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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唯一的外国朋友卫西琴

 老三的窝棚 202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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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几天经毕星星介绍,与山西老作家冈夫之子王稚纯建立联系。由于冈夫是卫西琴的学生,所以王写过一篇相关文章,并因此结识了曾经在德国留学的黄冬。随后他给我发来黄博士研究卫西琴的论文、卫西琴为诗经伐檀配曲的五线谱以及一小段钢琴演奏录像,还说如果用古琴或古筝演奏,效果会更佳。这让我想起自己在20年前写的这篇文章——

据说梁漱溟终其一生只有一外国朋友,这就是“性格古怪的德国音乐家卫西琴”([美]艾恺《梁漱溟传》第150页,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梁先生特立独行,交友慎重。泰戈尔访华时,二人在徐志摩撮合下见了一面。泰翁对他十分欣赏,他却没有把对方引为同调。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梁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性格古怪”,甚至是被视为疯子、骗子(《梁漱溟全集》第四卷811页)的人作朋友呢?

卫西琴(Alfred Westharp)又名卫中,是一位德国银行家的儿子。关于他的生卒年代,我没有看到可靠资料。后来翻阅《晨报副刊》,见民国十五年三月上旬连载了《卫中先生的自述》,其中有“头几天,是四十三年以来,头一次外人问我要我自己的传记”等语,估计他可能是1882或1883年生人。从《自述》可以看出,卫的父亲出身贫寒,上学时常以树上掉下来的果实充饥,成年后又因没钱而结婚很晚,所以养成一种“急于求财”的心理。为此,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对儿子说:“你在学校得了多少分?考了第几名?将来能挣多少钱?没钱怎能娶媳妇?”卫西琴对此十分反感,认为父亲简直是一个专为物质奔忙的庸人。相比之下,他的母亲是一个脾气暴躁、没有文化的乡下人。她的日常活动,除了“专拿物质去挥霍”外,就是“摔桌子,打板凳,骂小孩子,骂底下人”因此卫西琴说,母亲的粗野毁了他的身体,父亲的庸俗毁了他的精神。

卫西琴的早年生活可分三个阶段:从4岁起经常跟父亲看戏,这是他接受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13岁时开始对音乐着迷,希望能从中找到生命的真谛;17岁上大学,先后在几所学校读过文学、医学、化学、博物学,25岁成为音乐博士。

卫西琴认为,在人的感觉系统中,听觉属最高级,与心最近,与智慧相通,对人格影响最大所以在诸多艺术形式中,音乐离人的精神最近,可以给人最大的力量。梁漱溟认为卫的说法“确有见地”,与我们所谓礼乐乃治国之本的古训是一个道理。梁还说,卫西琴的演奏也很独特,他先把听众安排在一个昏暗的地方,然后自己进入帷幔脱得一丝不挂,才能开始弹琴。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光线的刺激和衣服的束缚。这时他还要提醒大家:“演奏时不得咳嗽,否则我就要很厉害地发怒。”梁先生聆听的是贝多芬的一支曲子,他的印象是“非常强烈、勇猛”,最能代表西洋精神。演奏结束后,卫“竟浑身流汗,非立刻洗澡不可。”(《梁漱溟全集》第二卷123页)

由于性格古怪,卫的妻子说他是疯子,他自己也看不惯周围的一切,于是他决意离开德国。此后,他在法国参观美术展览时发现东方文化的魅力,在英国接受了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最后于民国初年经印度来到中国。卫西琴说,他本来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不料到了上海他发现中国人正在盲目模仿西方,从服饰、建筑到教育、音乐,到处“都是让我仇恨的”东西,至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精神,却无处可寻,无人可问。这让他非常失望,于是在两年后他离开上海去了日本。

过了半年,卫西琴因为“接到北京的电报”再度来华。他在北京仅仅住了三个月,就买好船票又要离开。他认为,日本已经渡过模仿的时代,“中国却正在模仿的路上”。正在这时,严复来信对他挽留,原因是要翻译严氏撰写的《中国教育议》。梁漱溟说,这篇译文在《庸言》报发表时,“颇为士林瞩目”;但他拜读后,却有一种条理不清、空有慨叹的感觉。他又找到卫氏的其他著述,反复研读,仍然是“莫窥究竟”。他怀疑此人学问空疏,言之无物。

由于严复的推荐,卫西琴在天津中国教育联合会演讲多次,并与社会名流多有接触。尽管如此,他还是难觅知音,只好到保定去教音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声明改入美国籍”(《梁漱溟全集》第四卷810页)。大约在五四运动以后,卫西琴应阎锡山邀请到山西办学。当时,阎锡山正在山西大力推行新政。阎请他来,是要他主持外国文言学校。该校于1919年8月成立,据1921年编纂的《山西现行政治纲要》介绍,它的独特之处,一是“学生皆属十六岁以内,毕业后分送各国留学”,二是“学生每日工作二小时,盖合乎工读主义也”(见该书二五五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也说:这所学校“采取自觉教育法,不雇工友,学生分工料理日常生活事项。先生常莅校与卫先生研究哲学,并为学生讲话。后改为'大通学院’”(第一册三五三至三五四页)。过去我既不理解“大通”的含义,又以为学校改名是阎锡山的主意,读了梁漱溟之后才明白其来历。梁在《介绍卫中先生的学说》中说:“他在教育中最要紧的意思,或其根本道理,就是感觉应当上通于心,心应当下通于感觉,往复相通不要隔离;所以他自名其在山西所办的学校名叫大通学校。”(《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816页)

梁漱溟大约是1922年初与卫西琴订交的。1921年底,梁趁放假之机应邀赴山西讲学,顺便参观了外国文言学校。一年前,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太原召开会议,卫西琴曾把《诗经》中的几章谱成乐曲让学生演奏,在会上反响不错,可惜梁漱溟未能与会,没有听到这种“真可以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音乐。这次参观,他既为卫西琴的献身精神所折服,又因该校的不同凡响而惊叹。他说:“是冬游晋,得参观先生所主办之外国文言学校。则其间所有,举不同俗,一事一物,靡不资人省味……。而窃见先生精神措注于百余学生之身,无微不至,直有欲呕出心肝之慨,尤不能不使人起恭起敬,倾心折服。学生百数十人,一一颜色泽然,神采焕然;凡外间一般学校学生,所有憔悴之色,沉闷之气,于此绝不可见。然学生肥而先生瘠。先生之劳瘁,睹面可识,不止于瘠,直已病矣!”(《晨报副刊》第一四四七号,《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795至796页)参观,梁与卫经过一夜交谈,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印象。他认为卫西琴不仅非常正直,而且胸怀远大。

关于这所学校的规模,各种资料说法不一。据有关部门民国九年三月公布的数字,该校共4个班,有教员20人,职员5人,学生220人(《山西省第一次学校系统以外教育统计》总表1,山西省公署统计处编纂)。此外,当年《晨报副刊》在发表《卫中先生的自述》时,还刊登《卫西琴教育主张及其办法》一文,对相关情况有所介绍。文章说,该校按语种分班,“每班一主任教员……,名曰家长”,对学生的生活学习进行全面指导。“师生关系,若家长之于子弟,子弟之于父兄,互相亲敬,刻不可离。”学校没有固定教材,教学活动以实用和学生兴趣为主,日常生活中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此外,学校的一切机构设施,包括工厂、公卖室(即商店)和食堂,全部由学生管理。对于这些情况,梁漱溟在《介绍卫中先生的学说》中也谈了不少。需要指出的是,卫西琴的出发点与蔡元培所谓“抢饭碗”的职业教育有所不同,他强调实用,是为了让学生摆脱“感官的模仿”,致力于“心力的创造”。因为卫西琴认为,有创造力的人只会奉献,不知索取,没有创造力的人只会占有,不知奉献。这与罗素所谓人的欲望有创造性冲动和占有性冲动的观点完全吻合

卫西琴大约是1925年年底离开山西的。之所以如此,用《晨报副刊》编辑的话来说,是因为他“不谙中国风情,往往措施失当”,以及他反对山西人早婚,遭到山西人反对。按卫西琴的说法,是因为太原学生“总是要人化于乐,人化于文”。这话颇难理解,幸好梁漱溟作了解释。他说卫的意思,是指学生只知模仿不知创造,结果是“化于外物而失掉自己”。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卫氏学说不仅抽象超脱,而且很难用通俗准确的语言表达,因此不要说在普通人中间,即使在学术界也是和者盖寡,知音难觅。当年《晨报副刊》刊登他的自述,是为了引起重视和讨论,但却石沉大海没有反应。也许是不大甘心吧,半月后该报又刊登卫所撰写的《政治与教育》。该文对政权的产生、政府的作用、政治的黑暗、教育的真伪都有精辟议论,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国人对于这些问题仍然是视而不见、麻木不仁。

卫西琴离开山西后又到北京,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在西郊大有庄租房……同住共学”,研讨儒家哲学与心理学,并以“每星期五为讲论之会”(《梁漱溟先生年谱》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经过一年相处,梁漱溟对卫西琴的学问、为人有了进一步了解,二人友谊也日益加深。梁认为,卫西琴不为世人接受,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之外,主要是语言上难以沟通。所以,他立志要以“将来的生涯与精力,划出一部分专替卫先生(的理论)作说明的工夫”。这一年(1926),梁开始写《人心与人生》,历半个世纪之久,直1975年才告完成。该书除辟有专门章节介绍“亡友卫西琴”的学说外,其他部分也深受卫氏影响。梁甚至说,他的朋友也许是那种生前不为理解,死后才被崇敬的大人物。梁先生是不随便恭维人的,他对卫西琴的推崇,值得大家注意。

1927年,梁漱溟应李济深之邀前往广州。第二年,他为了试办“乡治讲习所”,担任广州第一中学校长,并聘请卫西琴主持高中师范班工作。从梁当年冬天的一次讲话来看,卫西琴也到了广州,但不知什么原因又很快离去(《梁漱溟全集》第四卷868页)。尽管如此,梁改造这所学校的方案,仍然与卫西琴的办学路数相似,这也是他深受卫氏影响的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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