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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开设云南行省，第一任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的事迹，《元史》卷一二五有传，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十有赵子元撰《赛平章德政碑》。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和以后的云南志书，都有赛典赤传，即根据《元史》和赵子元的文章编撰。别有单行本《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书前载康熙甲子（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仲秋月云南府昆明县儒学教谕刘发祥的叙，说：当时重修咸阳王庙，“屡奉檄文，下征文献，兹访得咸阳王抚滇茂绩载在野史者，授之梓人，传之当世”，则有康熙刻本。今所得者，书前扉页题“嘉庆庚辰年（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阁邑绅耆印刷”，盖是时原刻版犹存。又有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徵江府路南州知州马晋锚叙，书末有“光绪三年丁丑孟冬澂江府新兴州武举马佑龄重刊”及“板存滇省南□□清真寺”题款，则为重刻之本。民国初年，又有清真寺排字本。全书不过二千余字，与《元史》详略不同，而为流行最广者。此《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之来历，刘发祥说是“载在野史者”，盖谓流传于民间，不知为何人作；而书之后载着“明太祖高皇帝”和“成祖父皇帝”的“御祭文”及“御赞”，有“奉旨：命将诗文刊上阴隲书，颁行天下”之语，当为明人所纂辑。但文中有“督抚云南”等字样及康熙时事，则清初刊行时已删改，字句又非明本之旧。兹就《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所载，据所知有关赛典赤的一些事迹，提供资料，求教于博雅君子！《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所载事迹，多采自《元史·赛典赤传》及赵子元撰《赛平章德政碑》，字句多相同，可以知之；但事有先后错杂，增添浮词，删节事实，不尽可据信。其中有夸大其词者，如《元史》本传说：“赐钞五十万缗”，《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作：“赐王钞五千缗，金十万，银百万。”有以意增者，如《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载招降罗槃甸时，有兵将普鲁花，此事见《元史》及赵子元文，并无普鲁花名，他书亦不载。有误说事迹者，如《元史》载赛典赤与交趾王约为兄弟，《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作：“交趾约罗槃甸主结盟弟兄。”有误年代者，如《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载：“命郝天挺建孔子庙”，惟据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赵傅弼撰《大理先师庙记》：“至元乙酉之春，准奏始立，郝公天挺实倡其仪”，则郝天挺建庙在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时赛典赤卒已七年。又《元史》载赛典赤卒后，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追赠咸阳王，《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谓驻镇西秦时（至元元年至七年）封咸阳王。若此之类，作者不熟悉史事，且玩弄文墨，故往往非史实。赛典赤之族系，《元史》本传说：“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所说名称，有见于他书者，分别录之：别庵伯尔者，王宗载《四夷馆考·回回馆》说：“其先即默德那国王谟罕蓦德，生而灵异，臣服西域诸国，尊为别谙拔尔，华言天使也。”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八十《赛典赤传》说：“别庵伯尔者，天方教主摩诃末之尊号也。”又附注：“《明史·外国传》作别谙拔耳，犹华言天使。按：阿滥谧语狮子曰别伊拔耳，今以天使释之，岂以彼教初行，诧言狮子作人语?”冯承钧《元代白话碑》载《大理崇圣寺碑》，考释说：“别庵伯尔即波斯语peighemler之对音，穆罕默德之别号，此言天使也。中国载籍中异译亦多。”按：波斯文peighemler义即先知先觉者，即圣人，故用以称穆罕默德。见于记录，译音无定字。刘郁《西使记》作“癖颜八儿”，至正间吴锚《清净寺记》作“别谙拔尔”，又《重修怀圣寺记》作“擗奄八而”，屠寄以为“伊及王比拔耳思，驸马帖木儿之曾孙巴卑尔，实皆别庵伯尔异文也”。《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载：“咸阳王始祖所非尔，乃穆哈默德二十六世孙也。”据《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所说世系，赛典赤应为穆罕默德的三十一世孙。1936年我从边地回至保山，听说《徐霞客游记》中所载的马太麓，即赛典赤的后裔，其子孙在清末改姓赛，家藏谱牒，自穆罕默德以下世系名号事迹甚详，因其家住在上江，不及去访，不知此谱今尚存否？《元史》称“回回人”，泛指西域奉伊斯兰教徒，非专指一地。赵子元撰《赛平章德政碑》说：“平章政事赛公，本乌孙国师之后”，乌孙亦泛称，不能确定为乌孙国人。《蒙兀儿史记》说：“阿滥谧人”，即安息国都。《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作“布哈拉国”。按：波斯国拉施都丁《史集》说赛典赤亦为“布哈尔（Bokhara）人”（据冯承钧引），即《元史》之不花剌、不花儿，《明史》作卜花儿，亦即安息国，盖赛典赤为安息国人。赛典赤者，王恽《秋涧大全集·中堂记事》说：“赛典只儿，回纥之有良德者”，即释赛典赤名之取意。《蒙兀儿史记》说：“摩诃末无子，有女曰法土默，嫁族弟阿里，凡阿里子孙，彼国希亦忒派教徒，以为摩诃末之血胤，称之曰赛夷忒，语讹为赛典。彼教领袖所谓伊抹姆者，必是焉选择，故含贵族之义。赤者，蒙兀语官之意。”按：屠寄考释赛典赤的语源，纳忠先生说：希亦忒即十叶派，与赛夷忒无涉，且附加蒙古语，亦未必事实，屠说曲解不可从。屠寄又说：“赡思丁自夸其族望，谓比诸中国孔子后人之世贵云。”冯承钧说：“赛典赤原名，拉施都丁之书为Sayid-edjele，此言贵族。”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说：“赛典赤，名赡思丁，……其地称贵族曰赛典赤，故云南以为其名呼之。”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作者非根据《元史》（或即录自李京《云南志略》），所说与《元史》相合，当有根据。乾隆官修《元史语解》卷八职官、卷十人名并改译作：“赛音谱德音”，注：“赛音好也，谔德斉精壮人也”，不知是何种语言的解释。赛典赤译音用字，尚有不同者，如济渎《重建灵异碑记》作“赛天知”，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云南志略》序作“赛天赤”，宋濂《銮坡后集》卷十《泸州罗君墓志铭》亦作“赛天赤”，惟王礼《麟原文集》卷十《罗泸州父子志节状》作“萨达克齐”（《四库全书》本），殿本《元史》从《元史语解》改作“赛音愕德齐”。用字不同，令人疑惑。赛典赤之称谓为通名，非专指一人；但见于记录之赛典赤即赡思丁，因其为显耀人物。赛典赤来到中国的年代，《元史》本传说：“太祖西征，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命入宿卫，从征伐。”赵子元撰《赛平章德政碑》也说：“早遇太祖，功闻五朝。”按：成吉思汗远征至伊朗诸国，在公元1224年始回，又三年卒，赛典赤投元太祖麾下，应在是时。《元史》本传说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卒，年六十九”，则遇太祖时，赛典赤年才十八九岁，因贵族身份，领有部曲，来投蒙古军营。《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所载，与此大异，说：始祖所非尔以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同弟艾尔沙，三子五孙家属，率部下五千三百余人，驼马五千余骑，入贡京师。以功，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受封为宁夷庆国公，安置于山左、山右、淮、泗之间垦种，其后子孙经撒严、稣祖沙、坎马丁、马哈木四世袭王爵至赡思丁；则居中国已六代，远在成吉思汗西征之前一百五十余年已来中国，受封王号，不知有何根据？至滇之年，见于记载有不同，《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闰六月丙子，命赛典赤出任行云南中书省平章政事，柯劭忞《新元史》及吴廷燮《元代行省年表》，并以为云南行省在至元十年建立。惟《元史·赛典赤传》说：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赵子元撰《赛平章德政碑》、郭松年撰《中庆路大成庙记》、李京撰《云南志略》，并谓建省在至元甲戌（十一年），《元史·爱鲁传》、《信苴日传》、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赛典赤传》亦谓在至元十一年，盖十年任命而十一年始至云南。屠寄《蒙兀儿史记·赛典赤传》据《元史·本纪》改作“十年闰六月”，说“旧传误作十一年”，非是。纪年尚有不同者，至顺《镇江志》载《大兴国寺记》谓：薜里吉思们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同赛典赤平章德云南；《蒙兀儿史记》卷一一七据《镇江志》撰《马薜里吉思传》，改作“至元十年”；又多桑《蒙古史》卷三谓：忽必烈将兵入哈剌章（即云南）时（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赛典赤为其地长官。疑所记年代，并为传闻之误。赛典赤之子孙，《元史》本传说：“子五人：长纳速剌丁；次哈散，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次忽辛；次苫速丁兀默里，建昌路总管；次马速忽，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纳速剌丁、马速忽并曾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忽辛任云南行省左丞。又纳速剌丁子十二人，知名者：伯颜、乌马儿、劄法儿、忽先、沙的、阿容、伯颜察儿，其中忽先曾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沙的任云南行省左丞，乌马儿任浙江行省平章政事。又忽辛子二人：伯杭任中庆路达鲁花赤，次为曲列。并载于《元史》、《蒙兀儿史记》，所辑录事迹尤详。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卷二十载济渎《重建灵异碑记》，为孟州达鲁花赤也列失追述其叔祖忽辛祀济渎灵异事，称其先世：“始祖赛天知苦鲁马丁，追封世王。子一人赛天知·赡思丁，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咸阳王，谥忠惠。子三人，赛天知·纳速儿丁，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延安王，谥宣靖。次忽卒，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犹子赛天知·乌马儿，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也列失则乌马儿之子也。按：《蒙兀儿史记·赛典赤传》说其父名苫鲁马丁，盖据此碑。碑立于后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九月，所说与《元史》不尽同。《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载咸阳王长子纳速剌丁、三子忽辛、长孙伯颜、第四孙忽先，都曾经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又与《元史》不同。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卷三所载，无出《元史》及碑文之外。《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又说：赛典赤“生五子，共十九孙，分为十三姓”，惟不详其支裔。赛典赤理财事迹，《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三月，“壬申，命户部尚书刘肃专职钞法，平章政事赛典赤兼领之”。是年七月，勅：“私市金银，应支钱物，止以钞为准。”自是交钞通行，赛典赤曾参与其事。多桑《蒙古史》卷三说：“忽必烈即位之初，命不花剌人回教徒赛典赤综理全国财政。”格鲁赛《蒙古史略》也说：“忽必烈采用宋代钞法，将其普及，作为他的理财政策的根据；第一个管理财政的人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Seiyidi Ejele Sams-al-Din Qmar）尚知限制发行。”二人所说当出自拉施都丁书，盖赛典赤在忽必烈朝廷，以理财著绩。但《元史》本传：“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拜中书平章政事”，到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出任陕西，只有“降制奖谕”一语，没有说他的政绩。在云南六年的政绩，《元史》本传和赵子元撰的碑文中多有叙述。李京《云南志略》自序说：“平章赛典赤宽仁之政与夫帅府行省之废置沿革，自有《云南事迹总录》在，兹不复云。”可见当时有专书，早已不传。张洪的《南夷书》记了一段赛典赤开设云南行省时的事迹，为他书所无，此书仅有钞本，不知何时才能印行，把这一段话不嫌琐碎录于此：“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赛公初下车，接见无虚日；虽以一壶浆，必笑而纳之，更厚其酬答。由是远近翕然俱来。赛公度其可与语，乃告其民曰：'吾欲分尔耕，贷尔牛种、耒耜、蓑笠之具，度亩收若干？’夷曰：'可得稻二石。'公曰：'输官几何？’夷曰：'半之。’公曰：'太重，后将不堪；其牛种、耒耜之具不复再给，牛死买牛，具敝修具，一家衣食所须，半岂能给？’夷曰：'然则三之一。’赛公曰：'尔虽克供，惧尔子孙弗继也；后之代我者，必欲盈其数，则上下相恶矣！吾与约，尔毋我违：亩输米二斗，其勿逋！’夷大悦。或请曰：'租甚轻，惟道里远，弗克致，奈何？’赛公又询其地之所宜，宜马则入马，宜牛则入牛，并与米值相当；不产牛马入以银。今之粮折牛马、粮折银是也。赛公卒，追封咸阳王，祠于学宫之旁，民甚思之。”这段记载，很可能出自《云南事迹总录》，即不然，亦当出元代记录，所谓“今之粮折牛马”乃元代事。张洪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持节入缅，在云南访闻所得作此书，当获见元代撰述。关于赛典赤兴修水利，《元史》本传说：“为陂池以备水旱”。赵子元撰《赛平章德政碑》说：“备水旱灾”，“导水治桥”。又说：“昆明池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废弃，正途壅底，公命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付二千役而决之，三年有成”；《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载此事，乃滇池水尾海口河工程。《元史·成宗本纪》：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六月乙亥，……开中庆路昆阳州海口”，亦此工程，自后疏浚海口之事，多见记载。又昆明城东此松花坝分盘龙江水为金汁河，灌田万顷，为南诏大理时所开，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陈文撰《南坝闸记》说：“元时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复增修之”，后来志书多言其事。《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载赛典赤疏通海口、筑石龙坝之工程甚详，并谓开通六河及支流，为前人所未详，盖别有所本。昆明有咸阳王庙，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赛典赤传》说：“及卒，……邦之父老请诸朝，刻石颂功，立庙祀之”，或即在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追封王爵时建庙。《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一：“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四月壬申，云南按察司副使徐训奏：元时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赡思丁，……赠为咸阳王，谥忠惠，至今庙貌具存，人民怀仰，乞敕礼部定仪物，降祀册，俾春秋致祭。上命行在礼部议行之。”又《明宪宗实录》卷六十七：“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五月癸卯，复元臣赛典赤庙，祀于云南。元时赛典赤守云南，兴水利以溉田，崇学校以劝士，民德之。其殁也，庙食其地。国初平云南，有司不废其祀，迨正统间废之，至是镇守总兵三司等官言其有德于民，宜在祀典，事下礼部覆实，请修庙复祀，从之。”则因正统年废祀，徐训议祀典未行，至是时复祀。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二载王臣撰《咸阳王庙记》。按：王臣在弘治年间任云南按察司副使，刻碑文于庙。庙之所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说：“咸阳王庙在郡学之西”，即《南夷书》所谓“学宫之旁”。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二说：“咸阳王庙，旧为启圣祠，在府学右，后改祠明伦堂，后遂即祠建庙，祀元封咸阳王赡思丁焉。万历元年，巡抚侍郎邹应龙莅滇，谓：王虽有功兹土，夷族也，庙不宜与先师峙，且属启圣故宫，不可夺；岁时夷裔男女奔杂于圣庙，甚亵。檄藩司议详巡按御史侯居艮，迁王庙于城南，复启圣之故址。”自此以后，康熙《云南通志》卷十六载范承勋撰《新建报功祠记》，说：滇省之有咸阳、黔宁二王庙，其来旧也。黔宁王庙旧在城内西偏，毁于寇；咸阳王庙虽尚存于南门外，湫隘倾圮，不足以安神灵，遂建祠而合祀之，颜以报功，仍饬有司以时祭祀。（节录）时为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祠在小东门内平政街，现已改设小学。赛典赤的坟墓，《元史》本传说：“葬鄯阐（今昆明）北门”，万历《云南通志》卷二《云南府》说：“平章赛典赤墓在府治北门”，而不确指其处。《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则谓：“其墓安厝斡耳朵，原有享堂，今墓存。”按：斡耳朵者，王绅《滇南恸哭记》，寻其父王祎葬处，晤李铉，“遂导至兀儿朵东门外之百步，指群塚千百而言曰：大略记在此处。”王绅又记何仁可之言：在地藏寺漏泽园，即与兀儿朵同一处，亦即斡耳朵。今赛典赤墓在地藏寺（今古幢公园）南不远之处，《元史》谓在北门，应是南门之误。墓地享堂或为元时所修，后废，所以《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不言“今存”。墓旁有《增建咸阳王陵前亭后享堂碑记》，说：咸阳王墓葬斡耳朵，天方圣人塚附焉。叠遭兵燹，享庙俱毁。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督抚范（承勋）、王（继文）重修。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给王第五子马忽速十五代孙马世雄奉祀。逮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世雄父子相继物故。幸我同人共成义举，殿后增建享堂三楹，前构亭一座，颜曰景芳。（节录）此碑阴刻阿拉伯文，一九三九年二月瑜访得之，已被断为两截，嵌于表丕钧书《杨一清题咸阳王庙诗碑》之下，诗碑亦《咸阳王陵常住碑记》磨损后刻字者。墓四周古迹多被破坏，不胜今昔之感。有法国人A.Vissière在1880年稍后至昆明，访问回族事迹，著《中国回教徒》一书，于1911年在巴黎出版，影印碑文拓片及墓地建筑图。民国八年（1919年），唐继尧重修此墓，光绪时所立墓碑已不存，四周空旷，无他建筑。1956年10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史学家伊斯扎姆茨来昆明访问，至咸阳王墓，周围建木器工厂，前已被毁之二碑，不知移至何处，惟保护此墓无损坏。瑜所编撰《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里著录《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所知有关赛典赤·赡思丁的事迹，稍事纂录。近得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惠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附函征求回族历史资料，或搜集有关资料，因此把前作重写成此文，求教于留心回族史者！——原载《人文科学杂志》1958年第l期。收入《回族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方国瑜文集》第三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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