》，以及23窟法华经观音普门品壁画中，人物已采用在床沿垂脚高坐的新坐姿。同时，十六国北朝敦煌壁画偶尔见到的束腰圆凳和方凳，在唐至五代敦煌壁画中可常见到。在十六国北朝敦煌壁画中，只在西魏窟壁画中发现椅子图一例，而唐五代第196窟、第108窟、第61窟的壁画中，都可看到椅子图像，而且其形制基本相同，用材较粗大，椅足颇类似建筑上所用的立柱，在靠背的立柱与横木之间，用一个大栌斗相承托，显然是吸收了木结构建筑的技术。

唐五代为适应人们垂脚高坐，所用的桌子、几案、屏风等家具，也同样增加了高度。唐五代垂脚高坐家具较多的出现，还反映在唐墓室壁画和绘画中。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的三彩女坐俑，就坐在一个纹饰华美的束腰圆凳上。四足方凳形制，在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和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墓壁画中都可看到，而坐在方凳上的人物都是妇女。唐天宝（742-755年）年间，高力士之兄高元珪之墓，墓室北壁壁画中有一男子垂脚坐在椅子上，旁有侍女站立，这可能是目前已知我国非寺院的最早椅子图。这个椅子的形制，与敦煌莫高窟唐、五代壁画中所绘的椅子的形貌基本相同。所有这一切，显示着唐中期到五代不仅垂脚坐较为普遍，而且坐具中椅子也较多的出现，因而同时期见于文献记载。《唐语林》卷六记：颜真卿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出使叛将李希烈时，颜氏年已76岁。他为了表现自己身体健康，“立两滕倚子相背，以两手握其倚处，悬足点空，不至地三、二寸，数千百下……”。唐贞元十三年（797年），《济渎庙北海坛祭器碑》碑阴刻有记录当时所置器具《杂器物铭》：“连心床一张，四尺床子八，绳床十（内四椅子）。”日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卷一说：“十八日，相公入来寺里。……相公及监军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等皆（坐）椅子上吃茶。”此事发生在晚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新五代史》卷二九《景延广传》称：延广向晋出帝（943-946年）所进器物有“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小床发展为椅子后，一种全用木质制成，另一种坐部或背部用绳编成，但形制大体相同。五代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中用的椅子形制，都有靠背，基本上已接近今天正四足坐椅的式样。而且《夜宴图》中人物在椅子上的坐法，几乎都是垂脚坐，只有韩熙载一人脱鞋盘坐在椅子上。所有这些表明，古代人们的坐具，由最早的席地而坐，到低矮的床榻上坐，此前皆为跪坐。再由床榻跪坐变为胡床垂脚坐，由坐胡床而小床，再由坐小床而演变为坐高足椅子，则多为垂脚坐。魏晋南北朝是由床、榻跪坐向胡床、小床垂脚坐的发展期，隋唐是由坐胡床、小床向坐椅子的过渡期。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坐的全过程从魏晋开始，至唐末五代已接近完成。不过，《夜宴图》中坐在床上的人，男的都是盘腿坐，妇女有盘坐的，也有跪坐的，这些显示着当时人仍保留有古跪坐的遗风。此外，五代《重屏会祺图》、《文苑图》、《琉璃堂人物图》各种人物的坐姿和坐具，同《夜宴图》人物的坐姿坐具大体相似。

中国古代人们的起居方式，主要可先后分为席地坐和垂脚高坐两个阶段。人们日用家具形制的变化及主要陈设方式，乃是与上述两种起居方式相适应的。从东晋南北朝开始，中古汉人传统的席地起居习俗逐渐被放弃，垂脚高坐日益流行，至唐末五代垂脚高坐较为普遍，从而形成新式高足家具的完整组合，迫使传统的供席地起居的旧式家具组合退出历史舞台。人们由跪坐到垂脚坐，人体离地面而升高，有利于抗地湿和清洁卫生，大小腿伸成直角，又有利于全身气血运行，对中华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或许有益。同时为配合高足椅随之而来的各式高桌的出现，以及椅凳的多样化，使人们居室陈设美观，生活舒适，这是古代文明的一种进步。如果像李济先生所说，跪坐在中国传统礼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汉人普遍由跪坐改为垂脚高坐椅子后，使中国传统礼教文化在居室起居方面发生较大变化。但此后古代复杂的跪拜礼，仍是祭天地、祀神灵、拜祖先、敬尊长的重要礼仪。

中古汉人由跪坐发展为垂脚高坐，这种民族重大礼俗的改变是极其缓慢的，由东晋南北朝到唐末五代大约经过了六百余年的漫长岁月。如果没有胡床的外来，没有佛教徒踟趺坐和垂脚坐小床的广泛流传，没有国内各民族大融合，没有玄学兴起对礼教的抨击，没有文化思想上的开放融合浪潮，总之，没有汉末以后国内外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所引起的碰撞，从而唤起的人们精神上的某种觉醒，便不可能由商周两汉汉人的跪坐，发展为唐以后汉人普遍的垂脚高坐。由此看来，李济先生对古人由跪坐发展为垂脚高坐时间的假设，基本上接近历史真实。关于跪坐被放弃原因所作的结论，显然不够全面。汉人跪坐礼俗彻底改变后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居室文化，证明我们的祖先是在沿着吸收消化外来文化，改进创新传统文化的轨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