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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拍的新闻不时爆出，挑战着公众底线，也引发了我们对性别关系的思考。回顾今年，11月15日晚，有网络大V称上海一商场内有男子扮女装潜入女厕偷拍。在这之前，已有多起偷拍事件发生：9月15日，湖北工业大学一大一新生偷拍女生裙底被抓，随后被学校劝退；9月25日，一网友爆料称被疑似北京环球影城工作人员的男子掀裙底偷拍；10月28日，山西中医药大学一大一新生进入女生浴室偷拍，后学校对其作出开除学籍处理。地铁、街头、旅店、试衣间、卫生间……偷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不仅侵犯了女性的隐私权、肖像权和名誉权，也恶化了性别秩序空间。偷拍的实质是对女性的客体化特别是性化，操控女性身体的背后是对男权制无孔不入与无所不能的想象。偷拍首先是对“看”的权力的确证。提到“男性凝视”，我们通常想到的是对女性审美的规训，此时的女性对被凝视是不自觉的，而男性凝视下被偷拍的女性对被凝视则是无意识的。这表明男性凝视一机制向女性主体性的剥夺是全方位的：在男权制的框架中，女性作为性化客体的存在是永远的，是永远不会反抗且永远顺从卑贱的。即使偷拍者的行为是个体的，但背后则是凝视女性（特别是污名女性的性）的男性权力的叙事。如李银河曾表示：偷拍是为了满足人性中潜在的性癖好，是一种特殊的性唤起机制。于是，女性只是满足男性的符号、工具、物品，成为了偷拍者越轨的“诱因”。但这里所说的“诱因”并非指女性对男性的诱惑，因为此时的女性不是作为性主体而是作为性客体的存在，她们并不能选择与决定男性对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故而“诱因”是指结构性力量为女性被偷拍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因此，那些批评被偷拍女性“不检点”“不自尊、自重、自爱”的言论其实是以保护女性之名，行异化女性之实：他们为偷拍者开脱，却指责受害者，对她们进行“荡妇羞辱”。此外，偷拍还是对“偷”的欲望的满足。市场经济强调交换的正当与必要，这意味着在获得收益前需要付出成本，而“偷”则是最小化代价的不二选择，于是，有些人通过偷拍的方式来满足其虚荣、空虚、侥幸等心理，同时也实现了了对女性身体的意淫。偷拍带来的高额利润还推动了偷拍产业链的形成。据称，在韩国拥有上百万用户的色情网站上，每天有数千条偷拍视频被上传，而国内，一个偷拍妈妈的群有近17000人付费参与，“3329个帖子，1938.67万浏览数”。显然，罪恶的“N号房”的蔓延是利益驱动的结果。所以偷拍带给偷拍者的快感是双重的：控制了女性，而且是以一本万利的方式。这也是偷拍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变态的性欲和肮脏的贪欲的交织。不少偷拍者偷拍不仅是供自己“欣赏”，还会放到网上吸引更多的“观众”，组成偷拍群。有人调查发现，偷拍群的成员“五花八门”，并不都是我们通常想象的龌龊之徒，他们有的是新晋爸爸，有的是恩爱男友，有的是“铲屎官”，还有的是企业职员……这些“正常”的人成为偷拍帮凶的动机何在呢？我们知道，定义个体身份并规范其行为的往往是主导角色，主导角色通常活跃于前台，后台作为个体放松的场合，也意味着他能够卸下“面具”，拥抱人格中属于“本我”的那一部分。偷拍群即是这样的后台，在这里，男性形成的参照群体鼓励着每一个成员的为所欲为，他们“观赏”、“品评”、“意淫”着作为性幻想对象的女性。男性在前后台的行为差异之大，表明我们的性别社会化教育及实践是撕裂的：在“台面”上的是性别平等、男女互尊的话语，居“台面”下的是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歧视。性别正义的诉求和男权制度的余孽通过时空分割的方式实现了独特而又怪异的统一：在前台，人们遵行两性友好的“政治正确”；在后台，人们崇奉男权统治的意识形态。然而，偷拍群的存在不是为男性欲望的表达提供正当渠道，反倒异化了两性关系，实现了性别区隔的再生产。说完了公领域的性别关系，再来聊聊私领域的性别秩序。知乎上点赞最多的对李靓蕾声明的评论，认为李的根本不是女权、不是考虑孩子、不是为了广大全职妈妈，而是看“正妻”地位不保，钱也没了，所采取的措施，不然，她干嘛不在苗头出现时就离婚，而是一忍再忍呢？理解见仁见智，但是李靓蕾的描述表明了她在夫妻权力中的劣势。有关夫妻权力，通常的解释有二：一是社会性别的视角，二是资源理论。社会性别视角认为夫妻权力的分配遵从主流性别文化，所以男高女低的模式难以撼动。资源理论主张夫妻权力是资源交换的结果，谁“出资”多，谁“说了算”。似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夫妻权力称为结构性的权力，更刻板一点，而把资源理论下的夫妻权力称为情境性的权力，更动态一些。二者究竟谁为“体”谁为“用”？这个解释权在当事人，当事人可能把一个当本质一个当策略，比如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就是性别为里（家务活不被承认具有公共价值，而女性又是附属的、低等的、弱势的，所以应该主内）、资源为表（女性的工资收入低于男性（这里的原因包括职场天花板、母职惩罚和父职溢价等），所以她们理应付出家务劳动作为交换）。夫妻权力也可能在不同的时空组合中选择不同的行为框架，比如穿梭在乡城之间的流动女性，或许在流出地还是性别规训的信奉者，但是在流入地也接受了资源交换的逻辑。不过这也可能是表面的，比如“流动的父权”“父权的延伸”就还是肯定了传统的力量。这样看来，或许要模式化夫妻权力机制的路径，一种可行的方案就是说性别文化和资源交换这两股力量像“麻花”，你缠我，我缠你，一绕一绕，建构现实。不论偷拍还是夫妻权力，引发的讨论多多少少都与个体欲望或者说诉求的满足有关，也就是“做自己”这一时代命题。12月24日，有消息称招商银行厦门分行行长赵启柱坠楼身亡。24日下午，招商银行回应称，赵启柱因深受抑郁症困扰，于12月24日上午9时左右被发现坠楼离世。有人评论说“越是高处的人越孤单…只会要求自己要做得更好，更强迫自己。”这种情形在今天，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压力迫使我们互卷（宁可累死自己，也要卷死同事）和自卷（自己卷自己），资本对利润的追逐、社会评价标准的袪魅、消费主义的引诱等力量强化了世俗存在的吸引力，我们追逐的是外在的“多”，于是出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空心病；另一方面，外部压力又倒逼我们回归内在，这某种程度上是现代化突飞猛进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正压力和反压力的关系，社会逼人越紧，人避社会越远。我们尝试把自己的感受也客体化（主要的手段就是消费，消费小确幸，收获平和；消费高富帅，满足欲望），出现“分离式自我”，这也是一种“能量耗竭”——不停地按物质脚本来规划生活，结果带来“情感的衰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心理学的繁荣。同时，心理学归因于个体的解释路径，并不能从更宏阔的方面来解构“情绪病”的存在。我们关注内心，渴望“做自己”——这不同于贝克夫妇提出的“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社会，个体化的主旨在社会，因为它所描述的失去传统控制的为自己而活是制度化的为自己而活，即原子式的个体成为的行动单位：“贝克在提出了三重个体化的概念：脱嵌、传统丧失、再嵌入。脱嵌，即个体从历史限定的、在支配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撤出(解放的维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去魅的维度)；以及再嵌入——其含义在此已转向与个体化的字面意义完全相反的一面——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阎云翔指出的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无公德的个人”，指的是只讲权力而不讲义务的个人。也就是说，个体化是中的个体是与集体相对的individual；“做自己”中的自己是person，是self，应该也包含ego，是有血有肉、七情六欲的自我，是主体间性中的反身性存在，它更多的是现象学层面的。所以，“做自己”就意味着我们对内心欲求的正视与满足，它是最私人的议题，又因其所牵连的制度化背景和结构性土壤（比如资本等力量的作用），而也是最公共的话题。因为这两个方面很难分开，所以“做自己”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内心掀起波澜的挑战、考验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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