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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书 在黔北一地，能够确指于此设置的最早行政建制，当属唐贞观年间的播州、珍州。而此之前的鄨县，特别是鄨邑，犹如一缕薄薄的青烟漂浮于黔北历史的时空时隐时现，令人琢磨不定无法确指。从清至今，关于鄨县地域及鄨邑建置时间、地点的考证论述多多，不在一一名列。各位方家，多持之考据确认之地点所在，言之成理;已有少数信口开河，臆想成论。近些年来，笔者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阅读思考和黔北近年来出土的文物及口碑材料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也想就此对鄨县的建制起始和鄨邑的地理位置作一些有别于各位先贤方家的分析考证。 鳖县建制叙起始 汉代鄨县，含今遵义市除仁、赤、习外的遵义市大部分区域和渝南、金沙、黔西等相邻地。早在春秋时期，这片土地便有了一个以鳖﹙团鱼﹚为图腾的部落联盟性质的社会组织结构，称为鳖。鳖其地先属巴国，巴国治所于枳﹙今涪陵﹚时。鳖为巴国泉盐行销南中的集散地。据《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春秋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巴与楚、秦联手灭掉庸国。巴分得庸国鱼邑(今重庆奉节)。之后二百余年巴、楚为领土战争频繁，巴国多败，其盐泉尽被楚国控制。由于经济上遭受沉重打击，国力不振，巴国国土东、南境被迫逆长江西退收缩，进入今重庆及川东地区。巴国都城也由此无奈多次向西迁移，其先定都江洲﹙今重庆市区﹚，后北移析嘉陵江而上治阆中。《史记·秦本纪》载：楚宣王九年(公元前361年)楚国军事力量西进掠据黔中和紧邻黔中以西之泉盐行销南中的集散之地鳖。也就是说“鳖地早在春秋、战国时已为楚地。”﹙《贵州通史》语﹚，楚其时于此设黔中郡辖鳖县，委任荆人为鳖县县令治理其地。此为鳖置县之始。 春秋战国，为我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为活跃时期。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实现国家的长盛久安，各国先后纷纷变法图强。公元前400年左右，魏国李悝开启变法运动的序幕;公元前386年楚国吴起变法历经5年而告结束;而在这一过程中，秦国商鞅于公元前356年的变法因受魏、楚变法的思想和理念的影响而使其最为彻底。故后世多谈商鞅，而不言魏、楚。特别是中国历史上行政建制郡县的设置，更是将其功归之于秦。其实，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中，楚国、魏国最先实行郡县制。公元前710年左右，楚国国王熊通灭权国而置权县，为地方行政建制“县”之始。而郡的设置，则以魏文侯(前472年―前396年)时设置的西河郡为先。 从楚灭权国置县始，楚每灭一国或每武力据有一地，便于该国该地设县，并委派一些与楚国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新开辟的这些地方去任职管理其地。郡官为守，县官为令，鳖之设县，当属此列。加之方家考证，鳖令为开明蜀王，开始于公元前666年前后。故此笔者认为，鳖置县，应该在公元前361年楚据鳖地后不久，而非郑珍先贤所证为秦灭六国后所设。至于南宋罗泌所撰《路史·国名纪》载鳖地为鳖国之说，是否存在，或许为后来秦灭“汉兴，遂不宾”时所置，还有待商榷。 后鳖令违法﹙西汉初期今成都郫都区扬雄的《蜀王本纪》和三国时来敏的《本蜀论》载：“荆人鳖令死，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令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人死岂能复活，更不可浮尸而上，当为鳖令犯事潜逃，死人变活为对其人的神话﹚，当逮之治罪。鳖令闻之，不敢前往与楚世仇的巴国避难，遂逃往西北蜀国。时今成都西北面江水漫为水患，危及成都;蜀王杜宇派鳖令治水，水患遂除。事成，杜宇自感德不如鳖令，故禅让其国，鳖令为蜀王，号“开明”氏。今成都金沙遗址内蜀人墓葬均东南朝向黔北，不知是否与鳖县为蜀王开明故土有关。鳖县其后楚国委何人为令无资料可查。 秦昭王三十年(前277年)，秦派“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记·秦本纪》)。这是秦国第四次占领黔中郡，也是秦国最终占领黔中郡的标志，重置秦属黔中郡后。秦在鳖地复置鳖县，县属黔中郡。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汉武帝派遣中郎将唐蒙，带领万人出巴符关﹙今泸州合江县﹚沿赤水河经鳖县出使夜郎，并置犍为郡。犍为郡辖县十二，户十万。为控夜郎之地，唐蒙将犍为郡治设在鄨邑。由此始史书载“鳖县”为“鄨县”，“鳖”字下部由“鱼”变“邑”为县名。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犍为郡治迁南广(今四川高县、拱县境)，孝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再迁治僰道城(今四川宜宾)。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原属犍为郡的鄨县划隶牂牁郡;至三国鼎立时，鄨县仍隶牂牁。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宁州刺使王逊将蜀汉牂牁郡分为牂牁、夜郎、平夷三郡，鄨县划隶平夷郡;东晋咸安元年(371)，平夷郡更名为平蛮郡。鄨县隶属依旧。齐中兴元年(501年)鄨县废。鄨县建制由此上溯至公元前361年，其存续了862年。 二山一水话鄨邑 所谓鄨邑，即指鄨县的治所。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汉武帝派遣中郎将唐蒙，带领万人出巴符关﹙今泸州合江县﹚，沿赤水河经鄨县出使夜郎，随后汉武帝为了经略南中，便“分巴割蜀，以成犍为”(《华阳国志·巴志》)郡。因唐蒙将犍为郡治设在鄨邑，故鄨邑地点的考证，历来是众多贵州学者，特别黔北学者予以考证的一个课题。只因史书对鄨县惜墨如金的简略概述，加之其相关河流走向记载又相互抵牾，因而其结论也大相径庭。从清至今，在贵州大致分为毕节和遵义两说。而遵义说，又分为遵义城区说、遵义城西说、绥阳郎山下卜老场说、新蒲新区洛安江说等等。 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言：“不狼山，鳖水所出，东入延，过郡二，行七百三十里。”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鄨县，故犍为郡城也，不狼山，出鄨水，入延。” 郦道元《水经注·延江水注》载：“鄨县故健为郡治也，县有犍山……。鄨水，出鄨邑西不狼山，东与温水合。温水……南入鄨水，……阚水俱南入鄨水。鄨水于其县而东注延江水。” 这是三则信息量较大关于鄨县的最早文献记载。它告诉我们：县因水名得县名;县有山名而具郡称;郡、县治所同治在不郎山之东;其鄨水流经二郡，流程为730里。也就是说，对于鄨邑地点的考证，在于我们能否认定今天的哪座山为汉代的不狼山，哪条河为汉代的鄨水。只要能证明其事，那么我们就能在极小的区域大致框定鄨邑之所在。 几乎所有持鄨邑遵义说的学者一方面均指定横亘于黔北大地的娄山山脉为《汉书·地理志》所载之不狼山，而另一方面又在其区域搜寻具体的个体山名来考证不狼山之准确所在，并进而在极小的范围划定鄨邑的所在区域，如：龙岩山(今海龙囤)音近为不狼山，湘江为鄨水，鄨邑在遵义城区;绥阳郎山下有卜老场，认定郎山为不狼山，洛安江为鄨水，鄨邑在卜老场附近。目前被学界认可的为后者。那么，郎山为不狼山吗?未必;芙蓉江是否鄨水?可说是，也可说不是。因为《遵义府志》和《续遵义府志》以及《正安州志》“山川”栏目里，均认定今正安、道真二县界河三江为古之鄨水，《遵义府志》“山川”栏目下之正安州转载明孙敏政的《遵义军民府志》有“白狼山”之名。黔北古语入声“白、不”同音，至今遵义还有许多地方土语“白、不”不分。由此看来，古籍载之“鄨水、不狼山”在正安、道真间，而鄨邑也应在其地之域，其犍山也距其不远。 那么，“白狼山”及《汉书》之不狼山究竟在正安州何处?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末绘制的正安县地图上查阅到了“白劳因”这一地名称谓，它位于正安县西北三江上游碧峰乡至张家店中间路段。其名极无意义，野老也谓之不出所以然。“白劳”与“白狼”音近，山名变地名极有可能音转讹化为“白劳因”。加之三江于此多源汇流向东而去，印证了《水经注》之鄨水东流记载。几年前笔者与遵义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道真县人周远德谈及此事﹙周远德时为遵义市方志办副主任﹚，他告之于我，其祖母娘家为正安安场附近人，祖父为石工艺人，一生经常游走于正安新州、杨兴、安场一带，曾多次听祖母告之，你爷爷又到白狼山去了。加之白劳因西面三江源之南北走向大山九龙山﹙《正安州志》所载之山名﹚高大雄伟，多峰海拔在2000米以上，所以笔者认定正安西北部于桐梓县交界九龙山即为《遵义府志》记载之“白狼山”，即《汉书》之“不狼山”。 既然正安九龙山为《汉志》之“不狼山”。那么正、道二县之界河三江为鄨水应无疑问。其实《遵义府志》《续遵义府志》《正安州志》早也认定其为鄨水，只是未阐释其缘由罢了。笔者就此沿先贤之论，析三江为鄨水之因，认为有如下二点。 其一，三江源出白狼山即《汉志》之不狼山。多溪聚流成河东流过杨兴场，接纳发源于贵州桐梓、重庆南川交界之柏枝山海拔2227米的牛角寨(大娄山山系第二高点)思溪后南流至道真土地堂附近汇发源于绥阳的芙蓉江，再东北曲流经道真旧城、忠信进重庆武隆境，于其县江口镇入乌江(古称延江)，全程300公里左右。其江与《汉书·地理志》所言：“不狼山，鳖水所出，东入延(今乌江)，过郡二(遵义为牂牁郡，武隆为武陵郡)，行七百三十里(汉代一里合今415.8米)。”和《水经注·延江水注》“鄨水于其县而东注延江水(今乌江)”吻合。 其二，三江有二支流，一曰虎溪，一曰思溪。据笔者所据资料得知，三江最早载入典籍为宋代祝穆的《方舆胜览》。其书在“珍州?山川”下言：“三江，去州三十里。一(又)名明溪。虎溪，在州十七里。思溪，在州西北百八十里。出南平军，与明溪合。”明嘉靖年间《四川总志》载：“虎溪，真州司西南七十里，源出播州委家里(今绥阳县境)，经旧珍州下流合三江;思溪，真州司西七十里，源出南川县界下流入三江。” 祝穆的《方舆胜览》“珍州·山川”只言“三江”而无“芙蓉江”，显然“芙蓉江”只是作为支流而载，即源出播州委家里的三江支流虎溪。虎溪何时得名于芙蓉江，无资料可查。 上述不狼山的定位和鳖水的认定为我们寻找锁定鄨邑提供了一种可能。虽然该区域无遗址、遗迹田野考古的重大发现，使我们无法确定某一地点为鄨邑，但我们至少能从山之所在河之走向在一个极小的区域寻找其所在。“鄨水，出鄨邑西不狼山，东与温水合。温水……南入鄨水。……阚水俱南入鄨水”据《水经注》这段文字和上述关于三江发源之山白狼山以及三江东流过经道真县三江镇附近与南流至此的思溪虎溪相汇吻合，由此我们可将鄨邑框定在正安杨兴场及周边地域。 另外该地域的地貌特征和地理位置，也为我们框定鄨邑在杨兴场及周边地域提供了一种可能。 我们知道，大娄山是一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其山型整密，基本上把桐梓与遵义城区、绥阳县分割为二个独立的地理区域。娄山至正安境北部接道真、桐梓及重庆南川交界处，山系高耸，列山被深谷割离，成为大娄山的最高段，多座海拔2000以上的5高峰挺拔于此。这里山高谷长，四周溪流密布，在“依谷而走，沿河而行”的古代，极易形成交通枢纽文化通道。东至务川、凤冈，南行绥阳、遵义、湄潭，西走桐梓、习水，北上重庆武隆、南川。这样的地貌特征形成的四通八达的交通便利及其地位于黔北高原向四川盆地倾斜的夷汉交接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杨兴场一地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巴东泉盐行销“南中”的集散地，进而成为鄨县治所鄨邑，最后在汉武帝时期成为犍为郡郡治。 在这些四通八达的古道中，沿乌江逆行，折芙蓉江而上到杨兴场，经碧峰再西行入桐梓，翻越蒙山过夜郎坝，由温水西涉赤水河西至云南东北部这条古道，因与历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相关联，尤为显得重要。 第一件，即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公元前280年，楚威王派将军庄蹻带兵循江(长江)而上，溯延水(乌江)析鄨水(芙蓉江)而上，经鄨邑(正安县杨兴场)进今桐梓习水，略巴、黔中以西(今赤水河及以西)之地。后秦国重据黔中，庄蹻无路得返，只得变服从其俗，以其众王滇。 第二件为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汉武帝派中郎将唐蒙，带领万人出巴符关﹙今合江县﹚，沿赤水河或习水河而上，经今习水县温水东进夜郎坝，跨蒙渡越蒙山入今正安境到鄨邑，为了经略南中于鄨邑置犍为郡， 另外，该区域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文物进一步佐证鄨邑就在其杨兴场附近。 1996年12月，正安县杨兴场大城片区一位农民采药时，在一山间石间发现了一件蟠螭纹青铜甬钟。该钟通高70厘米，肩长30×宽23厘米，鉴口长34×宽26.3厘米，重47.5市斤。证部左右有对称的三排枚，每枚高4.3厘米，整个钟体共36枚。鼓部饰变形皤螃纹，篆部饰羽状纹。断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为宫廷乐器，具有楚国风格。 另一件文物为具有古代巴人特征的虎钮錞于，重30余斤，于2002年修建正安小雅中学时，由一农民工在一丈多深的黄泥巴里挖出。錞于存于一石板下面，所以文物保存完好。錞于属于古代打击乐器，始于春秋，盛行于汉代。多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进退，也常作贵族举行祭祀、朝会、宴飨等礼仪活动乐器。此物近代多出土于渝、黔、鄂等地。 这两件春秋战国时期文物，无论是窖藏还是墓葬出土，我认为当属其时其地之人所为。人隐藏贵重之物，一般为突兀其来的重大历史变故所带来的被迫无奈之举，逃命时，绝不会冒着危险负重数十斤前行﹙二件礼之重器文物，甬钟重47.5斤，錞于重30余斤﹚，一定会轻装离开，将不便携带的贵重东西就地掩藏，以便日后取用。公元前361年左右，楚国鳖县鳖令犯事，当逮之治罪。鳖令闻之，匆忙遂逃西北蜀国。汉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公元前117﹚，汉武帝派驰义侯用犍为郡的名义调遣南夷的兵平南越造反。且兰﹙今赤水河以西古蔺《通雍余氏宗谱》载：现古蔺、叙永及毕节一带，为彝族扯勒部。且兰，即彝语扯勒。这为另一考证课题﹚君怕军队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于是谋反，杀死汉使者及犍为郡守。出土于此的两件遗存贵重礼器文物，即有可能与这两件重大的历史变故有关﹙鄨令为楚国王室贵族，具有青铜甬钟不足为奇﹚。也进一步佐证说明鄨邑就在其地附近。 最后，我们来谈谈鄨之犍山，即《水经注》所言鄨县犍山。犍，特指骟去睾丸的公牛。被阉割过的公牛，比较驯顺，容易驾驭。唐蒙设郡，目的是为了经略把控南中，驯服南夷，为我所用。以犍山为郡名，这应该是唐蒙以此山为郡名的缘由和愿景。犍山其山体不可能形象逼真细致到如一头没有睾丸的公牛，也不可能其山有一头或者多头被骟去睾丸的公牛而得以山之名称。它应该是一处与牛有关并有故事传说的自然景观，并且位于唐蒙从符关经鄨邑的道上。 位于桐梓中部，为铭记唐蒙开发南夷功绩而得名的蒙山，自古以来为南来北往东去西来军旅、官绅、商贾、文人的必经之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汉武帝派遣中郎将唐蒙，带领万人出巴符关﹙今泸州合江县﹚沿赤水河或习水进温水经夜郎坝过夜郎箐登上蒙山顶，将万余军马驻扎在今桐梓县蒙山上石虎关至凉风垭之间的大河镇石牛村夜郎组。至今夜郎组尚有唐蒙驻军之处老营盘、营盘扣等地名可考。就在唐蒙当年驻军其地的古道旁石壁上，有一牛身隐于岩壁，牛头及角裸露于壁外形象逼真的独特自然景观，名“石牛栏”。关于“石牛栏”的神话故事，当地是这样传说的，很久很久以前，蒙山上有一头野性十足凶猛的牛精，经常在夜间出来偷吃庄稼毁坏农田，对此当地百姓无可奈何。后来一位法术高明的仙人至此，用法术将牛精围困石栏之内，从此一方百姓安宁。囿于一隅的牛精，也变得格外的温顺，犹如一头被阉割过的公牛。形象逼真的石牛栏，自古以来就是过此文人骚客抒情之景，不知哪朝诗人曾咏叹道：“怪石巍巍恰似牛，山中独立几千秋。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洒浑身若汗流。青草齐眉难下口，牧童敲角不回头。本来项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景观于此，传说于此，唐蒙又曾驻军于此。种种迹象蔓延出来的历史信息说明，今天桐梓中部的蒙山就是古之犍山。犍山是否为唐蒙于此见之“石牛栏”有感而得名，还是自古有之，无从考证;犍山何时因唐蒙之故改称蒙山，也无典籍可查。 以上为笔者据其史书、方志和相关文献及口碑材料、出土文物，以今山之位置特征，水之源头流向，吻合古籍关于不狼山、犍山、鄨水的记载，作出的有别于先贤方家对于鄨邑地域方位的考证。其意为抛砖引玉，使更多的地方文史研究者，走出一些似乎早也成为定论仍就存疑的固态思维历史话题，以开放的视角，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去寻找一些关于这片土地的蛛丝马迹记载，进而考证理清还原一些历史史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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