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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历史：“统一”与“分裂”？
——读葛剑雄《统一与分裂》 学者葛剑雄的名字如雷贯耳，但真正对他有所了解，是这本《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也是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还有“历史地理”这门学科。这是一部探究中国历史上“分”“合”因素的书，作者透过中国历史，梳理总结了中国几千年里统一时期和分裂的复杂原因，就“统一与分裂”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本书封底印着内容提要：“作者不循惯例，不以王朝起讫为统一的终始，不以定论成说为立论的依据，返观纷扰的昔日天下，立足真实的历史疆域，以凝练的笔触，厘清统一与分裂的长度，诠释统一与分裂的标准，穿透千年的时空隧道，追寻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
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我读进去了，而且很有收获和感触。什么叫“中国”？我是“炎黄子孙”吗？中国统一的时间有多少？什么叫做“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何为“统一”？何为“分裂”？如何判定“合”与“分”的是非优劣？……类似问题，有的我以前思考过，有的则根本没考虑过。但读完本书，我似乎有了比过去清晰的认识。当然，我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要全面评价本书的观点，显然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我想说说本书给我的一些启示。2009年国庆节期间，我曾就媒体“庆祝祖国生日”“喜迎祖国60华诞”之类的说法写过一篇文章《祖国只有60岁？》，质疑把“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仅仅缩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年。当时，居然还有许多人和我辩论。葛剑雄先生告诉我们，尽管“中国”一词最迟出现在西周初年，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才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成为其简称，从而真正成为正式的国家名称。至于“中国”的含义，则不断地扩大和演变，由最早指周王所在的丰和镐及其周围地区，扩大和演变到后来中原王朝的统治地区。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或行政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关键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直是在变化的，不固定的，而且从来都是模糊的和不确切的。所以，很难说“中国”的生日是哪一天，或者说，“中国”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生日”。
我们常常用“炎黄子孙”作为中华民族的代称，这个词甚至进入了政府要人的谈话和官方文件，大有取代“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二词的势头。这引起了葛剑雄的不安。他认为，到目前为止，夏文化遗址虽然已见到发掘的报道，但还有待专家的鉴定和认可。比夏代更早的黄帝炎帝时代更找不到任何物证。根据现有的历史知识分析，黄帝、炎帝只是当时众多部落首领中的两位，尽管他们是最强大的首领之一，但活动范围和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一般说来，不可能超过以后的夏和商。即使从文字记载看，我们也只能把他们看作传说人物。退一步说，即使是实有其人，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这两位老祖宗原来是一对冤家。打来打去，最后黄帝击败了炎帝，后者做了前者的属臣，两个部落也联合了。以黄帝为首的炎黄联合部落统治了黄河流域，繁衍了无数炎黄子孙。可是，即使早期的华夏族都是炎黄的后代，史书上还记载了大量的非华夏部族，他们同样有后代，这些后代都融入了华夏族。到了秦始皇统一时，华夏族中的纯粹的炎黄子孙已经是少数了。数千年来，北方的非华夏民族众多，比如匈奴、鲜卑、高丽、党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满等，甚至有的还来自遥远的中亚和西亚，还有南方的蛮、夷、越、巴等……如果你称某位西藏同胞为“炎黄子孙”，是不是觉得有些滑稽？即使是今天十亿汉人中地道的炎黄子孙，也反而是“少数民族”了。而且现在的我们，也说不清我们真正的祖宗是不是炎黄。因此，用“炎黄子孙”来指称华人，是不恰当的。“历史上中国大多数时候是统一的，统一的时间远远超过分裂的时间。”我听过太多这样的说法，而且我也曾经这样认为。当然，现在我也觉得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只是以前无条件接受了这个观点，而现在我则要考虑，关键是看如何理解这个“统一”？说起来，“统一”的含义似乎很简单，其实不然。是以疆土的合一为标准吗？以政权的同一为标准吗？以文化的共一为标准吗？根据历史和现实，无非是三种标准：第一，各个王朝的最大疆域；第二，今天中国的领土；第三，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最大疆域。葛剑雄认为，第一条标准显然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王朝不等于中国，王朝统一了不等于中国也统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中国”究竟是指什么？只有第二、第三种标准才能客观地说明历史时期的分合情况。由此，葛剑雄以严谨的史实和科学的标准，经过严密的梳理和严谨的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处于分治状态。经过了一两千年的发展，到此时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政权。此后有九百多年的时间，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时有盈缩；其余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政权始终存在。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实现的，持续了八十一年。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只有81年是统一的——这个结论显然“违背”我们的“常识”。然而，这才是基于历史真实的常识。葛剑雄对“统一”做了富有说服力的辨析。比如，不能把朝代的起讫等同于统一的始终，比如不能认为一个皇帝登基建元，统一就已经实现，也不能将某一朝代的残余势力存在的时间当作统一的延续。又比如，不能把称臣纳贡视为天下统一。比如，朝鲜和越南等国，在建立自己独立政权后，便不能再视为“统一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虽然这些国家依然向中国称臣纳贡，但这主要是出于对大国的敬畏和文化上的传统延续。关于“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葛剑雄认为，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承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形成、定型和发展的过程。有了国家，才会有这个国家的领土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的领土一般都会发生变化，除非处于四面隔绝的环境。中国也不能例外。那么，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概念，经历过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模糊到明确的发展过程，那么就不能否定，每一块具体的领土不可能在一开始就都属于中国，也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内归属于中国，任何“自古以来”都应该有明确的时间界限，都不能追溯到越古越好。关于“分裂”，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所谓“分裂”是相对于“统一”而言，原来是统一的政权，后来分成了几个政权，那当然是分裂，但从来就存在的不属于该政权的地区或政权，那么那些并列的政权就不能说是“分裂”。另外，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是“合中之分”“分中之合”“分中有分”等等情况，不好一概视之为“分裂”。比如，直到唐代，不管是和亲还是战争，青藏高原的吐蕃和唐朝的关系都是两个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用今天的观点看来，它们都是中国内部的政权，地位是平等的。这显然就不能说是“分裂”状态。又如，秦汉之际，楚、汉、南越是分裂，匈奴却是本来就存在的独立政权。也无所谓“分裂”。因此，葛剑雄认为，所谓“分”不一定是“分裂”，也可以是“分治”。
“分”不等于分裂，广义的“分”应该包括分治、自治、分权和各种形式的分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在分以后会有新的合，而在合以后又必定有新的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倒是一条普遍规律。这种“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地方（或少数民族）自治化的过程。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统一成的专制政治、权力所有制经济、排他性的主流文化、中央集权体制，现在的确到了“合久必分”的阶段。古代帝皇为“统一”采取的手段往往是扩张性的战争，这种行为是否一定是应该得到肯定的正义行为？这要看最后受益的仅仅是皇帝，还是包括了人民。葛剑雄说：“用今天的观点看，这些战争都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没有联合国宪章，没有国家与国家之间平等交往的准则，没有民族自决原则，弱小国家或民族不是被这个强国所统治，就是被那个强国所吞并，或者陷于无休止的内部战争。所以，只要能导致和平和统一，能促进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就应该得到肯定。同样是侵略和扩张性质的战争，如果失败了，没有带来积极的后果，就只能被否定。如隋炀帝征高丽，元朝征安南、日本，明朝用兵越南等。”
即使成功完成“统一”大业，还要看其后建立的政权是否是暴政？以秦朝为例，即使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对历史有着一定的甚至巨大的积极作用，其代价也是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修长城还有国防的必要性，那么秦始皇为自己造宫殿、建陵墓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则不能因为他客观上的某些“功绩”而原谅！因为国家不是目的，皇权更不是目的，国家说到底是为人而存在的，人是最高价值！因此，不过二十来年，秦王朝便被推翻了。葛剑雄质问道：“这样的统一，难道不需要'分裂’吗？难道还能容许它长期延续吗？中国要是保持这样的统一，哪里还有会民主和自由？”是的，不能简单地认为“统一”或“分裂”就一定会决定国家的兴盛或衰亡，“统一”或“分裂”就一定会给人民带来幸福或灾难。统一政权也可能有许多消极因素，分裂社会也可能有积极因素。然而，葛剑雄特别指出——昔日天下的历史完全证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杜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削弱了旧制度的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解体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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