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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建新 作者介绍：杨建新，时任任丘县委敌工部长 五一反扫荡后，1943年7月，冀中军区指示各分区成立地区队，深入到“五一”大“扫荡”中丢失的地区开展斗争。任丘县大队因为特别能战斗，成为组建地区队的班底。同年9月，冀中九分区决定以任丘县大队为基础，二十四团五连为骨干，从安新县抗日游击队抽调一部分战士，分别派来少数领导干部，在陵城组成了四十二地区队，地区队成立初，下辖3个步兵连和侦察、通信分队，机关设有参谋处、政治处、供给处和卫生处。1944年，赵北口据点伪军中队长崔绍宗在我敌工人员策反下，率部起义，被编入四十二区队的第四连。 对赵北口据点崔绍宗部的起义前后经过，原任丘县敌工部部长杨建新有一篇专门的回忆文章，现转录在此， 一九三九年初，日本鬼子占领任邱县城以后，为了巩固占领地，实现其分割我抗日军民之目的，陆续在全县设下了五十多个据点。其中大部分据点派一个小队或一个班的伪军驻守，只有金桥、陵城和赵北口据点，不仅派驻了较多的伪军，而且还驻有日本鬼子监视、守备，尤其是赵北口，还增设了警察分局和宪兵队。 为什么日寇对赵北口这样重视?主要是赵北口地理位置重要，是任邱北一座边界重镇。它南边是起自高阳经过十多个县到静海与津郊相连的千里堤；西靠白洋淀；东面与方圆几十里地的老滩、水域、沼泽地相接。那里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过去是土匪出没存身之地，抗战时期，是我抗日工作人员安全休整的好地方。白洋淀与老滩之间，有十二座大桥，这些桥座落在五里长的赵北口大街上。这里又是平大公路(北平至大名)的必经之地。当时还是我冀中九分区和十分区的分界线。日寇加意戒备，自然我们也就把这里做为敌工工作的重点。 赵北口据点的伪军中队长叫崔绍宗，是任邱县西关人。他和任邱县伪军第三大队长张增祺是同乡、幼年同学、结拜兄弟。张增祺依仗妹夫任邱县伪军司令李弼臣的势力，招兵买马，收纳地痞流氓，扩充武装时，崔绍宗被重用为中队长，安排在赵北口这个重镇驻守。崔妻死后，张还把一个表妹续嫁给他。 崔绍宗本人，生活腐化，贪财好色，干了一些劫掠、勒索民财之类的事。他曾对人说：“日本鬼子谁不恨？抗日救国谁不懂？我和乡亲们有什么仇?只是当庄稼人我受不了累，当八路军我吃不了苦，像我这号人只好当汉奸。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一天少两半晌。”根据这样情况，我们认为他还不是一个死心踏地、不可救药的分子，决定对他做争取工作。经多方面调查，物色了一个争取崔的媒介人物，这个人叫任洪宾。 任洪宾是赵北口东南五里任召村人，小农家庭出身，不爱劳动，好交朋友，常和赵北口一些绅商来往，经济困难时，就和商人结伙跑几趟天津，做点生意。商人也愿意和他结伙，不论他出本钱多少，或赔或赚，都有他的钱花。因为他交往广、朋友多，只要船上有他和他的货，就连老滩的盗匪也会留面子。因朋友多联系广，又染上吸毒品的习惯，逐渐和赵北口伪军警、伪组织人员混在一起，后来连家也不敢回了。  为了争取他，我们通过他的家属和村干部，用他易于接受的方式，同他进行了多次耐心深入地谈话：从家庭伦理到朋友义气，从民族气节到抗日救国的道理，从我党的政策到他本人的前途等等，启发他的爱国心。后来我们又配合他的家属，帮他戒了毒。任洪宾怀着对党的崇敬和感激，一再要求我们给他艰巨的任务，表示只要是抗日救国工作，万死不辞。 任洪宾带着争取、瓦解伪军的任务，到赵北口，通过镇上的伪乡政、绅商很快和崔绍宗交上了朋友。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交往，任崔二人的关系已到茶余酒后无话不谈的地步，后来竟结拜为盟兄弟，并且通过崔的关系又认识了大队长张增祺。 有一次，崔绍宗酒后谈到他与大队长张增祺的关系时，任说：“你二人是从小的同乡同学，有生死之交，现在又是亲戚，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崔说：“不!洪宾哥这丑话只能对你说，我为什么不叫你弟妹回娘家，张增祺对我像仇人一样，什么他妈的朋友!”他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人家有本事，妹夫是司令，听说他在天津和国民党的地下人员有来往，就是跟八路军也有关系哩，这才是一马三吃啊!可咱呢，是个窝囊废，只不过在人家手下混碗饭吃罢了!”  任洪宾顺着崔酒后吐露的真情，试探道：“听说你们西关就有在八路军里当大官的。”“怎么，洪宾哥说话还和我捉迷藏，任邱县谁不知道杨部长，我和他是隔门邻居，从小一起长大，人家有志成了名，我成了鬼。”崔说。 摸清了崔绍宗的思想状况之后，任洪宾加紧进行争取工作。先以聊天议论的方式，有意识地解释我党的政策，接着用朋友关心的口气，促其考虑前途问题。当我得知崔有找出路的要求时，就以乡谊的身份给他写了一封信。崔见信如获至宝，虽未直接回信，却托任洪宾再三致意，并带来了礼物。 随着争取工作的进展，应崔的要求，我在王家菜园第一次同他见面、谈心。后来，还在任洪宾家中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不久，我又化装成商人，进入赵北口敌人据点同崔谈话，并借机观察了敌人的守备工事。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崔绍宗接受了为我们送情报和保护群众利益的任务，并答应暂时潜伏，听我的指示，相机行动。此后，他曾不断向我提供情报，还暗中营救过我抗日干部。 崔虽然做了一些好事，但也有另外一种表现。他认为和我们拉上了关系，安全有了保障，因此，出入神情自若，他的部下到各村要粮要款的事，不仅毫无收敛，反而更厉害了。为了抑制这种副作用，巩固关系，必须进一步教育他。我们决定打他一下，这也叫不打不成交。 有一次，我们利用崔绍宗早晨进城，下午回赵北口的机会，在任邱至赵北口的公路上，临河、代河两个岗楼之间的青纱帐里，安排了伏击，当崔带着十来个警卫骑自行车神气十足地进入我伏击圈时，一排枪，伪军们都滚下自行车，吓得崔绍宗慌忙举起枪高喊：“我是崔绍宗，我是崔绍宗!”  战士们押着他向公路西侧的司马庄走去，崔一路上再三表白他和杨部长是朋友。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自找台阶说，行动前没有联系，发生了误会，并表示：'“也好，我就跟你们抗日了!” “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得回去!”我说着叫战士们把几个俘虏的枪支、子弹还给他。并问他：“怎么样?” “没问题，这几个弟兄都是我的生死之交。”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多说话，道了声“咱们后会有期吧!”崔同几个被俘的警卫人员慌忙在青纱帐里滚了一身泥，就跑到临河岗楼去了，声称是从青纱帐里冲出来的。临河岗楼伪军小队长派了一个班，连夜将他们送回赵北口。 次日，伪大队长张增祺带着人到赵北口，询问了这次被伏击和脱险的经过，淡淡地安慰了崔几句，提出要对出事的村庄进行报复。 凡是敌被我伏击过的地方，总得遭受敌人报复――烧杀抢掠，抓人索款，这是伪军们及其上级头目的生财之道。这次一个堂堂中队长遭伏击，自然更得狠狠报复了。 怎么办?不报复会引起日伪头目的怀疑，经与任洪宾连夜研究，我们允许崔在司马庄抢了一些猪牛鸡鸭，烧了几个柴草垛，并由任洪宾在附近村庄派敛了两万元送到赵北口据点，崔见钱不多，自己又拿出几千元给下边分发，将两万元全部送到城里交给了伪大队长。 其实，张增祺对崔绍宗交任洪宾早有怀疑，对崔这次被伏击脱险，以及报复的情况，特别是给的钱太少，十分恼火。于是他带着警卫班又来到赵北口，二话没说，就令崔绍宗集合队伍，出发去任召村。 崔看神情不对，暗嘱亲信抢先进村，通知任洪宾脱险。伪军们进村后，果然直奔任家抓人，没有抓到。只好用抄家打人、临走放火来发泄愤恨。 张增祺回城时专门留下几个亲信监视崔的行动。后来还是不放心，又增派了副中队长。我们看到崔绍宗的处境不好再待下去了，经和任洪宾研究，决定接受崔的起义要求。 一个傍晚，崔紧急集合队伍出发，在临近我指定地点时，崔将张增祺留下的亲信和副中队长叫到面前说：“现在我们已进入八路军指定的地点，我部已决定起义，参加抗日，看在结拜的情义上，放你们回去，致意大队长，后会有期!” 崔绍宗中队是我县当时最大的一股起义伪军，起义后被编为任邱县义勇中队，作为其他伪军应走道路的榜样。 这支起义伪军，后来在谈判争取张增祺及全县伪军起义和解放任邱县城时，发挥了作用。不久，编为我军正规部队一个连，崔绍宗任连长。抗美援朝时，这个连参加了赴朝作战。 争取赵北口伪军起义作出贡献的任洪宾，后来在冀中永茂商店工作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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