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时期的文学文献与史学文献，其文本都相同，如五经文献、诸子文献、历史文献等，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与历史学科学习、研究的目的不同，学科性质有别，因此对文献的使用就不同。历史学虽有多种不同定义，但对过去事件的记述，以及对其发生的规律、原因的研究，应该是其核心内容，这个过去的已经发生的事件，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的总合，这就与文学史不同。文学史也是史学，但是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是单指这一门学科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就学科范围讲，它似乎是史学的一个分支，但一门学科建立後，有其独立的性质和特征，就不能用分支这样的概念去看待了。文学的性质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精神方面的活动，人的感情、性格、心理等等有关人自身的精神世界的表现。历史学家关注的是社会历史的总体情况，是人类活动中外在场景的构成和变化，文学史学则关注由古代作家笔下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容，简单地说，历史学家注重的是人的外部条件，文学史家注重的是人的内部的情感。但是，文学史家研究文学史，不能仅仅研究作家作品本身，还必须研究作家生活生活的环境、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征、作家的生平、经历、交往等等，恰恰是属于历史学所要关注的内容。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论世才能知人，因此，从这一点说，文学史家比历史学家要掌握的知识范围更广，要求更严。这就决定了文学史学和历史学在文献使用中的规则、方法的有同有异。同者，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都要依据文献，历史学家往往说，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历史学家处理研究对象时，不大考虑历史事件中人的感情、感受，对古代诗文往往取忽略的态度，认为那往往杂了夸张、渲染，离事实较远，是不可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其实，好的历史学家，并不排斥古人的诗文，一样看作是珍贵的史料，比如陈寅恪，比如王国维。由于文学是一门独立的、且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特点的学科，所以当代往往将其称为人文学科，这就是因为这门学科所处理的材料，具有艺术特征，这是与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不同的。艺术性是文学学科独有的特征，它有魅力，有感染力，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文化成果的精华。再客观的历史学家，也有情感，完全没有情感、不会被艺术作品感染的人，不是没有，但如果有，它的科学研究会有局限。但是，人文学科不能一味强调艺术性，艺术性虽然不能完全以科学的方法概括、统计，但是，古代的作家作品，本身就是文献，尽管这文献不同于历史文献，但是古代文献的处理和使用的规则、方法，也一样适应于它。此外，作家的生平、经历、活动，都是已发生的历史事件，作品在什么背景里写作，作家受到什么样思想的影响等等，都是历史事件和材料，因此，对古代作家作品的分析和研究，不能脱离历史环境，仅凭研究者个人简单地阅读和理解。事实上，对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内容，前代学术前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建立了适合于研究古代诗文的优秀传统。优秀的文学史家，其实也是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历史学家强调历史学是实证的学科，文学史学也非常重视实证。没有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原因作深入透彻的研究，就不可能会正确地解决文学史中的问题。文学史家一样强调文献的重要，事实上，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古籍整理成果为例，大多数优秀的古籍整理成果都出自文学史研究学者之手。当代各大学的文献学科，以中文系为基础的也占绝大多数。从这个方面说，文学史学在使用文献上，也与历史学科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举例而言，以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曹道衡先生为例，他在研究南朝家族与文学的发展关系时其 对南朝时期各家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材料收集和整理的工作，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南朝萧氏家族的兴起、发展，最终对南朝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作了合乎历史实际的分析、研究。（参见《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曹先生的研究表明，他的研究目的是解决文学史上的问题，但他对史料的搜集和处理的方法，完全符合史学的规范。先秦两汉文学自不同于南朝文学，但文学史家在对文献的态度上则是一致的。先秦两汉时期文学还没有独立，其文学史家要研究的内容：文学性的书写问题，是杂在历史文献中的。这里所说的历史文献，不是指属于历史学科的文献，而是指这个历史时期中产生的文献。因为先秦时期还没有後世意义上的经、史学科。因此，先秦时期的这些文献，只能是後世各不同学科根据自己的学科规则，以不同的研究目的使用。这些文献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文、史、哲，甚至考古学科都必须依据这些文献。至于历史学科所说的文献整理和使用的方法、规则，其实也并不是历史学科一家所有，比如，关于使用第一手材料、对材料进行分级处理、对文献鉴定真伪、考订异同、校勘整理等，文学史研究者也都是使用的。不同的是，文学史家还要掌握文学学科所需要的能力，比如具有艺术鉴赏的能力、具有对文学特征的准确把握能力，能够用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语言对文学性在历史文献中的产生原因、所起的作用作清晰的叙述，这种要求是很高的，也是有难度的。正是因为以上的同与不同，作为文学史学科研究所提出来的文学文献，也就具有了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上所言，先秦文学文献是文学史研究根据学科的特点和研究目的而确定的，因此，确定先秦文学文献的性质和特征，也必须与此联系。我的理解，先秦文学文献的性质从两个方面限定，一是先秦这个历史时期，二是与文学史研究相关。先秦历史时期在文学史中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学科没有建立，这个意思是说，这一时期里，没有後世的诗人、作家身份，没有从文学写作目的产生的文本，早期的文献都是国家的档案，以及适应国家礼乐教化和与国家宗教职能、政治职能等相关的文献，如《尚书》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各代的档案，《诗》与《乐》则是礼乐教化的基础文本，《春秋》是围绕着王与侯活动的国家大事件的记录，《易》与卜筮有关，产生于宗教活动。《礼》是周人治理国家的规范。这些文献当然与文学写作无关，至于春秋以後，学术下移，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则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提出学术主张，亦无关文学写作。但是，无论是後世所称的五经基本文献，还是经过整理的历史文献如《国语》等，符合文学性质的写作手段，这些文献的作者和记录者不自觉地在使用着的。比如早期整理的档案《尚书》，我们在《盘庚》里就看到不少文学的语言和修辞，同时，盘庚在向大臣传达他的不满和告戒时所组织的文句段落，张驰有度，虚实互用，都代表了上古时期文章写作的最高水平。再如《孟子》所引的《尚书·武成》所记武王伐纣事件，用“流血浮杵”写，这是典型的文学描写。文学描写主要是夸张、渲染、想像、比喻等，夸张不合史书写的规定，但是为什么上古史官会用“流血浮杵”记真实的事件呢？这就是因为客观的记录，只能如实地记录时、地、事，但不能完整地反映出事件在当时的影响和对当时人心灵的震撼。这其实就牵涉到了什么才是历史真实的大问题，我们这里只是说，历史真实，仅靠史官如实地记录，还不能反映出来，它还必须通过艺术手段才能在本质上反映，这是文学史研究中提出的艺术真实理论。上古早期的文献，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文学手段了，这与作者主观意识无关，而是与当时记录的目的紧密相关的。我在课堂讲义《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研究》中对此这样论述过：这与人类对历史本质真实的追求相关，实录史学只能从表面上反映真实，历史事件发生的终极原因则需要经过作者的深入思考才能发掘出来。很显然，人类不会满足于简单的事实陈列，人类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要求能够了解其发生发展的原因、背景和规律，这一切都需要作者作更复杂的思考和采用多种写作手段才能完成。因此，文学的手段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史书写作。文学学科虽然产生很晚，但其基本的因素却与史学是同时的。这是因为人类一开始就有文学性的需求，有超越事实本身，追寻精神实质的本性要求。这样看来，先秦时期虽然沒有建立文学学科，不可能出現为文学写作的目的，但是文学写作的手段却是构成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而我们也正是从这个立场和角度出发，确定文学文献的性质和特征。先秦文学文献的特征，当然就是指这些能够反映文学因素产生和发展的文学表现。比如《左傳》，经学研究会关注其如何解经，其体例和经义是什么，历史学研究则关注其所记叙的历史事件，从中探讨春秋时期社会变动的规律，文学史研究则关注其叙事手段及写作特点，这是文献自身在文学史研究中所表现来的特征，也是我们处理这些文献所要注意的。但另外一方面，先秦文学文献重要的特征，恰恰是其学科界限不分明。理论上可以分析文学文献与历史文献的区别，但其实在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时，作为所有学科的文献底本，其文献特征则具有共通性，即文献的形成过程、成书的时间、体例、书的作者、书的真伪等等，这些都是首先要解决的。有一点可能是文学文献与历史文献不同的特征，即文学史家在处理先秦文献时，对文体的关注。文体是文本的基本形式，文体的形成和成熟是文学表现的重要标志，文体形态的固定和诸文体界限的区分，也是写作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体不是概念的产物，它是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自然体现。以《尚书》为例，其所著录的典、谟、训、诰、誓、命、征、范、歌、贡等，皆上古文体。然此文体皆非先有成式，而是史官因事而立，随事成篇，孔颖达《尚书·尧典》正义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如《尧典》之“典”、《皋陶谟》之“谟”，皆记尧、舜、禹、皋陶之言，而别为典、谟之名，亦因事而立名也。但若誓、诰等，与军旅活动有关，誓本与战有关，所谓将战而誓，取其约信将士，示赏罚之信之义，礼之将祭而誓，亦取其号令百官之义（孔颖达疏《甘誓》），此等文如《甘誓》《泰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皆是，是其文体之得名，又与典、谟等不同。文体既成，後人则因体立义，有义即有例，文体即成为各类写作的基础。因此文体特征的认识，文体形成和迁变，是文学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 鉴于先秦时期学术发展的特殊性，因此，与汉魏以後的文学文献的认定不同，先秦文学文献的范围就不简单地限定在集部以及与作家活动相关的资料。先秦文学的发展既然是在国家的宗教、政治、文化活动等文字记录文献中逐渐呈现出来的，那么所有的文字文献其实都应视为文学文献。这样一来，先秦所有的文字记录文献就都是文学文献的范围。因此，先秦时期的文字资料、经、史、子以及神话、传说，甚至图像，都应视为文学文献。比如说甲骨文，这是最早的文字，它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古文字研究中，其次，先贤利用以研究殷商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但是文学史研究则利用甲骨文探讨中国上古时期的写作状态和叙事的观念、手段，并可以探研出当时应用文体的写作状况、文体与载体间的关系等等，从甲骨文以至金文、简帛文字，都是如此。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与传世纸质文献相比，属于出土文献，出土文献自古以来就有，如西汉时发现的孔壁古文、西晋时发现的汲冢古文等等。早期的出土文献，经过历代学者的整理、研究，对我们来说，已经不能简单地看作出土文献了，这种文献连同历代学者的研究，已经成为传世纸质文献的一部分了，处理这部分文献应当与现当代出土的文献有所区别。现当代出土的文献数量、质量，是超过以往的，这是当代学者的幸运，当代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对出土文献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研究成果也非常丰硕，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似乎关注不够，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恐还是部分学者对文献不够重视，对先秦文学的性质、特点理解不够有关。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当代的文学观念出发，对认为是文学作品的材料才去了解、研究，如古代文学研究者对先秦包括两汉时出土的辞赋材料、《诗经》材料略加关注，而对大量的子、史文献则往往视而不见。这些当然是不正确的观念，需要加纠正。同时，我们在使用出土文献的时候，也还应该正确处理好其与传世文献间的关系，当代学者往往热衷于研究出土文献，而又往往对传世文献重视不够，甚至对传统文献并没有深入地学习和了解，便大谈出土文献，这又是一种偏误。余嘉鍚先生为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序》中说：“学不穷根柢而但求其枝叶，譬之未知叔重何所道、钱段何所明，而读甲骨文；班、范之书、荀、袁之纪未能通晓，而考金石刻，其于学也，庸有当乎！”（《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前辈学者的研究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法，大体上与历史文献相同，即要明目录、版本、训诂、校勘、辨伪，先秦文学文献虽不如後世如明清文献数量多，但其复杂性和难度，却非明清文献所可比拟，尤其牵涉到文献的真伪考辨，因此，研究先秦文学文献，必须掌握辨伪的基本方法，对文献整理的学术史有充分的了解。此外，先秦文献由于去今时代辽远，语词音韵皆有专门学问，故亦须明小学，识字明音，这些都是必备的知识。因此，先秦文学文献应该包括传、记、说、解等训诂材料。此外，学习先秦文学文献，必须具有正确的学术态度，要遵从古代文献整理的基本法则，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搜集、整理、考辨，不要断章取义，不能掩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亦不能盲目追新务奇，要明白古代学术研究本没有跃进式发展，不可能在古人研究基础之外得出迥异于前人的结论，学术事业的发展是一步步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点滴积累而成的。只有具有了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可信和可取。先秦文学文献牵涉的知识层面甚广，所有与文献的形成相关的知识都应该具备。与文学史研究侧重点不同，文学史研究关注文学现象的形成原因、发展的条件、嬗变的规律，因此文学史研究除了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本身外，也要研究文学现象形成的外部条件、历史环境、学术思潮等等，文史不分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表现是最为充分的。但文学文献的研究和理解，还要关注目录、版本等内容，此外还有如文本的写作方式、文献的体例、文本载体的构成和书写工具的变化等等，这在先秦阶段尤其重要。比如说甲骨卜辞的内容，我们不仅要看卜辞写的是什么，还要考虑甲骨这种载体对写作的限制，从而讨论出殷商时期社会上实际存在的文体状况。再如金文，如《毛公鼎》的文字，长达497字，与《尚书·文侯之命》相似，但考虑到《毛公鼎》是鼎铭文字，载体较当时使用的简或帛对写作的限制更多，这对金文文体的写作和文章风格的形成就会有影响。因此，这就让我们对《尚书·周书》的写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先秦时期文章的写作和文体的变化有更多的认识。四、先秦出土文献对文学研究的作用兼论与传世文献的关系出土文献自汉晋以来就有了，西汉鲁恭王坏孔子宅壁，结果发现了一批孔子後人因秦火而壁藏的文献，其中有《尚书》、《逸礼》等古文所写文献，至于西晋太康年间，汲郡盗发魏（襄）王冢，得战国时文献一批，重要的有经整理命名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师春》、《国语》及《易经》等，这些出土文献解决了中国古史及经学史上诸多重大问题，因此，对出土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成为中国古代学术中的重要内容。至于宋代，学者除了关注地下出土材料，对地面残存的碑、石诸材料也注意搜集和研究，如宋人刘敞《先秦古器记》、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王黼《宣和博古图录》、洪适《隶释》、《隶续》、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一批著录和研究金石的著作。这个学风带来了宋以後金石碑版学的发展，至于明清，这一种学问已经成为古代学术的重要内容了。如明代郭宗昌的《金石史》、清代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毕沅关中、中州、山左、三楚、两浙诸《金石记》、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奥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等、刘墉、王昶《金石萃编》、陈介祺《封泥印略》、《簋斋藏古录》等等。清代金石学研究达到了高峰，著作丰盛，成果惊人。至于晚清及民国，更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王国维的研究和他提出的观念、方法，都深刻影响着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研究。他注重地下出土材料与纸传文献的互证，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拓展了中国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思路。陈寅恪先生概括二重证据法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说：“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在王国维之後中国学术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出土文献自二十世纪以迄于今，材料之丰盛，地域之广，都远远超过了古代。清末以来的殷墟甲骨文发现、敦煌石窟的打开，以及甘肃所出的简牍，是二十世纪初叶的出土文献重大收获。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商朝变成了可信的历史，甲骨文字材料对商史的政治、社会、文化、语言、制度等等研究提供了材料依据，奠定了商史的研究基础。敦煌文献的问世和研究，对所涉及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西域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实物样本，同时对中国早期的交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更是最为可信直接的材料。当代出土文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超过往，中国当代的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因出土文献的问世而得以开拓出更多的领域，出土文献也提供了许多古人未能见到的新材料，李学勤先生曾对清华简的性质说过，这是司马迁都没见过的材料。当代出土文献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它的价值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越来越被人认识。中国古代，尤其是上古时期文献的生成、保存和流传诸种形态，有着十分复杂的情况，不能执研究者的一点不明，便径下结论判定文献的真伪。当代出土文献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疑古学派的错误。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充分证明出土文献的价值。与文学史研究最为相关的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尹湾汉简《神乌赋》、安徽阜阳汉简《诗经》、上博简《孔子诗论》、安徽大学藏《诗经》简、海昏侯墓《诗经》简、北京大学藏汉简《反淫》和《妄稽》、清华简中关于《书》和《诗》的文献等，毫无疑问都是文学史研究的新材料。如《孔子诗论》，是首次见到先秦文献中孔子论《诗》的系列意见，又如《反淫》是《七发》之前的类似于七体的文献，《妄稽》当是西汉杂赋类作品。其他则可补充传世文献，填补文学史料中一些空白。如《春秋事语》，内容与《左传》相类，未必是抄自《左传》，或与《左传》相同的材料来源。《春秋事语》“晋献公欲得随会章”记晋献公欲得随会，魏州馀（《左传》作魏寿馀）请召之，令献公佯囚己，斩桎堬（逾）。秦人晓朝（《左传》作“绕朝”）曰：“魏州馀来，台（殆）□□随会也。”君弗听也。魏州馀果与随会出，晓朝赠之以□。又载晓朝话曰：“吾赠子，子毋以秦□□人，吾谋实不用□。”《春秋事语》记此事为晋献公时事，与《左传》不同，当是《事语》误。又《左传》无绕朝与秦康公语，则《左传》下所言“吾谋适不用也”，便无落实照应处。《左传》记绕朝赠之以策，杜预注谓：“策，马檛。”孔颖达《正义》引服虔注云：“绕朝以策书赠士会。”孔颖达论证杜预注马檛为确。到底是马檛还是策书？《春秋事语》此字残阙，但下文有吏闻之一段话，大意是晓朝赠士会以□，谓其与州馀、士会有谋。州馀果然利用间谍进谗言于秦，秦人因而杀晓朝。这里显然以晓朝所赠非马檛而是策书，因为策书可以让人产生怀疑，马檛则否。这个材料不仅补充了晓朝先有谏晋公不要相信州馀的话，又据州馀利用间谍陷害晓朝的事，证晓朝所赠当是策书。这样补充传世文献的材料，在出土文献中可征者是十分丰富的。如北京大学藏汉简《赵政书》所记秦始皇临终前立胡亥为後，与《史记》所记不同，不论哪一个更可信，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当时流传的不同说法，其价值也是非常重大的。北大藏汉简《反淫》则是文学史研究上至为重要的文献，它的出现为七体和汉大赋的成立提供了文献依据，我们判断它是楚辞体与赋体写作结合而向《七发》演变中的文体。经我们的研究，《反淫》应当是枚乘《七发》以前的作品，形式结构与《七发》相类，文辞和内容也与《七发》多部分重合，《七发》当是在《反淫》基础上进行的改写。《反淫》本身则是受《楚辞》作品如《招魂》、《大招》影响的产物，但其文体性质已非《楚辞》，而是与宋玉赋作相同，属于铺叙风物的赋体。这样，我们就能将《七发》写作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写作发生的文学背景与《反淫》联系起来，从而建构汉大赋产生的文学谱系，对解决汉大赋文体产生的时间和原因提供了文献依据。因此我们说出土文献对文学史研究的价值和作用非常重要，文学史研究者必须重视起来。随着出土文献日益增多，其不仅数量惊人，种类也非常丰富，经、史、子、集四部均有。这些材料有的可以印证传世材料，有的则可补传世文献之阙，还有的则与传世文献相背。当代出土文献所具有数量、规模和品种，已经远远超越了往代。它所具有的文献特性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手段不同于传统文献学，它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传统文献学的认识，我认为当代出土文献的研究，应该是古代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研究者需要具有备多学科背景和综合研究能力。也就是说，研究者仅从单一学科出发，是不能正确理解出土文献，其所得结论可能是错误的。比如某些学科研究者比较注意从某种思想观念着眼，抓住一两句辞语作无限度的夸张，他们对文献学没有完整的训练，对古代历史、典章制度、文献产生和流传的背景、特征并不完全了解，因此他们单凭单一学科的知识径下判断，可能是十分错误的。我们看到，目前有一些研究单位的出土文献研究，往往组织文、史、哲多学科专家联合展开，如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对北大藏汉简的研究，便组织了中文、历史、考古三个学科的专家组成课题组。这个情况说明当前的出土文献研究需要具有多学科的综合能力。其次，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仍然要依据于传世文献。前引杨树达先生所言，是对这种关系的最正确指引，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出土文献，另一方面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传世文献不熟悉，研究不深入，将出土文献视为独得之秘，孤立阐释，甚至望文生义，是绝不可取的。如前所言，古代文献的生成、保存和流传，存在着十分复杂的情况。因为历史太过长久，文献阙如，我们对古代文献的了解并不完整，还存在有许多疑点。传世文献如此，出土文献更是如此。传世文献还有自先秦以来的文字著录可以提供研究的证据，出土文献则显得更为孤立。尤其是当代的出土文献，有很多是经过了盗墓後的抢救性挖掘，还有的是从海外市场的回流，我们对文献的出土地、墓主、年代等一无所知，这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对文献性质判断。此外，当代的出土文献主要出自古楚地，其文字主要是楚系文字，这些文献与其他地方的文献有无异同？可否等同或取代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不同，是否就证明传世文献错误？这都是十分重大的学术问题。它关涉到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如何看待现存从传世文献研究中得出的古代历史、思想、文化、文学等学科结论的问题。比如清华简中有和《尚书》相类的材料，那么可否能将清华简的《傅说之命》等同于先秦文献所引的《说命》？再比如清华简的《耆夜》，是否可以等同于《诗经》中的《蟋蟀》？有些学者举出《耆夜》所载《蟋蟀》与今本有很大差异来证先秦《诗》无定本。关于《耆夜》所载《蟋蟀》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耆夜》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体，产生的时间，乃到释文的准确性等等。这样的文本如果产生在春秋或战国时，则其所记很可能如战国时人据传闻的材料写作的传、记、语一类的文本，其记载的内容与官方颁发的文献比较，其权威性、可信性是有诸多讨论的地方的。如果其产生的时代很早，如该文献所记是武王八年伐耆回来后，饮至于文大室时所作，则其时所作诗正为太师配乐的底本，则今传《唐风·蟋蟀》当是太师配乐后的教本，这并不难解释的。清华简中还有《周公之琴舞》，其中有成王自儆诗九首，第一首即今本《诗经·周颂·敬之》。知原来成王作有九首，但太师仅取其一，五经中的《诗经》与此《周公之琴舞》性质上不是同一个文本，不可以论其是否定本。也就是说，他们错误地把这些出土的文献直接认同于《诗经》，再以之与《诗经》比较，发现有不同，便说先秦文献无定本，这是很荒谬的。还有一些学者，对传世文献不熟悉，对相关问题没有作过专题研究，发现出土文献中有与传世文献不同的地方便欣喜若狂，以为石破天惊的大发现，便宣布出土文献破除了传统文献所反映的事实，由传世文献研究描述的历史需要改写。典型的如关于郭店简《老子》甲本“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为弃作，民复孝慈”的讨论，思想史研究者认为郭店简《老子》甲本这段文字与今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不同，由此得出先秦时期的道家和儒家并没有太大差别的结论，并认为先秦哲学史需要改写。这便牵涉到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问题。我认为，第一，郭店简甲本能否代表先秦时期的《老子》文献？我们对先秦时期文献流传的区域性特征了解多少？楚地出现的这种《老子》传本，是否能够反映先秦时期所有《老子》文献？还是这仅仅是一个地域所传的一种文本？第二，郭店简《老子》甲本是目前仅见的表述，没有任何其他文献可以相佐证，其文献性质如何认定？我们承认先秦时期诸子并不像后世所说那样壁垒森严，实际上各家学说可能互有渗透，如《庄子·天下篇》以宋钘、尹文为一派，但在《汉志》中，宋钘列入小说家，尹文列入名家，说明《汉志》中的小说家和名家，在《庄子》那里却认为是一家学说，可见其有相通的内容，只是认定不一样。但是我们也看到，从《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所论到的诸子各派，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认定，往往不一样，说明这些诸子各家学说有相通的一面，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现象很少发生在儒、道二家里，说明儒家与道家的学说界限与其他各家是不同的。《吕氏春秋·不二篇》说：“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可见儒家的“仁”学说是其主要特征，道家不可能贵仁。道家以万物为刍狗，怎么会贵仁呢？再其次，《老子》甲本虽然没有说“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但丙本中却有这样的表述：这段话王弼本作：“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意思相合，这不明显是反对仁义的思想吗？因此甲本虽然没有“绝仁弃义”的表述，但并不表明就与儒家没有区别。因此，我的意思是，对出土文献一定要慎重，研究者要保持平常心，要熟悉传世文献，不要存哗众取宠之心。并熟悉传世文献研究的方法和成果，不能只懂出土文献，否则会作出非常错误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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