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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李亚伟:黄珂会在酒桌边真诚地等你

 置身于宁静 2021-12-24

诗人简介:李亚伟,1963年2月生,重庆酉阳人。1980年代与万夏、胡冬、马松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并参与发起第三代人诗歌运动。创作过《男人的诗》《醉酒的诗》《好色的诗》《空虚的诗》《航海志》《野马与尘埃》《红色岁月》《寂寞的诗》《河西走廊抒情》等长诗和组诗,出版有诗集《豪猪的诗篇》《红色岁月》《酒中的窗户》及文论集《诗歌与先锋》。获第四届作家奖、第四届华语传媒诗歌奖、首届鲁迅文化奖、首届屈原诗歌奖等。

李亚伟散文三篇

黄珂和他的流水席

在北京望京小区的夜空中,在望京新城的“城”字下面,住着我的朋友黄珂,在黄珂家里长长的餐桌边,坐着黄珂和我的酒友。

黄昏降临,常常有朋友要么在黄珂家里,要么在去黄珂家的路上——这说的是住得较远的人,我和黄珂住得很近,所以这句话换了我应该是:要么在家戒酒,要么已经坐在了黄珂家的酒桌边。

以前我住亚运村,不断有从四面八方晃悠而来的各路酒仙,我们在村里面转来转去乱喝,感觉亚运村就是一个巨大的旋转的酒杯。从小营路到凯迪克一带大街小巷凡新开张的酒家会立刻被我们掰开喝旧了,高速发展的社会没有让我们闭上贪杯的嘴,餐饮业的东风吹送着酒醉的人民朝下一家酒馆而去。

然而,人民也有觉醒的时候,觉醒了就想戒酒,我成了一个每天都打算戒酒的人,只是,在亚运村,这念头坚持到黄昏,事实就会来证明戒酒是不行的。原因是,我住一个小区最靠里一栋楼的24层,陈琛住我隔壁,楼下住着郭力家,小区门口是张小波、宋强们得公司把着,对面大楼上是野夫公司,野夫常在楼上眺望从我们小区往外走的零散人员,如果你不是去喝酒,他可以很及时地打电话纠正你的出行方向,让你掉过头往北面湘菜馆去,那里已经有东北来的哥们在路上,而且湖南来的急性子哥们已经坐下了。

事情很简单,我这院里院外住着一拨和酒死磕的哥们,就算你一个人觉醒,也不意味着你能解放。革命理论曾经讲过,一个人并不能单独解放他自己,只有全世界醉酒的奴隶团结起来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我们都曾零零星星戒过酒,我们也曾团结起来斗争,这又如同攻城与守城,酒瘾在外架云梯,城里一旦有一个人开门献城就会满城白旗。戒酒者很容易被酒镇压,而造反的奴隶一旦被镇压,其结果就是奴隶中的奴隶,其具体的悲惨结局是戒出了如下新局面:晚饭白酒、晚上夜总会啤酒,深夜大排档白酒,从反抗每天一醉,反成了每天三醉,从斯巴达克反成了商纣王的殉葬奴。

终于有一天,我想出了一个狠招,一个以毒攻毒的杀着:我天天直奔望京那个“城”字下面而去。

我是这么想的,黄珂家是流水席,一台酒直喝下去酒量见底儿快,免得整个晚上经历醉了醒、醒了醉。干脆点儿,直接一醉到底。但是几天下来,我却发现了很多意外的好处:大多数时候,酒喝得恰到好处,醉得少了,我碰到了我这种人最好的戒酒所;不想喝酒时,你可以真戒酒,黄珂绝不会到你家楼道里堵你,不会上你家逮你,不会在小区大门对面的大楼里瞭望你。就这样,流水席一路喝下去,没有醒了再喝的过程,没有新的刺激,喝起来平稳、健康。简单说,以前喝酒像嫖妓院,现在喝酒像过日子,事实胜于雄辩哩,从一而终有利于身心健康。

黄珂不会来逮你去喝酒,但他会在他的酒桌边真诚地等你。好些年了,在我的醉眼朦胧中,熟人、生客,红男绿女,来来去去,恍若一幕天然的人生戏剧,这里没有导演、没有编剧,只裁取了喝酒的场面,演员都是生活中的真人,活生生的、源源不断的人生流水席。这常常使我想起伟大的波斯人奥马尔·哈亚姆(一译加亚·峨默),他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可能是其职业的原因,他从天上看问题,又在地上计算,把他的人生观写成了一本叫做《柔巴依集》(又译成《鲁拜集》)的诗集,该诗集里101首四行诗写的全是人生如一场流水席,比如写大地上的人们:

来时像流水,去时像风吹

进进出出,前后迂回

生命的走马灯里

是我们这些影像在来来去去

他写他自己这个“酒客”:

我曾经靠绳墨判断是非正误

我曾经按逻辑区分兴衰沉浮

但在人们所愿意探索的一切中

除了酒我从未深究过任何事物

他说他一生中:“一路上解决过多少巧结难题/ 但没解出人生命运这大哑谜”。

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去灵蛇岛找金毛狮王谢逊,没想到碰上了武功怪异的波斯明教总坛来的风云月三使者。这三使所用的圣火令武功匪夷所思,和小昭唱的一首波斯歌曲的歌词似乎有关,金庸大师通过金毛狮王谢逊的一段话作了解释——

谢逊道:“明教传自波斯,这首波斯曲子跟明教有些渊源,却不是明教的歌儿。这曲子是两百多年前波斯一位著名的诗人峨默做的,据说波斯人个个会唱。其时波斯大哲野芒设帐(明教)授徒,门下有三个杰出的弟子:峨默长于文学,尼若牟擅于政事,霍山武功精强。三人意气相投,相互誓约,他年祸福与共,富贵不忘。”这个峨默,就是奥马尔。奥马尔的两个师兄弟热衷于政治和武力,而奥马尔自己却沉稳恬淡,通过星相和数学研究人类,终生通过酒和世界交流,从而叩问生死这一生命流水席的秘密,这份清爽与平静,和黄珂真是相似相近。

每次我从外地返回北京,从机场出来,多数时候背着包就直奔“城”字方向,有时在戒不戒酒的问题上犹豫,回家放好行李,最后还是晃着膀子往黄珂家去了。因为我知道他家或者坐的是二毛、张枣,或者坐的是万夏、赵野、张小波,或者是野夫、牟森等。多数时候还有不认识的,但在黄珂家里,我坐下去就和他们成了朋友,因为我已经喝成了主人,总之,这里不缺酒友,在这个酒桌上,我既喝了酒又戒了酒,境界越来越高。

厨子诗人

二毛是我最早的酒友之一,他喜欢下厨烧菜,还喜欢在街头巷尾发现特色菜品,尤其对民间那些藏在檐下地角的原生态食材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是我酒友中在炮制下酒菜方面有着最多实战经验的人物之一。

大学时我就喜欢上了喝酒,而且酒友发展极其迅速,我结交了胡玉、万夏、二毛、敖哥、马松等人,大家经常一起东游西荡、写诗喝酒,很快就过上了诗酒风流的快活日子。我经常说:我们这些人是因为很多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

那时我们都很穷,倒吊起来也敲打不出几个子儿,对下酒菜没法讲究,想要喝酒时,我们有时会模仿阿尔巴尼亚老电影《海岸风雷》里的叛徒老大的台词:“他妈的,穷得连根上吊的绳子都买不起啊”。下酒菜很少,但胃口好,对于菜品,我们的口头禅基本是“只要能下酒就行”。那时我的朋友中,马松对下酒菜的底线是:起码要卤猪耳、豆腐干和花生米,二毛则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两个菜:凉拌菜和回锅肉,他认为这样才可以酒足饭饱,二毛要把我们往小康方向带,要我们和国家一起迈开羞涩的步子往前走。

后来酒友遍布五湖四海了,下酒菜也多了起来。我们发现,酒友里面也分成对下酒菜讲究与否两种生物。不讲究下酒菜的朋友在我们的友谊中一直显得扑朔迷离,这样的哥们,我们不抛弃,但也不挽救,我们有时也会在酒局上不离不弃地发出亲人般的呼唤,但这样的人如果组局,且还不知己知彼地呼唤我们赴他那酒小菜少的局,那就跟社会呼唤失足青年一样,听到这样的叫桌,我们耳朵就不怎么好使,我们会装聋作哑朝别的方向走。我们是酒中浪子啊,没舒服的下酒菜我们没法回头,没法金不换。在酒色攻心的青春岁月,我们别的谱摆不起,但我们拿稳了吃喝上要做自己的主人。

有一年,我和二毛、万夏等在涪陵杨顺礼家起火烹食,大家各展才艺,拼菜成局。惟杨家有一坛精心护理的四川泡菜雅丽俊俏、可口绝伦,为大家赞叹不已,这大概也是二毛在其后来的庖厨生涯中,非常重视用四川泡菜调味的开始。很巧,第二天,杨顺礼的朋友陈乐陵从重庆来看杨顺礼,大家见面认识后,陈乐陵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又大又长的菜刀进了厨房,很短时间就给大家做了一桌下酒菜。出门访友也随身带着自己顺手的厨刀,这让二毛既吃惊又佩服,以至于二毛后来常常感叹:美食在民间,民间有高人。

我常常翘首而望二毛的酒局,我那时还是单身汉,在人生的路上吊儿郎当。人家二毛下手快,娶妻成家、当炉庖厨一气呵成。二毛爱酒好客,家中桌边常常一二位咂小酒的客人,原因是其桌上天天有三盘四碟。二毛喜肥糯好醇香,和我算是一条食物链上拴着的蚂蚱,我们有着原材料上的崇低理想和对白酒、黄酒、洋酒、啤酒爱憎不太分明的的修养,我们对酒菜没有营养上的追求,只要是好味道就叫端上桌来。

现在,二毛一如既往喜欢整饬下酒菜,舞刀弄勺多年,差不多算是成了精。但他和川菜酒楼里的大厨颇有分歧,二毛的底子也是川菜,根据我的观察,二毛从不认为麻辣是川菜的灵魂,二毛对麻辣看得不重,常睁只眼闭只眼,他认为麻辣是川菜的外衣,有时更是川菜的虚荣心。

二毛看待川菜像学者对待注释,喜欢追根溯源,喜欢寻找口感上的原始动力,二毛非常不喜欢流行菜式,他认为那是没头脑、没见识的烹饪新兵们玩的把戏,他对豆瓣、豆豉、泡菜、榨菜在烹饪中的穿梭和停留青眼有加,对腌、醡、风、腊、薰、酱等民间美食遗产也颇有心得。

有一天,我在重庆上清寺一小巷餐馆吃烧菜,听见该店老板吩咐厨子做红烧肉不要放辣椒,厨子却坚持要放辣椒,争执不休,老板上火了,只得质问厨师到底谁是老板才作罢。这使我想起一次相同的情形:在成都郊区一农家乐,烹灶边上有一桌美女客人向厨子提出了部分要求:首先是不要放味精和辣椒,厨子勉强答应了,美女们进而提出不要放花椒,厨子不太同意,在灶间抬头认真地和客人商量,说应该适量放一点,否则不香,表情非常不高兴,在美女们坚持下也只得同意不放,没想在菜即将下锅前,一美女又用低沉的声音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豆瓣也不要,这下厨子忍无可忍,把炒勺往锅里一扔,不做了,还叫嚷了一声“你们自己来弄”。

世上七十二行,烹饪行业最是顽固保守,天底下的厨子大部分都很固执,对师承非常忠贞,对调料更是钟情。二毛没有清晰的师承,其烹饪招式来路复杂,有迷踪色彩,但他毕竟是厨子,固执、忠贞、钟情的特点通通不缺,不过在我看来,这一切都仿佛是开了窍的,是被饕餮之神特别加持了的,一个来路不明的厨子坚持自己舌尖上的感觉,正说明他在口感上有特殊心得,他的固执就形成了他风格的菜地,他的忠贞就形成了他味觉的窗户,他的钟情就形成了他面前的下酒菜。如是而已。

客栈诗人

这几天,读寒玉的诗歌,读出了一种感觉:寒玉一直在写两首诗,一首是她的乡间客栈,一首是她的乡下诗歌。

这个乡间客栈据说最早就叫西递诗社。

事实和感觉之间的关联算不上是因与果的关系,但是当我想起西递乡下那春日井边的桃花和冬天枝头的柿子,这种感觉就靠近了水果,让人想起了水与果的关系。

这个客栈,其实是寒玉和另一位诗人郑小光多年前在西递附近买下的一幢明代建筑,当时她和郑小光常与朋友们在此喝酒小聚。后来,一些诗人、画家开始去玩,再后来,导演、资本家以及欧美名演员也有人去玩,总之,世界上有些显得无聊的人去黄山、宏村、西递或婺源都可能去这里坐坐,于是此处就顺水推舟变成了一个特色旅店,名字叫猪栏酒吧,这名字听起来很搞。

菜很好吃、气氛很恬静、风景很乡下,朋友们感觉吃喝睡都有猪一样的幸福感。猪栏酒吧现在共有三处,简称一吧、二吧、三吧,等于说,这首猪栏的实物诗是同题诗,也即,这几座建在溪边野花中的古宅院,是以空气、阳光、绿草、野花为前堂后院的客栈,又是以乡下菜、村中酒、无论魏晋、乌托邦等为语法的一首组诗。

寒玉的诗,像她的乡村客栈一样清新独立,我想,这是因为其写作背景和生活背景非常独特,她写的是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中国诗人独立的乡村生活,东方的传统世界与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在最近几十年突然结合,呈现在寒玉这样生活状态的诗人前,于是出现了从根须到枝叶的反映——寒玉反映得很安静,她身后传统建筑和东方风景,都挥之不去,成了背景。

月满之夜

注定今晚会丧失一切

月光会照得

象鱼刺成片的鱼刺

那些刀会割破所有的伤心

灯光在远处

捏小的拳头捏紧的拳头

下了盐的村子

这是冬天

一个月满之夜

死去的蜥蜴在梁上翻身

它的姿势涂满了墙壁

还剩下什么

屏风上的蝴蝶在飞

下了盐的村子在腐烂

寒玉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不知是否联想到了两千多年前地中海那场最著名的事件?有意无意,我把这首诗和那个事件产生了观念上的联想:公元前146年,与罗马长期较劲的迦太基人终于战败,罗马议员们决定把迦太基城夷为平地,于是罗马军队血洗迦太基,挨房搜索,清理出所有居民,派工兵用斧头钩子等,把这个战败国的所有活人和死尸都铲到沟里,整体处理,然后,军队花了十七天纵火烧掉了迦太基。史载,迦太基城被焚之后灰烬有一米深,再然后,罗马军队从海边运来大量的盐,将盐撒遍迦太基的每一处,让迦太基永无重生之日。

我相信,罗马人要彻底灭掉迦太基,不是因为迦太基的前任领袖汉尼拔曾带给他们无数烦恼,而是哈姆莱特“生存或是毁灭”理念的基因或祖先——欧洲文化密码让公平公正的罗马议员们做出的如此决定,这个,后来十字军干过,希特勒干过,后来,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干过,就不说了。

寒玉这首诗里面的一些词,诸如“刀”“割破”“拳头”“盐”“腐烂”等都让我想起了迦太基的历史场景。寒玉写这首诗,是否偶尔闪现了罗马和迦太基,不得而知,这也和我们正常阅读寒玉的这首诗关系不大。但我的阅读就这么的,我读出了寒玉诗歌中,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后工业资本全球化面前的被覆盖感。好了,不说这,但这是当下——中国或者东方一些人深思却不能解开的问题,也是西方一些人正想解开而事实上永远难以解开的问题。

其实,上述,我只是拉寒玉一首诗做了特例。但寒玉的其它诗怎么样呢?我的回答非常清晰:后帝国主义话语进入了东方传统文化的最后地盘——中国的乡村生活和东方的自然社会。因此,她的语言是西方的、天国下徘徊的方式,她的内涵是东方的、人间里自然栖居的方式。

寒玉,很多人不知道,也有很多人知道。这对于寒玉来说,基本不是话题。很多年前,她从上海来到黄山,来到西递,修园子,养风景,做美食,开客栈,然后在初春桃花开放的井边,在隆冬柿子挂满树枝的窗前坐下来写诗。她带着大城市小资趣味来寻找这种传统的村头溪边的恬静生活,本身就是来寻找罗马和迦太基之后的某种文化因果。也许她基本上是不自觉的,但正是这样,她的选择是形而下的。

读寒玉的诗,感觉诗歌其实就是人生。

和寒玉喝酒,感觉诗歌不是全部人生。

在寒玉客栈里和来自各地的朋友们呆着,聊天、斗地主、看书,在一吧、二吧、三吧之间散步、骑自行车、听刚采桑归来的村民们唱戏,感觉从古到今,所有人的人生里有一部分原来是属于诗歌的。

(刊于《散文诗世界》2019年2期 · 纵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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